宋元文学第十四章王实甫和《西厢.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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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文学第十四章王实甫和《西厢
宋元文学第十四章
王实甫和《西厢记》
教学目的:
了解《西厢记》的思想内容和在戏曲史上的地位
知识点:
1.《西厢记》题材的演变
2.《西厢记》的主题和戏曲史地位
3.《西厢记》的艺术成就
关键词:
《西厢记》题材主题意义诗剧
重点提示:
《西厢记》的艺术成就
内容:
《西厢记》是中国戏剧史上最重要的爱情剧目之一。
它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的艺术上的异常精美成熟,而且还在于它体现丰富的民族文化心理内涵。
正如郭沫若当年所说:
“《西厢记》是超过时空的艺术品、有永恒的而且普遍的生命。
”(《西厢记》艺术上的批判与作者的性格),《郭沫若全集》15卷,P321页)。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中国戏曲史上,有些戏曲名著,并不一定是文学名著,而《西厢记》既是戏曲名著,又是文学名著,堪与《牡丹亭》、《桃花扇》、《长生殿》等古典名著相媲美,但与上述古典名著相比,它又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那就是它的艺术生命力和舞台生命力特别强。
无论是古老剧种、新兴剧种、大剧种、小剧种皆有余本戏或析小戏,无怪乎前人评价云:
“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贾仲明《凌波仙》)。
“北曲故当以《西厢》压卷”(明王世贞《曲藻》)。
不仅代表了元人杂剧的最高水平,也代表了中国古典戏曲的突出成就。
第一节王实甫的生平与创作
一、生平:
王实甫,“名德信,大都人”(《录鬼簿》)名列“前辈已死名公才人”,可确认为前期元杂剧作家。
共创作杂剧十三种,除《西厢记》外,还有《丽春堂》、《破窑记》流传于世。
关于王实甫的生平与才华,我们还可以从后人的描述中得到一些信息:
明初贾仲名吊王实甫的[凌波仙]词有云:
“风月营密匝匝列旌旗,莺花寨明飚飚排剑戟,翠红乡雄纠纠施谋智”,这里的“风月营”,“莺花寨”,“翠红乡”都是是元代官妓聚居的地方,元代的官妓有不少是杂剧演员,显然王实甫也是一个熟悉当时勾栏生活的剧作家,不仅如此,王实甫还有着出众的、卓越的艺术才华:
“作词章,风韵美,士林中等辈伏低。
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
二、关于《西厢》的作者
《西厢记》的作者为王实甫,元《录鬼簿》和明初的《太和正音谱》本有明文记载,但至明代中叶以后出现各种异说。
综合概括为以下几种不同看法:
1.王实甫作(《录鬼簿》、《太和正音谱》)
2.关汉卿作(都穆《南濠诗话》)
3.关作王续(金台鲁氏刊本《新编西厢记》咏十二月赛驻云飞,无名氏[驻云飞])
4.王作关续(明·王世贞《艺苑卮言》)
此说虽为后起,也无确证,但信从者甚多,其中还有一些著名的文人,如:
明人王骥德,胡应麟,徐复祚,凌蒙初等,晚近王国维、吴梅、王季烈等也从此说。
这些著名文人常从其第五本与前四本文字风格的不同进一步论证王作关续。
从考据学的观点来说,如果没有确切的文献记载,而只是见仁见智地以文字风格来判断作品的归属,不能构成信说。
所以,迄今为止,《录鬼簿》和《太和正音谱》记载的王实甫作《西厢记》依旧是可信的权威说法。
第二节《西厢》题材的演变——“西厢”三幻
一、《莺莺传》——源头与影响
元稹的《莺莺传》并不是唐人传奇中最优秀的作品,但却是影响最大的作品。
《莺莺传》问世之后,曾经广为流传。
北宋时赵德麟在他的《商调蝶恋花鼓子词》中说:
“今世大夫极谈幽玄,访奇述异,无不举此(指崔张故事)以为美谈;至于倡优女子,皆能调说大略。
”《莺莺传》以细腻委婉的笔触叙述了一个“痴心女子负心郎”哀婉故事,虽然作者的主观意图是维护封建礼教并为自身的行为开脱,但《莺莺传》的巨大影响,应该说,主要是来自莺莺形象的成功塑造。
来自于作者对莺莺悲剧性格与悲剧命运的真实描写。
因此,《莺莺传》的主要价值与意义在于,它所描述的莺莺的悲剧命运与遭遇,在当时是具有真实性和普遍性的。
《莺莺传》的主要矛盾是在莺莺与张生之间展开的。
张生与莺莺的关系,是一种追求与被追求,遗弃与被遗弃的关系。
张生本是一个“非礼不可入”的正人君子,以“是年二十三,未尚近女色”。
而当他遇见莺莺之后,却不由为之神魂颠倒,终至缀“春词”、“攀树”、“跳墙”,极力追求。
张生初见莺莺时,一见钟情,爱之甚笃,也可以为之蔑弃“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不久之后,他便意识到了自己应担负的功名利禄的责任,想起了历代女人误身误国的教训,又轻易地抛弃了莺莺。
甚至反诬美丽而聪明的莺莺是一个“尤物”,“不妖其身,必妖于人”,于是不得不“忍情”。
《莺莺传》中的莺莺,则是一个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形象,她虽然美丽、聪明、善良、深情,但仅仅只是因为接受了张生的追求,便陷入了无法摆脱的悲剧。
对于张生的“始乱终弃”,她虽然有无限的哀怨,但却只能深藏于心底。
面对张生,她只能说“愚不敢恨”,“还将旧时意,怜取眼前人”。
莺莺的深情善良与张生的无情薄幸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爱情与负心,深情与薄幸的矛盾,是贯穿《莺莺传》全篇的主要矛盾。
虽然元稹津津乐道的是旧时代文人的风流艳遇,并极力为张生开脱,但小说围绕女性命运所作的真实描写,仍然人们提供了丰富的历史内容。
一方面,小说“反映了一种迥异于其他历史年代的历史真实——唐代封建婚姻制度的残酷性”。
(董每戡《五大名剧论、西厢记论》38页)当时的士人要想一帆风顺的往上爬,必须娶个大姓的闺阁千金才行。
《莺莺传》中的莺莺的真实身份,显然并不是真正的大家闺秀或贵族名姝,因而才难以逃脱被遗弃的命动。
另一方面,小说更为重要的价值则在于,它为人们展示了旧时代女性的生存环境与生存状态,以及女性对自身价值的认识。
遗弃了莺莺的张生,在当时不仅没有受到世人的谴责,反而被时人称为“善于补过者”;而对于莺莺的不公平命运,无论是当事者还是旁观者,都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在封建文人的心目中,爱情是无足轻重的,功名与前程是最重要的,不要把自己的前程断送在女人手中。
《莺莺传》以对爱情的温婉深情的描写开始,而以对爱情的否定而告终,所表现的是一种真实的历史内容。
二、《西厢记诸宫调》——变化与贡献
《西厢记》题材的演变,到董西厢的诞生,开始产生了质的变化。
(在《董西厢》之前的莺莺说唱文学,虽已表现出了对元稹的不满,但基本上仍然保存了“始乱终弃”的基本情节。
)
这种变化具体体现在下列方面:
1.矛盾冲突的变化:
元稹《莺莺传》中的基本矛盾是张生与莺莺的矛盾,是爱情与负心的矛盾。
而在《董西厢》中这一矛盾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成为张生与莺莺共同追求爱情幸福而与封建家长之间的矛盾,成为爱情与礼教的矛盾。
2.人物形象的变化:
最重要的变化首先来自张生。
《莺莺传》中的负心郎张生,在《董西厢》中以多情才子(忠于爱情)的面貌出现。
莺莺也不再完全是逆来顺受,忍气吞声的悲剧形象(而是有了自己的性格),不再屈从于命运的安排,形象更加丰富。
红娘和老夫人的形象则进一步具体化,作用得到了加强。
3.主题的变化
冲突、人物的变化必然带来主题的变化。
从维护封建礼教及“女人祸水”的陈腐说教,转变为争取婚姻自主,突破礼教束缚的新的主题。
4.结局的变化:
董西厢用崔、张二人共同追求幸福爱情的动人故事,取代了《莺莺传》“始乱终弃”的悲剧结局,最后二人双双出走,成就了美满婚姻,以团圆告终。
作为长篇说唱文学,董西厢在艺术上也有其不够成熟之处,主要表现,结构枝蔓过多,情节安排也有轻重失当,过分芜杂等不合理的地方,“白马解围”占了全本的六分之一。
有些人物性格不够完整(张生在老夫人赖婚之后,要和红娘“权作夫妻”等),因而为王实甫创作杂剧《西厢记》留下了广阔的驰骋的天地。
没有董西厢,就不会有王西厢,在这一点上,董解元功不可没。
三、《西厢记》杂剧——深化与升华
1.王实甫的《西厢记》和《西厢记诸宫调》相比,在思想内容上更趋深刻,反对封建礼教,反对封建婚姻制度的主题思想进一步深化。
作者以赞扬的笔调,细腻的笔触,充分描写了莺莺和张生作为初恋的少男少女的真实而强烈的感情而不再认为这是一种罪过也不再考虑是否会误国误身。
简而言之,杂剧中的莺莺,不再是妖孽、不再是尤物,而是一个具有鲜活生命的寻求爱情幸福的纯情少女。
作者对爱情的充分肯定,对人的正常的权力的肯定,无疑是对封建礼教的大胆挑战。
2.人物形象更加鲜明,丰满,个性化。
(尤其是张生与红娘、莺莺)
3.艺术上更加精美成熟。
结构严谨完整,情节起伏跌宕不落窠白。
心理描写与人物性格、戏剧情节紧密相关。
语言华美、富有个性化。
第三节第三节 《西厢记》的主要人物形象
《西厢记》的内容与艺术的特点,在其主要人物形象中有着出色的表现。
一、崔莺莺
《西厢记》中的莺莺是一个感情深沉、情格内向的贵族少女。
长期封建礼教的教养与母亲的严格管束,相国小姐地位,已经与尚书之子郑恒定婚的身份,都使她在追求爱情的道路上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战战兢兢,欲爱不得,欲罢不能,欲说还休。
(深情与善良)
莺莺性格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人物性格发展的逻辑线索十分清晰。
1.从佛殿奇遇——月下联吟(朦胧状态)
莺莺和张生的相遇是十分偶然的一次机会。
当红娘告诉她张生“自报家门”“未曾娶妻”之时,莺莺对张生并没有太多的印象,只是告诫红娘休得让老夫人知道。
而在月下联吟之时,张生的诗终于打动了这个矜持的少女之心,情不自禁地对张生倾吐了衷曲,开始有知音之感。
然而在“小梅香伏侍得勤,老夫人拘系得紧”的情况下,莺莺只能把自己的感情深藏于心底,成为一种悒郁和痛苦。
这一时期,莺莺对张生的感情还处于一种朦胧状态。
2.寺警——酬简(发展、成熟阶段)
孙飞虎事件给本来没有什么希望的崔、张爱情带来了希望。
老夫人采纳了莺莺的第三条计策,当众宣布“但有退兵之策的,倒陪房奁,断送莺莺与他为妻。
”张生当即挺身而出,而莺莺心中只但愿这秀才能退了贼兵。
——她和张生便可名正言顺地,合情合理地结合夫妻。
但是,随着孙飞虎事件的平息,从请宴到赖婚,莺莺经历了从希望到失望的巨大反差,陷入了深深的痛苦和怨恨之中。
她与张生的关系,她对张生的感情都进入了一个十分微妙的阶段,合理合法之路已经被关闭,下一步该怎么办?
莺莺内心十分矛盾。
因而有了闹简、赖简。
经过了激烈的内心斗争,几经波折之后,莺莺终于战胜了内心与外部的束缚,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酬简”。
3.长亭送别——团圆。
莺莺与张生私下结合之事,被老夫人察觉之后,莺莺并无丝毫的惶恐与后悔,她的爱情与性格都发展到了一个更为坚定的阶段。
从多情少女转变为了深情少妇,转变成了一个更为成熟也更具现实感的女性。
从长亭送别直到张生高中归来,她一直处在无尽的相思之中,她把爱情看得高于一切,连高中的消息也未给她带来欢乐。
从这一点上看,王实甫不愧为现实主义的大师。
莺莺是《西厢记》中的一个完整的艺术形象。
二、“志诚种”张生
张生是中国古典戏曲人物画廊中的一个成功的青年知识分子的形象。
张生一出场,作者便写出了他的精神面貌;“万金宝剑藏秋水,满马春愁压绣鞍”,这里的“愁”,不是感叹自己“四海无家,一身客寄”而是“才高难入俗人机,时乖不遂男儿愿。
”表现出一种明显的与社会格格不入的叛逆性格。
而他对莺莺的爱情,正是他的这种性格的一部分,被世俗之人视为“痴”、“呆”、“傻”。
自从在佛殿上一见钟情地爱上莺莺之后,他便开始了执着地追求,将自己的“云路鹏程”抛在了一边。
为了接近莺莺,他又是借厢,又是搭斋。
为了莺莺,他月下吟诗,写信退贼。
老夫人赖婚,他几乎失望得要悬梁自尽,莺莺变卦,又使他病倒书斋,几乎不起。
后来还是为了莺莺,他被迫上京应试。
高中以后,新科状元,花生满路,但他并没有因此而忘记莺莺,及时地赶了回来,使郑恒争婚、老夫人悔婚的阴谋破产,终于与莺莺团圆。
在张生追求爱情的过程中,虽然曾受到过老夫人的欺骗,小红娘的嘲笑,心上人的斥责,但他对莺莺一往情深、矢志不移,正因为如此,才被莺莺称为“志诚种”,才获得了莺莺的倾心和红娘的同情。
张生的“志诚”表现为钟情与忠厚,而忠厚又常与傻气相连,钟情又与呆气并存。
忠厚与傻:
第一次与素不相识的红娘谈话,就详细地自报家习;“小生姓张名珙字君瑞,本贯两洛人也,年方二十三岁,正月十七子时建生,并不曾娶妻。
”并且不合时宜地打听:
“敢问小姐常出来么?
”这种傻里傻气的痴显得非常可笑。
结果被红娘抢白了一顿,并得到了“傻角”的雅号。
呆与忠厚:
张生的忠厚,不仅与傻相连,有时还与懦弱与呆并存。
对于老夫人的机诈权变的赖婚,他“智竭思穷”,束手无策。
对莺莺的赖简,他也同样拙于应付。
本是应约而来,却不料莺莺变了脸,他却只有恭恭敬敬地跪着,先被莺莺质问“无故到此”,又被红娘斥,他却目瞠舌结,一筹莫展。
直到莺莺飘然而去,才想起对着莺莺的背影说,“你看我来,却怎么有偌多话说。
”
正因为在张生身上忠厚,与真诚是其性格的主导方面,所以,这一人物虽然有时不免轻狂,但绝不油滑,有时滑稽又不失其可笑,就因为其中包含着他的全部真诚。
张生是《西厢记》中一个成功的喜刷性的形象。
在他身上概括了中国古代青年知识分子的许多共同的优点和弱点。
(“中看不中用”)
三、红娘
红娘是《西厢记》中最为活跃的人物,也是平民百姓最喜爱的人物。
在红娘这个人物身上,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她富有正义感的品质,助人为乐的精神以及机敏巧慧泼辣的性格。
1、正义感:
被张生称为“擎天柱”的红娘,对张生与莺莺爱情的态度,是随着事件的发展逐渐明朗的。
红娘是莺莺的贴身侍女,她的任务,不仅是要照顾好小姐的生活起居,同时也担负着替老夫人“行监坐守”的任务。
在莺莺的心目中,她有时甚至就是老夫人的影子。
“小红娘伏侍的勤,老夫人拒系的紧”。
在张生初次向红娘打听莺莺的情形而遭到抢白,正是红娘在履行自己的职责。
红娘态度的最后明朗,坚决地促成崔、张婚姻,是从孙飞虎兵围普救寺,老夫人许婚又赖婚后开始的。
在她了解了张生的所作所为,目睹了老夫人的言而无信,以及由此所造成的崔张两人的痛苦之后,出于维护正义与公道的目的,她才挺身而出坚定地站在了张生与莺莺一边,为张生出谋划策,为莺莺传书递简。
2、助人为乐:
在帮助张崔争取爱情幸福的过程中,她的助人为乐的精神得到了充分地体现。
她热心地为他人作嫁衣,却不图金货财物,在张生提出“小生久后多以金帛拜酬小娘子时”,她生气了,觉得自己的一片真心受到亵渎,她骂张生:
“你个馋穷酸?
没意儿,卖弄你有家私。
”为了成人之美,她几乎要挨老夫人的毒打,但她毫无怨言,表现了她高尚的人格和磊落的心胸。
她几乎是一边奚落张生的书生习气和行为,一边为他热心奔走。
一边承受着莺莺地不信任,一边同情莺莺的痛苦,为她传书递简。
确实十分难能可贵。
3.机敏巧慧——智慧,有胆有识。
仅靠正义感和良好的主观愿望,并不一定能达到实际的目的。
红娘最终是用自己的智慧帮助一对有情人终成了眷属。
《西厢记》中红娘的智慧,不仅高出貌似强大、实际虚弱的老夫人,也高出于张生和莺莺。
她深知他们的教养和习性,因而很有预见性,能料事如神。
她掌握了老夫人的性格特点,所以在她遭受拷打前就决定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我便索与他个知情犯由”,用治家不严之罪,辱没相国家谱之羞,安到老夫人头上,从而逼迫她承认婚事。
她十分了解莺莺的性格和她的“假意儿”,从“闹简”、“赖简”到“酬简”,她们的揣摩小姐的心理,不露痕迹,不伤小姐之尊地促成好事,关键时刻替张生出谋划策,扭转乾坤。
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没有红娘便没有崔、张爱情的成功。
不仅如此,红娘还是《西厢记》剧中一个十分成功的喜剧人物。
不难发现,红娘是《西厢记》剧中反封建礼教最坚决、最无顾忌的人物,然而又是讲“道学”次数最多的一个。
(在张生自报家门时赖简之时,拷红之时)搬出儒家的论理道德观念进行说教,事实上是对其无情的嘲讽。
让最神圣的说教被最卑贱者玩弄于股掌,充满了滑稽。
此外,红娘的语言也充满了幽默,诙谐、风趣,妙语连珠。
四、老夫人
老夫人是莺莺、张生、红娘的对立面,但王实甫并没有把她简单化、脸谱化、漫画化。
作为已故的相国贵孀,她对世态炎凉也有着切身的感受,她对莺莺的爱是真心的,而她对相国家谱与名声的维护也是发自内心的自觉行动。
在不触犯她的根本利益的时候,她可以不失为一位宽厚的长者(让红娘陪莺莺去佛殿散心,答应长老让张生搭斋),而一旦违反了她的根本利益,她就绝不会轻意让步,从赖婚、拷红到逼试、悔婚,她所念念不忘的就是“相国的家谱“。
她不能兑现自己的诺言,根本原因是因为张生与莺莺门不当、户不对,而她被迫默认两人的结合,并不是发慈悲、仍然是为了相国家谱。
老夫人虽然在剧中出场不多,但她的影响却无处不在。
在这一人物身上,我们再次领略了王实甫艺术描写的功力。
第四节第四节 《西厢记》的主题与意义
作为一部专写才子佳人爱情故事的戏剧作品,为什么数百年来一直受到人们广泛的喜爱?
这个问题事实上关系到我们对《西厢记》的主题的认识与评价。
一部作品的价值,不在于它写什么,而在于它怎样写。
和众多的爱情题材相比,《西厢记》在思想上有着它独到的深刻性。
这种深刻性,具体地体现在作品所表现的“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主题思想中。
一、主题的普遍性和深刻性
王实甫在《西厢记》中提出了“愿天下有情的都成眷属”的著名的理想。
在《西厢记》之外,关汉卿在《拜月亭》中提出过“愿天下厮爱的夫妇永无分离”,白朴在《墙头马上》中喊出了“愿普天下姻眷皆完聚”的呼声,都是对已婚夫妇的良好祝愿。
而《西厢记》所提出的是爱情理想,希望有情的未婚男女都如愿以偿。
这一理想和人世间一切美好的理想一样,有着足够的广泛性和深刻性。
所谓广泛性,是指它企图囊括“天下”,具有“都成了眷属”的,全盘包容的气魄;所谓深刻性,是指它以“情”为皈依,把是否有情看作幸福婚姻的首要条件,从而与人类历史上先进的婚姻理想接通了联系,因而具有了思想上的深刻性。
从剧本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赞美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而反对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才是美好的,值得赞美的。
王实甫把男女之间真诚的爱情看作是幸福婚姻的基础,这是一种十分进步的爱情理想,他没有说让天下有钱的、有貌的、有才的、有权的都成了眷属,而是把是否有“情”看作是幸福婚姻的首要条件,确实把握了问题的实质所在。
这不仅比我们今天社会上的许多人的爱情观念要进步得多,而且也是符合人类爱情婚姻观进化的方向的。
二、与封建婚姻制度决裂的彻底性。
在元杂剧中,白朴的《墙头马上》、石子章《竹坞听琴》、郑光祖的《倩女离魂》等,在男女主人公之间,都加上了一个由父母意志“指腹成婚”或“议结婚姻”的套子。
显然,这是因为在这些作家看来,完全由青年男女自己决定自己的终身大事,既不合礼,又不合法,他们一方面认为自由爱情是美好的,应当予以支持和歌颂,另一方面又觉得理不直,气不壮,在支持自主婚姻方面产生犹豫和畏难,于是采取折衷的办法,给主人公的自由恋爱披上一件“父母之命”的合法外衣,把青年男女的爱情活动,限定在父母指定的范围之内。
《西厢记》则不然,它所歌颂的是完全由当事人自己选择的爱情婚姻,而且是在否定包办婚姻基础上的选择,其胆识与魄力非他剧可比,是对封建婚姻制度的大胆的挑战。
三、所写爱情的纯洁性
“结婚的充分自由,只有在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和它所造成的财产关系,从而把今日对选择配偶还有巨大影响的一切派生的经济考虑消除之后,才能普遍实现。
到那时候,除了相互爱慕以外,就再也不会有别的动机了。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在封建社会里,两性关系除了相互爱慕之外,还不可能“没有别的动机”。
但是《西厢记》的描写,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相对于其他作品而言,已经是前进了一步。
在《西厢记》里,双方的感情重于门第财产。
论门第财产,“只留下四海一空囊”的张生,远远不如郑恒,所以郑恒才骂张生是“穷酸恶醋”。
但是莺莺偏偏选择了张生。
老夫人赖婚之后,曾想用“多与金帛相酬”来报答张生,让他“拣豪门贵宅之女别为之求”,被张生拒绝了。
中状元后,面对“塞满章台路”的“丝鞭仕女图”,张生如果不是以爱情为重,抛弃莺莺,另结高门。
他之所以没有堕落成为薄幸之人,就是他同莺莺一样,把感情看得重于门第。
爱情不仅高于门第财产,也高于功名利禄。
虽然《西厢记》最后是以张生高中团圆作为结局的,但是在整个剧本中,莺莺和张生并不特别看重功名,而更执着于爱情,考取功名只是老夫人刁难这对年青人提出的条件。
面对张生来说,考取功名只是获得自己合法权力的一种手段,目的则在于维护自己与莺莺的爱情。
在剧本中,莺莺曾说过:
“但得个并头莲,煞强如状元及第”,“蜗角虚名、蝇头微利,拆鸳鸯在两下里。
”张生则说“重功名而薄恩爱者,诚有贪饕之罪”。
作者则说“都则为一官半职,阻隔得千山万水”。
在剧本的结尾,莺莺得到张生高中报喜的书信以后,并没有欣喜若狂,而是说道“早是我只因他去减了风流,不争你寄得书来又与我添些症候”,当人读此有评语曰:
“得书不以为喜而反添症候,诚重恩爱而薄功名也。
”(徐渭评崇祯四年山阴李迁谟刊本《北西厢记》)
元代的爱情剧的作者常常将功成名就作为爱情的补充,将双喜临门——婚姻和功名成就作为理想婚姻的最高境界来歌颂。
《西厢记》的结尾虽然也不出这双喜临门的俗套,但全剧都贯穿了重爱情、轻功名的思想。
在这一点上,王实甫的思想确实高于他同时代的许多作家。
二、《西厢记》爱情描写的意义
《西厢记》的爱情描写与爱情理想的表现,在中国文学史上应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与价值。
在此之前,文学中的男女眷爱内容,只是偶尔流露出来的,吞吞吐吐的,羞羞答答还谈不上爱情文学。
所以朱自清说:
“中国缺少情诗,有的只是‘忆内’‘寄内’或是曲喻隐指之作,坦白的告白恋爱者绝少,为爱情而歌咏爱情者更是没有。
”(《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小说里有爱情描写,尤其是唐传奇中,那只是在士子与妓女之间,很多是婚外之恋,表现的并不是正常的爱情关系。
可以说,在《西厢记》之前,不论哪一种类型的作品,都没有能够充分挖掘,表现出爱情的美好,爱情的诗意。
(很多作品形式上是写爱情,实质上是写道德问题,如南戏中的作品),而王实甫在他所描写的这个才子佳人的爱情故事,表现的是人的青春追求,人对幸福的追求,是人的热烈的生命力。
爱情的美好诗意与魅力,爱情所带来的最个人的痛苦在这里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
如前所述,这种健康的情感形态的出现,以及对其肯定判断的产生,意味着一种新的文化心态的产生,体现着文明的进步,换一句话说,《西厢记》描写的是爱情,抒发的是对幸福爱情的向往与赞颂之情,而其精神实质,是对自由和个性解放的追求,是人的本体意识复苏的表现。
明代随着经济上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出现了思想解放思潮,李卓吾、汤显祖、徐文长等,都对《西厢记》大加赞扬;《红楼梦》中有“《西厢记》妙词通戏语,《牡丹亭》艳曲警芳心”,黛玉读西厢“满口余香”。
真正继承了《西》的精神实质的是《红楼梦》,因而有人将这两部作品称为中国古代文学的“双璧”(张燕瑾)。
在“五四”运动这次更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之后,郭沫若把《西厢记》说成是元代反抗母体里产生出来的“最完美、最绝世”的女孩儿,是有生命的人性战胜了无生命的礼教的凯旋歌,纪念塔。
而在极左思潮横行期间,《西厢记》的“罪名”则是宣扬“爱情至上”,腐蚀毒害青年一代。
其实,真正的“爱情至上”,在实际生活中国人是很难做到的。
中国人太看重事功与人伦关系了。
而爱情便常常成了一种奢侈品,人性中的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美丽。
第五节第五节 《西厢记》的艺术成就
“北曲故当以《西厢》压卷”
——王世贞《艺苑卮言》
一、成功的戏剧人物形象塑造。
以人物性格特征为基础,通过一系列错综复杂的戏剧冲突,完成主要人物形象的塑造。
二、宏大精密的戏剧结构和起伏变化的戏剧节奏。
王实甫的独特创造和贡献,在于他为崔、张爱情这个长期流传的故事,找到了最适合的艺术形式,使《西厢记》在董西厢的基础上,将诸宫调改写创作成和科、白、唱的代言体的戏剧。
而且作者精心结构,合理布局,突破了元杂剧一本四折,每折由一人主唱的体制,独创了五本二十一折的规模,使剧本主线突出,布局合理,有开有合,张驰相间,巧妙娴熟地发挥了戏剧艺术的表现力,成功地展示了事件曲折反复的过程,从而构成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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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元 文学 第十四 章王实甫 西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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