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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教育系列访谈
目录
“关注教育”系列访谈一:
大学之“困”2
“关注教育”系列访谈二:
大学之“为”8
关注教育”系列访谈三:
教育最重要是养成品格12
“关注教育”系列访谈四:
中国人对美国大学的四大误解17
“关注教育”系列访谈之五:
我们需要破解难题的勇气23
“关注教育”系列访谈六:
“人”是怎么不见的32
“关注教育”系列访谈一:
大学之“困”
———对话华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博导许纪霖
大学,总是吸引着众人的目光。
不仅仅是日前被曝光的“中国大学排行榜”引起舆论哗然;不仅仅是即将到来的高考牵动无数考生和家长的心情;也不仅仅是正在制定中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引发社会广泛讨论。
大学的面貌是社会状态的重要指征。
大学之为社会所瞩目,在于它是人类伟大的文化遗产,是延续文明传承的精神家园,它关系到每个个体与家庭的未来,更是社会文明发展的辐射地和推动源。
透析大学之“困”,正是为了探寻大学之“道”。
“天之骄子”如今平民化了
解放周末:
教育是社会永恒的话题。
这次《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启动第一轮公开征求意见,收到了社会方方面面的很多建议。
教育部收到建议5000多条,各类摘报90余万字,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和高等教育有关的。
许纪霖:
社会对高等教育议论纷纷,我完全能够理解。
10年前,中国的高等教育还是精英教育,但经过近年来的高速发展后,高等教育平民化,一大批原来只能进入大专的学生,现在也有机会进入大学。
在这个背景下,很多问题产生了:
高校规模扩张了,相应的师资远远没有跟上,教育质量滑坡,就业问题很突出。
因此,尽管数字很好看,中国的博士生数量甚至超过美国,但社会反弹也颇为明显,从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从校长、教授到学生、家长都有所不满。
所以,人们所说的大学之“困”也好,大学之“痛”也好,大多由此而来。
解放周末:
有人将此称为“教育大跃进”。
许纪霖:
这种“大跃进”面临两个困境。
一个是高等教育有其自身规律,它对本科生、研究生、博士生有一定的学术要求。
过去,这种学术要求是对精英的要求,但现在连硕士生也大众化了,很难达到。
教育的内在规律要求学术质量,但在另外一方面,在严峻的就业形势下学校要服从大局,如扩招研究生。
这两者之间就形成了一种紧张。
解放周末:
这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通货膨胀”。
许纪霖:
由于思维定势,不少大学生、研究生的自我定位还是过去的“天之骄子”,实际上,如今的大学生已经平民化、普及化了。
没有什么特别的优势,在就业方面,不少专业甚至还不如高级蓝领。
解放周末:
不久前,有人发出这样的声音:
“大学生就业,除了一张文凭,还剩下什么?
”
许纪霖:
中国人的思维传统里,仍然将读大学和研究生理解为一种功名。
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相当于秀才、举人、进士。
中国社会又是文凭社会,就业、升职都需要看学历,这又造成了学历热。
有些学生冲着文凭而来,对知识本身没有什么兴趣。
作为教师,我明显地感受到本科生进校以后的变化:
第一年还有点理想,第二年就很实际了,第三年忙于安排前途,最后一年心已经不在校园了。
有些大学“不差钱”,而是“差灵魂”
解放周末:
对于如今的高校,北大教授李零比喻说,“大学成了一个养鸡场。
”
许纪霖:
这话非常生动。
“养鸡场”有两个含义:
首先它是一条流水线,按照标准程序培养,不鼓励个性化。
其二,当大学成为工厂,教育也相应地成为产业,很多学校围绕着创收运转。
大学本来应具有浓郁的学术氛围,是集教学、科研、服务为一体的机构。
但如今不少大学的学术氛围越来越淡。
解放周末:
学风不浓,甚至学风不正。
许纪霖:
我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对民国时期的大学比较熟悉。
民国时期的北大、清华、燕京等名牌大学,制度远没有今天严格,但风气好,教授很自律,学生也很努力。
现在虽然大学经济条件大为改善,但世俗化侵蚀校园,大学成了俗人成群之地,一切以效率为中心。
本来大学有一种青春感、神圣感,是整个社会的精神家园。
但如今大学与社会差别不大,大学的神圣感没有了。
我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当年我们胸前都戴校徽,在校内校外行走,十分自豪,现在还有多少人在戴?
我有一个朋友,学问搞过一个阶段,后来经商。
他总是看不起我们,说“你们搞什么学问,没有什么价值”。
有一次,他去美国商务旅行,回来很激动地给我打电话,说自己去了哈佛,一进校园,就感到一种学术的神圣感,突然感觉:
赚钱没什么意思,还是做学问好。
解放周末:
好的大学不能没有精神感召力。
许纪霖:
大学是要有灵魂的,这个灵魂一定是超越的,与凡俗不相干。
现在有些大学可说是“失魂落魄”。
过去是因为“穷”而“困”。
这几年大学钱多了同样“犯困”:
一切围绕着钱转。
有了钱以后就忙于接项目,完成数不清的考核、评估。
教授像学生一样,整天忙于交作业。
而大学本来应该提供一个安静、舒适的环境,创造自由、开放,宽容的氛围,让教师按照自己的兴趣和志向从事研究和教学的伊甸园。
现在的大学“不差钱”,但是“差灵魂”———用小沈阳的话说:
这个还真没有。
解放周末:
大学艰苦困厄时,反而却是有灵魂的。
西南联大就曾打出“为中华文明存一脉”的大旗,有位西南联大的老师说过这样的话:
“地可失,血可流,文化不可丢。
即使国家亡了,只要文化尚存,中华民族就不会灭种。
”
许纪霖:
是啊,西南联大是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
家父当年也是西南联大的学生。
前年西南联大建校70周年,作为联大的弟子,我去昆明参加了有关纪念和研讨活动,感慨很多。
短短7年时间,西南联大培养出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几十位院士、数不清的人文大家。
虽然当年战争环境下学校很穷,学生也不知道明天个人前途在哪里,但他们心里装的是学术,脑子里想的全都是知识,这就是大学有“魂”。
评价体系“一刀切”,最好的最受伤
解放周末:
不久前,厦门大学校长朱崇实、中山大学校长黄达人等高校领导,在教育规划纲要征求意见时,都谈到大学现在行政主导十分厉害,评价体系不科学。
许纪霖:
对大学的管理是必要的,但最忌讳一刀切。
现在存在一个悖论,就像过去的经济一样,一放就乱,一收就死。
因为有些学校风气不好,所以要加强行政部门的管理。
但高校没有自主权,样样都管住了,大学也就失去了活力。
一所大学好不好,首先要看是否有活力,其次看是否有个性。
现在的大学评价、管理体系中,被诟病最多的就在于“一刀切”,无论北大、清华,还是刚刚从专科升到本科的院校,都用一个标准来评价。
其结果是,最好的学校最受伤害。
它们的活力没有了,个性没有了。
而普通学校也因为忙于争硕士点、博士点而虚假繁荣。
解放周末:
在这样的评价体系下,不科学甚至潜规则的“大学排行榜”也大行其道,又强化了这样的评价体系。
许纪霖:
尽管教育主管部门不承认大学排行榜,但形形色色的大学排行榜对校长的心理压力很大。
当前中国高校中形成了一个等级制:
顶尖的是北大、清华两所,第二梯队是复旦、交大等7所首批985高校,第三梯队是其余30所985大学,接下来是100所211大学,最后是一般的普通高校。
过去好的大学是有个性、有特色的。
学生按照自己的个性和兴趣来选择不同的大学。
如今学生高考填志愿,就是按照这个等级来填,从高到低,一路填下来。
无论对学校还是学生,这都是很大的伤害。
解放周末:
国内高校形成了这种金字塔结构,国外高校是否也是这样?
许纪霖:
以美国为例,美国大学有两个本科系统,一个是带研究生院的综合性大学,另一个是只有本科教育的文理学院。
很多美国中产阶级不肯把孩子送到哈佛、耶鲁,情愿把孩子送到斯沃斯摩、韦尔斯利这些小学院。
这些学院,只有几千人,施行小班教育,教育质量很高,学费也高,学生毕业出来很受欢迎。
这两个系统的排行榜是不同的。
而研究生教育又有一级、二级学科的排行榜,非常细致。
而现在中国的学生考研究生,不问专业排名,更不在乎导师好坏,一心只奔名校,像当年的科举一样,人人往金字塔尖挤。
解放周末:
美国高校各有特色,比如哈佛的博雅、斯坦福的实用、普林斯顿的重视理论、麻省理工的尖端科技。
许纪霖:
对,大学应该是多元化的,但中国的大学都奔着综合性、研究型而去,一锅端。
哪怕是刚刚专科升上来的本科院校,也想尽办法弄硕士点、博士点。
这都是管理一刀切、不分层的后果,我称之为“千校一面”,没有个性。
现在不少高校都在比规模,规模一大,各项数据的排行就跃到前面了,所以前几年大学合并成风。
解放周末:
似乎大学的规模越大就越好。
许纪霖:
我认为,拼凑式的规模是没意义的,真正的“大”在于其内涵和个性。
大学应该分层。
我们应该有科研型大学,也应该有以培养本科生为主的教学型大学。
但如今应该以科研为中心的学校拼命搞创收,本来以教学为中心的学校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成为研究型大学。
如何借鉴美国的经验,对国内上千所大学进行分类指导和管理,建立多元的、平行的评价机制,这是很要紧的事。
该管的放任,不该管的一统到底,这种现象不能再持续下去了
解放周末:
高校不管是以教学为中心,还是以科研为中心,都不能以模式化的排行榜为中心。
那既然不能用省时省力的“一刀切”,那么高校到底应该怎么管,就是一个重要又复杂的问题了。
许纪霖:
高校的管理模式需要反思,不能用过去的那套计划经济方式。
前几年我们申报国家重点学科,申请表要求按照国家质量检验总局拟定的学科标准来确定申报的一级、二级、三级学科。
似乎大学与企业一样,都成了需要“部颁标准”管理的产业!
用计划经济的那套来管教育,怎么能不陷入怪圈?
很多不该管的管得太细,而该管的又明显缺乏改革。
解放周末:
具体哪些应该管、可以管?
许纪霖:
比如说,延续了多少年的大学教师选留和升等制度弊端日益严重。
高校的教师目前分为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四级,过去硕士毕业可以留校任教,还有助教,现在较好的高校都要求有博士学位。
年轻博士一进校就是讲师,当了3年讲师就可以申请副教授,5年副教授以后又可以申请当教授,短短8年就走到了尽头,不再有上升的动力。
而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大学,目前是助理教授、副教授和教授三级制。
以美国为例,博士进校先要当6年助理教授,经过严格的学术评审才能成为副教授,再经过至少5年,才有可能成为教授。
前后有11年,而且申请终身教职这一次是淘汰的生死关,凡是不适合干学术的,就会被学校淘汰出局。
但在中国许多大学,教师比较好混,除非犯错误,很难将之淘汰,使得一大批对学术没有兴趣的人沉淀在高校包括名校里面,著书全为稻粱谋,使得大学俗流滚滚,俗不可耐。
在博士选留制度方面,也需要拿出魄力进行改革。
这些年国内各名牌大学为了防止“近亲繁殖”,不再选留本校的应届博士,向国内外优秀博士敞开大门。
但省一级重点高校却拼命让本校博士留校任教,为什么?
因为刚刚拿到博士点,有了自己的博士生,还不赶快留自己的学生!
这使得国内名校的一些优秀博士生,这几年到高校应聘很难。
这种逆淘汰机制,因为有高校的自身利益驱动,很难期望他们自己改革,倒是需要教育主管部门推出统一的政策规定。
解放周末:
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杨东平说,对于现在的教育改革,国外先进大学经验,还有我国近代以来留下来的经验都值得借鉴。
许纪霖:
高等教育应该推行的是规则化管理,而不是实质化管理。
如今各种数不胜数的教学科研评估,过于实质化了。
在教学评估之中,连考卷是否有教师用红笔批过,都属于评估打分的项目。
有些高校怕因此而失分,纷纷动员学生“集体造假”,将前几年的考卷拿出来补上“伪批注”。
实质化管理如此体贴入微,但原则的规则化管理,比如我刚才提到的高校教师申等和选留制度,却是缺席的,或者是过时的。
该管的放任自流不该管的一统到底,这种现象不能再持续下去了。
解放周末:
对教师的“数字化考核”也到了该改的时候了。
许纪霖:
量化考核的原因在于,过去学术界有权威,权威的意见左右了学术评价标准,如今学术进入了平民化时代,现在进入了一个只有权力、没有权威的时代。
没有权威,那就只有通过权力来管,而权力干预学术的方法就是非学术标准的量化指标。
解放周末:
当权威成为威权,就会失去公平、公正。
许纪霖:
我这两年一直呼吁,考核制度要用两条腿走路。
量化考核是对缺乏学术兴趣的懒人的约束机制,而对视学术为生命的优秀学者,不能以此要求。
可以让他们自愿选择“代表作考核制度”,只要拿出一两篇代表作,可以证明它的质量和影响力,1篇就可以抵10篇论文。
考核和升等的评价标准也忌讳一刀切。
解放周末:
人们注意到,当前高等教育也有一些好的转变,比如放宽大学招生自主权。
许纪霖:
近年来开始试点部分自主招生,这有利于改变中学普遍流行的应试教育,推行素质教育,我非常赞成。
但其普遍的推广,需要持审慎态度。
自主招生考的是学生的综合素质,而素质教育的成本很高。
对城市中等收入阶层家庭以上的孩子有利,而对广大城乡的普通特别是贫困家庭的孩子来说不公平。
如果全部实行自主招生,社会底层的孩子向上流动的机会更少,会造成更大的不公正。
你让贫困家庭的孩子去关心股市,学弹钢琴,这是不公平的。
教育公正是与教育质量同样重要的问题,二者之间是有冲突的,在目前发展条件和制度措施尚未能解决对弱势群体的补偿问题之前,我们只能两头兼顾,在统一高考与自主招生之间保持一定的比例。
对中国教育的问题思考越深入,我越有感慨:
中国的教育承载的东西太多了:
学术的、文化的、意识形态的、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流动等等,相互之间有太多的紧张。
所以我将中国高考称为一种“迫不得已的荒谬”,从学生、家长、老师、校长到教育管理部门,许多人抱怨它的荒谬,却还是改不了,因为这一刚性的应试制度,到目前为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公正的———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不掺和人为的主观评价。
当精神和知识拥有尊严时,大学才成为大学
解放周末:
在今年全国“两会”上,许多代表委员批评高校里的官气太重。
您怎么看?
许纪霖:
过去是“学而优则仕”,现在出现了更坏的“仕而优则学”。
先去做官,混个一官半职,回过头来照样能评副教授、教授,且比一般教师还升得更快。
大学的官气如果越来越重,那就会使大学的风范越来越淡。
解放周末:
梅贻琦先生的那句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今天似乎应该加上一句,“非谓有大官之谓也”。
许纪霖:
在今天这样一个专业化时代里面,已经很难再出大师了,能有几位“大匠”,也不容易了。
各种培育“大师”的计划,纯粹是“计划学术”的臆想。
现在大学里面有两套评价体系。
一套是制度化的行政管理部门的评价标准,比如人事部的“百千人才”,教育部的“长江学者”、“杰出青年”、“新世纪人才”等等。
还有一套是行业里面的公共舆论,口口相传的,哪个学术上行,哪个不行,哪个是大家公认的。
这两套标准往往是不重合的,许多公认的名家未必出现在部颁的名单里面,而一些进入某某计划的人选,又颇不为行内人士认可,甚至不屑一顾。
真正的大师,是不会在乎外在的评价标准的。
解放周末:
“口碑”和“奖杯”往往并不重合。
许纪霖:
对,所以我一直强调“第三种尊严”。
权力与金钱当然有它的尊严,但在权力与金钱之外,还要有第三种精神的、知识的尊严。
当精神、知识拥有它自己的、独立的尊严时,大学才成为大学。
最近美国总统奥巴马到亚利桑那大学,亚利桑那大学校方说,他才刚刚上任,我们要看他4年,才能决定是否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
尼克松毕业于洛杉矶一所小学院。
校方曾想给他树一个碑,但遭到校友一致反对,最后尼克松只能自己掏钱,捐了一个图书馆给母校。
一所三流学校出了一个总统,还不以此为傲,这是因为她有她的学术标准和道德标准。
大学之所以成为大学,说到底就是大学有她的尊严。
“关注教育”系列访谈二:
大学之“为”
对话复旦大学副校长蔡达峰
日前,《解放周末》刊登了对华师大博导许纪霖的专访《大学之“困”》。
透析大学之“困”,正是期待大学之“为”。
本周,《解放周末》专访复旦大学副校长蔡达峰,他认为,大学之“为”,在于为教育、为学生;大学之“为”,在于时刻清醒地意识到自身的使命,敢于承担责任,敢于自我批判。
如果社会天然使人健康成长,那还要大学做什么
解放周末:
在《大学之“困”》的专访中,许纪霖教授以教师的角度关注了大学的当下生存。
您曾经也是一名大学教师,现在又是大学行政管理者,以双重身份来观察当今大学,心态和感受是否更为复杂?
蔡达峰:
说心里话,近年来的高等教育,无论是改革、发展,或是转变、调整,给我带来的鼓舞、困惑或反思,都非常强烈。
解放周末:
谈到大学之现状,不少人不约而同地用一个“困”字来形容。
不仅是学生、家长,就连教育界内部,从行政管理部门,到校长、教师,都有不满。
蔡达峰:
当今社会对大学的现实需求越来越迫切,比如扩招,明显表现出社会公众对大学的需求,而且这种需求具有一定的功利性。
大学在满足或者说是适应这种需求的时候,不同程度地忽视了大学自身的使命,这是我认为最大的大学之“困”。
解放周末:
“困”往往导致了怨言。
蔡达峰:
这不难理解。
但我想,不仅大学有大学之“困”,企业也有企业之“困”,政府也有政府之“困”,“困”是现实存在的。
在困中求变,求更好的发展,这才是基于现实的突破。
社会是靠不同的力量互相支撑的,需要每个机构和个体发挥自己的主体性作用,坚持自己的立场和使命。
假如一味地我迁就你,你迁就我,都指望从他人获得动力和利益,不坚持自身对别人、对社会的责任,其实是放弃了自己的价值和作用,而这样的社会关系,其实是不会和谐的。
解放周末:
大学要有所作为,前提条件应是坚定自己,维系好自己的心灵。
蔡达峰:
是的。
虽然客观的不利因素很多,但是大学的良知还是要靠自己来坚持。
大学要传播社会的良知,有良知的人才来办大学。
如果大学扛不住现实的痛苦和困惑,便很难让别人相信大学能给予社会什么精神的力量。
换个角度讲,如果社会是天然使人健康成长的,那我们还要大学做什么?
大学众多功能中,最本质的还是育人
解放周末:
您强调不要忘记大学的使命。
在您看来,大学的使命是什么,是“为”了什么?
蔡达峰:
大学是为了实现教育的使命而存在的。
,它首先为社会培养人,然后衍生出科研、社会服务等各种功能。
解放周末:
从各种趋势来看,大学和社会的联系越来越紧密、直接。
蔡达峰:
但大学的根是在教育。
大学之产生,是先有教师,再有学生,有了教师和学生的关系,才有以学位制度为基础的大学制度,以后逐渐形成了现代大学的各种管理制度。
但实际上,大学功能的繁衍,使得大学的利益来源多元了,使得学生培养反而被疏远。
解放周末:
大学的众多功能中,最本质的还是育人。
蔡达峰:
教育是因为有利于人的根本利益而有利于社会,而不是因为直接创造经济利益而有利于社会。
大学可以推进科技与经济的发展,但归根到底是为了人的发展。
如果教育为了经济而发展,那么人格就得不到尊重和培育,学生当然就可以为赚钱而上学,就不可能理解生活的根本意义、心灵的力量、道德和责任,人生的态度就很片面,社会关系就缺乏理性的基础,教育就在办学中异化了。
解放周末:
为了有利于人的根本利益,大学应该有哪些作为?
蔡达峰:
一方面,大学要把年轻人培养成为有知识和能力的公民,使其不但能自食其力,独立谋生,而且有终身学习知识和技能的能力,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高级专门人才。
在高等教育进入普及阶段的我国大学,这种任务还是很繁重的。
另一方面,大学应该坚持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使他们不仅能够发展自己,还能引导社会发展,成为未来社会的栋梁,实现个人价值的最大化。
为此,大学应该放弃一些自私的东西,以独立的理性来为学生维护教育的使命,克服自己的困难来为学生提供更全面的教育,抵挡世俗对学生的影响,让他们纯洁、浪漫、好学的天性得到保护,让他们具有理想并为此发挥潜能。
过多地将教育放置在物质利益层面上考虑,整个社会的未来便令人担忧
解放周末:
教育不仅要培养人的技能,还要培养人的素质。
但当前的大学教育可能更多地被视为一种就业培训。
蔡达峰:
技能和素养应该是紧密相关的,技能与道义结合才能成为大家,但现在两者往往被割裂开来看待,连教书和育人也不容易合一,有些教师专门教专业,有些教师专门教思想品德,要靠学生自己融会,结果反而彼此分离。
在就业形势严峻的当下,社会对于大学的期望和评价更加功利,更促使了大学强调专业化教学。
促进学生就业,这是大学无可厚非的责任,但大学不能因此忽视对教育的使命,忽略了大学在启迪良知、塑造人格方面应有的追求,这必须引起大学的重视。
解放周末:
大学必须“两条腿走路”,保持二者之间的平衡?
蔡达峰:
是的。
公民要有职业,就业是生活的基础,但具体的职业及其收入不是生活的全部,生活的幸福不仅是丰富的,而且需要不断创造。
大学教育有利于就业,但不止于就业,而是为了生活。
所以,要使得学生具有驾御自己、独立生活的能力,这是大学最重要的教育任务。
大学不只是向职业界提供应聘人员,而是提供在就业以后促进社会发展、包括为更多人创造机会的人。
大学对社会的这种作用,首先要让学生感受到,要体现在对学生的引导上。
经济、社会的各种变化都会影响大学,但大学必须要为学生作出正确的引导,要阻止某些东西对学生的影响,让他们对自己充满信心。
解放周末:
尽管大学本身也处在不断的社会变化中,但大学仍应努力为学生创造一个相对稳定、纯净的教育空间,进而升级为一个精神殿堂。
蔡达峰:
大学教育,要使学生在进入职业界之前,具有独立把握生活的能力,核心是培养完整的人格,这是抵御各种各样变化和困境的基石。
大学要让学生正确了解现实困难和长远发展之间的关系。
实际上,变化和现象中有很多假象,克服困难需要智慧和精神的力量。
这种力量不是一两天就能造就的。
大学应该非常注重培养学生的这种力量,让他们经得起环境的变化,把持最重要的东西,这样才能对得起学生和未来的社会。
解放周末:
但是现在出现了新的“读书无用论”———读大学有什么用,还不是找不到好工作?
据媒体报道,今年高中应届毕业生中,有些人甚至放弃了高考。
蔡达峰:
功利地将教育视为商品,以贵贱、划算来看待接受教育的必要性,既然毕业了找不到好工作,那就不上大学,这种对教育的偏见,多少也与大学办学实际有关,是大学的悲哀。
面对这种“教育观”,我总会想到西南联大的师生,那些并不知道就业前景但仍在炮火中孜孜不倦地学习的青年学子。
我甚至也想到二战期间纳粹集中营里那些生命不保但坚持读书的犹太儿童与他们的父母。
他们为什么学习?
教育对他们意味着什么?
我无法不感慨。
仅仅将教育放置在物质利益层面上考虑,整个社会的未来便令人担忧。
假如大学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恐怕就很难做到温总理所期望的,中华民族需要有一些仰望天空的人。
大学面对学生要有牺牲精神、奉献精神
解放周末:
一所大学“有为”还是“无为”,您如何判断?
蔡达峰:
在我看来,有一个最简单的标准———大学是教育机构,评价一所大学,就是看它实现教育使命的水平。
忠诚于教育的大学,才是一所合格的大学。
解放周末:
也就是说,大学之“为”,应该是为教育,而不是为大学本身。
蔡达峰:
是的。
但是,大学既然是一个机构,就必然有其自身的社会处境,必然会有自身利益问题,比如薪酬、校舍、名誉等。
这些问题,归根到底都应该对教育有利,但事实上追求这些东西的过程,却可能把大学弄得精疲力尽,甚至迷失了应有的方向。
解放周末:
在大学自身利益和教育的利益之间,有一个权衡的问题。
蔡达峰:
作为教育行政管理人员,我对这方面的感受比较多一些。
教师职业被称为“神圣的职业”,但大学中的人并不天生都是圣人。
大学中人同样身处功利的社会、世俗的环境。
大学中的一些行为,从表面上看似乎是为了教育,但实际上可能离教育很远。
比如当前都在呼唤让高校拥有更多的自主权,但如果抽去其中的具体利益,恐怕不少人就没多少兴趣了。
因为自主不仅有权利,还有对他人和社会的责任和义务。
解放周末:
大学如何真正做到时刻不离教育?
蔡达峰:
我倾向于要时刻反思自己。
大学之于学生,应该就像家长之于孩子。
大家知道,并不是最优秀的父母才能培养出最优秀的孩子,家长培养孩子,总是竭尽所能,指望把孩子培养成最优秀的人。
这是父母们的共同情怀,也是人类的美好理想。
现在中国还没有世界一流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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