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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鹅湖之会看科学争论
从“鹅湖之会”看科学争论
从鹅湖之会看科学争论蔡建雄32220192204268物理与机电工程学院机电工程系宋淳熙二年(1175年)(另有宋淳熙三年的说法)六月,吕祖谦为了调和朱熹理学和陆九渊心学之间的理论分歧,使两人的哲学观点会归于一,出面邀请陆九龄、陆九渊兄弟前来与朱熹会面。
六月初,陆氏兄弟应约来到鹅湖寺,双方就各自的哲学观点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这就是著名的鹅湖之会。
会议辩论的中心议题是教人之法。
关于这一点,陆九渊门人朱亨道有一段较为详细的记载:
鹅湖讲道,诚当今盛事。
伯恭盖虑朱、陆议论犹有异同,欲会归于一,而定所适从。
论及教人,元晦之意,欲令人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二陆之意欲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
(《陆九渊集》卷三六《年谱》)所谓教人之法,也就是认识论。
在这个问题上,朱熹强调格物致知,认为格物就是穷尽事物之理,致知就是推致其知以至其极。
并认为,致知格物只是一事,是认识的两个方面。
主张多读书,多观察事物,根据经验,加以分析、综合与归纳,然后得出结论。
陆氏兄弟则从心即理出发,认为格物就是体认本心。
主张发明本心,心明则万事万物的道理自然贯通,不必多读书,也不必忙于考察外界事物,去此心之蔽,就可以通晓事理,所以尊德性,养心神是最重要的,反对多做读书穷理之工夫,以为读书不是成为至贤的必由之路。
会上,双方各执已见,互不相让,最后不欢而散。
[1]朱陆分歧作为一个哲学命题,自有专家评定其得失。
抛开朱、陆的学术观点不谈,只以一次科学争论来看待此次鹅湖之会,我们可以从中感受到不一样的光辉。
俗语曰:
鼓不敲不响,理不辩不明。
世界科学史上出现过许多次重要的科学争论,经过不同学派,不同学者之间的科学争论,对科学和社会产生重大的影响。
光究竟是什么?
17世纪以来关于光的本质的认识的大争论,总共包括了四次波动学说与微粒学说的交锋,其中包括以牛顿为代表的微粒说与以惠更斯为代表的波动说的交锋。
1672年,牛顿发表了《关于光和颜色的理论》提出了光的微粒说,认为光是由微粒形成的,并且走的是最快速的直线运动路径,认为光的复合和分解和不同颜色微粒混合在一起又被分开一样。
1678年,惠更斯在法国科学院的一次演讲中,公开反对了牛顿的光的微粒说,他指出,如果光是微粒性的,那么光在交叉时就会因发生碰撞而改变方向,但当时并没有发生这种现象;而且用微粒说解释折射现象,得到的结果与实验相矛盾。
此后于1690年出版《光论》,正式提出了波动说,建立了惠更斯原理。
而牛顿反对惠更斯的理由是:
如果光是一种波,它应该同声波一样可以绕过障碍物,不会产生影子;冰洲石的双折射现象说明光在不同的边上有不同的性质,而波动说无法解释其原因。
之后,菲涅耳和托马斯杨分别成为微粒说和波动说的主要旗手,继续这一问题的争论。
光的波动说与微粒说之争从十七世纪初开始,至二十世纪初以爱因斯坦提出的光的波粒二象性告终,前后共经历了三百多年的时间。
牛顿、惠更斯、托马斯杨、菲涅耳等多位著名的科学家成为这一论战双方的主辩手。
正是他们的努力揭开了遮盖在光的本质外面那层扑朔迷离的面纱。
跨世纪的争论引出了量子力学的诞生,它是描述微观世界结构、运动与变化规律的物理科学,是20世纪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重大飞跃,引发了一系列划时代的科学发现与技术发明,对人类社会的进步做出重要贡献。
我们的现代文明,从电脑、电视、手机到核能、航天、生物技术,几乎没有哪个领域不依赖于量子论。
十八世纪,法国思想家伏尔泰与英国著名博物学家、在俗教士尼达姆生命之谜的争论;十九世纪,达尔文的斗兽赫胥黎与牛津大主教威尔伯福斯关于进化论的争论;英国科学家开尔文勋爵与赫胥黎关于地球年龄的争论;美国古生物学家科普与考古教授马什关于恐龙化石的争论;上世纪七十年代,在肯尼亚工作的英国人类学家利基与美国青年学者约翰逊关于人与猿何时揖别的争论;澳大利亚默默无闻的人类学教授弗里德向文化人类学泰斗米德发起的人类行为探索的挑战。
每一次科学争论,都为科学的发展注入强劲的动力和新鲜的血液。
没有学者、学派之间的争鸣,就没有学术的繁荣,科学的发展。
科学争论需要学者有挑战权威的勇气。
经历过新文化运动和批林批孔之后的中国人,不再对儒家学说毕恭毕敬,将其奉为高高在上的经典。
然而,中国人骨子里仍然残留了挥之不去的尊卑观念,表现在治学态度上就是盲从权威,不敢有自己的观点、态度。
诚如周光召先生所言:
往往是院士或领导一讲话,就再没有人敢讲话了。
牛顿毫无疑问是人类历史上知名度最高,贡献最大,影响最深远的有数的几位科学家之一,被誉为百科全书式的全才。
当年牛顿的名气已经非常大,惠更斯不盲从牛顿的观点已经很了不起了,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大胆的公开反对牛顿的微粒说,并且提出自己的波动说。
鹅湖之会中,陆九渊不因为朱学声名赫赫就怯于创新,而是开创了自成一家的心学理论。
朱熹不因为其学说早已声名远播就搞学术压制,而是积极应对挑战,在争鸣中完善自己的学术观点。
争鸣本身的意义要比其内容的价值更高,没有争鸣就难有学术水平的飞跃。
朱、陆两家始终是在一种平等对话的氛围中据理力争,对自己的观点阐精发微,不知疲倦。
承认学术权威对于科学发展的积极作用和重要价值的同时,也必须注意不要把权威绝对化。
权威是相对的、流动的。
一个学术权威一旦走向思想禁锢,对新学说、新思想采取独断专横的作风,那就变成了学阀。
这种学阀式的权威,在科学争论和科学发展中,不仅不能起到学术带头人的作用,而且还会压制新生力量的成长,窒息科学上的新发现,给科学发展设置障碍。
2008年1月28日《科技日报》报道,在一位科学家的论文讨论会上,多位院士齐声呼吁,在科学上要有挑战传统理论的勇气,要提倡学术争论,没有争论的学术发展就没有生命力。
在如今的学术圈子里,我们看到的多是一团和气,却很少听到像样的争鸣。
科学争论需要自由平等的社会环境。
公元二世纪,古希腊天文学家托勒密(90168年)创立了地心宇宙体系,提出地球静止在宇宙中心,日、月、星辰沿圆形轨道围绕地球作昼夜旋转。
在以后的一千多年里,托勒密的地心说被世人奉为经典,后来更被教会所利用,成为上帝创造世界的理论支柱。
1543年,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出版了他的不朽著作《天体运行论》,提出了太阳中心说,认为:
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太阳是宇宙的中心,行星都绕太阳运转;地球是围绕太阳运转的一颗普通行星,本身在自转着;月球是地球的卫星,地球带着月球绕日运行。
哥白尼的日心说比较合理地解释了行星的不规则运动及其他天体的运动现象,摧毁了地球居于宇宙中心是上帝安排的神学宇宙观,给宗教神学以沉重的打击。
因此引起教会的惊恐和不安,《天体运行论》也被教廷列为禁书。
[2]意大利学者布鲁诺因坚持日心说并宣扬宇宙无限的思想,受到教会长期的迫害。
在1600年被教会判火刑焚死在罗马。
1600年2月17日凌晨,罗马塔楼上的悲壮钟声划破夜空,传进千家万户。
这是施行火刑的信号。
通往鲜花广场的街道上站满了群众。
布鲁诺被绑在广场中央的火刑柱上,他向围观的人们庄严的宣布:
黑暗即将过去,黎明即将来临,真理终将战胜邪恶!
最后,他高呼火,不能征服我,未来的世界会了解我,会知道我的价值。
刽子手用木塞堵上了他的嘴,然后点燃了烈火。
布鲁诺在熊熊烈火中英勇就义。
伽利略也因宣扬日心说1633年受到宗教裁判所的审判,并被判处终身监禁。
年近七旬而又体弱多病的伽利略被迫在寒冬季节抱病前往罗马,在严刑威胁下被审讯了三次,根本不容申辩。
几经折磨,终于在1633年6月22日在圣玛丽亚修女院的大厅上由10名枢机主教联席宣判,主要罪名是违背1616年禁令和圣经教义。
伽利略被迫跪在冰冷的石板地上,在教廷已写好的悔过书上签字。
主审官宣布:
判处伽利略终身监禁;并且禁止出版或重印他的著作。
此判决书立即通报整个天主教世界,凡是设有大学的城市均须聚众宣读,借此以一儆百。
学术专制和思想专制必然使社会生活如一潭死水,科学技术停滞不前。
科学发展中新的正确的东西,在开始的时候常常是不完善的,因而容易受到人们的怀疑、排斥甚至被看作是荒诞的谬误。
它只能在科学争论和探索的过程中曲折地发展。
托马斯杨刚开始提出他的实验及理论时就被许多人嘲笑。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同样在提出伊始不被接受。
对于科学认识中的对错,常常需要长时间的检验。
所以,对于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持慎重的态度,不要轻率地做出结论,更不能剥夺任何人发表意见的权利,在争论中人人平等,各抒己见,真理是愈辩愈明的。
我不同意你的说法,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伏尔泰如是说。
回溯中国五千年悠久的历史,有影响的科学争论景象并不多见。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社会大转型和国家大分裂,大周王朝名存实亡,走到了暮年,失去了对全天下的统治能力,没有了统治思想的束缚和强权政治的压制,新思想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并且迅速发展。
同时,各诸侯国为了富国强兵,纷纷礼贤下士招揽人才。
于是,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国家分裂反而为学术思想的自由发展提供了绝佳的环境。
代表各阶级、各阶层的各派政治力量的思想家,广收门徒,著书立说,高谈阔论,互相辩难。
一时间,儒、墨、道、法等学派纷纷涌现、不同政见争芳斗艳。
出现了中国思想史上著名的百家争鸣。
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崇尚礼乐和仁义,主张以礼治国,以德服人。
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则主张道法自然,治大国如烹小鲜,提倡无为而治。
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提倡兼爱、非攻,即社会和谐、世界和平。
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则践行以法治国,并为君主专制、中央集权提供了理论根据和行动方略。
此外还有兵家、纵横家、农家、阴阳家等等学术流派,不一而足。
[3]雅斯贝尔斯有一个很著名的命题轴心时代。
正是这次百家争鸣使春秋战国成为中国的轴心时代。
百家争鸣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发展,基本上形成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体系。
是中国学术文化思想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阶段,奠定了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基础。
各家之间互相辩驳,又互相影响,互相取长补短,有力地促进了思想文化的发展。
但是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各朝各代便将儒家学说奉为指导思想,在儒家学说的绝对权威下,两千年的中国思想界,除了少数如李贽等异端之外,大多都是万马齐喑。
即便博学多才如朱熹,也只能以注经的方式阐述自己的观点,无法脱离陈旧传统的束缚。
即便如此,朱熹的学说在其生前仍然被贬斥为伪学,朱熹及其门生也受到迫害。
鹅湖书院自1957年成为江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后,管理人员总要告诉人们一个现象,那刻有斯文宗主字样的牌坊具有不对称的特点,暗喻后人对朱陆两家求同存异内在风采的理解与赞同。
如今,在这牌坊前,文字图象的介绍,却都只剩下朱熹一家之言,陆九渊几无踪迹。
即使陆九渊的学术贡献和朱熹相比是多么的不值一提,可是仅就鹅湖书院一地的遗迹而言,作为鹅湖之会的一方,他具有不可取代的地位。
正因为他不畏权威的科学争论精神,才有了鹅湖之会的光辉。
今人轻视陆九渊的这种精神,是一种遗憾。
[1][2][3]部分内容引自XX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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