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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望舒
戴望舒(1905~1950),浙江杭县人。
现代诗人。
出身于职员家庭。
在杭州宗文中学求学时即喜爱文学,与杜衡、施蛰存一起切磋诗歌艺术、办文艺刊等。
1923年入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1925年入上海震旦大学,学习法文,并于翌年就读于该校法科。
此时戴望舒在文学爱好上接近法国象征派诗歌,如魏尔伦等人的作品,这对于以后他的诗歌创作起产生了重大影响。
1926年春,开始在与施蛰存合编的《璎璐》旬刊上发表诗歌。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曾因参与革命宣传工作被上海法租界当局拘捕。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避离上海,至江苏松江。
后到北京,结识冯雪峰、李霁野等人,并在《莽原》上发表诗作。
1928年回上海,此后全力从事文学创作和编译工作,开创了他诗歌创作的重要里程。
诗集《我的记忆》(包括《旧锦囊》、《雨巷》、《我的记忆》三辑)于1929年出版。
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兴起时,曾翻译、介绍苏联的作品和论著。
其中《唯物史观的文学论》一书,为鲁迅、冯雪峰合编的《科学的艺术论丛书》之一。
1930年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时,即为成员。
但后来对某些文艺问题的看法与左翼作家有分歧。
1932年《现代》月刊创刊,他在上面发表许多著、译作。
同年11月,赴法国,曾在巴黎大学、里昂中法大学肄业、旁听,并继续从事著、译活动。
此时编定诗集《望舒草》(收《我的记忆》集内部分诗作及此后所发表的新作,并附《诗论零札》一文),于1933年8月出版。
1934年曾去西班牙旅行,1935年从法国回国。
1937年1月,诗创作合集《望舒诗稿》出版。
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在上海“孤岛”继续著、译,后于1938年5月赴香港。
与许地山等人组织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任理事,并在文协举办的文学讲习所讲课。
在香港期间主编《星岛日报》副刊《星座》和英文刊物《中国作家》等。
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被日军占领。
他未及撤退,以抗日罪名被捕,陷狱中数月,健康受很大损害。
他在抗战爆发后所作诗歌后收入《灾难的岁月》(1948)。
抗战胜利后,回上海,在上海师范专科学校任教,并进行著、译、研究等工作。
1948年,因参加民主运动受国民党政府通缉,再次去香港。
1949年辗转到达北平,参加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工作。
1950年2月8日因病逝世。
他被称为是“一个决心为人民服务的有才能的抒情诗人”(胡乔木《悼望舒》,1950年3月1日《人民日报》)。
戴望舒的创作发展可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的创作主要收在《我的记忆》集的《旧锦囊》、《雨巷》两辑内,这时诗作在艺术上保留着中国古典诗歌传统及欧洲浪漫主义诗歌的痕迹,并明显具有法国象征派诗人魏尔伦等的影响。
《雨巷》为此时期的代表作,诗作在对江南雨中小巷的抒情中,反映出大革命失败后部分青年的压抑心情,受到人们注意。
当它在《小说月报》上发表时,叶圣陶赞许作者“替新诗的音节开了一个新的纪元”,并由此获得“雨巷诗人”的称号。
第二阶段的创作包括《我的记忆》集内《我的记忆》一辑、《望舒草》的全部以及《灾难的岁月》集的前几首。
此时较多接受法国后期象征派诗人耶麦、保尔·福尔等人的影响,经过创作实践,也对诗歌艺术建立了自己的见地。
诗集《望舒草》中的《诗论零札》反映了他此时对诗歌的理解。
如认为“诗不能借重音乐,它应该去了音乐的成分”,即不同于他第一阶段的创作,不同于魏尔伦,而接近后期象征派诗人的观念;又如对待韵律和形式,他反对“削足适履”或“选择鞋子”,而主张“自己制最合自己的脚的鞋子”,即强调独创。
总之,这一阶段诗歌数量较多,艺术上也较成熟,在他创作中最具代表意义,使他成为中国新诗发展中“现代派”(指主要以《现代》月刊为中心进行创作活动并形成了相近的艺术倾向的一部分诗人)的代表,较早就在中国出现的象征派诗歌创作从神秘难懂到此时的为人理解或欣赏,有他的重要劳绩。
但这两个阶段的诗歌所表现的生活内容、思想情绪等都还有较明显的局限。
一些论者,包括他的友人,曾指出其作品中“消极”、“狭窄”、“幻灭”、“陶醉”等因素。
这既反映了在当时社会中一些有才智的青年的个人不幸、徘徊和忧郁,也显现了法国象征派诗歌的影响。
第三阶段的创作,指《灾难的岁月》集里的大部分。
抗战开始后,他的诗歌从生活、情绪到艺术风格,都转向积极明朗。
1939年《元旦祝福》一诗祝福祖国和人民,渴望自由解放。
1941年在日寇监狱中所作《狱中题壁》和稍后的《我用残损的手掌》,表现了民族和个人的坚贞气节,对祖国的解放区怀着深情。
现在见到的最后一首诗《偶成》,对生活寄予美好的希望,呼唤着“生命的春天重到”,“像花一样重开”。
这三个阶段创作的发展,正反映了一个正直的、有高度文化教养的知识分子的真实而艰辛的生活道路。
作为一位有成就的诗人,戴望舒文艺实践的领域是宽阔的。
不仅创作诗歌,而且写散文、论文等,研究、论述的范围不仅有大量外国文学,而且包括中国古典小说、戏曲等。
同时,还作了大量的翻译介绍外国文学的工作。
──选自《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版
谈了三次恋爱,离了两次婚,解放了该过好日子了,又得哮喘病死了
命运多舛的戴望舒一直在曲折中行走,当曙光照耀他时又过早离世。
卞之琳在悼念文章中说:
“望舒的忽然逝世最令我觉得悼惜的是:
他在旧社会未能把他的才能好好施展。
现在正要为新社会大大施展他的才能,却忽然来不及了。
”
戴望舒:
象征派的形式,古典派的内容
蓝棣之
曾经有人说戴望舒诗是诗坛的“尤物”,大概是说它美艳而富于可怕的诱惑性吧,自然这是寓贬于褒的。
我愿意在正面意义上使用“尤物”这个词,我认为戴诗美丽而富于感情,有亲切、柔美的抒情风格。
戴诗的魅力来自他那诚挚而忧伤的感情。
他的诗与20世纪20年代臻于高潮的英语系的现代主义诗的重“知性”不尽相同,他的诗主情,情是他的诗的骨子。
尽管他很快就抛开了浪漫派,而倾向于象征派,甚至后来还倾心于后期象征派,但他的诗一直有浪漫主义的情愫。
他的《诗论零札》认为诗所表现的,是情绪的抑扬顿挫,是去掉了音乐与绘画成分的纯粹的情绪。
他的诗集,无论是《我的记忆》,还是《望舒草》,或者《灾难的岁月》,都是抒情和以情取胜的。
如果拿40年代成长起来的穆旦的诗加以比较,一个重知性,一个重感情,区别是很显然的。
番草在纪念戴望舒的文章中曾说,当时他们那一批诗人所喜爱的诗,是兼有浪漫主义的情愫与象征主义的意象。
戴望舒的诗风大体上可以说是象征主义的,但它没有象征主义的神秘与晦涩,更非只是官能的游戏。
戴望舒的诗是感情的,但不是感伤的。
感伤是感情的矫饰虚伪,是感情的泛滥,戴诗里没有这样的东西。
所以,在《望舒草》出版的那个时候,曾经有朋友说他的诗是象征派的形式,古典派的内容。
杜衡也说戴诗很少架空的感情,铺张而不虚伪,华美而有法度,的确走的是诗歌的正路。
戴望舒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对政治和爱情作理想主义的苦苦追求,但其结果,却是双重的失望。
在他的诗中,姑娘的形象往往寄寓着他的理想,而孤独的游子的形象则往往是诗人自己。
他的诗常常表现出游子追求理想的命定的徒劳,而这里的特点恰好又是对没有希望的理想付出全部的希望与真情。
戴望舒曾熟读法国象征主义诗人魏尔伦。
苏联学者契尔卡斯基说过,就多愁善感的气质说,戴望舒也接近魏尔伦。
魏尔伦《无言的歌集》表达了巴黎公社失败后,不知所措的知识分子苦闷沮丧的情绪,其基调是对于诗人的理想和他周围的肮脏生活相脱节的悲剧感。
戴望舒的诗,则表现了从五四运动激昂地飞腾起来的理想,同淹没于血泊之中的1925~1927年大革命现实相脱节的悲剧感。
他的诗自然不是反抗的和战斗的,但也不是环境的奴隶。
他的成名作《雨巷》里的那位丁香一样的姑娘,显然受到命运的打击,但她没有乞求或颓唐,她是冷漠和高傲的,她仍然是那样的妩媚动人,她在沉重的悲哀下没有低下人的尊贵的头,像一面旗子一样地忍受着落到头上的磨难。
诗人在这里坚持了人的尊严和顽强生命力的思想。
人和理想,惶惶不安的人和无法实现的理想,这就是戴望舒诗的悲剧主题。
──选自《现代诗的情感与形式》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
有删节
“雨巷诗人”戴望舒和他的《雨巷》
尹在勤
雨巷,一条多么悠长的雨巷;
雨巷,一条多么寂寥的雨巷;
雨巷中,彷徨着一位诗人,又行着一位姑娘。
他们在雨巷中飘然相逢,又飘然相散。
这景,这情,诱使过多少读者遐想幽思!
这诗人笔下的“雨巷”,究竟是怎样熔铸而成的?
究竟表现了一种什么样的情思?
且让我们来细细探寻。
戴望舒之所以写下这《雨巷》,从身世考察,他的降生以及他的早年生活,似乎都与“雨巷”结下了不解之缘。
正如这位诗人故乡的有的学者所考证的:
1905年3月5日,戴望舒在杭州大塔儿巷11号诞生。
他家的周围都是悠长的小巷,大塔儿巷和小塔儿巷从东向西蜿蜒,皮市巷和华光巷横贯南北。
他八岁入杭州鹾务小学读书。
这所学校在他家西南方向的珠宝巷内。
他14岁入杭州宗文中学,这所学校又在他家东北方向的皮市巷内。
他上小学和中学,都得走过好几条长巷。
戴望舒发表《雨巷》,时年22岁。
因而,我们完全有理由推想,这位诗人对当时刚刚过去的童年和少年的记忆,那朝朝暮暮所走过的江南雨巷,一条又一条,一程复一程,该为他灵感的得来,意象的摄取,提供了多么厚实的生活基础。
许是他太熟悉雨巷了,太系念雨巷了,于是往昔在雨巷的足迹,便像梦一般地飘来,涌来,这便是他写《雨巷》的原因,或者换言之,这便是他灵感的触发点。
戴望舒之所以写下这《雨巷》,自然更有他提笔的当时所特有的时代背景和个人心境。
在第一次革命战争高潮中,戴望舒受到了革命的洗礼,他加入了共青团,在震旦大学投入了革命的洪流。
然而,为他所意想不到的是1927年4月12日,反革命政变发生了,无数共产党人和革命者遭到屠杀,他也遭到通缉。
据施蛰存回忆: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望舒、杜衡,都隐迹在我松江家里的小楼上。
闲居无事,就以译书消遣。
”“望舒译诗的过程,正是他创作诗的过程。
译魏尔伦诗的时候,正是写《雨巷》的时候。
”因而,这《雨巷》的问世,除了诗人早年生活的触发外,更是他在革命的低潮时期,躲进小楼、躲进“雨巷”的一种忧郁和苦痛的复杂思绪的抒写。
“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
”这是诗的开头一节,也是全诗的主旋律。
反复吟咏这几个诗行,闭目回味,浮现于我们脑海的是这样的情与景:
以情而言,是独自、彷徨、寂寥、愁怨;以景而言,是纸伞、雨巷、丁香、姑娘。
此情此景,水乳交融,幻化为一体。
这是孤独的袒露吗?
这是爱情的渴求吗?
也许都是,也许都不是。
我们不必追问得那么具体,也不必回答得那么确切。
因为诗毕竟是诗,正如前人所说:
“诗有可解,不可解,不必解。
”尤其是戴望舒早期的诗,大都不是直接对现实的摹写,而往往是一种隐蔽灵魂的宣泄。
正如戴望舒的另外一位好友杜衡在《〈望舒草〉序》中所说:
“一个人在梦里泄露自己的潜意识,在诗作里泄露隐蔽的灵魂,然而也只是像梦一般朦胧的。
从这种情境,我们体味到诗是一种吞吞吐吐的东西,术语地来说,它的动机是在于表现自己与隐藏自己之间。
”
那么,就让我们寻着诗人在雨巷行进的足迹,躲在一旁,远远窥视吧。
你看,接下去的2、3、4节,诗人又抒写道,他所希望逢着的那个丁香一样的姑娘,飘然迎面而来了。
她有“丁香一样的颜色,/丁香一样的芬芳,/丁香一样的忧愁”。
她也撑着油纸伞,像诗人一样,彷徨在这悠长而寂寥的雨巷。
她从诗人对面而来,她与诗人只是瞬间相遇,又像梦一般地飘散而去。
这是从正面写诗人与那位姑娘相逢。
再接下去的第5、6两节,则是诗人回转头来,目送那从身旁飘过的女郎远去,一直看见她“到了颓圮的篱墙,/走尽这雨巷”,她的颜色,她的芬芳,都消散了,甚至她的太息般的眼光、丁香般的惆怅也都消失了。
要读懂这首诗,要品尝出这首诗的情味,关键就在于对以上两个层次的五个诗节所写的诗人与那位姑娘瞬间相逢又相散的情景的理解。
那位姑娘是实写吗?
我们从关于戴望舒现有的传记材料中,还不能得到确切的印证。
他的第一次爱情的到来,有书可查的是他在1929年前后对一位名叫施绛平的姑娘的追求。
1929年4月他出版的第一本诗集《我的记忆》,扉页上印了法文“AJeanne”,其意思是“给绛平”。
《望舒传》的两位学者也只肯定地认为在这本诗集中的《路上小语》、《林下小语》等诗作抒发了诗人对施绛年热烈的爱。
这两首小诗大约写于1928年。
而写于1927年的《雨巷》中的那位丁香一样的姑娘,是否确指施绛年,我们缺乏根据,就未敢断定了。
但是,与《雨巷》同时写作甚或早于《雨巷》的一些作品,如《闻曼陀铃》、《残叶之歌》,乃至《可知》、《断章》等,我们从中却可以见出,这位诗人早已有了爱的萌发和爱的情愫。
因而,对于《雨巷》中所写的那位姑娘,即使算做一种并无“本事”的虚拟,我们也可以大胆地认为,恐怕其中不乏对于爱的渴求与追索,这就不可忽视它所蕴含的爱的因素。
诗人在此时此刻,希望逢着一位像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以慰藉自己的孤独和彷徨。
这一看法,姑且作为“一家之言”。
当然,这首诗所表现的隐秘的灵魂,显然又不仅于此。
诗人笔下那位匆匆相逢又相散的姑娘,显然又具有其象征意义。
这一点,已为众多学者所公认。
前面我们已提及,诚如施蛰存所说,戴望舒“译魏尔伦诗的时候,正是写《雨巷》的时候”,因而,我们从《雨巷》中,就不难寻求到魏尔伦诗作中的那种“迷茫如雨”的朦胧色彩,那种“凝思悠复悠”的忧郁情愫。
我们也不难从魏尔伦的诗中,寻求到某些影子。
诗人戴望舒运用象征的方式和手法,进行意象的摄取,这正如他自己后来在译古尔蒙的诗作的“译后记”中所说:
“他的诗有着绝端的微妙──心灵的微妙与感觉的微妙,他的诗情完全是呈给读者的神经。
”戴望舒说的是他对象征派诗人古尔蒙诗作的感受,他自己的《雨巷》又何尝不是如此?
《雨巷》中那位丁香一般的姑娘,其实只不过是一个飘然而来又飘然而去的影子。
诗人对这一形象的抒写,也并不重在实摹细描,而是重在追求一种“心灵的微妙与感觉的微妙”,重在“呈给读者的神经”。
因而,对于这首诗的欣赏,不知时代背景和诗人身世的读者,也许会寻着诗人所呈现的“神经”,去把它当做一首单纯抒写忧怨或抒写爱情的作品去理解,去品尝;而知道时代背景和诗人身世的读者,却可以更深一层地去发掘它的象征意义,即领略出这是诗人在以雨巷中丁香一样的姑娘的飘然而去作为象征,抒写大革命退潮后无法排遣的忧郁与惆怅。
诗人以象征手法所写的这种感情,自然是一种无可奈何的低沉哀怨之情,是一种在挫折和失败面前的惶惑空虚之情,是一种对时代洪流的回避之情。
这首诗之所以流传至今,主要在于它艺术上的成功。
前面所提及的象征手法,在诗人戴望舒的手里的借鉴和运用,就比李金发自由和圆熟。
诗人将外国的表现手法与中国古典诗歌的美妙意境,相当完美地融为了一体。
所以,著名诗人、学者卞之琳说:
“《雨巷》读起来好像旧诗名句‘丁香空结雨中愁’的现代白话版的扩充或者‘稀释’。
”
──选自《阅读和欣赏·现代文学部分(8)》北京出版社1988年版
“雨巷诗人”的悲情之旅
──戴望舒与他的恋人
南焱
戴望舒原名戴丞,字朝宋。
1905年11月5日生于浙江杭州,祖籍江苏南京。
8岁入杭州鹾务小学读书,14岁考进宗文中学;1923年中学毕业,进入上海大学学习;1925年秋秀转入震旦大学法文班学习。
著有《我底记忆》、《望舒草》、《望舒诗稿》、《灾难的日子》。
1938年5月曾主编《星岛日报·星座》副刊、《顶点》诗刊、《华侨日报·文艺周刊》,1950年2月28日病逝于北京。
20世纪20年代就被誉为“雨巷诗人”的戴望舒,以短暂而传奇的人生,塑了一代中国抒情诗人的内在品质,以至在他离世50多年后,诗歌依然名重诗坛。
他的同乡作家冯亦代先生十分感慨地说:
“我心里永远保持着他《雨巷》中的诗名给我的遐想。
当年在家乡时,每逢雨天,在深巷里行着,雨水滴在撑着的伞上,滴答滴答,我便想起了《雨巷》里的韵节。
”
1.“瘢痕”之志:
戴望舒的父亲戴立诚原是北戴河火车站的普通职员,在戴望舒8岁时举家迁回杭州,戴立诚后任中国银行职员。
母亲卓佩芝出身于书香门第,虽未上学,但她知道许多文学掌故,并能成本地讲述《水浒》、《西游记》等古典名著,戴望舒就是在这些故事里萌发了最初对文学的兴趣。
望舒的童年生活原本是平静的,可是一场天花夺去了他活泼可爱的面容,使他的脸上终身落下瘢痕。
当他涉世后,生理上的缺陷,常常使他变成别人奚落的把柄,即使后来在诗歌上取得一些成就,但还是常常受到来自同行的嘲笑。
1931年12月,戴望舒的中学同学张天翼在《北斗》杂志上发表一篇题为《猪肠子的悲哀》的小说。
小说素材之一就是戴望舒的生理缺陷。
纪弦是比戴望舒晚一辈的诗人,他在纪念戴望舒逝世40周年的文章中写道:
“记得有一次,在新雅粤菜馆,我吃了满桌子的东西。
结账时,望舒说:
‘今天我没带钱。
谁个子最高谁付账,好不好?
’这当然是指我。
朋友们都盯着我瞧。
我便说:
‘不对。
谁脸上有装饰趣味的谁请客。
’大家没学过画,都听不懂,就问什么叫做‘装饰趣味’。
杜衡抢着说:
‘不就是麻子吗?
’于是引起哄堂大笑,连邻座不相识的茶客也忍不住笑了起来。
”在讥讽与嘲笑中的戴望舒,只有把唯一的希望寄托在诗歌上,这是少年时期就立下的志愿。
他认为,他这样一个被生理缺陷困扰的人,要想在社会上立足就必须是某一方面的强手。
2.天青色的心:
1928年,戴望舒忧郁而强烈的感情世界里,深深地爱上了施蛰存的妹妹施绛平。
时年18岁的施绛平活泼可爱,与戴望舒忧郁的性格形成强烈的对比。
戴望舒那时对爱的表白只是一首诗接着一首诗地写,其中较为代表的是题为《我的恋人》:
我将对你说我的恋人,/我的恋人是一个羞涩的人,/她是羞涩的,有着桃色的脸,/桃色的嘴唇,和一颗天青色的心。
3.最爱的记忆成永恒:
戴望舒当时寄居在上海施蛰存处,虽与施绛平日日相见,但他对爱情羞于启口,借诗表白,而施绛平偏偏笑而不答。
对施绛平一往情深的戴望舒遭到冷遇后,郁闷的心情更加灰暗,他最终以跳楼相挟,要求施绛平答应。
本身就谈不上喜欢戴望舒的施绛平,在其生命最后瞬间,勉强答应。
戴望舒兴奋之际,赶紧要父母从杭州赶到上海,向施的父母提亲。
施绛平父母起初是不同意这桩婚姻的,现在迫于这种情状,并在施蛰存的努力下,也勉强同意。
1931年春夏之际,戴望舒与施绛平举行订婚仪式,声势很大,许多朋友都留下深刻的印象。
为了订婚,戴望舒一直在内心世界里走着坎坷的路,敏感的戴望舒自然地感到了某种忧虑。
他在其诗《三顶礼》中是这样表述的:
给我苦痛的螫的,/苦痛的但是欢乐的螫的,/你小小的红翅的蜜蜂。
/我的恋人的唇,/受我怨恨的顶礼。
他的这种预感果真得到验证,婚期被拖延下来,施绛平提出的条件是:
戴望舒出国留学取得学业回来有稳定的收入后,方可完婚。
这时,戴望舒又一次陷入感情的低谷。
因为他太爱施绛平,面对施绛平提出的条件,他只有义无反顾。
1932年10月8日,戴望舒在经济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为了兑现爱情的预约,他乘坐达特安号邮船离沪赴法留学。
4.结束8年恋情:
在法国的3年中,戴望舒过着极其贫困的生活,由于自费留学的资金不够,他只得靠译稿来挣钱。
1933年3月5日,戴望舒在给叶灵凤的信中说:
“我在这里一点空也没有,要读书,同时为了生活的关系,又不得不译书,而不幸又生了半个月的病。
”他后来在他回忆的文章里说:
“我记得我怎样在巴黎的旅舍中,伏在一张小小的书案上,勤恳地翻译它,把塞纳河边的每天散步也搁下来了。
”1933年8月,戴望舒终耐不住贫困,他写信告诉父亲准备回国。
父亲焦急中连忙写信告知施蛰存,施蛰存迅速电告戴望舒,请他慎重考虑回国一事。
接着为其筹款寄去,又电告他不要回国。
戴望舒的旅法好友罗大冈曾在文章里记载:
戴望舒手上的钱花光了,生活发生问题,于是他向里昂中法大学申请接济。
因为他是名诗人,有人替他向校方推荐。
校方接受了他的申请,条件是他必须和别的申请学生一样,在学校正式报名,选习一张文凭,学年终了,如果考试不及格,可以再学一年,第二年考试不及格,即被开除学籍,遣返回国。
戴望舒得到这个机会后,施蛰存特地去信祝贺。
而戴望舒在这样的环境里并没有好好学习,只不过把此当作生活的保障而已,尤其听到施绛平移情别恋的传闻,戴望舒就更不去上课了。
1934年8月,他实现了前往西班牙旅行的愿望,两个多月的旅行生活给戴望舒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他寻访了塞万提斯的故居,考察了尔迦的诗歌创作经历,这为他后来的翻译工作提供了直接的素材。
1935年4月,戴望舒被中法大学开除回国。
一种说法是说他因为在中法大学住了两年半,毫无成绩。
另一种说法是他在西班牙旅游期间参加西班牙进步群众反法西斯示威游行。
直到走时,他才把这个消息告诉罗大冈。
上车时,只有罗大冈一人为他送行,学校没有给他途中的零用钱,只有一张火车票,从马赛至上海,是一张四等舱的船票,而其他学生是三等舱,四等舱夜间连被子都没有,晚上冷得只得蜷着身子来回翻滚。
1935年5月戴望舒回到上海,一个不相信的传闻终于得到证实,施绛平已确实恋上她原本就喜欢的那个人,戴望舒愤怒之下当众打了施绛平一记耳光,长达8年的恋爱终于结束。
沉浸在失恋伤痛中的戴望舒,当时住在刘呐鸥的江湾公园的公寓,与穆时英一家挨得很近,为了抚慰戴望舒爱情的伤口,穆时英将自己的妹妹穆丽娟介绍给戴望舒。
小他12岁的穆丽娟的清纯、秀丽一下就迷住了戴望舒,使他很快从感情的困厄中挣脱出来,并于第二年结婚。
但1938年5月,戴望舒全家由上海乘船到香港后,两人间的感情逐渐有了分歧,他们常常因一点小事而大动干戈。
据穆丽娟忆起当年生活时说:
“他是他,我是我,我们谁也不管谁干什么。
他什么时候出去,回来,我不管;我出去,他也不管。
他对我没有什么感情,他的感情给施绛平了。
”
1940年冬,穆丽娟回到上海决定离婚,戴望舒得知消息后,便给穆丽娟发出“绝命书”:
“从我们有理由必须结婚的那一天起,我就预见这个婚姻会给我们带来没完的烦恼。
但是我一直在想,或许你将来会爱我的。
现在幻想毁灭了,我选择了死,离婚的要求我拒绝,因为朵朵(大女儿戴咏素)已经5岁了,我们不能让孩子苦恼,因此我用死来解决我们间的问题,它和离婚一样,使你得到解放?
”
尽管这封“绝命书”写得如此伤感,还是未能动摇穆丽娟离婚的决心。
戴望舒只好在离婚协议上签字,根据协议,戴咏素归戴望舒抚养。
5.1942年5月戴望舒与杨静举行婚礼:
1942年,戴望舒与同在大同图书印务局的抄写员杨静相识,并很快进入热恋。
尽管杨静的父母竭力反对,但杨静是个充满个性的女孩,她冲破种种阻力,毅然与大她21岁的戴望舒结了婚。
杨静从小长在香港,娇小美丽,活泼好动,结婚时才16岁,由于彼此性格和年龄的差异,加之婚前缺乏深入了解,婚后不久便出现了感情上的裂痕,常常因生活上的琐事吵架。
1948年末,杨静爱上了一位姓蔡的青年,并向戴望舒提出离婚,戴望舒做了种种努力都未能奏效,两人各带一个女儿,咏树归杨静,咏絮归戴望舒。
6.忽然来不及:
到1949年初,人民解放军胜利的消息频传。
曾经蒙受“附日”冤枉的戴望舒决定回到北方。
这时,卞之琳从英国回国,路过香港,戴望舒决定与他结伴而行,他对挽留的朋友说:
“我不想再在香港呆下去了,一定要到北方去。
就是死也要死得光荣一点。
”当时戴咏絮和姐姐戴咏素随父亲回来,戴咏树随母亲留在了香港。
到北京不久,戴望舒被安排到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国际新闻局负责法文科工作,对于这项工作,他十分欣慰,曾向新闻出版总署的负责人胡乔木表示,“决心改变过去的生活和创作方向”。
而这时,他的哮喘病已严重到上楼都要停下来休息一会儿。
为了更好地工作,他听从医生建议动了手术,但病情并未好转,由于惦记《论人民民主专政》的法文翻译,他提前出院,并给自己打麻黄素针,在家治疗。
1950年2月28日上午,他照例自己打麻黄素针,为了能早点治好,他加大剂量,注射后不久,心脏跳动剧烈,扑在床上就昏迷过去,等送到医院,已经停止了呼吸。
戴咏絮说:
“父亲死时,我才6岁。
我当时是父亲最宠的一个,父亲忽然去世,我感到很害怕,只觉得家里来了许多人,便跑到离家很远的僻静的地方发呆。
现在想来真是一场梦,只怪那时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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