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学界与辛亥革命以蔡元培为中心的考察.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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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学界与辛亥革命以蔡元培为中心的考察
绍兴学界与辛亥革命
——以蔡元培为中心的考察
摘要:
辛亥革命前,蔡元培轻抛功名利禄,回乡兴办新式教育,走上了反清革命道路,上演了一出“翰林革命”。
一方面蔡元培通过创办报刊、书局和学校,著书立说等方式宣传民主革命思想;另一方面他创办了中国教育会,组织爱国女校、爱国学社,领导拒俄、拒法运动,组织光复会等积极从事反清革命活动,加快了革命风潮的来临,对辛亥革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蔡元培的影响带动下,近代绍兴学界人才群起,可以说蔡元培所走的道路也代表了近代绍兴学界知识分子的前进方向和发展轨迹。
关键字:
蔡元培;辛亥革命;绍兴学界;民主革命实践
辛亥革命前,以蔡元培为代表的近代绍兴学界以极大的爱国热情积极投身革命。
他们通过创办报刊、书局和学校,著书立说等方式宣传民主革命思想,加速了革命风暴的到来,推动了波澜壮阔的辛亥革命,也使绍兴是辛亥革命的重要基地。
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值中国政治社会风云变幻、剧烈动荡的时代。
处于这个时代的蔡元培早年科举得意,跻身翰林院编修,然而他却义无反顾的轻抛功名,弃官南下,回乡兴办新式教育,随即走上了民主革命道路,上演了一场“翰林革命”。
一、甲午战争后蔡元培由爱国到改良再到革命的思想转变
在西方的各种思潮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互冲撞、相互融合的这种大背景下,蔡元培从接受进化论的思想开始,经世意识觉醒,开始留意时局的变化,接受西学的洗礼,思想为之大变。
如蔡元培自己所云:
“阅严幼陵氏之说及所译西儒《天演论》,始知炼心之要,进化之义,乃证之于旧译《物理学》、《心灵学》诸书,而反之于《春秋》、《孟子》及黄梨洲氏、龚定庵诸家之言,而恰然理顺,涣然冰释,豁然拨云雾而睹青天。
”
(一)由爱国到改良主义的思想转变
1894年,日本为实现独霸东亚的狂妄野心蓄意挑起中日甲午战争,是时蔡元培正任职翰林编修,身处京城的他对清政府的腐败和民族危机有着深切的体会。
7月15日,蔡元培在读了上海《新闻报》有关的报道后指出:
“日人巳发哀美敦战书,订期于昨日十二下钟开仗,据此,则中日已构兵矣。
此间杳不得消息,未知若何!
”7月21日,他在和恩师李慈铭《廷树为风雨所折叹》一诗中写道:
“聂木东隅旧,平平二百年。
拜棠忌鼠器,横草警狼烟。
三摘敦瓜苦,孤军瘪叶怜。
将军旌大树,谁似节侯贤。
”这首诗表达了蔡元培对民族危机的极大关注,谴责朝廷不派兵入朝作战。
由此看来,蔡元培在密切关注时局的变化,并且十分担忧民族的安危。
7月25日,甲午中日战争爆发,自此蔡元培更加密切关注战争的进程,并在与友人的书信及日记中多次提到有关甲午战争进程、清军的溃败、日军的步步紧逼、朝廷有关上谕等信息。
随着战事的不断扩大,蔡元培按奈不住焦急,于10月7日以翰林院编修的身份列名奏请清廷,力主抗战,反对与日妥协,指出:
“与其议和而用为赔费,何如战胜而出以犒师,得失甚明,无可疑议。
虽他日或有恃功之意,如回纥之需索于唐,然两祸相权,其轻于受侮于倭,则已多矣。
”
1985年4月17日,甲午战争结束,政府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将台湾与澎湖岛割让给日本。
对于清廷的丧权辱国之举,蔡元培悲愤不已,他在日记中写到:
“蔡元培当时悲愤地写道:
“上决与倭议和,和约十事,其大者,割台湾,割奉天辽阳以东,遵海而南至旅,给兵费二万万,定七年毕给。
倭人驻兵威海,岁给兵费五十万。
俟二巨万毕给,乃退兵,皆允之矣。
日蹙百里,且伏祸机。
韩、魏于秦,宋于金,不如是之甚也!
圣上谦抑,博访廷议,而疆臣跋扈,政府阘茸,外内狼狈,虚疑恫愒,以成炀灶之计,聚铁铸错,一至于此,可为痛哭流涕长太息者也!
”其悲愤交集之情,拳拳爱国之心,溢于言表。
由此,蔡元培对清廷产生了极度的失望,于是请假回乡一年,到1986年12月才回京销假。
甲午战争刺激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野心,随后就掀起了各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
面对清政府软弱无能的表现,蔡元培又怒斥朝廷:
“吾中国近二十年傍范睢远交近攻之策,甚睦于德,近又推诚于俄。
不自强而侍人,开门揖盗,真无策之尤也。
”再次表达了其对清廷的不满。
因此可以看出蔡元培面对国家安危,忧心忡忡,表达了其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
甲午战争的惨败,使一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意识到只有政治上的革新改良才能实现对国家的救亡图存。
于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发起了救亡图存的维新运动,西方资产阶级的“新学”学说开始在中国广泛流传开来。
蔡元培从这一时期开始倾向于改良主义的思潮,并广泛涉猎西方书籍以及广泛阅读当时国内出版的各类期刊杂志。
总之,蔡元培于甲午战争之后,开始冲破传统的窠臼,博览外国书籍,对西方表现出来极大的热忱,开始了从传统的士大夫向近代新型的知识分子转变。
蔡元培的这一重大转折折射出了近代知识分子随着时代进步而进步的历程。
(二)由改良到革命的思想转变
1898年,北京城内的变法气氛愈加浓烈。
6月,光绪皇帝颁布上谕,“百日维新”拉开了序幕。
蔡元培赞同变法,同情维新志士,诚如他所言:
“维新党人,吾所默许。
”但是蔡元培本人并未参与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运动,而是持旁观的态度。
据蔡元培本人对变法运动所持的态度在《自写年谱》中指出:
“康有为氏与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诸氏被任用,励行新政,我虽表同情,然生性不喜赶热闹,未尝一访康氏。
我与梁氏虽为乡试同年,但亦未与见面。
”看来读书人的孤傲和自尊,使蔡元培“耻相依附,不往纳交”。
蔡元培置身局外冷静观察的另一重要原因是,数年的京官生活的体验,使他深知社会守旧势力的强大。
同时蔡元培认为在积弊甚深的中国,不从培养人才入手,仅靠几道上谕就从事改革,把全部的腐败都转过来是不可能的。
9月,戊戌新政在一场血雨腥风中骤然消散。
蔡元培对维新志士尤其是谭嗣同等人深表同情。
同时蔡元培也深切的感到:
“康梁所以失败,由于不先培养革新之人才,而欲以少数人弋取政权,排斥顽旧,不能不情见势绌。
”蔡元培认为只有从培养人才、开发民智着手,才能救亡图存。
目睹了戊戌变法发生、发展及失败的过程之后,蔡元培深感清廷政治改革“无可希望”,于是毅然抛弃官职,南下兴办教育,投身革命。
戊戌变法的失败为他由爱国到改良,并最终走上民主革命道路提供了一个契机。
戊戌变法失败后弃官南下,是蔡元培从封建士大夫转变为新型知识分子进而转向民主革命家的重大转折点。
1898年冬,蔡元培离京返回绍兴后,经好友徐树兰被聘为绍兴中西学堂监督(校长),开始委身教育,服务于新式学校,这也是蔡元培教育救国的最初萌芽。
蔡元培在中西学堂时,新旧两派教员时常发生辩论,蔡元培因支持新派而遭到旧派教员忌恨,最后有堂董出面干涉,蔡元培因不愿屈服于顽固势力愤然辞职。
1901年8月,蔡元培出任上海南洋公学特办总教习,他在任教期间注重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思想的教育,启发学生关心国家大事,这时蔡元培的思想开始由改良主义向革命的方向发展。
1901年义和团反帝运动遭到遭到血腥镇压,清政府与与帝国主义签订了卖国丧权的《辛丑条约》,这让中国进一步沦为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国家。
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主义的相互勾结,将中华民族推向了被瓜分的风头浪尖。
此时,蔡元培已逐步看清楚了清廷的反对本质,开始抛弃改良主义的影响转向革命,逐步投身于民主革命。
同时,在南洋公学任职的蔡元培身处爱国和革命知识分子的聚集的上海,他能够深切的感受到时局的变化。
受此推动蔡元培的思想也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他顺应时代要求迅速摆脱改良主义的束缚而转向民主主义思想,积极投身于资产阶级革命的实践中。
蔡元培晚年曾对此回忆道:
“自三十六岁(1902年)以后,我已决意参加革命工作。
”蔡元培在积极从事革命实践的过程中,以革命为手段的民主主义思想也逐步的开始成熟起来。
二、辛亥革命前积极投身于民主革命实践
戊戌政变后,上海作为中国发展最快的地区,爱国仁人志士大都聚集于此,各谋宏愿。
蔡元培以学界闻人的身份,在此大环境中,伴随着思想的转变开始积极投身于民主革命实践:
一方面通过报刊、演说、撰文等形式进行革命宣传,为辛亥革命奠定了坚实的舆论和思想基础;另一方面通过参加暗杀团、创建光复会等暴力革命手段,加速了革命风暴的到来。
(一)大力宣传民主革命思想
1、创办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和爱国女校
1902年4月,蔡元培与叶瀚、蒋智由、钟观光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教育会,蔡元培被选为事务长,这是蔡元培走向民主革命实践的起点。
中国教育会成立的本意是推动国内教育事业的发展,会内设教育部、出版社和实业部。
中国教育会是20世纪初中国出现的最早的革命团体,该会随着革命运动的高涨,表面上是办理教育,暗中是鼓吹革命。
中国教育会在后来组建爱国学社的过程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通过对民主革命的宣传,直接推动了反帝爱国运动,为革命形势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蔡元培作为中国教育会的主要发起人以及核心成员,在该会进行的各项活动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中国教育会成立后不久,蔡元培等人又创办了爱国女学,蒋观云任总理,之后由蔡元培接任。
爱国女校是蔡元培受维新思潮的影响,亲自倡办的一所实施女子教育的新式学校。
在“教育女子,增进其普通知识,激发其权利义务观念”这一宗旨的指引下,一批追求新知识的女子进入学校接受教育。
由于时局的变化和革命发展形势的需要,蔡元培认为女校不取贤妻良母主义,而需造成虚无党一派之女性。
蔡元培还认为女子最相宜于暗杀。
因此,爱国女性在当时是培养爱国女性的革命秘密机关。
蔡元培和其他中国教育会的成员在爱国学社成立之后不久又在上海创办了爱国学社。
1902年11月,上海南洋公学有一部分教员和管理员压制言论思想自由引起学生的不满,因此发生了南洋公学退学风潮。
11月14日,又爆发了“墨水瓶事件”。
该校中院五班学生有人误将墨水瓶置于郭振瀛的座位上,郭振瀛去上课的时候发现后认为学生故意和他过不去,于是就言辞责问并猜想是学生伍正钧所为,学校随后公布开除学生伍正钧并对五班学生记大过一次,由此引发了学生的强烈不服。
之后全班学生找总办进行交涉,要求解退郭振瀛、收回开除记过的成令,结果总办不允反而要惩戒学生。
这件事引起了全新学生的公愤,于是学生高呼“祖国万岁”相约集团退学。
学校当局把此次退学风潮归咎于蔡元培的影响,于是他也向学校提出辞职。
随后蔡元培为解决学生学习问题积极奔走,通过蔡元培和中国教育会成员的努力成立了爱国学社。
他创办爱国学社的目的和爱国女学一样,是对学生进行爱国和革命的宣传教育。
爱国学社成立后,在蔡元培的领导之下积极进行革命宣传活动,传播革命思想,“开会演说,昌言革命,震动全国”爱国学社和爱国女学在蔡元培的领导下很快成为宣传民主革命思想的阵地,为反清革命做出了重要的舆论宣传作用。
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还与当时的《苏报》建立了合作关系,使之成为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的革命舆论机关,为之后引发的震动全国的“苏报案”埋下了重重的伏笔。
2、促使《苏报》成为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的言论机关
1896年,《苏报》创办于上海,原为日本人所办,后由陈范购其所有权。
陈范(1860—1913),字叔柔,号梦坡,湖南衡山人,举人出身,曾任江西铅山知县,因教案被清政府革职。
蔡元培早年乡试时,其兄陈鼎是当时的副考官,通过此陈范和蔡元培那时就早有交往。
中国教育会组织成立之后,陈范受蔡元培的邀请入会并参与发起爱国女学。
之后,陈范作为中国教育会的成员常常与蔡元培一起参加各种活动,比如蔡元培、吴稚晖等在张园组织发起的张园演说。
在与蔡元培一起参加种种活动的过程中,陈范一方面越来越敬重蔡元培,另一方面受反清革命思想的影响,因此自愿将《苏报》作为中国教育会的言论机关。
《苏报》特开辟《学界风潮》专栏对各种学潮消息给予及时报导。
《苏报》成为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的机关报后为各地学潮给予了很大舆论支持。
蔡元培亲自为《苏报》撰写了若干篇富有民主革命思想的文章,比如《绍兴教育会之关系》、《释“仇满”》等重要文章。
蔡元培在《释“仇满”》中认为如果满人能自觉放弃特权的话,就没有杀满人的必要了。
由此可以看出蔡元培对民主主义革命思想认识较深刻,这在当时“反满”言论高涨的情势下是难能可贵的。
由于蔡元培等人为《苏报》撰文公开宣传革命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影响,爱国学社也因为《苏报》的影响引起了清政府的警觉。
《苏报》》专设的“学界风潮”先后报导了浙江吴兴得滨公学、南京江南陆师学堂、浙江大学堂、杭州教会学校蕙兰书院、上海广方言馆等校的学生退学风潮。
蔡元培与陈范的渊源关系对促成《苏报》成为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的言论机关起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他主持创办的中国教育会接纳了南洋公学风潮退学的学生组成爱国学社。
从此,在蔡元培的带领下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积极进行革命宣传,而《苏报》成为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的言论机关。
由此看来,《苏报》成为革命思想的宣传机关的过程中,蔡元培起来不可或缺的作用。
1903年发生的震惊全国的“苏报案”的涉案人员几乎全与蔡元培所主持的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爱国女校都有密切联系,蔡元培本人也是直接涉案人员之一。
(二)舆论领导抗法拒俄运动
1903年春,广西巡抚王之春以广西全省矿路权作为条件向法借兵平定会党,此事引发了
东京留学生的极大气愤,4月14日致电清廷要求惩办王之春,同时致电中国教育会给予响应。
第二天旅居上海的的绅商在张园开会,蔡元培给予积极支持,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全体参加。
蔡元培、吴稚晖、马君武等人在会上发表演说,其中蔡元培在演说中着重指出:
拒法“是全国人民的事,不是一二省的事。
……现在我等对付王之春,要桂省人民先从本地阻挠此事,上海及各地遥为声援,遍告同志,就今日起立一团体,专为阻法兵干涉而设。
”
拒法运动发生之后,上海和东京留日学界又发起了一场规模更大的拒俄运动。
早在1901年春和1903年春俄国霸占我国东三省并企图将其变为自己的殖民地,为此中国人民曾两次掀起拒俄运动。
。
1903年10月,重新武力占领奉天,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慨。
为了继续宣传革命思想,12月15日蔡元培与王小徐、汪允宗等创办报纸《俄事警闻》,以此来指导推动全国拒俄运动。
该报刊载了大量有关沙皇俄国对我国进行侵略的历史与现状方面的文章,此外还结合俄事进行了大量的民主革命宣传。
《俄事警闻》在蔡元培的主持下成为了当时很有影响的爱国报刊。
蔡元培还与陈竞全、叶瀚等人共同发起成立“对俄同志会”,约二百人签名入会。
1904年1月12日,对俄同志会经过全体决议将《俄事警闻》作为该同志会的机关报。
《俄事警闻》共出刊了73期,每期内容都是号召各阶层人士热爱国家,并借此向民众灌输革命思想。
2月8日,日俄战争爆发,蔡元培等人为了配合革命形势的需要将《俄事警闻》改名为《警钟日报》。
《警钟日报》以“抵御外辱,恢复国权”为宗旨,蔡元培任编辑。
该报继承了《苏报》、《俄事警闻》的革命传统,强烈抨击清廷的腐败,大力宣传革命思想,倡言反清爱国拒俄。
4月26日的第61号《投函》中发表了一封孙中山写给黄宗仰的信,其中详细介绍了孙中
山当时在檀香山组建“中华革命军”的情况和其誓词:
“联盟革命党人当天发誓,同心协力,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矢信矢忠,如有异心,任众罪罚”,是当时国内对资产阶级革命团体革命纲领的最早介绍。
通过以上史事可见,《俄事警闻》和《警钟日报》成为当时国内著名的进步报纸,为辛亥革命准备时期的舆论宣传做出了积极贡献,应与蔡元培的努力有莫大的关系。
(三)组织、参与革命团体
1、加入暗杀团
东京留日学生在拒俄运动结束后,将其组织的“拒俄御辱”义勇军转变为军国民教育会。
军国民教育会旨在“排满革命”,规定以“鼓吹、起义、暗杀”三种手段秘密进行革命。
这时成立了以杨笃生为首的暗杀团,成员还有何海樵、苏凤初、周来苏、胡镇超、汤重希五人。
暗杀团成员何海樵1904年秋到达上海访问了蔡元培,蔡元培通过他知道有暗杀组织后,要求参加,最终由何海樵介绍蔡元培加入了暗杀团。
随后,蔡元培在爱国女学旁边租赁房屋,试治炸药,秘密从事暗杀活动。
蔡元培还以爱国女校教员钟观光、俞子夷懂化学而将其吸收加入暗杀团。
刘光汉、章士钊等人也由蔡元培的介绍加入暗杀团。
此外,蔡元培认为女子更适于暗杀,因此他在爱国女校特别注重讲授法国革命史、俄国革命党史,并吸收年龄较大根底较深的女学生参加革命的秘密小组。
此时的
蔡元培认为“革命只有两途:
一是暴动,一是暗杀”。
因此可以说蔡元培积极加入暗杀团并从事暗杀活动是受其认识观念的很大影响。
2、成立光复会
光复会是在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的基础上组建的。
暗杀团当时在上海人数较少,力量也较为单薄,为了能够把分散的革命力量集中起来,蔡元培与章太炎商议之后决定仿照之前出现的革命团体——华兴会,于是光复会在上海成立。
蔡元培因在江浙一带素有声望被推举为光复会会长。
光复会成立后,蔡元培即动员嵊山、天台一带的会党首领徐锡麟加入改会,还安排徐锡麟与金华、衢州、严州一带的首领陶成章见面。
陶、徐的结交加强了浙江一地革命势力的联合。
除此之外,蔡元培还积极奔走去说服其他地区的会党加入光复会,比如蔡元培亲自去到嘉兴会见敖嘉熊,虽然最终未果,但是后来敖嘉熊给予了光复会一定程度的帮助。
可见蔡元培凭借其声望,加强了浙江一带各会党之间的联系,促进了浙江地区革命会党的团结。
蔡元培还利用自己的人脉关系,动员浙江一带的爱国志士秋瑾、柳亚子、赵声、黄炎培、马宗汉、刘师培、刘光汉等加入光复会。
经过蔡元培等人的努力,光复会开始群英汇聚,使江浙地区的革命势力得到迅速发展。
光复会开始与兴中会、华兴会等较早出现的革命团体交相辉映。
它们都成为日后成立的中国同盟会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蔡元培的影响下绍兴商学两界革命志士和各属会党头目纷纷加盟入会。
由此看来,蔡元培对光复会的成立以及进一步发展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进而推动了革命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3、参加并主持同盟会上海分会
光复会、兴中会等出现带来了革命团体的扩大的同时也使带来了团体分散的问题,鉴于这种状况,孙中山与黄兴、陈天华等人在日本东京将各个革命团体联合起来,组成了一个新的革命团体——中国同盟会。
同盟会在东京成立时,原光复会成员吴春旸推荐蔡元培为上海分会会长。
不久,黄兴到达上海后吸收蔡元培加入了中国同盟会,并携带孙中山的委任书,正式派他为上海分会会长。
从此之后蔡元培开始了与中国同盟会的并肩作战。
其后,蔡元培一方面继续进行革命活动,从事秘密暗杀,另一方面他利用自己在光复会的声望和地位,积极发展同盟会会员。
蔡元培任职同盟会上海分会会长时,由于种种原因光复会和同盟会直接存在着矛盾,蔡元培以广阔的胸襟,积极游走各方,努力说服,打破了光复会内部一些成员存在的狭隘地域观念和宗派思想,最终将光复会纳入同盟会的领导之下。
1905年到1906年之间经蔡元培介绍入会的,有黄元培、倪时渡、李衡、王麟、陈家鼎、邓恢宇、陈嘉祐、梁鍪、谢寅杰、张天宋、唐友厦、唐公哲、林贞干、王邦吉等十余人。
蔡元培以这种个别谈话的方式为同盟会发展了不少的爱国志士。
后来蔡元培回忆加入同盟会的过程说:
“民国成立前七年乙巳秋,吾师忽召至其寓庐,郑重而言曰:
‘我国前途至危,君知之矣。
诸强邻虎视于外,清廷鱼烂于内,欲救亡舍革命无他道。
君谓然否?
’则敬答曰:
‘然,。
曰:
‘欲革命,须有组织,否则力不集,事不成。
今有会焉,君亦愿加盟乎?
’则答曰:
‘苟师有命焉,何敢不从。
’期以某日深夜宣誓,出誓文,中有句:
‘建立民国,平均地权,驱除鞑虏,光复中华。
’吾师既指‘平均地权,句说明其理由,小子卒在吾师之前宣誓加盟焉。
”同盟会的成立,使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政治战线、思想战线和军事战线等方面的斗争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有力地推动了全国革命运动的发展。
蔡元培也以自己特有的方式,为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和革命风暴的到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1906年,当革命形势陷入低潮后蔡元培就离开了上海,选择出国求学,以继续探寻救国之路。
次年,已是不惑之年的他又远赴欧洲,迈出了留学生涯的第一步。
在德国留学的四年半时间里,他广泛涉猎西方科学、文化、历史等各种知识,此外他还密切关注国内革命形势,以期为革命积攒新的力量。
从蔡元培由爱国到改良到革命的转变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他思想的变化正是代表了辛亥革命前面临进一步加深的民族与社会危机下,一部分先进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逐步摆脱封建专制主义的束缚,开始学习西方先进的文化知识,走向民主革命道路的前进方向和历史轨迹。
其正如蔡建国对蔡元培的评价:
“主张从教育入手,注重革命思想的宣传和人才的培养,组织和领导革命团体,直至用暗杀的手段来完成革命目标。
尽管这种革命的方法,还处在探索的阶段,但是他所走的道路,正是当时革命派知识分子的共同经历。
”
与同时代绍兴籍的其他革命人士相比,蔡元培在积极投身反清革命的过程中所具有身份上的特殊性:
晚清翰林。
正是由于他的这种身份的特殊性,使他的革命成长道路不同于徐锡麟、陶成章、秋瑾等职业革命家。
当处于“几千年未有之大变”的时代大背景下,我们能够看出以蔡元培为代表的绍兴学界在波澜壮阔的革命风潮中锐意革新的进取精神,感受到革命先烈呕心沥血办学强国的爱国主义精神。
辛亥革命前绍兴学界的有识之士通过兴办学校等方式促进了民族革命的进行,同时这些有识之士在革新教育,提倡新学的过程中,无疑促使绍兴近代教育兴起较早,起点较高,发展较快,因此一时间古城绍兴学界涌现出了一批知名的爱国仁人志士和学者。
三、辛亥革命前蔡元培与近代绍兴学界的崛起
辛亥革命前后绍兴的名人辈出,一时间在政治、思想、文化教育等诸多领域颇为惹人注目。
有如坚韧不屈的革命志士徐锡麟、陶成章、秋瑾、陈伯平等人,也有驰名近世的文化名流鲁迅、蔡元培、周作人等人。
近代绍兴学界崛起的人才,大都与蔡元培有师承、同事、战友、同乡等联系,他们大都得到过蔡元培的培养、护卫、奖掖、扶植、勉励或营救。
辛亥革命前后近代绍兴学界人才群起有内部的、外部的等许多方面的原因,但不可否认的是,“学界领袖”蔡元培是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
翰林出身的蔡元培,为了民族和国家复兴的革命事业,毫不犹豫的舍弃让大多人羡慕的高官厚禄,义无反顾地走向了革命道路,这在绍兴学界的爱国仁人士志中影响极大,同时蔡元培又知人善任。
因此,在面临民族危亡的重要时期,拥有抗清排满创建民国的共同理想的绍兴知识分子团结在一起,在20世纪初的辛亥革命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蔡元培充分利用绍兴经济文化的繁荣广聚人才
文化古城绍兴,风景秀丽,历史悠久,它位于浙江的东北部,是浙东一座重要的商业城市。
早在春秋时期绍兴就出现了冶金工业,晋代所产的越纸和唐代所产的越窑、丝绸、制茶等在历史上远近闻名。
到了近代,绍兴开始出现了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特别是酿造业达到了历史上的鼎盛时期。
清末民初绍兴所酿的黄酒不仅销往国内各地,而且远销于日本、南洋等地,这极大的促进了绍兴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
后来随着宁波、温州等地海上贸易的发展使绍兴的商业地位有所下降,但由于绍兴水陆交通位置的重要性,在经济上任占用及其重要的地位。
其中,蔡元培就出生于商贾之家。
绍兴经济的繁荣与发展为近代绍兴人才的培养奠定了深厚的物质基础。
绍兴不仅经济繁荣发达,文化更是源远流长、底蕴深厚。
历史上的绍兴素以“文物之邦”著称,从越到清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产生了许多著名的历史人物。
春秋后期有“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汉代有著名的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充,还有魏晋时期的文学家谢灵运、孔灵符和大书法家王羲之,宋代有伟大的爱国诗人陆游。
到了明清时期更是人才辈出,如散文家孙岱、理学家刘宗周、历史学家章学诚等等。
这些先贤名人无疑为绍兴古城增加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一种新思想的产生、一代新人的崛起都是与地方的经济文化繁荣和开放的密不可分的。
绍兴是也明末清初抗清斗争最激烈的地方,众多绍兴的有识之士受到先贤人物民主主义思想的启蒙教育与熏陶,其爱国主义优良传统代代传承。
出身翰林的蔡元培承袭了绍兴优秀的爱国传统,为了救亡图存,毅然放弃高官厚禄成立了革命组织——中国教育会,尔后又与陶成章、章太炎等成立了光复会。
光复会培养了众多的人才,为近代绍兴人才群起奠定了一定的组织基础,近代绍兴学界就是在以蔡元培为首的革命团体的推动下开始崛起。
(二)以蔡元培为代表的绍兴学界特别重视教育和科学
绍兴人向来就有注重教育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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