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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两晋文学
第二章两晋文学
公元265年,司马昭之子司马炎取代魏室,建立了晋王朝,史称西晋。
晋王朝的建立,结束了三国分裂的局面,统一了中国。
社会生产得到一定恢复,社会状况也明显好转,许多文人不禁欢欣鼓舞;一些文人为了家族和个人的利益,纷纷向统治集团靠拢,很多人成为权门下的宾客。
任诞之风有所收敛,个人意识不断减弱。
文学表现的范围变得狭窄,缺少充实、激动人心的内容,像建安风骨那样明朗刚健的作品和正始时期隐晦曲折地揭露现实的作品已经很少了。
以陆机、潘岳等人为代表,开始讲究藻饰,注重形式技巧,形成了华丽的风气。
正如刘勰所说:
“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
”(《文心雕龙·明诗》)但感伤生命仍为文学的主题;文学的抒情性也更受到重视。
陆机在《文赋》中进一步强调了文学创作过程中的情感作用。
西晋年代不长,在文学史上分为太康和永嘉两个时期。
太康,是西晋武帝司马炎的年号(280~289),但文学史上的太康时期则包括了自武帝泰始至惠帝元熙(265~307)以前,即正始以后到西晋统一前四十多年的历史时期。
这时期涌现了众多的作家,有所谓“三张(张载、张协、张亢兄弟)二陆(陆机、陆云兄弟)两潘(潘岳、潘尼叔侄)一左(左思)”之说。
太康以后,有“永嘉”之称,永嘉是西晋怀帝的年号(307~316),这时是晋朝大乱之时。
西晋经过太康、元康的短暂繁荣和安定之后,发生了“八王之乱”,而后晋室开始分崩离析。
至怀帝永嘉年间,因北方少数民族起义而陷入割据局面。
晋室南迁,在江南建立偏安的政权,史称东晋。
从永嘉起至东晋灭亡,百余年间,“玄言诗”占据诗坛。
东西晋之际,诗坛上代表作家是以慷慨悲歌而著称的刘琨和以游仙诗为主导的郭璞。
东晋时代,士族清谈玄理的风气日益兴盛,文人士大夫普遍使用抽象的语言来谈论哲理,文学失去了艺术而变得“理过其辞,淡乎寡味”了。
(钟嵘《诗品序》)。
以专述老庄哲理而著称的代表人物是孙绰和许询。
东晋末年,山水诗兴起,陶渊明的田园诗给晋宋之际的诗坛带来新的生机。
第一节陆机、潘岳与太康诗风
陆机(261~303),字士衡,吴郡华亭(上海市松江县)人。
出身士族,祖父陆逊,曾为东吴丞相;父亲陆抗,为吴大司马。
陆机少时曾任吴牙门将,吴亡时,陆机二十五岁,退居旧里,闭门读书十年。
太康末,与弟陆云同至洛阳,为当时诗坛领袖张华所赏识,名动一时,时称“二陆”。
后出入贾谧门下,为“二十四友”之一[]。
历仕为太子洗马、著作郎、中书郎平原内史等职,世称“陆平原”。
后成都王司马颖与河间王司马颙起兵讨长沙王司马乂,任命他为后将军、河北大都督,兵败,为司马颖所杀,年四十三岁。
其诗文原有集,散佚。
今有宋人辑《陆士衡集》十卷,中华书局点校本《陆机集》。
今存诗107首,文127篇,《晋书》有传。
陆机在文学上很有成就,作品数量丰富,才力富赡,形式华美,辞藻繁丽,在文学史上素有“陆海潘江”之说。
钟嵘《诗品》说:
“潘诗烂若舒锦,无处不佳;陆文如披纱简金,往往见宝……余常言:
陆才如海,潘才如江。
”钟嵘对陆机的推崇,主要缘于陆机以才冠当世,其诗、文、赋的成就都超过同时代人。
在创作上将诗歌进一步推向了文人化和贵族化,创立了两晋繁富华美的诗风。
陆机诗多为模拟乐府,古诗之作,内容与形式极少创新。
其拟古诗占其全部诗作一半以上。
其中少量作品抒发了真情实感。
如《门有车马客行》,写在吴亡之后,写出了吴亡之后对故乡的怀念之情和亡国的感慨。
《猛虎行》写出人生的艰难,自己功业不成,进退维谷的苦闷。
《赴洛道中作》抒情成分更浓,其一:
描写了野旷无人,阴惨凄戾的旅途之景,“虎啸深谷底,鸡鸣高树颠。
哀风中夜流,孤兽更我前。
非情触物感,沈思郁缠绵。
伫立望故乡,顾影凄自怜。
”这种景象正是仕途险巇的写照。
其二:
远游越山川,山川修且广。
振策陟崇丘,安辔遵平莽。
夕息抱影寐,朝徂衔思往。
顿辔倚高岩,侧听悲风响。
清露坠素辉,明月一何朗。
抚枕不能寐,振衣独长想。
这一首抒写了自己远别亲人的凄凉和孤独,也写出了旅途中对未来的茫然之感。
这是陆机的真实感受,因而写得凄楚动人。
清代评论家沈德潜对陆机的诗作多有微辞,但在此诗之后却说:
“二章稍见凄切。
”(《古诗源》)
就其艺术特点来说陆机诗表现为对语言的刻意雕琢和力求委婉,造成了繁冗乏力之病。
首先表现在用字上,极力追求深奥而避免浅近,而使他的诗距通俗愈远。
这一特点在他的拟古诗中尤为显著。
如《古诗》:
“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
”而陆机拟作是“上山采琼蕊,穷谷饶芳兰。
”可见陆机在语言上的有意求深。
还有《西北有高楼》:
古诗与陆机拟作两首诗内容相同,所描写具体情景也很相似,但明显看出陆机拟作的华美深芜。
有时陆机借古人的成言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其包含的内容很难从文字本身的含义来理解,造成了其诗的隐晦曲折,使语言失去了生动的形象性,而成为概念的组合。
这也是文字上求深的结果。
其次是刻意追求辞句的排比对偶。
《赴洛道中作》三首除首尾外,几乎都是对偶句。
而且刻意求深,斧凿痕迹很明显。
如《折扬柳行》“邈哉垂天景,壮哉奋地雷。
”《赠尚书郎顾颜先诗二首》:
“大火贞朱光,积阳熙自南;望舒离金虎,屏翳吐重阴。
”
陆机过分讲究辞藻的修饰和雕琢,显然受曹植影响。
钟嵘《诗品》中说陆机:
“源出于陈思,才高词赡,举体华美。
”但曹植是“骨气奇高,辞采华茂,”而陆机忽略了“骨气奇高”,偏重追求辞采华茂”,难免出现雕琢太重,辞句烦累之病,所以孙绰说:
“陆文深而芜。
”这种现象在其他各体文章中也很明显,其后文章骈丽之风大兴,陆机的文风有很大影响。
陆机除诗以外,所著辞赋及文受到很高评价。
其代表作有《吊魏武帝文》、《辩亡论》、《叹逝赋》、《演连珠》、《豪士赋序》等。
《吊魏武帝文》感慨曹操功盖一世,却留不住生命,写得很凄婉。
《辨亡论》论述了东吴兴亡之因,风格略似贾谊《过秦论》,但饱含了悼念故国的深情。
《演连珠》是一篇取譬见义的精巧短文,流传久远而不衰。
其赋作中最著名的是《文赋》,是用赋体作的论文,成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文献,也是两晋文学理论的代表作。
较为全面地论述了文学创作的过程和经验以及各种文体的特征,表现了陆机进步的文学史观和美学观。
对文体的分析较为精密,指出诗和赋的不同:
“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
”这是对曹丕文体论的进一步发展,两人都以绮丽说诗,诗重绮丽便从此开始。
潘岳(247~300),字安仁,荥阳中牟(今属河南)人。
少以才思敏捷见称于乡里,号为“神童”。
曾任河阳令、著作郎、给事黄门侍郎等职,后世称“潘黄门”。
也是贾谧门下“二十四友”之一。
司马伦专政时,中书令孙秀诬其谋反,被诛,夷三族。
原有诗文集十卷,后散佚。
今存明人张溥辑《潘黄门集》一卷,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中。
在文学上,潘岳与陆机齐名。
《世说新语·文学篇》引孙绰云:
“潘文烂若披锦,无处不佳,陆文若排沙简金,往往见宝。
”钟嵘《诗品》也将潘岳诗与陆机诗同列为上品。
这是因为潘岳与陆机文学审美追求是相近的,其文风都在追求绮丽繁冗。
所不同的是潘岳用语较浅近,但比陆机的精美华丽相比略显平庸。
在创作内容上,潘岳工于言情,善写哀诔之文。
今存诗仅十八,《悼亡诗》就有三首,而且是他全部诗作的代表作。
三首悼诗内容都是伤悼亡妻的。
笔墨之间流露着深切的怀妻之情,读者不禁为之感动。
如其一:
荏苒冬春谢,寒暑忽流易。
之子归穷泉,重壤永幽隔。
私怀谁克从,淹留亦何益。
僶俛恭朝命,回心反初役。
望庐思其人,入室想所历。
帷屏无仿佛,翰墨有余迹。
流芳未及歇,遗挂犹在壁。
怅恍如或存,周遑忡惊惕。
如彼翰林鸟,双栖一朝只;如彼游川鱼,比目中路析。
春风缘隙来,晨霤承檐滴。
寝息何时忘,沉忧日盈积。
庶几有时衰,庄缶犹可击。
全诗按冬去春来,寒暑流易的时间与空间的顺序平铺直叙,表达了诗人哀怨欲绝的悲痛心情,语言浅近而感情深厚,诗中虽有意复词繁的地方,但也被真情所掩盖。
潘岳的《怀旧赋》、《寡妇赋》、《哀永逝文》等都以善叙哀情而著称。
其《悼亡诗》写得成功,开了诗歌以“悼亡”为题写哀悼之情的先河。
陆机和潘岳是西晋诗坛的代表,他们的创作风格和特点代表了太康诗风。
内容上的拟古,形式技巧上讲究藻饰,风格追求繁缛,是太康诗风的总体特点。
太康诗风的形成与时代的特点密切相关。
太康时期,是紧承大乱之后的相对稳定期,暂时的安定与繁荣景象,激发了文人投入政治生活的热情;所以他们积极参预政事并依附于权门。
这就使他们的诗歌内容表现范围受到极大的局限。
所以他们不可能有建安作家的慷慨悲歌;对政治的热衷又使他们不可能有阮籍、嵇康那样清峻遥深的风格意境,也当然不会写阮籍那样寄托遥深的作品。
相反,他们多以才华自负,试图通过歌诗辞赋来展示自己的才华,所以便把创作的重点放在艺术技巧、文辞藻饰的训练上,形成了追求华丽藻饰,讲求声律对偶的繁缛诗风。
太康诗风的形成,反映了太康文人的文学观和美学观。
陆机《文赋》是典型代表。
陆机提出“诗缘情而绮靡”,是对“诗言志”儒家传统诗教的突破,也是诗歌美学观念上的突破。
绮靡,指文辞的华丽,是对曹丕“诗赋欲丽”的继承。
对声律的追求和讲究,是陆机极为重视的,是对建安诗歌形式的发展,也是太康文人文学思想的重要内容。
《文赋》基本上反映了太康文学意识的觉醒和诗人对文学特点的认识与把握,是文学走向自觉的深化。
太康文人的创作正是围绕这两个问题进行,从质朴到华美,从简单到繁缛是文学发展的必然趋势,正如萧统所说:
“盖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
物既有之,文亦宜然。
”(《文选序》)但由于太康文人未能很好地处理好内容和形式的关系,走上了形式主义道路。
这种倾向一直延续到南北朝末期。
比较能代表太康诗风的诗人还有傅玄、张华、张协。
傅玄和张华是晋初著名诗人,他们的诗风表现了由魏到晋的过渡。
傅玄(217~278),字休奕,是晋初出身寒微的官僚。
也是当时诗人中年辈最长的一个。
他的思想比较开明,性格刚劲亮直。
其诗歌创作主要以乐府为主,其中一部分乐府诗是歌功颂德的宗庙的乐章,一部分能继承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反映社会问题,如写男女爱情及妇女不幸的命运;《豫章行苦相篇》反映重男轻女的习俗给女子带来的痛苦,对女子的不幸遭遇给予深切同情,很有现实意义。
苦相身为女,卑陋难再陈。
儿男当门户,堕地自主神。
雄心志四海,万里望风尘。
女育无欣爱,不为家所珍。
长大逃深室,藏头羞见人。
垂泪适他乡,忽如雨绝云。
低头和颜色,素齿结朱唇。
跪拜无复数,婢妾如严宾。
情合同云汉,葵霍仰阳春;心乘甚水火,百恶集其身。
玉颜随年变,丈夫多好新。
昔为形与影,今为胡与秦。
胡秦时相见,一绝逾参辰。
《豫章行》是古乐府的曲调,属《相和歌·清调曲》,傅玄依照旧题写新诗,显然是受到曹操乐府诗《短歌行》、《步出夏门行》等影响。
傅玄以男女爱情为题材的小诗往往善用比兴,宛转清巧,有较好的艺术成就。
如《杂言》:
雷隐隐,感妾心;倾耳听,非车音。
仅十二个字,生动地写出了一个思妇对丈夫如醉如痴思念的情态。
傅玄诗学汉魏,气调较为雄健,其不足是过于模仿,语言有时流于质涩。
张华(232~300),字茂生,花阳方城(今河北固安西南)人。
他出身寒微但官至显位,学问广博,知名较早。
他的诗追求排偶和妍丽,钟嵘《诗品》说:
“其体华艳”,“务为妍冶”。
有代表性的诗是《情诗》五首。
其内容或写闺中离妇思夫,或写远游旷夫恋妇,深情绵邈,哀艳动人。
如其三:
清风动帷帘,晨月照幽房。
佳人处遐远,兰室无容光。
襟怀拥虚累,轻衾覆空床。
居欢惜夜促,在戚怨宵长。
抚枕独啸欢,感叹心内伤。
这是写离妇思夫,全诗构思精巧,融情入景,写得缠绵悱恻,一往情深,堪称爱情诗的皎皎者。
张协(255?
~310?
),字景阳。
安平(今河北安平县)人。
少有俊才,与其兄张载、其弟张亢齐名,时称为“三张”。
张协的才华超过其弟兄,也超过了陆机和潘岳等人。
他的诗情志高远,语言警拔。
钟嵘《诗品》说他的诗“词采葱蒨,音韵铿锵,”“巧构形似之言。
”这些特色都表现在他的杂诗中。
《杂诗》十首是其代表作。
今有《张景阳集》一卷。
《杂诗》其一:
秋夜凉风起,清气荡暄浊。
蜻蛚吟阶下,飞蛾拂明烛。
君子从远役,佳人守茕独。
离居几何时,钻燧忽改木。
房栊无行迹,庭草萋以绿。
青苔依空墙,蜘蛛网四屋。
感物多所怀,沈忧结心曲。
全诗内容是写离妇相思,作者将情景结合,借景抒情,通过景物的变化来抒发思妇对游子的深切怀念。
这种抒情手法对后来抒情诗的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第二节左思、刘琨与郭璞
左思(生卒年不可确考[])字太冲,齐国临淄(今山东)人。
出身寒微,不好交游,貌丑口讷,但博学能文。
晋武帝泰始(265~274)年间,妹妹左芬被召入宫,为武帝妃,左思随之移家到洛阳,并任秘书郎。
惠帝时曾为贾谧门下“二十四友”之一。
后贾谧被诛,他便退出官场归隐。
其实左思很有仕进愿望,但因门阀制度已经形成,仕进的路已经被世家大族所垄断,出身寒微的人不得不屈居下位,左思也官止秘书郎。
他退居之后专意于典籍,以著作为能事。
在他的诗中揭露了寒门出身的知识分子和士族门阀之间的矛盾,抒发了自己功业未遂的感慨和对士族权贵的蔑视。
在当时形式主义诗风盛行的太康时期,唯有他的作品具有充实的现实内容和批判精神。
代表了太康时期文学的最高成就。
左思的作品保存下来的很少,只有《文选》和《玉台新咏》所收的部分诗赋。
其中诗十四首,以《咏史》和《娇女》最为有名。
还有著名的《三都赋》。
《咏史》八首是划时代的杰作。
他突破了咏史诗的传统写法,不呆衍史事,而是借咏古人古事来抒写自己的怀抱,从中表现作者鲜明的个性。
如其一:
弱冠弄柔翰,卓荦观群书。
著论准《过秦》,作赋拟《子虚》。
边城苦鸣镝,羽檄飞京都。
虽非甲胄士,畴昔览《穰苴》。
长啸激清风,志若无东吴。
铅刀贵一割,梦想骋良图。
左眄澄江湘,右盼定羌胡。
功成不受爵,长揖归田庐。
这是《咏史》的总序,作者叙述了自己的才学和志向,他不仅有才,还懂武略,有志为国立功,功成身退,不受封赏,他同历史上许多知识分子一样,把人生价值的实现寄托在政治上,希望能为统一全国的大业做出贡献。
在诗中,诗人表现了他的豪壮气度和胸襟:
“铅刀贵一割,梦想骋良图。
去眄澄江湘,右盼定羌胡。
”对自己充满了信心。
“功成身退”是左思理想的人生途径,这是一种很高的理想境界,和当时门阀制度下以钻营为利的势利小人形成了鲜明对比,更呈现出诗人旷达的胸襟和崇高境界。
但是诗人的才能在门阀制度下得不到施展,理想抱负得不到实现,因而感到压抑和不平。
于是在《咏史》中深刻地揭露了寒门士人的有志难伸,怀才不遇的社会现实,猛烈抨击了门阀制度的不合理性,坦率地表达了作者的愤慨。
如其二:
郁郁涧低松,离离山上苗。
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
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
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
金张籍旧业,七叶珥汉貂。
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
涧底松虽然高大成材,但却处于山涧之下,而只有寸茎粗的小苗却高居山顶,这一高一低,一贵一贱的对比,深刻地提示了当时社会压抑人才,以势取人的不合理现实,指出了封建等级制度的本质特征,揭示了寒门出身的知识分子不幸命运的根本原因。
《咏史》八首的价值还在于表现了左思不流时俗的高傲的性格和与门制度抗争的精神。
这种精神与品格在第五首中表现尤为明显:
皓天舒白日,灵景濯神州。
列宅紫宫里,飞宇若云浮。
峨峨高门内,蔼蔼皆王侯。
自非攀龙客,何为欻来游?
被褐出阊阖,高步追许由。
振衣千仞岗,濯足万里流。
诗中表现出蔑视王侯的高傲和追步许由归隐的高尚情趣,体现出阔大高远的境界,流注着一股豪迈气概。
作为《咏史》诗左思有其自己独到的创作特色,“咏史”始于班固,但班固《咏史》反复吟咏一事,写法上联缀着史传,很像“传体”,文辞质直,因而被钟嵘称为“质木无文”。
(《诗品序》)建安时,曹植、王粲等人虽有“咏史”之作,文采也超过了班固,但写法上依然是专咏一事,而左思《咏史》打破了传统的写法,将咏史与咏怀紧紧地结合起来,开了“咏怀”的先河。
钟嵘《诗品》评论说:
“文典以怨,颇为精切,得讽谕之致”诗中征引古事,语有来历,所以为“典”;诗中抒发了作者的愤怒和不平,所以说“怨”;它以古刺今,批评和揭露当时社会的弊端,所以有讽谕之致;不论是以古讽今,还是借古咏怀都非常贴切,也即是“精切”。
尤其“得讽谕之致”,是《咏史》的艺术效果。
也是全组诗主旨所在。
从此“咏史”摆脱了单纯咏史的原始发展阶段,开始走上“吟咏性情、抒情言志”的正确轨道;这是左思在诗歌史上的一大贡献。
《咏史》第一特点是情调慷慨激昂,文笔矫健雄劲;语言简劲,虽有工巧之致但不刻意雕琢。
钟嵘《诗品》中说左思诗“野于陆机”,所谓“野”,正是左思诗没有繁缛和雕琢的语言特色。
而其慷慨激昂的情调被称为“左思风力”(钟嵘(诗品》),这个“左思风力”与“建安风骨”是一脉相承的,形成这种风力的正是诗中豪迈的情调和劲健的语言风格。
左思的《咏史》诗,在文学史上产生过巨大影响,他以进步的思想性和高度的艺术成就影响到后人。
杜甫《咏怀古迹》五首,就取法于左思。
唐代诗人大都咏史和抒怀结合,也取法于左思。
所以左思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与他的《咏史》诗分不开的。
左思《咏史》之外,还有《招隐诗》、《杂诗》和《娇女诗》,又是另一种风貌。
《招隐》、《杂诗》中对景物的刻画也很工巧,明显表现出太康特征。
如《招隐诗》:
“何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
”以山水来寄托自己的情志,已近于东晋山水诗的意识,代表了人们对山水的新的认识。
《娇女诗》描摹了少女纯真烂漫的稚童幽趣,其生动形象也是当时诗坛上少有的。
说明诗已经摆脱了教化框架的束缚而走向日常生活。
左思还有《三都赋》,刘勰《文心雕龙·才略》篇中说:
“左思奇才,业深覃思。
尽锐于《三都》,拔萃于《咏史》。
”左思为写《三都赋》下一番苦功。
《晋书·左思传》记载:
他曾拜见过熟悉蜀地情形的张载,“访岷邙之事,遂构思十年,门庭藩溷皆著纸笔,遇得一句,即便疏之。
”《三都赋》问世之后,名重京师,当时的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
”但是左思《三都赋》仍循汉人旧径,从文学的角度来看,无法和《咏史》诗相提并论。
刘琨(271~318)字越石,中山魏昌(今河北无极县)人。
出身士族,少时即以雄豪著名,好老庄之学。
晋怀帝永嘉元年出任并州刺史,后官至司空,曾多次和刘聪、石勒作战,兵败被幽州刺史段匹磾所杀。
年四十八岁。
刘琨是一个贵族阶级的爱国者,他的理想是匡扶晋室。
在外族入侵的情况下,他辗转于北方抗敌,屡败而不悔。
他将爱国之情倾注于诗歌,慷慨激昂,风格悲壮。
如《扶风歌》
朝发广莫门,莫宿丹水山。
左手弯繁弱,右手挥龙渊。
顾瞻望宫阙,俯仰御飞轩。
据鞍长叹息,泪下如流泉。
系马长松下,发鞍高岳头。
烈烈悲风起,泠泠涧水流。
挥手长相谢,哽咽不能言。
浮云为我结,归鸟为我旋。
去家日已远,安知存与亡。
慷慨穷林中,抱膝独摧藏。
麋鹿游我前,猿猴戏我侧。
资粮既乏尽,薇蕨安可食。
揽辔命徒侣,吟啸绝岩中。
君子道微矣,夫子故有穷。
惟昔李骞期,寄在匈奴庭。
忠信反获罪,汉武不见明。
我欲竟此曲,此曲悲且长。
弃置勿重陈,重陈令心伤。
此诗作于永嘉元年(307)他出任并州刺史途中。
作者从洛阳出发,路途极为艰险,胡寇充塞,刘琨募兵千余人,边战边进,此时已把生死置之度外。
而朝廷并无抗战之心,后援难进,前途黯淡。
诗中记述了这段艰难的历程,表达了作者对前途的忧虑和对现实的激愤,抒发了自己奋战到底的爱国之志。
诗人把叙事抒情紧紧地结合在一起,深秋的景色,烈烈的悲风,荒凉的山野,都带着作者浓厚的愁苦色彩,烘托出作者的凄苦心情,感染力极强。
从历史的经验看,“忠信反获罪,汉武不见明。
”刘琨此次出征,生死荣辱尚难预卜,因而诗中明显流露出英雄失路的悲哀。
但是刘琨毕竟是爱国志士,他以孔子“君子道微矣,夫子故有穷”自勉。
英雄的豪壮和失路悲哀的统一,构成了全诗的悲壮,豪迈的风格。
刘勰称刘琨诗“雅壮而多风。
”(《文心雕龙·才略》),钟嵘称他“善为凄戾之词,自有清拔之气”(《诗品》中)。
刘熙载说“刘公干、左太冲诗壮而不悲。
王仲宣、潘安仁悲而不壮,兼悲壮者,其惟刘越石乎?
”(《艺概·诗概》)由此可见,清刚悲壮,是刘琨全部诗歌的特色,直追建安风骨。
刘琨的传世之作只有三首,有《答卢谌》、《重赠卢谌》,都是在北方抗敌所作的,每首诗都表现出强烈的爱国热忱。
《重赠卢谌》是刘琨被段匹磾囚禁时作,诗多用比兴,表明了自己匡扶王室的志愿,同时也慨叹自己功业未就,不能奋进。
其笔调清拔,仍充满悲壮之气。
刘琨著作原有集,已佚。
明人张溥辑为《刘中山集》。
郭璞(276~324),字景纯,河东闻喜(今属山西)人。
博学多识,好经术,通五行、天文、卜筮之术。
因此有关他怪诞传说很多。
东晋初年任著作郎,后为大将军王敦记室参军。
王敦谋反时,郭璞借卜筮来谏阻,因而被杀[],年四十九岁。
郭璞是一位具有政治敏感和抱负的文人,东晋王朝建立,他看到统治集团内乱分裂,危机严重,便多次向晋元帝及明帝上疏献策,以巩固政权。
但由于位卑言轻,他的抱负始终没有得到实现。
因而他的作品也表现出坎壈悲愤的感情。
郭璞的著作很多,曾注释过《尔雅》、《方言》、《穆天子传》、《山海经》等书。
诗流传下来有二十余首,其中游仙诗有十四首,是他全部诗作的代表作品。
游仙诗的产生是中国诗歌史上特殊的现象,从屈原《离骚》开始,描写仙境的作品一直绵绵不绝。
由于时代和作家不同,游仙诗的内容和风格也都各不尽同。
从内容来看,中国游仙诗明显分为两类:
一类是借游仙以咏怀,或是寄予慷慨的情怀,以反抗现实。
如屈原、曹植、阮籍等人的作品。
一类是纯写“列仙之趣”,如汉《乐府古辞·相和歌辞》中的《王子乔》、《仙人骑白鹿》等。
郭璞的游仙诗则是借游仙以咏怀,具有一定的现实内容。
如《京华游侠窟》:
京华游侠窟,山林隐遁栖。
朱门何足荣,未若托蓬莱。
临源挹清波,陵岗掇丹荑。
灵溪可潜盘,安事登云梯。
漆园有傲吏,莱氏有逸妻。
进则保龙见,退为触藩羝。
高蹈风尘外,长揖谢夷齐。
这是一首赋体诗,全诗巧妙的运用了比兴与对比等多种艺术手法,用精警凝炼的语言抒发了自己高蹈隐逸、鄙视世俗的情态,从而表现出对现实的强烈不满。
这种思想在第五首中表现更为明显:
逸翮思拂霄,迅足羡远游。
清源无增澜,安得远吞舟。
珪璋虽特达,明月难闇投。
潜颖怨青阳,陵苕哀素秋。
悲来恻丹心,零泪缘缨流。
诗人在此将哲理与抒情结合起来,道出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人生悲哀,有才有志却不被理解,才志无处施展。
因而不如保留自己的清白和高洁去寻找神仙的自由境界。
这是令人悲叹的事实。
钟嵘说郭璞诗是“坎壈咏怀,非列仙之趣。
”(《诗品》)是确切的。
西晋末年到东晋初年,诗坛上大畅玄言,钟嵘说其是“理过其辞,淡乎寡味”,(《诗品序》),而郭璞诗则不同,虽写隐逸或求仙,但都继承了《诗》、《骚》的比兴寄托传统,来抒写坎壈之怀,其语言华美,形象生动,风格挺拔俊逸[]。
如刘勰所说“景纯艳逸,足冠中兴。
”(《文心雕龙·才略篇》)
第三节孙绰、许询和玄言诗
玄言诗兴盛于东晋,一方面是魏晋玄学及清谈之风兴盛的结果,另一方面也与东晋政局及由此而形成的士人心态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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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经过太康、元康短暂的繁荣和安定之后,即发生了“八王之乱”[]趁此机会,汉魏以来内迁的北方少数民族的首领纷纷自立,建立了十六国统治,晋室被迫南迁,在江南建立了偏安的政权,史称东晋。
东晋政权建立后,一些大士族和士人纷纷南渡,也将玄学清谈之风带到东晋,而且日益兴盛。
士人们为了在心理上逃避惨痛的现实,便将热情贯注于哲学领域,开始使用抽象的语言来谈论哲理,使文学变成枯燥无味的说理。
当时佛学也受到了同玄学一样的重视,出现了玄释合流,这给东晋士人带来很大影响,他们开始追求适意闲暇的生活,而这一生活的主体是山水清谈和玄理,东晋玄言诗便应运而生,并占据文坛,直至东晋灭亡。
钟嵘《诗品序》中说:
“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
”“爰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
”这就是玄言诗的兴起及其基本特点。
玄学作为一种超世哲学,追求的不仅是人在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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