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18631884年俄国远东地区朝鲜人.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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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18631884年俄国远东地区朝鲜人
略论1863—1884年俄国远东地区朝鲜人
初智巍、潘晓伟
2013-3-1113:
57:
32 来源:
《西伯利亚研究》2011年第3期
(初智巍.黑龙江工程学院人文与社会科学系,哈尔滨150050;潘晓伟.黑龙江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哈尔滨150080)
摘 要:
19世纪下半期,朝鲜北部自然灾害频发,封建剥削严重,东北部的朝鲜居民大量进入俄国境内。
1863—1884年,俄国远东的朝鲜人有四个特点:
分布集中,主要居住在南乌苏里地区;朝鲜人的男女比例相当,人口能自然增长;朝鲜人的职业以农民为主,主要的经济活动是种地;国籍没有变,仍然是朝鲜国籍。
鉴于远东开发急需大量劳动力,俄国积极接纳朝鲜人,允许其留在远东;让其耕种土地,并对其进行有效管理和同化。
关键词:
朝鲜人;俄国远东;南乌苏里;移民
中图分类号:
K512.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0961(2011)03-0088-05
作者简介:
初智巍(1980-),女,黑龙江佳木斯人,讲师,硕士,主要从事社会学和社会工作研究;潘晓伟(1978-),男,黑龙江富锦人,讲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俄国史研究。
1863—1884年是朝鲜人进入俄国的初始时期。
1863年有14户、65名朝鲜人来到俄朝边境的棘心河谷一带,拉开了朝鲜人进入俄国的序幕。
1884年俄国和朝鲜政府签署了一项协议,协议规定,1884年7月7日前去俄国的朝鲜人可以加入俄国国籍,而之后入境的要在规定的时间内清理产业返回朝鲜[1]8。
此后,朝鲜人迁移远东地区不能像之前那样随便了。
一
19世纪下半叶,朝鲜人大量迁居俄国远东地区,既有国内封建剥削严重、百姓生活困苦的原因,也和远东的大片领土亟待开发、需要劳动力有关。
19世纪下半叶的朝鲜和其他处于封建社会末期的王朝一样,社会极度动荡,政治腐败,苛捐杂税繁多。
朝鲜实际统治者大院君为了重修景福宫,征收各种名目的税,百姓不胜其苦。
自然灾害频发,以朝鲜北部为最。
1860年咸境南、北道发生大水灾,十余府受灾。
1861年和1863年又发生了洪灾,无家可归者不计其数。
同时资本主义列强觊觎朝鲜的市场和良港,欲变朝鲜为殖民地,不断侵扰朝鲜。
19世纪60—70年代,朝鲜先后经历了“丙寅洋扰”和“辛未洋扰”,人心惶惶。
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朝鲜下层人民揭竿而起,农民起义接连不断,农村社会处于崩溃的边缘。
在此背景下,衣食无着的朝鲜人纷纷逃往中国、俄国寻找出路。
李氏王朝对越境者处罚严厉,然而连年灾荒,在国内已无法生活,冒险越界尚有存活希望,越境的人越来越多,朝鲜政府无法阻止。
从俄方看,远东开发需要大量劳动力,固此它希望朝鲜人到来。
东部地区劳动力不足问题一直困扰着沙俄政府,19世纪中叶从中国强占来的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的大片领土离统治中心更遥远,劳动力不足问题愈加严重。
为了巩固在那里的统治,1861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颁布《俄国人和外国人向阿穆尔省和滨海省移民条例》,给予移民种种优惠。
但80年代前移居远东的俄国人不多,每年在1000~1500人之间浮动,其中的大部分在沿途落了户,能到达乌苏里地区的很少。
1863—1882年乌苏里地区俄国移民数量仅为5000人左右,平均每年250人左右[2]。
这相对于乌苏里的广袤土地是远远不够的。
其原因在于:
路途遥远,不堪长途跋涉之苦;自然环境和欧俄地区相差悬殊,移民不能适应。
在这样情况下,毗邻远东的中国、朝鲜和日本的移民成为一段时期内俄国远东地区劳动力的重要来源。
19世纪80年代前,日本人主要分布在萨哈林岛、堪察加半岛沿岸地区,而且数量不多,不能和中国人、朝鲜人相提并论。
由于远东地区和中国特殊的历史渊源,那里外国人以中国人的数量最多。
1870年仅乌苏里地区常住中国人数量就达到1700多人,1880年增加到6600多人。
1881年滨海省和阿穆尔省常住中国人为1.5万多人。
1885年,包括符拉迪沃斯托克在内的乌苏里地区有常住中国人1万多,流动人口3000多。
19世纪80年代前,俄国苦于远东地区的国内移民状况的不理想,对中国、朝鲜、日本的劳动力来远东持欢迎态度。
南乌苏里地区毗邻朝鲜,为日俄战争前朝鲜人在俄国主要的居住地。
和中国人相比,俄国更乐于接纳朝鲜人,这主要因为:
(一)从政治角度看,远东南部原属中国,是俄国用不平等条约强占来的,因而对中国人大量涌入有种潜意识的恐惧,担心新领土得而复失。
(二)中国人和朝鲜人来俄国目的不同,中国人来俄国是为了打工赚钱,很少在那里定居,一般不带家眷,也不在俄国娶妻生子,加入俄国国籍的很少,因而在远东地区的中国人能很好地保持自己文化习俗。
朝鲜人就不同了,绝大多数是以定居为目的的,举家迁移。
那时在俄国的朝鲜人的男女数量基本持平,而中国人的男女比例严重失调,男性远远多于女性。
和中国人比,朝鲜人较容易被同化。
(三)在俄国人心目中,中国人是“不安分”的。
1868年滨海省中国淘金工人起义让俄国领略了中国人的不屈精神,多年后仍心有余悸。
在俄国人看来,朝鲜人要比中国人安分守己。
1871年俄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维斯特曼这样评价:
在滨海省的朝鲜人比满洲人和形形色色的中国商人更适合我们,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会变成遵纪守法的农民,这对我们人烟稀少的边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3]。
因而,俄国很乐于接纳朝鲜人。
二
1863—1884年,俄国远东的朝鲜人具有三个特点:
数量增长很快;分布集中,主要居住在南乌苏里地区;从职业构成和从事的经济活动上看,大部分朝鲜人继续从事他们在祖国的职业——农业,种地为主要的经济活动。
另外,每一户朝鲜人都会饲养一定数量的家畜,住在沿海附近的朝鲜人从事捕捞业。
这一时期俄国尽管很欢迎朝鲜人到来,但没有接受他们加入俄国国籍。
(一)朝鲜人的数量和分布情况
朝鲜人移居俄国始于1863年,这一年有14户、65名朝鲜人偷偷来到俄朝边境的棘心河谷一带,这是迁入俄国的第一批朝鲜人,之后入境的朝鲜人数量逐年增加。
1866年南乌苏里地区的朝鲜人达999人,他们的分布和数量见表1[1]29。
表11866年俄境内朝鲜移民分布和数量(单位:
人)
居住地
男性
女性
总计
棘心河
368
293
661
西吉米
30
24
54
蒙古盖河
21
14
35
前来打工的
134
115
249
合计
553
446
999
从表1能看出,棘心河是那时朝鲜人的主要居住地,有近90%的朝鲜人居住在那里;朝鲜移民的男女人数大体相当,从这时开始一直到1884年,远东朝鲜人的性别比例都呈这个特点发展。
两年后的1868年初,俄国境内朝鲜移民达到了1500人。
随着朝鲜移民数量的增多,在南乌苏里地区逐渐形成了三个朝鲜人比较集中的居住区:
绥芬河区、兴凯区、苏昌区。
1869年夏,朝鲜北部发生了洪灾,之后又遭遇大霜冻,粮食几乎绝产,陷入饥饿的咸镜道居民纷纷奔赴俄国远东寻找出路。
仅1869年9月末至10月初就有近2000朝鲜人越境来到棘心河谷一带,之后涌入的朝鲜人越来越多。
据统计,1869年共有7000名朝鲜人从咸镜道涌入俄国,其中大部分在俄国定居下来。
1872年,绥芬河区、兴凯区、苏昌区共有13个朝鲜人居住点,共有朝鲜人496户、3473人,其中男性1850人,女性1623人。
到1878年,上述三个区的朝鲜移民居住点达20个,人口达到6142人。
他们的居住地和数量见表2、表3、表4[4]39。
表2绥芬河区朝鲜人分布和数量(单位:
人)
居住地
男性
女性
总计
西季米
82
54
136
阿季米
96
80
176
夹皮沟
41
27
68
棘心河
462
382
844
科加谢
14
11
25
哈吉达
266
224
490
岩杵河
364
308
672
法塔希
65
65
130
萨维罗夫卡
230
187
417
合计
1620
1338
2958
表3兴凯区朝鲜人分布和数量(单位:
人)
居住地
男性
女性
总计
西涅里尼科沃
247
157
404
桑恰沟
38
21
59
乌沙沟
16
22
38
哈姆巴卢阿
27
27
54
普齐卢夫卡
426
373
799
克罗乌诺夫卡
262
222
484
科尔萨科夫卡
366
332
698
卡扎凯维切沃
161
139
300
合计
1543
1293
2836
表4苏昌区朝鲜人分布和数量(单位:
人)
居住地
男性
女性
总计
曼伊河
64
54
118
齐努河
29
13
42
苏昌
118
80
198
合计
211
147
358
表中数字显示:
朝鲜人数量增长很快,在十几年里增加了100倍;分布变广,从最初棘心河河谷一带扩展到南乌苏里的其他地区。
朝鲜人数量增长得如此之快是由两个因素导致的:
一是朝鲜人大量迁入,二是朝鲜人自然增长的结果,因为朝鲜人多是举家迁移,人口能自然增长。
南乌苏里是当时朝鲜人主要居住地,此外,在阿穆尔省还有一部分朝鲜人,是70年代初从滨海省俄朝边境一带迁移过来的,他们的居住点叫布拉戈斯洛维纳耶,1879年有朝鲜人600多。
(二)朝鲜人的国籍
1884年俄朝建立外交关系前,俄国没有吸收朝鲜人加入俄国国籍,他们的国籍没有改变。
这一时期来到俄国的绝大多数朝鲜人都是举家迁移的,是以在俄国定居为目的的,希望加入俄国国籍,但俄国政府出于多方面的考虑,没有答应他们的请求。
直到19世纪80年代末,俄国才着手办理入境较早的朝鲜人的入籍工作。
在是否允许朝鲜人加入俄国国籍问题上,滨海省与东西伯利亚当局、中央政府的看法不一致。
滨海当局主张允许朝鲜人成为俄国臣民,1865年滨海省建议东西伯利亚总督将朝鲜人变成国有农民。
70年代初,针对朝鲜和清政府要求俄国遣返朝鲜人的行为,滨海省再次提出要允许朝鲜人加入俄国国籍:
俄国和朝鲜间没有签订过任何条约,朝鲜人加入俄国国籍,可以不必经过朝鲜政府,应“把所有的朝鲜人变成国有农民……免受朝鲜政府的压迫”[5]23。
1881年滨海驻军司令И.Г.巴拉诺夫在给东西伯利亚总督的报告中说:
“我耐心等待您的批示,允许我们境内的所有朝鲜人加入俄国国籍,并且根据他们的意愿准其加入农村村社和城市社团。
”[1]38
对于滨海当局的建议,东西伯利亚当局和中央政府都没有采纳。
滨海省着眼于本区开发,为了朝鲜人能承担部分赋税和徭役提出了这样的想法。
东西伯利亚当局和中央政府对此看法不同,它们认为朝鲜人在生活习俗、宗教信仰等方面还保有很大的独立性,因而主张先不吸收其入籍,先同化他们。
这是大俄罗斯主义的思想在作崇。
直到19世纪80年代末才着手办理一部分朝鲜人的入籍工作。
(三)朝鲜人的职业和经济活动
1863—1884年远东的朝鲜人绝大多数是农民,滨海省地广人稀的特点为他们继续从事农业生产提供了条件。
每一户朝鲜家庭都会饲养一定数量的牛和马,居住在沿海一带的少量朝鲜移民从事捕捞业。
1867年棘心河村的124户、661口朝鲜人耕种了394·5俄亩土地[6]。
1869年,南乌苏里的几个主要的朝鲜人村落的耕地和饲养家畜的情况见表5[1]43。
表5朝鲜人耕种土地和饲养家畜情况
居住地
户数
人数
耕地
(俄亩)
宅园地
(俄亩)
牛(头)
马(匹)
岩杵河
303
1363
740
13
345
113
法塔希
151
615
324
6.5
133
48
棘心河
177
906
694
8
260
74
哈吉塔
135
627
336
6
233
66
表5显示,每一户家庭平均拥有的耕地面积为2.19~3.80俄亩,饲养的牛为0.88~1.73头,马的数量明显少于牛,为0.31~0.49头,因为牛除了用于耕地外,还可以卖给俄国人食用。
1884年前,朝鲜人的耕地和家畜的拥有情况基本保持这个水平。
1872年南乌苏里13个村有朝鲜人496户、3473人,共有耕地1190俄亩,每户平均2·4俄亩;饲养牛411头、马146匹。
1879年波谢特(佩列舍克村除外)有612户、2958口朝鲜人,耕地为1386·5俄亩,每户平均2·27俄亩,人均0·47俄亩[7]。
佩列舍克村有朝鲜人139人,由于此地邻近波谢特湾,朝鲜人以捕捞业为生,不从事农业生产。
三
1863—1884年,俄国对朝鲜人进入远东实行积极接纳政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允许朝鲜人留在远东,对其进行有效管理和同化。
(一)允许朝鲜人留在远东
第一批朝鲜人迁居南乌苏里后,诺夫哥罗德哨所没有驱赶他们,默许他们在哨所附近开荒种地,对一些困难的朝鲜家庭,哨所还借给他们粮食,那里逐渐形成了俄国的第一个朝鲜人居住点——棘心河。
棘心河谷位于中朝俄三国交界地带,很多朝鲜人是途经中国边境去俄国的,珲春当局为了边境安全勒令他们返回祖国。
获悉该消息后,滨海当局指示诺夫哥罗德哨所保护朝鲜人的安全。
这样,第一批朝鲜人在滨海当局的默许和保护下安顿下来。
俄国对越境朝鲜人的接纳使更多朝鲜人受到鼓舞,奔赴俄国。
庆兴府一些居民不顾政府的封锁令,冒着被杀头的危险偷偷越过图们江,举家来到波谢特,南乌苏里当局对他们一如第一批朝鲜移民。
东西伯利亚当局赞成滨海省的做法。
东西伯利亚总督М.С.科尔萨科夫得知朝鲜人的信息后,指示滨海省驻军司令卡扎凯维奇:
“鉴于边区垦殖的重要性”,应帮助希望“长期移居我国的”朝鲜人,从“特别储备粮”里拿出必要的粮食对朝鲜人实施救助。
不仅如此,他在给沙皇的奏折中对朝鲜人大加赞扬,对移民的前景也持乐观态度:
“这些朝鲜人第一年就播种了,并收获了很多粮食,不用对其进行任何救助……据说希望移居我国的朝鲜人还有100户。
若属实,滨海省粮食种植业就能以最快的速度发展起来,那么部分粮食需求就有保证了。
”[4]21-22受上级政府的鼓励,滨海省明确指示南乌苏里当局:
俄国和朝鲜两国间没有任何关于朝鲜人移居俄国的条约,根据俄国法律,我们不能阻碍朝鲜人加入我国国籍;移居俄国的朝鲜人完全自由,并受俄国法律保护;如果居住在诺夫哥罗德哨所附近的朝鲜人遭到了中国官员的压迫,那么哨所长官有义务保护朝鲜人,甚至不惜诉诸武力[5]18。
为了朝鲜人,俄国甚至不惜和清政府交恶,这反映出俄国劳动力的需求程度。
1869年下半年,朝鲜北部发生自然灾害,居住在邻近南乌苏里的朝鲜人大量奔赴俄国寻找活路。
仅1869年9月末10月初就有近2000朝鲜人越境来到棘心河谷一带,之后涌入的朝鲜人越来越多。
滨海省朝鲜人数量有超过俄国人之势,这引起了一些俄国人的不安。
因为越境的朝鲜人以农民为主,他们的到来有使俄国人失去良田的危险。
从边防上看,朝鲜人大量聚居在俄朝边境附近不利于防务,担心边境“朝鲜化”。
涌入的是难民,滨海省的粮食储备有限,不能全力救助,这势必影响社会治安。
居民短时间内大量离境引起了朝鲜政府的恐慌,要求俄国停止接纳朝鲜人,俄国同意谈判。
俄国同意谈判是不得已而为之的:
一方面,朝鲜人大量入境带来了经济、防务等方面的麻烦;另一方面,朝鲜和中国的抗议,担心恶化同中国、朝鲜的关系。
谈判中,俄国承诺采取措施阻止朝鲜人入境,而实际上并没有这样做。
对此,滨海当局解释说,缺乏巡边人员,不能阻止朝鲜人涌入。
如果这样的解释成立的话,那么对先前入境的朝鲜人的处置证明俄国缺乏诚意。
1869年之前来的朝鲜人,南乌苏里当局只是劝其返回朝鲜,遭拒绝后没有采取什么实际措施,默许其留下来,因为朝鲜人入境是利远大于弊。
朝鲜人的到来给滨海省带来的好处,如滨海省驻军司令И.Г.巴拉诺夫说的那样:
“他们种的地不多,但是精耕细作,因而收成总比俄国人的好;近来他们也习惯了缴纳某些实物税,并且在修筑道路时也乐于出劳役……地方政府向他们提出的几乎所有的要求他们都乐于去做。
”[1]38同这些好处相比,朝鲜人的迁入所带来的弊端就不算什么了,何况这些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从1870年起,将俄朝边境附近的一些朝鲜人迁到南乌苏里腹地和阿穆尔省,令其在那里开荒种地,逐渐又形成了一些朝鲜人聚居地。
(二)有效管理和同化朝鲜人
俄国不仅允许朝鲜人留在远东,而且对朝鲜人进行有效的管理。
1866年,滨海省将南乌苏里绥芬河河谷一带的朝鲜人聚居区域命名为“绥芬河”,规定该区受诺夫哥罗德哨所管辖,并从滨海省地方自治局中选出一人协助哨所长官管理朝鲜人。
这是朝鲜人在南乌苏里的第一个聚居区,后来又形成两个:
兴凯区和苏昌区。
之后,滨海省对朝鲜人的管理措施细化。
在《绥芬河移民区当地人、朝鲜人、中国人、满洲人管理条例》中有专门管理朝鲜人的规定:
“每一个朝鲜村庄包括不少于十户的居住点要选出一名村长和两名助手管理朝鲜人,当村长不能履行职务时由助手代替;村长任期三年,由滨海省公署和驻军司令任命。
”“村长的职责是:
预防打架、滋事,若发生上述行为要及时制止;完成上级交办的任务……”[8]给朝鲜人一定自治权,这是朝鲜人村社的雏形。
除了管理朝鲜人外,俄国还对朝鲜人进行同化。
民族同化的方式有两种:
自然同化和强制同化,俄国对入境朝鲜人采取的是后一种。
要求朝鲜人转变民族意识,接受俄国的价值观,为俄国国家利益服务。
滨海省驻军司令翁特别尔格曾建议,先不要吸收朝鲜人加入俄国国籍,只有朝鲜人做到在必要时能为俄国国家利益牺牲生命和财产时才能给予他们[9]。
这一过程从朝鲜人进入俄国之初就开始了。
这一时期同化主要从两个方面着手:
吸收他们加入东正教和在朝鲜人中成立俄语学校。
为改变朝鲜人的宗教信仰,东正教的神职人员谎称加入东正教是获得俄国国籍的前提条件,入籍前要先受洗。
朝鲜人信以为真,纷纷加入了东正教。
由于受洗的人多,南乌苏里的神职人员应付不过来,东西伯利亚当局不得不增加神父,专门为朝鲜人洗礼。
朝鲜人受洗是为了取得加入俄国国籍资格。
朝鲜人是为生活所迫而来远东的,为了生活得更好,多数人是很想成为俄国臣民的,以便获取同俄国人同样的权利,同时他们还不想丢弃本民族的文化传统,皈依东正教不是真心所愿。
给朝鲜人洗礼的神父甚至抱怨说,许多朝鲜人受洗后很快就忘记了教名。
19世纪80年代起,随着朝鲜人在远东居住时间的增加,他们逐渐了解到皈依东正教和入俄国籍不是一回事,入教的热情降低。
为了普及东正教,俄国还在朝鲜人聚居点建立东正教堂。
那时几乎每一个朝鲜村都有东正教堂,其中阿穆尔省的布拉戈斯洛维纳耶村的教堂最大,耗资2000卢布建成。
80年代前,该村朝鲜人的受洗率也最高,1879年该村有624名朝鲜人,其中618人加入了东正教[4]41。
在推行俄语方面,当局将主要精力放在朝鲜儿童身上。
1866年,东西伯利亚总督指示滨海当局,在波谢特建立一所“面向朝鲜儿童的俄语学校”,为此专门拨款100卢布。
两年后,这所学校在棘心河村成立了,之后又建立了几所。
为了让朝鲜人尽快学会俄语,很长一段时间里学校只有俄语一门课程。
许多朝鲜人家长不让孩子上学,希望保持本民族的文化传统。
针对朝鲜人抵制学习俄语问题,俄国当局采取了硬性措施,如对家长罚款等[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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