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门口长城水门数目及一片石所指探讨.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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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门口长城水门数目及一片石所指探讨
九门口长城水门数目及“一片石”所指探讨
常军富沈旸
摘要:
辽宁省绥中县九门口长城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又是世界遗产,过河城桥作为九门口长城的重要一部分,代表了明代长城线上一种特殊类型。
围绕九门口城桥的九门六门之争和“一片石'所指虽然在考古发掘之后有所解决,但仍有继续探讨和释疑的必要。
本文结合考古发掘资料及历史文献,通过对这两个历史疑问进行重新审视,可以看出,上游六门城桥晚于下游九门真实存在,“一片石”所指尚有很多疑问最后从建筑学视野,对城桥的选址和河床铺石的构造作用进行了解读,以此完整地呈现九门口过河城桥的真实性和自身价值。
关键词:
九门口,一片石,河床铺石,真实性,文物价值
一引言:
关于九门口城桥的两个历史疑问
九门口长城位于辽宁省绥中县,历史上为一片石关,是明代山海关长城体系乃至整个蓟镇防御体系上的一个重要关口,1996年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2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在九门口长城所包含的众多文物本体中,过河城桥因为其类型的特殊和少见无疑最引人注目,九门口长城也因此被称为“水上长城”。
其实,万里长城线上的“水上长城”并非仅此一例。
据相关文献记载,同为绥中县境内的金牛洞段长城,同属明蓟镇防御体系的天津黄崖关等,也有和九门口相似的过河城桥。
可见过河城桥只是明代边防对特定地理环境采用的一种特殊防御措施,九门口城桥可称这种类型的典型,但并非唯一。
因此,九门口城桥的自身价值应该放到整个历史语境中去考量。
对于九门口城桥来说,关于九门、六门之争,以及一片石地名的由来,是萦绕着它的两个历史疑问,20世纪80年代的考古发掘对这些疑问进行了一些探讨和解答,但并不彻底,留下了一些有待商榷的空间。
虽然这些问题只是一些历史地名和语句之争,但其背后却与历史上城桥的变迁及城桥的结构构造有密切的关系,笔者参与了九门口长城保护规划的编制,从保护规划所要求的文物的真实性和自身价值出发,认为有必要对这些疑问进行重新审视。
历史上的九门口城桥几近湮没,现九门口城桥为20世纪80年代在原址上结合地下基址及少量地上遗存重建,在重建之前,绥中县文物部门组织了相关调查并由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九门口城桥进行了考古发掘,清理出九门口城桥八个桥墩及河床上的大片铺石。
参与考古发掘的冯永谦、薛景平等先生认为九门是指这九个水门,志书中所记六门之说有误,以及“一片石”所指就是这一大片铺石。
对于这些观点,曹喆先生曾提出质疑,薛、冯二先生予以反驳。
笔者的结论不同于前述学者,这些结论可以归纳为以下两点:
第一,志书中所记六门之说确实存在,九门与六门的改变涉及城桥位置的迁移。
第二,“一片石”即河床铺石的说法尚存很多疑问,河床铺石的自身价值有待客观审视。
下文将分别论述这两个方面。
二九门六门的嬗变与城桥位置的变迁
关于城桥水门的数目,曹喆先生和冯永谦、薛景平两位先生发生过争论。
曹先生认为九门口城桥原为六个水门,后来才改为九个水门,依据即是《光绪永平府志》中“复设正关门六以泄水,合之凡九门云”之句。
冯、薛则认为方志所记为时人之误。
首先,笔者认为,六门之说是客观存在的。
《光绪永平府志》中虽有六门之说,但紧随其后即录有明孙承宗诗文“山分一片石,水合九门关”,纂修之人不会不知道九门之说。
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六洞桥是在九洞之后的实际存在,此时九洞桥已不存,时人为附会九门之说,以六加三凑足,《光绪临榆县志》所录“九门口图”,可证明此观点。
其次,值得注意的是,冯、薛在反驳曹的文章中提及桥的上下游位置变迁问题,并认为上游位置在前,下游在后,但可惜这一论据被用来证明“一片石”所指。
而笔者经过对比明清期间的史料,认为城桥九门与六门之说与城桥位置的迁移有密切的关系,且上游建桥在前的观点也存有疑问。
据考古发掘报告,在今天城桥位置的上游约50米处,也发现有河床铺石及桥墩基础,说明此处也曾筑有城桥。
查明代到民国关于一片石城桥的文献记载及图录表,城桥的位置的确改变过,就图录来看,《乾隆临榆县志》“关隘图”、《光绪临榆县志》“九门口图”和“边城图”、《民国临榆县志》“边城图”图中所绘城桥皆位于上游,唯《光绪永平府志》之“边口图二”图中所绘位于下游,即今天城桥所处之位置。
这就发生了孰前孰后的问题。
冯、薛二先生从桥梁工程的观点出发,认为上游建桥要早于下游,因为上游水狭而急,桥易被冲毁,后乃改于下游建桥。
此论虽合于情理,但尚有疑问。
根据考古发掘报告,上游水狭,铺石面积较小,桥洞数必小于九。
而据明清史料,九门之说最早,明末孙承宗《入一片石五首》中“山分一片石,水合九门关”一句即是明证,这种说法一直延续到清嘉庆年间;次之为六门,《光绪永平府志》中始有此说,所绘之图亦为六门,《光绪临榆县志》图录也作此绘;最后为三门,见于《民国临榆县志》。
若按桥洞之数推桥之位置,则桥应先出现于下游,后才改为上游,且时间应在清嘉庆到光绪之间。
当然,这个结论仍有两个疑问;一是纂修时间仅隔一年的《光绪永平府志》和《光绪临榆县志》的图录中,所绘城桥的位置不一致,二是《乾隆临榆县志》中城桥绘为九洞,却似在上游。
尽管如此,本文依然认为以桥洞数目反推桥的位置得出的结论的可靠性要大一些,原因有四:
一是桥洞数目在文字记录中的演变是客观存在的;二是古代方志所绘舆图比例及位置远无今人精确,而只重其大概;三是《光绪永平府志》所录边口图与其所记文字的匹配度不如《光绪临榆县志》,后者所绘较前者为确;四是下游之九门桥气势恢宏,有其威慑作用,明代所筑的可能性较大,而上游桥卑,仅为通水,估为清人务实之作。
不得不说,至今对城桥上游基址的关注者甚少。
究其原因,研究者的主观选择是一方面,而文物部门以及考古专家对上游基址不够重视才是问题的所在。
其实,客观来看,上游和下游只是城桥选址的结果。
从桥梁工程角度看,下游虽然河床宽阔,水流较缓,但城桥依然面临严峻的挑战,原因大略有二。
一是九江河水随季节泛滥。
清刘馨《重修一片石水门记》记载,“山谷虽峻,泽匪江河,每夏秋间或山泉泛滥、或霍雨淋漓,则众山之水汇为一流,其汹涌澎湃弗减万壑之赴荆门也,不宁帷是时,而雨毕水涸,樵采者、负贩者又咸利用往来,以故多历年所易为倾纪。
”
二是城桥自身的缺陷。
据九门口城桥的考古发掘报告,八个桥墩平均宽6.46米,九个水门平均宽5.74米,城桥的墩孔比达到1.125,虽然北方诸桥墩孔比相对于南方普遍较大,但这一数值远大于清官式石拱桥之0.526,在北方石拱桥中也罕有匹敌者。
墩孔比如此之高,对排泄洪水极为不利,致夏秋水涨,水壅桥前,桥墩所受冲击可想而知。
除墩孔比过大之外,墩内夯土填筑之法也殊为不利,长期浸泡水中,土质松软则易倾记,如《万年桥记》所述“凡砌墩宜全部用石,不可内部填土,或石内杂以桩木,一旦土松木腐,中空如坛,即虚倾纪,旧桥崩坏,可为殷鉴。
”
如此,可以推测,下游城桥屡经毁坏,明、清之际经数次维修或重修,后或因下游重修不易,清人在嘉庆到光绪之间于上游水狭处修筑了新桥。
为避免有读者对清人修桥的动机提出质疑,有必要在此做一解释。
众所周知,清朝在辽东虽无军事需要,但仍然在此修筑了柳条边,即官方所谓“盛京边墙”。
而修边原因,《奉天通志》所记较详:
“清起东北,蒙古内附,修边示限,使畜牧游猎之民,知所止境。
设门置守,以资镇慑,并讥察奸宄,以弛隐患而已。
”柳条边西与山海关接边,修建时“因明障塞旧址”,而一片石在清代方志中仍被录于“关隘”条下,可见其仍被作为关口使用,正如刘馨文中所谓驻有“守兵”,“拦行人出入”。
而关口九江河水势随季节涨落,全用木栅栏难免被冲毁,故桥墩之设是为必须。
三“一片石”所指之惑与河床铺石的自身价值
关于“一片石”所指,现在媒体及文献都采用了冯永谦和薛景平等先生的观点,认为是指桥底河床上的大片铺石,曹喆先生的文章虽提出了一些质疑及自己的看法,然证据有限,且其关于“一片石”即指“西门外北山的一片石垃子”的看法并不能让人信服。
然而,冯、薛二人“一片石”即河床铺石的观点仍然有一些硬伤。
首当其冲的是城桥的最早建造时间尚无定论,其次即是河床铺石作为城桥构造一部分的真实价值有待客观审视。
1、从城桥最早建造时间之疑看“一片石”所指之惑
关于城桥的最早修筑时间,冯、薛认为在明洪武十四年中山王徐达发兵修永平界岭等32关时就已筑城桥,这个观点并无确切证据,且有以其“一片石”乃河床铺石的结论来反推一片石之名的出现等于城桥的建造之嫌。
现在所知最早出现城桥记载的是九门口城桥考古发掘中出土的万历四十三年修建一片石关“头等极冲河桥”的碑记,但并未提及城桥创建年代。
此外,据《康熙永平府志》,“(明)景泰元年,提督京东军务右佥都御史邹来学修喜峰迄东至一片石各关城池”,《大喜峰口关城兴造记》中述其事“其他董家罗文诸峪、刘家界岭一片石诸口,广者百余丈,狭者数百尺,皆筑城以障其缺,旧所有者乃增高之,为门以便我军之出入,通水道者则制为水关,城之外为濠,濠之外为墙,山之峻者削之为壁,溪峪蹊径凡人连可通者,尽筑焉。
盖东西千余里间,营垒相望,高深坚壮,足以经久,诚所谓金城汤池固也。
”可见,九门口城桥的修筑也有可能始于此时。
由此产生对“一片石”及河床铺石观点的疑问:
首先,一片石关为洪武十四年徐达修边时所创这一点应无异议,据《天下郡国利病书》所记,洪武十五年即有“一片石”关名出现,可见该关甫一创建,即有此名。
但城桥是否为当时所创尚有疑问,河底铺石作为城桥基础的一部分,必然是随着城桥的修筑而出现的,故“一片石”之名是否源于河床铺石至今存疑,冯、薛之论难免偏颇。
其次,九门口下游河床铺石面积达7000平方米,“一片石”之名出自这一大片铺石是可能的,但冯、薛二人在反驳曹文的观点中所采用的论据是上游建桥在前,一片石之名起初源于上游的河床铺石,而上游河床较狭,铺石面积远较下游为小,试问当冯、薛二人若先发掘出这片小面积的铺石,是否还会认为一片石即源出于此呢。
可见两人的观点有先人为主之嫌。
再次,上文已经论述,下游建桥在前的可能性很大,冯、薛所用的上游建桥在前的论据本身是有疑问的。
那么,一片石所指究竟为何物呢?
笔者在检索和查找资料过程中,发现有以下几个倾向。
一是在一些有关一片石关的历史记载中,“一片石”与其他山川河流的名称并列,并有“一片石河”之称;二是据记载,河北赵县的永济桥和永通桥分别被当地人俗称为“大石”和“小石”,依此联想,“一片石”或许是指城桥本身;三是在四库全书检索时,发现古人常用“一片石”指代碑碣或自然岩石。
尽管有这些可能,但要形成定论必须经过严密的考证。
2、从河床铺石的构造作用看其真实价值
九门口城桥既为桥,必与当时的桥梁在结构上有相近之处,考古发掘结果证实了这一点。
查中国古代石桥,尤其是多孔石拱桥的建造,其基础及桥墩最为重要,因受洪水直接冲击,故在构造上也最复杂。
九江河河床上的大片铺石正是这复杂构造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首先,考古发掘出的铺石下面的柞木正是桥梁基础上常用的地丁或地椿,两者的区别在于地丁径细而短,而地椿径粗且长。
它们的作用如同今日建筑地基所打桩柱,是为了减少松软地基的不利影响,防止基础的沉陷。
地丁地椿之用非常普遍,如西安浦桥、河北赵县济美桥等。
其次,关于椿顶的铺石,又称海漫石,也是中国古代桥梁建造中一项常见的技术。
它的作用是防止水流对墩台的冲刷,使水流以较快的速度从桥洞穿过,同时,石板之间以腰铁或其他方式相互连接,形成一个筏形基础,与板下地丁一起,防止基础的不均匀沉降。
这种做法常用于基础松软的状况,南北皆有,如建于宋代的泉州万安桥,又称洛阳桥,根据史料记载,它的修建即是随着桥梁线路先往江底投放大量巨石,至相当宽阔时,散置“蛎房”胶固,使全桥基础形成一个整体。
再如创建于金代的卢沟桥,据记载,“卢沟桥桥孔之下有七层大石板均密密地用大铁柱穿透打入河床之内,牢牢固住了桥墩和整个基础,石与石之间用了大量的腰铁固护”。
至明清,这种筏形基础用于桥梁已十分常见,建于明代的河北赵县济美桥,即是密置桩基,“桩顶铺有较大尺寸的石板”,王璧文《清官式石桥做法》一书亦收录此种构造。
此外,这种做法不仅用于桥梁基础,一些沿河的城墙也常以此作固基之用,如建于明代的荆州城墙,其城墙沿河处现在依然保存有较大面积的铺石,石板之间以腰铁联系。
根据九江河河床的勘测,河底沙石层平均厚达6米,基础极不稳固,古人在建设时采用这样的筏形基础,是十分合理而且科学的。
可以说,在九门口城桥的考古发掘中发现的这些构造方式正是明清时期中国建桥技术的体现和证明,水底的大片铺石因其面积大且平整固然难得,但它依旧只是结构的需要。
江西的文昌桥屡经毁坏,《文昌桥志》总结以往建桥有五弊,首弊即是“居高岸而瞰重渊,底之或沙或石,无从分辫,则桩之短长、石之广狭,皆不能与河底相称”,可见九门口水下的大片铺石正是为了与河底相称,使基础更加稳固而铺设的。
而且,在考古报告中提到,在城桥西侧即上游水狭之处发现的另一处建桥基址也铺有片石,这正说明了这种构造的普遍性和延续性。
第三,桥墩及分水尖。
中国古代石桥常在桥墩头部砌筑分水尖,以杀水势,发掘出来的九门口城桥桥墩残余部分即砌有分水尖。
然而,重建后的九门口城桥却把分水尖砌至桥面并成为桥面一部分,殊为不当。
查有关古代石桥的著作,分水尖墩高度一般与高水位相当,罕有高至桥面者,与桥面连为一体的则绝无一例。
且九门口城桥有其军事需要,桥面三角尖端空间较狭,处之甚为别扭,对布置士兵和实施射击并无益处。
另据考古发掘出的万历年间碑文“高连垛口三丈二尺……分水尖高一丈二尺”,可知当时的分水尖仅高至桥身三分之一处,远非今日所视。
总之,九门口城桥从其基础及桥墩构造看,已是明清时期一种成熟的建桥做法。
河床上的大片铺石在今人看来或许叹为观止,但也只是因为许多桥梁基础埋于泥沙之下,不经发掘难以发现而已。
今人所谓“一片石”所指把仍属设论的释读看作定论,流弊深远。
我们在对历史进行谨慎考证的同时,更应对河床铺石的自身价值有客观认识。
四结语
历史问题应回归历史语境去考查,以今人的经验判断往日,则难免有失偏颇,九门六门如此,“一片石”和河床铺石亦如此。
前述专家受自身专业所限,偏重于对考古发掘成果及历史地名的解读,而忽视了对城桥的历史沿革及其类型特征的解读,既使上游城桥基址几乎无人问津,又使河床铺石的价值被盲目夸大。
基于此,本文从多学科的角度对九门口城桥进行了交叉研究。
一方面,把历史记载与考古发掘相互对照,得出上游六门晚于下游九门真实存在的结论,并对“一片石”所指提出质疑,在接近城桥真实历史的同时,也强调了文物的完整性。
另一方面,从建筑角度看,九门六门之争所涉及的城桥上下游迁移无疑是一个桥梁选址的问题,而与“一片石”纠结在一起的河床铺石则完全是桥梁基础构造的命题,这个角度的解读既是对前述学者的专业局限性的弥补,也是本文想传递的关键信息。
文物是多学科的结合点,它的真实性和价值正是因为自身具有的多角度的可读性才变得清晰和丰富。
本文的探讨即希望于此有所贡献,近者以期对九门口长城的保护规划提供判断的标尺,远者则希冀能完整的呈现九门口城桥的真实历史和自身价值,并唤起大家对万里长城线上这一特殊类型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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