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背景下西方国家干预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论争.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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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背景下西方国家干预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论争

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背景下西方国家干预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论争

吴易风王晗霞

2012-07-1012:

44:

10　　　来源：

《政治经济学评论》2011年4期

　　【内容提要】在本世纪第一次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爆发前后，西方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在危机可能性、危机严重程度和发展趋势，以及危机原因和应对危机政策等一系列问题上进行了激烈争论。

这场危机使新自由主义思潮受到沉重打击，使国家干预主义在理论和政策上占据上风。

但是，随着经济的逐渐复苏，随着凯恩斯主义政策副作用的逐渐显现，新自由主义仍然有可能重新抬头。

　　【关键词】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国家干预主义/新自由主义

　　西方经济学史上曾经发生过多次国家干预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的论争。

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国家干预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论争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在经济理论上主要表现为凯恩斯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之争。

这场论争以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的胜利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失败而告终。

第二阶段从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发生滞胀危机到本世纪第一次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爆发前为止，在这一阶段，新自由主义思潮广为泛滥，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在不少国家占据上风。

第三阶段开始于新世纪第一次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爆发，这次危机源于美国，很快发展成为世界性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

在这场危机爆发前后，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危机可能性、危机严重程度和发展趋势，以及危机原因和应对危机的政策等一系列问题上展开激烈争论。

西方学界和普通民众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新自由主义对这场危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西方国家政府很多采取了以新凯恩斯主义为理论依据的应对政策。

在这一阶段，新自由主义的主流地位发生动摇，并在危机中趋于衰落。

　　一、危机爆发前，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承认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可能性，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否认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可能性

　　主张国家干预主义的西方经济学家承认市场自我调节能力有限，承认市场失灵。

在这场危机爆发前夕，他们的一些代表人物不同程度地预感到甚至预言了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存在爆发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可能性。

　　与此相反，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迷信市场有充分的自我调节能力，反对政府干预，强调政府失灵而否认市场失灵。

他们普遍否认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存在爆发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可能性，断言大萧条早已一去不复返，甚至经济周期也已被驯服。

　　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美国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教授努里埃尔·鲁比尼由于对本次危机的较为准确的预言而备受瞩目。

2006年9月7日，鲁比尼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次研讨会上预言，美国住房市场即将崩溃，并将导致深度经济衰退。

2008年2月5日，鲁比尼又具体地预言走向金融灾难和经济灾难可能经历的12个步骤；他还预言美国投资银行以及类似房利美和房地美这样的大型金融机构在危机中有可能陷入瘫痪，甚至有可能遭灭顶之灾。

鲁比尼的预言很多都为当前这场危机所证实。

　　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1994年预言可能爆发亚洲金融危机，1996年预言即将爆发亚洲金融危机。

他的两次预言为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所证实。

《萧条经济学的回归》是克鲁格曼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探讨危机原因和对策的名著。

2008年，克鲁格曼在此书基础上写成《萧条经济学的回归和2008年经济危机》一书。

在这本书中，克鲁格曼预言，美国和全世界都将遭遇一场严重的衰退。

克鲁格曼不仅认为亚洲金融危机与“大萧条”颇为相似，而且认为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与‘大萧条’更为相似”。

[1]（PVI）

　　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斯蒂格利茨较早地察觉到美国存在发生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可能性。

在20年前“证券化时代”开始时，斯蒂格利茨就预见到证券化有可能在灾难中结束。

他提醒政府加强对抵押贷款证券化的监管。

[2]本世纪初，斯蒂格利茨看到美国房地产市场销量和价格与居民收入持续严重背离，即居民实际收入不断下滑而房地产销量和价格却不断上涨，预感到房地产泡沫已经取代了股市泡沫，有可能爆发危机。

　　与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相反，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代表人物和奉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西方政界代表人物几乎都否认危机的可能性。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罗伯特·卢卡斯2003年在美国经济学年会上宣布：

“预防萧条的核心问题，实际上已经解决了。

”[1]（P1）

　　曾经追随萨缪尔森并成为新凯恩斯主义者的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现任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近些年来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新自由主义倾向。

在2004年发表题为《大缓和》的演讲中，他模仿新自由主义者卢卡斯，断言经济周期问题大体上已经解决了。

[1]（P2）在这次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伯南克等人还散布幻想，说次贷危机可以得到控制。

　　在美国已经陷入危机时，信奉新自由主义并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美国总统布什在2008年3月14日发表演讲，完全无视现实，还在宣传市场自行调节论。

他说：

“市场正处于自我调节的过程中。

”布什此言后来被美国舆论评为“2008年最糟糕的预言”之一。

[3]

　　二、危机爆发后，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对危机严重程度和发展趋势的不同判断

　　新世纪第一次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爆发后，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承认这场危机的严重性，认为再继续实行自由放任后果将不堪设想。

与之相反，以前否认危机可能性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现在否认当前危机的严重性，对美国和西方国家经济形势一再表示乐观，断言经济很快就会复苏，政府无须干预。

　　不少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认为，当前这场危机是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

研究大萧条的美国经济学家克里斯蒂娜·罗默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奥利维尔·布兰查德认为，这场危机非常接近于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

伯克利加州大学巴里·艾肯格林和都柏林大学三一学院的凯文·奥鲁尔克认为，此次衰退类似大萧条初期阶段的特征，全球工业产值下降的路径与大萧条期间惊人地接近，全球贸易萎缩的幅度比大萧条的第一年严重得多，全球股市的跌幅远远高于大萧条相应阶段的跌幅。

总之，“从全球范围来看，我们正沿着大萧条的轨道发展……这是一次萧条级的事件。

”[4]为了强调此次经济衰退的严重性，有不少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称之为“大衰退”。

　　然而，很多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认为，这场危机与大萧条没有可比性。

芝加哥大学的加里·贝克尔认为，这场危机无论从对产出还是对就业率的影响来看，都无法和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相比。

他在2010年1月接受记者采访时甚至认为，“这场衰退可能并不比1981年的衰退更严重——如果是这样，我想你不会看到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显著加强——我对此越来越有信心。

”[5]

　　危机爆发后，奉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布什政府白宫预算主任吉姆·努斯尔在2008年7月还不顾事实地宣称，美国“已经避免了一场经济衰退”。

　　当经济数据显示经济收缩稍有减缓时，不少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就匆忙声称已经看到了“复苏的萌芽”，认为衰退即将结束并将回归正增长，而且很快接近潜在增长率，经济再没有下行的风险。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对经济形势的这种盲目乐观的估计，受到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的严肃批评。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于2009年6月17日接受采访时表示，流行的观点认为复苏就会到来，这是非常不确定的；也许政府会根据官方数据宣布衰退在某个时刻结束，但这是有误导作用的，因为这个衰退结束可能伴随着就业率持续下降、国际收支持续失衡、消费和投资持续减少。

[6]

　　鲁比尼于2010年5月提出，美国经济并不像盲目乐观者说的那样好，甚至还存在“二次探底”的可能性。

他说，我们正经历着的是全球危机的第二个阶段，即对私营企业国有化和过度信贷等刺激措施导致国债和赤字激增的阶段。

全球危机远没有结束，而是进入了一个更加危险的阶段。

[7]同年9月8日，鲁比尼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记者专访时说，美国经济发生“二次探底”的风险超过40％，美国经济2010年下半年就业情况会恶化，赤字会更严重，房价会继续下跌，银行的亏损会增加，经济增长率会大大低于长期平均水平，今年年底或明年美国经济还有可能发生“二次探底”。

[8]

　　西方国家严峻的经济现实证明了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并非是在危言耸听。

　　2010年8月10日，面对疲软的实际增长、消费支出和就业指标，美联储不得不下调了对经济前景的预测，表示“近几个月产出和就业复苏的步伐已有所放缓”。

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也不得不承认，美国经济前景面临“非同寻常的不确定性”，美国在实现全面复苏之前还有相当长一段路要走。

　　2010年9月20日，记录和研究经济衰退起止日期的机构美国全国经济研究所宣布，始于2007年12月的经济衰退于2009年6月结束。

可是，面对高失业率、工资增长停滞、房价下跌以及几十年来数量最多的丧失抵押品赎回权的案例，美国总统奥巴马无可奈何地说，人们根本没有理由庆祝全国经济研究所得出的经济衰退已经结束的结论。

在美国全国经济研究所宣布的经济危机已经“结束”两年多之后，奥巴马又一次无可奈何地说：

“经济患了心脏病，虽然病人活过来了，正在渐渐康复，但是康复的速度非常缓慢。

”[9]

　　2011年8月14日《今日美国报》（USAToday）援引对39名顶级经济学家进行调查的结果说，目前发生另一场经济衰退的几率是3个月前的两倍。

　　克鲁格曼在《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一书中曾经提出“大衰退”一语，用来表示经济危机严重程度介于“大萧条”和“衰退”之间。

现在，美国有日渐增多的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用克鲁格曼的“大衰退”一语来表示新世纪的第一次经济危机，相当普遍地认为，这是自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

　　三、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对危机原因的不同认识

　　随着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发展，原本否认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可能性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这时不得不面对现实，回过头来讨论危机的原因。

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都认为，当前危机原因在于政府监管，在于国家干预经济。

由此，他们坚持反对政府监管、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的新自由主义立场。

　　斯坦福大学教授约翰·泰勒说：

“是政府的行为和干预，而不是任何私有经济固有的缺陷和不稳定性造成、延长并加剧了经济危机。

”[10]

　　美国加图研究所执行副所长大卫·鲍兹说：

“这是一次由政府监管、政府补贴和政府干预引起的危机……我们陷入这场危机正是因为背离了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原则。

”[11]

　　按照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看法，既然政府监管是酿成危机的原因，因此，要建立更好的经济体系，就需要“政府退出”。

[12]

　　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危机原因在于政府监管和国家干预的观点完全相反，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认为，危机的原因正是在于解除或放松监管，正是在于没有发挥国家干预的作用。

当金融泡沫和经济泡沫已经吹起时，政府没有及时刺破泡沫，而是等着泡沫破裂了以后着手收拾残局；正是政府推行的这种对金融部门解除或放松监管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直接导致了金融危机的爆发。

　　克鲁格曼认为，此次危机的原因一方面在于对传统银行解除或放松监管，另一方面在于作为“非银行”运营的金融机构即“影子银行系统”逃避监管，没有被金融风险防范网覆盖。

他指出，美国20世纪90年代发生的危机和本世纪初出现的房地产泡沫，本应被看做是更大危机的可怕前兆，[13]但当时流行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和小布什政府反对监管的政策，都认为市场总是正确的，监管则是坏事，因此，政府不但没有扩大监管和金融风险防范网，反而为“金融创新”和“自由市场奇迹”大唱赞歌。

[14]

　　斯蒂格利茨也认为，危机形成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解除或放松监管。

他指出，当出现泡沫的可能性增加时，美联储本可以采取减少最大贷款余额比率、降低最大房屋抵押贷款与收入比率等措施来加强监管。

如果美联储认为没有合意的工具，本可以向国会提出要求，但是它却选择了不作为。

斯蒂格利茨说：

“自保罗·沃尔克被解雇后，我们的国家就开始承受由不相信监管的人来监管的后果了。

”“格林斯潘之所以被里根选中，就是因为他反对监管。

”[15]“我们现有的监管和监管机构失败了——部分是因为当监管者自己都不相信监管时，就不可能得到有效的监管。

”[16]

　　斯蒂格利茨还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进而分析了金融系统本身的问题，认为信息和激励问题在此次金融危机中起了重要作用。

给予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股票期权，激励他们提供误导性的信息——在资产负债表中只记收入而不记负债，因为用这种办法比通过真正提高企业利润从而提高股票市值来增加个人收入要容易得多。

还有，高管们所持股份升值时个人获利，贬值时个人不受损失，这就激励他们过度冒险。

斯蒂格利茨还指出，证券化造成了新的信息不对称。

近年来企业越来越多地靠市场（包括证券市场）而不是靠银行来提供贷款。

证券发行者因为不承担违约的后果，所以不像银行那样有确保其贷款对象有能力还款的动机。

并且，次贷证券经打包卖给许多利益和信念不同的持有人，这使得出现问题以后的重新协商谈判变得尤为困难。

评级机构和会计机构由于收入大部分来自于接受它们服务的公司，因此有取悦这些公司的动机，把这些公司评为更高级别并夸大其利润。

[17]

　　美国马萨诸塞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大卫·科茨分析了当时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不采取行动的新自由主义逻辑：

“（格林斯潘）不愿采取行动可能是因为他赞同自由市场在金融体系所起的作用……新自由主义的逻辑理论很好地解释了格林斯潘为什么不采取行动，因为在新自由主义模式制约下，通过宽松的货币政策引发房地产泡沫可能是促进21世纪初产量和利润增长的唯一可行的办法。

”[18]

　　大卫·科茨从多方面研究并揭示了新自由主义政策导致经济危机的必然性。

他指出，美国政府采取的解除或放松管制、私有化、放弃对宏观经济的调节、大幅削减社会福利、与大型企业联合打击工会、为企业和富人减税等新自由主义政策削弱了工人的议价能力，压低了工人的工资，加剧了税后收入的不平等。

一方面，利润相对于工资迅速增加，上层家庭收入不断积累，超过了现有的生产性投资机会，为资产泡沫的产生创造了有利条件；另一方面，由于工人实际工资的减少限制了他们的消费能力，这就必须靠举债消费来解决需求不足，维持经济增长。

科茨的这些分析在广度和深度上明显地超越了西方经济学家。

[18]

　　西方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中的有识之士也认识到，新自由主义政策造成的收入分配不平等、贫富差距拉大是酿成危机的原因。

伦敦经济学院教授罗伯特·韦德认为，正是由于20世纪70年代起放弃了凯恩斯主义的政府调节政策，美国里根政府和英国撒切尔政府采取了新自由主义政策，导致收入分配不平等，财富流向边际消费倾向较低的富人，而普通民众收入低、消费少，因此总需求不足，使得信贷、负债特别是投机性投资成为了刺激总需求的关键。

他指出，这种机制是脆弱的，作用是有限的。

[19]

　　在美国，有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提出，全球失衡是导致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原因。

他们断言，新兴市场国家为了防范风险积累了巨额外汇储备，这迫使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维持低利率政策，创造出复杂且有风险的信贷工具。

他们还有人指责其他国家特别是指责中国操纵汇率。

这些说法显然是为危机的罪魁祸首美国开脱罪责，把危机的责任推到别国头上，认为经济危机是其他国家造成的。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有少数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竟然也附和新自由主义者的这一说法。

　　但是，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颇有根据地指出：

全球失衡固然不可持续，可能对未来的全球稳定造成威胁，但并不是当前危机的原因。

没有全球失衡，美国的问题也依然存在。

如果银行能够很好地估计风险并谨慎借贷，或者监管者有效地防范金融部门的疯狂行为，低利率——无论是美联储的行为还是全球储蓄过剩的结果——都不一定导致泡沫，即使导致泡沫也不会有这么坏的影响。

[20]斯蒂格利茨在2009年12月10日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还表示，美国应当主要从自身来找原因，包括不应该再寅吃卯粮，而不应该强调全球失衡问题，把责任诉诸世界其他国家。

[2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新凯恩斯主义者奥利维尔·布兰查德也认为，现在不是讨论中国的汇率问题的时候，因为这不是现在世界性经济危机的主要因素，还有许多其他的事情需要我们考虑。

他说：

“人民币升值本身并不能解决美国和全球其他地区的经济问题，即便人民币和其他主要亚洲货币升值20％，最多也只能帮助美国出口实现相当于GDP的1％的增长。

”[21]

　　有些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在将危机原因归咎于政府监管和国家干预时，还具体地将危机原因归咎于美国《社区再投资法》，指责该法规定向信用等级低的穷人和少数民族裔贷款的政策，认为房地产市场崩溃正是政府向贷款机构施压、要求它们贷款给穷人的结果。

这种说法一方面是指责政府干预，另一方面是将危机的责任推到穷人身上。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这种说法受到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以及熟悉实际情况的经济界人士的尖锐批评。

　　斯蒂格利茨针对这种说法指出，《社区再投资法》涉及的贷款范围很小，违约率也很低，根本不足以解释如此大范围的金融危机。

[20]

　　高盛集团前投资银行家约翰·R·塔伯特也针对这种说法指出，这种说法与实际情况不符。

《社区再投资法》是1977年通过的，但是直到1997年，居民房产也没有迅速增长。

房地产泡沫波及到美国以外的其他许多国家，而这些国家并没有《社区再投资法》。

在这次危机中，美国高收入阶层贷款购买第二套房、度假用房和奢华高档住宅的贷款案例违约率要比穷人的贷款案例违约率高，许多穷人和中产阶级并没有过度借贷，却受到了冲击。

[22]（P76）根据美国房地产分析公司的数据分析，进入2010年下半年，购买豪华住宅、贷款超过100万美元的业主停止支付贷款的比例大约占1/7，而那些贷款总额在百万美元以下、购入普通住房的家庭反倒更能按时还款，出现不良贷款的比例只有1/12。

[23]

　　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研究战略性拖欠问题的专家布伦特·怀特教授揭露说，富人更缺乏道德感，“他们很容易随意地放弃偿还贷款，把房产当做一桩失败的生意，随意处理掉，他们不怎么害怕政府和银行的恐吓，也不大觉得羞耻。

他们所关心的是自己的利益怎样才能最大化。

”[23]

　　斯蒂格利茨、塔伯特、怀特等上述这些有理有据的批评，使那些将危机原因归咎于《社区再投资法》的新自由主义者无以回应。

　　四、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关于应对危机政策的意见分歧

　　在应对危机的政策方面，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在一系列问题上出现深刻分歧，并进行激烈争论。

（一）关于金融机构救助和监管的意见分歧

　　在这场危机中，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很多都认为，解除或放松监管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对此次危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他们认为，美国现有的金融监管体系存在很多问题，出路在于改革金融监管体系，对金融业加强监管。

他们主张，在危机时期，政府必须采取激进措施救助银行和金融系统；在长期内，政府必须加强对金融系统的监管。

他们对政府已经采取的救助政策表示不满，认为这些政策过于保守，力度不够。

　　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克鲁格曼、鲁比尼等就金融机构救助和监管提出了较为深刻的看法和比较激进的主张。

　　斯蒂格利茨认为，由于美国现有的金融监管体系过度信奉市场的自我调节能力，监管工具已经被那些需要被监管的人所利用，存在对监管的套利和操纵，因此，必须对现有的监管体系进行改革。

[17]

　　克鲁格曼主张，在救助银行和财政刺激的近期措施有效实施之后，就应当转向长期的预防性措施：

改革金融体系，重建金融系统，用一套新的规则和条款确保金融安全。

他力主扩大金融监管和金融风险防范网，覆盖全部金融机构。

他提出，不仅是银行，而且任何像银行一样经营的机构和任何在危机爆发时需要得到像银行一样救助的机构，都必须被当成银行来监管。

[1]

　　鲁比尼主张迅速对金融系统监管进行改革。

他认为，这场危机表明，证券化不是减少了系统风险，而是制造了系统风险；金融公司和金融创新工具的不透明性，导致了定价的不确定性风险。

这表明，盎格鲁—撒克逊式的资本主义即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已经失败。

自我监管实际上意味着没有监管。

自我监管的方法还引起了评级机构的巨大利益冲突，它们不是按照监管原则而是依据自己确定的办法行事。

[24]鲁比尼提出：

“我们现在需要一个在流动性、资本、杠杆、透明度、补偿金等方面更有约束力的制度。

”[24]

　　奥巴马政府财政部长盖特纳和总统首席经济顾问萨默斯也承认，必须建立一个更坚固、更安全的金融体系，目前的金融监管存在很多问题。

例如，现在的金融监管框架有许多缺点和漏洞，以及司法权重叠；对金融风险的定义也已经过时，只注重个体安全而忽视了系统安全。

没有监管好传统银行以外的衍生品业务，没有给消费者和投资者以适当的保护；联邦政府没有控制和管理金融危机的合适工具，更没有全球一致的监管体系。

[25]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热衷于市场自行调节论，反对政府对金融市场进行干预，反对政府对金融机构进行救助和加强监管，认为政府干预的政策违反了自由资本主义的原则，侵蚀了资本主义体系的基础。

　　芝加哥大学的约翰·科克伦说，在这场典型的银行恐慌中，由政府充当最后贷款人，让市场解冻就足够了，没有必要对银行进行救助。

他竭力美化解除或放松监管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宣称许多决策者没有意识到解除或放松监管后银行系统是多么强健。

[26]

　　芝加哥大学的加里·贝克尔和凯文·墨菲认为，政府干预在大多数情况下只会帮倒忙，人们不清楚政府将在什么时间采取什么行动，以及谁会获得救助，这就会带来风险和不确定性。

[27]哈佛大学的肯尼思·罗格夫和马里兰大学的卡门·莱茵哈特认为，过度杠杆行为是当前危机的直接原因，而政府在鼓动过度杠杆行为中起了决定性作用。

[28]

　　法国学者居伊·索尔曼认为，理智的决定应当是让破产的银行消失，这样，在很短的时间内，可能只需要几个月，市场就会消化掉僵尸银行和坏账，新的银行就会出现；与此同时，不受政府干预的房地产市场会恢复真正的房地产价格，使交易建立在可维持的基点上。

他还认为，有些银行被认定为“太大而不能倒闭”，这只是一些人的猜想；自由市场策略也许会导致更严重的衰退，但会使经济更快反弹，衰退的时间更短。

[29]

　　值得注意的是，这场严重的危机使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营垒内部出现了分化迹象，甚至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大本营芝加哥大学也能看到这种迹象。

例如，已经在芝加哥大学从教三十多年的道格拉斯·戴蒙德在这次危机中拒绝在自己同事组织的反对政府救助计划的请愿书上签名。

他认为，如果否决了救助计划，就会刺激私人投资者从银行抽离资金，因此，政府除了为银行提供保护伞和加强监管，别无选择。

[30]芝加哥大学的约翰·科克伦在接受采访时承认，像他本人这样反对政府救助和监管的学者只占少数，大多数人都认为，应该对金融机构进行救助和监管。

[31]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有些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面对这场严重的危机仍在倡导政府对金融机构解除或放松监管。

他们有的认为，监管者在危机时刻往往只看金融创新的成本，不看金融创新的收益，过度监管是“将孩子和洗澡水一起倒掉”。

有的认为，监管会限制银行的活力，从而会影响经济的活力，而解除或放松监管则可以使银行系统更有效率，使人们更容易贷款买房，从而提高住房自有率；使企业更容易获得贷款，从而雇用更多工人；还可以使收入增长更快、经济周期波动更小，甚至还能降低犯罪率。

[32]芝加哥大学的克里斯琴·勒茨认为，金融监管会压制金融创新，妨碍公司和消费者借款，阻碍经济增长。

他说：

我们并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