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峡江见证七次大规模移民
峡江,见证七次大规模移民
长江在三峡地区劈山开石,穿过重峦叠嶂,打通千山万壑,走完她最辉煌的历程后,满意而从容,并义无反顾地继续前往,最终汇入大海。
作为长江子孙的我们因此也获得了更多的福泽与馈赠,长江从此留给我们的不仅是倾注我们所有热情来加以观赏和讴歌的自然地理峡谷,而且还有我们需要不断加以回顾和反思的历史时间通道。
因三峡大坝而实施的三峡文物保护工程使我们可以从物质文化这样一个全面和全新视角来回溯这条流动着的时空通道,在这条通道上我们是怎样从远古走到了今天?
三峡地区历史上一共有过7次见诸文字记载的大规模移民:
第1次是巴人廪君部落从鄂西等地进入三峡地区。
第2次是秦汉时大批移民涌往蜀地。
秦惠王并蜀时“乃移秦民万家实之”。
秦始皇灭六国后也有大批的移民进入蜀地,常璩云:
“秦惠文、始皇克定六国,辄徙其豪侠于蜀,资我丰土。
”西汉初年因为关中饥荒,汉高祖刘邦也下令饥民迁入蜀汉地区以避饥荒。
第3次是东汉末年巴蜀周围的“僚人入蜀”以及关中、南阳等地的饥民迁入巴地。
东汉末年,中原地区进入长期的战乱之中,而巴蜀地区则保持了相对的平静,因此和巴蜀地区相邻地区的人口流徙入川,仅东汉末年就有“南阳、三辅民数万户流入益州”。
不过在蜀汉灭亡之后,由于政治与社会的动荡,巴蜀地区人口的流动加剧,不仅迁出,迁入亦很频繁,而且规模不小:
“或南入宁州,或东下荆州,城邑皆空,野无烟火。
”作为对巴蜀地区人口的主要补充,当时主要来自巴蜀周边地区的僚人,《资治通鉴》曰:
“蜀土先无僚,至是始从山出,自巴西至犍为、梓潼,布满山谷。
”这个时期人口大规模的频繁流动导致三峡地区的社会与经济不能正常发展,几为灾难。
村镇废弃,田园荒芜,以至“桑梓之域,旷为长野。
”第4次是唐宋时期。
唐代天宝末年,“禄山作乱,中原鼎沸,衣冠南走。
”宋代亦然,北宋被金灭亡后,“高宗南渡,民之从者如归市,”“中原士民,扶携南渡,不知几千万人。
”第5次是清初实施的“湖广填四川”;第6次是抗战时期重庆作为陪都所引来的移民;第7次是解放后内迁重庆的三线建设单位。
当然,最后两次很难从考古学上反映出来,不过前几次至少在理论上,应该是可以通过考古学加以证实的,尽管作为历史这枚硬币之两面的文字记载和考古材料实际上有时很难吻合在一起。
廪君所率领的巴人族群最初是如何进入到三峡地区的,不仅文字记载语焉不详,考古学同样也无法为其确定出一条清晰的迁徙路线和时间界限。
不过最早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到汉代普遍见诸三峡两岸的圜底器可能暗示着巴人西迁的时间与路线。
可以肯定地说早在新石器时代,巴人就已移居到峡江地区了。
在丰都玉溪和玉溪坪发现的以圜底器和陶器上有花边装饰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中期遗存,应该是最早抵达渝东地区的巴人文化。
来到渝东地区的巴人,在新石器时代主要活动在东起瞿塘峡西至丰都这段峡江内。
两岸如削的瞿塘峡是长江的唯一通道,同时也是一道屏障,阻绝了文化传播的方向。
瞿塘峡成为新石器时代巴人文化与其东鄂西新石器文化的天然交界。
新石器时代江汉地区的屈家岭文化和以陶支座为代表的长江下游文化,沿长江向西最终到达瞿塘峡东口,始终未能通过瞿塘峡;而巴人居住的西部地区,由于没有类似瞿塘峡之类关隘,致使以尖底器为代表的蜀人文化长驱直入,深入到奉节、巫山一带,最典型的就是奉节发现的老关庙遗址。
新石器时代人们至少不具备大规模逆流通航瞿塘峡的能力,这恰好说明新石器时代人类族群及其文化是沿着长江迁徙的,不过这种文化上的混合与交融很难从考古学角度来证实究竟由商贸、战争、人口的迁徙移动所致。
夏商周青铜时代的巴人文化在考古学上被称为巴文化。
这段时期的移民情况于史无证,但此时的考古学文化却反映出三峡地区整个人群社会发生着巨大变化,各种来自更广范围的文化在更深的程度上发生碰撞、交融与发展。
青铜时代早期的瞿塘峡依然是一道文化传播的屏障,一直到青铜时代晚期,这道屏障才被完全逾越。
尽管史书记载峡江地区栈道最早出现在秦代,但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至少在战国时,人们已经完全具备逆流通航瞿塘峡的能力。
春秋时期瞿塘峡以西的峡江地区,楚文化的分布仍是星星点点,但到了战国时期,楚文化便大规模逆江而上。
由于青铜时代东边受强大楚文化和西方新兴起的秦文化的挤压下,巴人不得不从巴山与汉水间西迁进入四川地区。
《诗经?
召南?
鹊巢》中有“维鹊有巢,维鸠居之”句,据研究这是巴人的歌,用迂曲的兴比方式表达了巴国人对楚国和秦国占领者的怨恨。
战国时期楚墓普遍发现于巴文化的主要分布地区,最西到达万州,乃至忠县。
云阳李家坝战国墓出土的兵器中虎纹居多,故而有人认为墓主人可能是?
R君之后。
即使在李家坝这样被认为是巴人之中心,同样也发现一些楚墓和秦式兵器。
最近在奉节永安镇发现战国时期的墓地,墓地出土既有巴人兵器,也有楚人兵器和青铜器,甚至还有来自遥远南方海岸的粤式鼎。
1997~1998年北京大学考古队在忠县井沟崖脚墓(半边街)发掘了19座战国中期楚墓。
这样数量集中的墓葬发现于一个地点,尤其是位于楚文化影响区的最边缘地带,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发掘者认为这些楚墓“当属于远征巴国的楚国军队将士,死后即埋葬于此”。
这些楚墓很可能与《华阳国志》中有关巴蔓子“请师于楚”的记载相关,这些将士应该就是巴蔓子“请师于楚”的楚国军队。
当然,楚人在巴地上留下的不仅是兵器与尸体之铁血,实际上更多的还有巫风楚文化的浪漫。
而正是后者,整整主宰了三峡地区从秦到六朝的灵魂观念和墓葬习俗。
一方面历史上巴人与楚人有着说不清,道不尽的牵连;同时,巴人与蜀人同样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正如《华阳国志》所说的:
“时雍之化,东被西渐矣”。
如果说楚文化和秦文化在渝东地区是一种凭借军事力量的强势攻占的话,而蜀文化在三峡地区的传播则完全可能是人口的迁徙和流动所致。
正因如此,蜀文化在峡江地区比之楚文化传播得更为广泛和深入。
公元前316年秦灭建于阆中的巴人残余政权,公元前278年白起拔郢,灭了楚国。
从此以后,整个三峡地区在考古学上便表现为大一统的中原文化。
这种大一统的中原文化表现为不仅整个三峡地区,验诸全国,秦汉时期的墓葬均有着惊人的一致性。
秦汉时期的墓葬形制从开始的方形土坑墓逐渐过渡到形制多样的砖室墓,葬俗为仰身直肢葬,而随葬品则几乎都是围绕着仙家思想而专门制作用于丧葬的各种器用。
实际上墓葬的所有设计均出自神仙思想,即使是低火候烧制的红陶日常器用如碗、钵、壶之类,亦复如是。
这种红陶质地疏松,实际生活中是无法使用的,不过却有着明确和具体的象征意义。
典型器物如钫壶者,为方形,用以象征被称作“方壶”、“方山”、“方丈”的仙山和神仙世界。
此外,饮食器具象征着仙境的宴饮生活,因为终日宴饮乃是仙人们的生活方式。
汉乐府《气出倡》云:
“遨游八极,乃到昆仑之山,西王母侧,神仙金止玉亭。
来者为谁?
赤松王乔,乃德旋之门。
乐共饮食到黄昏。
”汉画像砖和壁画中的案厨、宴乐等场面的表现便明确反映出汉人对神仙生活方式的追慕。
源自楚辞和老庄的神仙思想是秦汉时期丧葬观念与习俗的主导,正如在国家意识形态上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样,在这种大一统的思想指导下,便出现了大一统的观念文化及其物质产品。
秦汉时期郡县制的设立便是统治方式、机构的设置等行政建制方面的大一统表现。
在距离云阳旧县坪遗址70公里左右的李家坝遗址,1994年,考古专家发现了一方秦汉时期的封泥,上有“朐忍丞印”四个字。
《汉书?
地理志》记载:
“巴郡,秦置,属益州,县十一。
”其中就有“朐忍”县。
汉代盐铁专卖,设有盐官30余处,朐忍即为其中之一。
朐忍县经秦汉、蜀、两晋、南朝,至北周武帝天和三年(568年)迁县治于汤口,改为云安县。
朐忍县作为该地区的一个中心,历时800余年。
2004年在云阳旧县坪遗址出土有铭文的汉代石碑一通,根据碑文首句:
“汉巴郡朐忍令广汉景云叔于以永元十五年季夏仲旬己亥卒”,将其命名为“汉巴郡朐忍令景云碑”。
这样看来,秦汉时期的移民乃是最早的国家意义上的政府行为,只是这种移民已无法从考古学上加以辨识,人口的输入已融入到强大的文化输入的洪流中从而被淹没了,或许将来的DNA遗传分子学能帮我们拨开此间迷雾。
“僚人入蜀”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一件大事。
从考古学角度而言,族群之间的区别首先应该表现在墓葬方面。
三峡地区从战国晚期开始出现一直延续到宋明时期的包括悬棺葬在内的崖墓、岩穴(或岩坑)墓墓当与这些僚人(后来被称为?
k人)相关。
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四川宜宾和高县发现数百座岩穴墓,调查者指出这些岩穴墓的主人可能是“僚人”。
“僚人入蜀”的主要文字记载反映在汉唐典籍中,但考古学材料表明其发生和持续的时间却远远要超出汉唐的上下限。
史书对崖墓又称“仙人居”、“仙人葬”等。
《水经注?
江水篇》云:
“在泸水之南,上有深岩,岩中多仙人葬,莫测其来。
”司马贞《史记索引》云:
“颜氏《地理志》,建安有武夷山,溪有仙人葬处,即汉书所谓武夷君。
”《太平御览》中武夷山条云:
“地仙之宅,半崖有悬棺数千。
”从目前的考古材料来看,福建武夷山发现的悬棺葬为最早,约在商周时期。
学者们认为这种崖葬最早发源以武夷山为中心的赣闽地区,然后沿长江进入到三峡地区,所以陈明芳、林向等人认为悬棺葬的主人应是古代长江中下游的百濮和百越人的后裔。
三峡地区悬棺葬最早出现在战国时期,如2003年西陵峡口3具悬棺出土战国晚期的弓箭、箭镞、箭?
一套8件以及戈、矛等兵器。
这与我们前面谈到的楚人西进的时间一致,所以僚人可能同样是沿着长江入蜀的。
“始从山出”的“山”这里理解为武夷山而不是四川盆地周围的山恐怕更为恰当。
岩穴墓最早也是战国时期,如云阳李家坝的10号和37号岩穴墓。
尽管崖墓和岩穴墓中的随葬品与一般土坑墓或砖室墓没什么区别,但如此特殊的埋藏方式,当为不同的信仰所致。
从与僚人相关的文字记载中可以归纳出与头颅相关的习俗,如凿齿、雕题、剥头皮、椎发等。
西晋张华《博物志》载:
“荆州极西南界至蜀,诸民曰僚子,既长,拔去上牙各一,以为身饰。
”《新唐书?
南平僚传》说乌武僚“地多瘴毒,中者不能饮药,故自凿齿。
”《后汉书?
南蛮西南夷传》亦云该地人“文身凿齿”。
珙县麻塘坝悬棺葬中10具骨骸中有6具有凿齿现象,即上腭两边侧牙被拔除。
雕题即在额上刺青。
《礼记?
王制》曰:
“南方曰蛮,雕题交趾。
”《楚辞?
招魂》:
“魂兮归来,南方不可止些!
雕题黑齿,得人肉以祀,以其骨为醢。
”剥头皮的习俗普遍见诸欧亚草原大陆,《魏书?
僚传》谓僚人“所杀之人,美须髯者必剥其面,笼之于竹,鼓行而祭,竟以徼福。
”此俗当应归入剥头皮之列。
在宜宾和高县发现的岩穴墓壁画中,考古学家已经发现了“椎发”的僚人形象。
从人类学角度来看,僚人这些习俗均反映了某种与头颅相关的信仰和观念。
虽然雕题、剥头皮等习俗已很难从考古学材料中加以证实,但三峡地区墓葬中发现的特殊对待头颅埋葬方式,仍具有人类学参考价值:
如巫山错开峡悬棺葬曾发现专门葬有七八个人头之多的两付小棺;在万州胡家坝和瓦屋以及奉节的永安均发现了不同寻常的碎颅葬,等等。
重庆地区发现为数不多的岩壁画,可能也与僚人有关。
最著名的是珙县与悬棺葬相关的岩壁画以及宜宾和高县岩穴墓中的石刻画,此外尚有江津和云阳发现的岩画。
从刻凿技术、风格以及内容主题来看,江津岩画的时代应在两汉时期;而云阳岩画的时代则可以晚到宋明。
2002年,我率南师大考古队发掘重庆市万州区的胡家坝遗址。
这个地方地势都很平坦,上面种植着水稻。
这儿的黄土发育很好,但文化堆积较薄。
不过层理还算清楚,时代区别明显。
从地层堆积的情况来看,可以推断出历史上所进行过的土地平整。
最早的土地平整发生在汉代。
胡坪丘中心地点的耕土层下就是新石器文化层,在新石器文化层上还发现有东周时期的灰坑,其开口也在耕土层下,但原始开口已被破坏。
胡坪丘的边缘地带的文化堆积与中心地带完全不同,堆积层位很清晰,最下为新石器文化层,与中心地带一样,但其上的三大层中的文化包含物很乱。
总得看来可以分成新石器至东周的混合层、汉魏六朝的混合层、唐至明的混合层三层。
我们据此推断,这种堆积现象可能反映了历史上胡坪丘的三次土地平整活动:
最早的一次发生在汉代,第二次发生在唐代,第三次发生在清代。
历次土地平整活动直接反映了历史上的移民情况。
大量流民的移入所产生的问题首先就是土地资源的匮乏,解决的办法就是开垦山地。
唐开元、天宝中,就出现了“耕者益力,四海之内,高山绝壑,耒耜亦满”的情形,这在一些诗人的笔下也有所反映,张籍《野老歌》载:
“老农家贫在山住,耕种山田三四亩”。
到了宋代发展更为迅速,出现了“田尽而地,地尽而山,山乡细民,必求垦佃,犹胜不稼”的局面。
据宝庆《四明志》中《奉化志》“风俗”一节里就说:
“右山左海,土狭人稠。
旧以垦辟为事,凡山颠水湄,有可耕者,累石堑土,高寻丈而延袤数百里,不以为劳。
”田一直是文人作为唐宋以来三峡地区的特色描写对象之一,田实际上就是刀耕火种,这种原始粗放的耕作方式非常适于山地的开垦。
大量移民的涌入一方面要开荒种地进行量的扩张,另一方面还需要精耕细作对质加以提高。
与此同时,以移苗法种植的水田也开始出现了。
梯田之名,始见于范成大在《骖鸾录》中记载他游历袁州(今江西宜春)时所看到的情景,“岭阪上皆禾田,层层而上至顶,名曰梯田。
”1997年四川大学考古队在云阳李家坝发现了唐宋时期水田和移栽法种植的水稻稻窝,由此推断,三峡地区的梯田也应在唐宋时期开始出现。
巴蜀地区的佛教石窟艺术数量之多,堪称全国之冠。
这些石窟艺术几乎全是盛唐以后的作品,一种大规模突然出现的文化现象,不是与战争有关,就是与移民相联系。
峡江地区目前发现如云阳云硐乡和双江乡、万州武陵镇、忠县万金乡等晚唐以来的石窟造像,谅必与移民有关。
除移民外,唐玄宗、僖宗两度入蜀避难,同时带来了大批的经像、文人学士和佛教徒,使原来就有相当基础的巴蜀摩崖造像更为繁盛。
三峡地区许多考古遗址都存在一个普遍现象,即耕土层下即为生土(即自然形成的不包含任何文化遗物地土层),而且许多地区的耕土层与生土层在土壤上严重不整合,或清代的地层亦可分出两三层,这种现象说明平整土地的拓荒活动在清代以后到近现代随着人口的增加,依然规模很大。
“湖广填四川”在地下留下可资考古学观察的地层的同时,也在地面上留下了更多的移民遗迹,最典型者如有着层叠状风火山墙的房屋建筑,这种风格的建筑很可能就是“湖广填四川”时从湖广或江南带入峡江的。
作者简介:
汤惠生,南京师大社会发展学院副院长,文物与博物馆系主任、教授。
(编辑:
寇卫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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