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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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刘震云编剧、冯小刚导演的温故一九四二,片名更改为一九四二。
主演:
张国立、徐帆、陈道明、李雪健、艾德里安布洛迪、蒂姆罗宾斯、张涵予、冯远征、张默、王子文、段奕宏、范伟、柯蓝、张国强、林永健、乔振宇,冯小刚,作为中国导演“三驾马车”之中电影总票房最高的导演,并没有经过电影学院、戏剧学院专业的熏陶,而是靠着自己不断摸索进入电影艺术殿堂的草根导演。
从他的从影经历来看,当兵、美工、从电视剧创作到电影导演,一步步走来,使他成为一位具有平民意识、人文关怀的电影导演,这和中国国内其他著名导演的学院派风格如张艺谋、陈凯歌、顾长卫、李少红等人有着比较明显的分别。
剧情简介1942年,太平洋战争进入第二年,中国抗日战争处于战略相持阶段。
与此同时,因为一场旱灾,河南发生了吃的问题,千百万民众离乡背井,外出逃荒(1942年夏到1943年春,河南发生大旱灾,夏秋两季大部绝收。
大旱之后,又遇蝗灾。
饥荒遍及全省110个县。
据估计,1000万众的河南省,有300万人饿死,另有300万人西出潼关做流民,沿途饿死、病死、扒火车挤踩摔(天冷手僵从车顶上摔下来)轧而死者无数)。
故事分两条主线索展开:
一条是逃荒路上的民众,主要以老东家范殿元和佃户瞎鹿两个家庭为核心,展现他们的挣扎和痛苦,他们的希冀和愤怒。
另一条是国民党政府,他们的冷漠和腐败、他们对人民的蔑视推动和加深了这场灾难,并最终导致了自己失败的命运。
一九四二讲述了1942年在河南发生旱灾,有三百多万人饿死的情况下,当时中国各阶层不同反应的故事。
一九四二不是典型意义上的灾难片,并没有全景式展现灾难的发生,而是表现了这场灾难下当时中国不同阶层人物的生活状态。
一、一九四二的表现手段从电影的创作来看,同样是灾难电影,拍天灾要比拍人祸具有很多优势,这可以从观众的接受心理分析,人类之间的同类相残总是带给观众反胃的感觉,所以观众会感觉到害怕,莫名的恐惧,而要是遇到天灾,老天不是我们人类自己,“杀”起人来就不会给观众那么大的心理冲击了。
叙事,冯小刚的一九四二也是一部天灾造成的灾难片,他善用天灾这一“低投入高产出”的优势,成功得到了观众的共鸣。
与他的上一部同题材的唐山大地震相比,一九四二更加牵动观众的心,这部影片表现的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痛苦一点点加在每个人的身上,人们的希望被一点点剥夺,每个人的生命被一点点抽干,到最后是彻底的绝望。
地震虽然是来势汹汹,但那只是一瞬间,后面主要表现的还是人们在废墟中重建的希望,一九四二也有人祸,但基本上都是以天灾的表现手法表现,日军的空袭、砍头的时候屠夫和被屠者之间的疏离、国民党政府官员的腐败基本上都是借助程序的一把看不到的杀人的刀,没有表现得那么直接,在表现人吃人的时候通过的是美国记者的口,而照片展示的只是狗吃人的场面,冯小刚曾说:
“我绝不会去拍人吃人”3,这些都淡化了对观众心理承受力的冲击。
逃难者一路从河南走到陕西,剧中很多有名有姓的角色都死在了逃难的路上,很多都在剧中得到了重点的表现,但是都没有像金陵十三钗中那两名受虐而死的女子给人更大的冲击。
如蝼蚁般的命运,在逃难的路上无声无息死亡,同行人的漠然,这些都是乱世中生命低贱的真实表达,虽然会让观众感到难过、伤心,但没有像金陵十三钗那般让人无法直视,这就是冯小刚在电影表现上的分寸感,一九四二的留白依然可以看出冯小刚的特点,命运悲惨到了极致,便会有荒诞的现象产生:
“给我两块饼干,我跟你睡”,“我也要喝猫汤”,“大年三十卖闺女”,“吃得太饱蹲不下来”,没办法自己医治自己的医者,抱着孩子要吸死人奶,没有被划入“灾区”而被救济排除在外、哭笑不得的灾民,都有明显的冯氏标签。
影片生动展示了当人们的生命遭受到严峻挑战,被逼上绝路,人性会扭曲到何种不能想象的程度。
在这种极端的环境下还能制造一些黑色幽默的正是冯小刚擅长的,影片中因此有了一些让人泪中带笑的笑点。
影片从河南百姓举家逃荒过程中许多实际、琐碎又温暖的细节着手,进行关于个人化的历史叙事。
眼前的饥荒与迁徙,远远比高悬于生活之上的战争和政治更能让百姓感受到生活的实质和历史的无奈。
瞎鹿为了一袋小米狠心卖女儿;栓柱抢来美国记者白修德的半包饼干与星星“等价交换”;逃荒之初星星对猫的执著与杀猫后主动要求喝猫汤的转变;花枝贱卖自己后远去途中,与栓柱换棉裤;瞎鹿为女儿做风车、栓柱为风车拒吃日本人馒头,等等。
1942年的历史在河南延津人的苦难迁徙中成了饥饿、逃亡、小米、猫、饼干、棉裤、风车、馒头等个人化想象符号的合集。
另一方面,冯小刚又无法完全规避1942年残酷的战争历史,所以影片在细小日常的灾民生活之上涂抹了一副宏大的历史图景。
这里有抗日战争酷烈恢弘的历史背景;有重庆国民党政府内部官员腐败倾轧的现实真相;有河南主席李培基冒死进谏申请军粮救济灾民的政治外交,等等。
影片用这些或恢弘、或酷烈、或紧张的战争和政治场面,暗示着历史的另一幅面孔,它可以存在于历史教科书或国家民族的集体记忆里,却被河南人的苦难历史分割得支离破碎,只剩下一些碎片,拼凑在1942年的时间坐标上。
影片让一大一小的叙事模式并置在历史叙述中。
在表层上,是宏大历史叙事对个人想象历史的胜利。
例如,李培基觐见蒋介石怀藏的使命,在副官政局时事的汇报中一点一点地被掐灭;三百万饿死的河南百姓生命,比起在战场上牺牲的战士生命,是微不足道的。
但在深层次上,这两种模式不是平行并重的。
我们可以从内容的安排和拍摄技法的处理上,寻找到导演冯小刚和编剧刘震云所要表达的关于政治、战争和生命的看法,关于人权和政权的分判,冯小刚片中还有对信仰的展示也显示着特有的冯氏幽默。
中国神父安西满本想在战争逃荒下的困境中,为灾民带来信仰,传播上帝的博爱,带给人民一些寄托,安慰并挽救消沉绝望的心灵。
但当他看到日本飞机轰炸,他看着数以百计的人惨死在身边的悲惨场面,尤其怎么也堵不住小女孩身上的血窟窿,他抱着死去的孩子,他感觉到自己的那种无奈与痛楚,开始了对自己信仰的怀疑与绝望。
他开始怀疑上帝,责问神父梅甘“上帝在哪里?
难道这一切就是他的意愿吗?
”“如果这一切不是上帝安排的,那么他为什么没有做任何事?
为何上帝总是打不过魔鬼?
既然这样,那我们为什么还要信仰他?
”他绝望地承认“魔鬼已经进入了我的身体”。
教堂在片中也只是一个精神与肉体的避难所,因为上帝让人自救。
所以影片展示信仰确实可以带给人力量,但是如果人的温饱没有解决,人的灵魂终将会失去依附,这也是对宗教的莫大讽刺。
二、一九四二的影片结构这部电影可以看作是“在路上”的电影,河南的灾民因饥荒一路逃到了陕西。
冯小刚和编剧刘震云为了全景式展示当时的中国面貌,采取了灾民、军队、政府、记者、宗教五条线索并行推进的叙事手法,让这五类人同时面对这一旱灾引发的饥荒,从而做出不同的反应。
灾民的逃荒经历为观众展现“故事的问题是什么”,政府的消极应对为观众展现“为什么灾荒会造成这么大的影响”,美国记者白修德是“灾荒影响问题的发现者”,传教士是“灾荒问题的追问者”,军队是“灾荒问题的加剧者”,前两者是主线,后三者是剧情发展的辅线。
记者白修德在剧中起到了灾区与政府之间的连接作用,但是传教士的作用就让人觉得摸不着头脑,莫名其妙地来莫名其妙地消失。
剧中日本军队对灾民的态度可以说是影片的点睛之笔多条线索同时进行,会展现一种大气磅礴的气势,在表现宏大的历史题材电影中用得比较多,这种格局对历史题材来说是提升其水准的一个要求。
片中两条线索的处理是非常精彩的,一条就是老地主的逃荒线索,另一条就是蒋介石的日常琐事线索。
在片中,两个人所处的阶层差异非常大,但是在命运中却有着不断的交集。
老地主在躲灾的过程中,身边的亲人不是被卖掉就是死掉,一步步成为逃荒中的一员,蒋介石也是从刚开始的民心所向慢慢变成了丧家之犬。
这两条线索鲜明的对比暗示出人民与政府的命运息息相关,蒋介石为抗日牺牲了广大的人民,而他最终也落得了被人民遗弃的下场。
在影片中,我们看到了冯小刚对中国人民族劣根性的批判,面对扑面而来的饥荒,国人的猥琐、自私都被呈现了出来。
多条线索的推进,鲜明的对比,更加突出了冯小刚所要在电影中对人性的表现。
三、一九四二精彩的群戏表演一九四二演员的表演可说是非常精彩的,这和片中的演员多是科班出身,受过专业系统的学习不无关系。
本片中的演员大部分都是和冯小刚有过多年合作的演技派演员,有些甚至都可以称之为“戏骨”,每个主演都是诠释内心戏的高手,表演都是一气呵成,让人有一种酣畅淋漓的痛快感。
随着近代历史密档的揭开,公众逐渐对蒋介石的形象有了一个更加全面客观的认识,这也使陈道明对蒋介石的演绎比较轻松。
陈道明版的蒋介石除了霸气之外更多了对时局的无奈和苍凉,使人物更加立体。
张国立扮演的老地主,丰富的内心戏,形象刻画出了地主阶层对灾荒来临的无奈与回避,一开始的躲灾想与灾民划清界限,到最后与灾民一样落魄,这其中人物的性格变化都被张国立演绎得非常传神。
与张国立演对手戏的张默,血性鲁莽的性格,传神演绎出了没有知识的农民,一心跟着东家的长工的形象,他在剧中的戏份也非常多,因此也成为全片最大的亮点。
徐帆的表演相比较其他主演要弱一些,但是相较于她以前的形象要进步许多。
相对于她在唐山大地震中的过度煽情,一九四二还是收敛了很多,更多的是内心戏的表演。
主题透视,整部电影场面宏大,叙事精密,构思奇巧,刻画了在灾难下不同阶层的境遇和态度。
随着剧情的深入,剥去层层外衣,拷问着人们最深处的本性,引发了人们对于人性的思考。
可以将电影中的人物根据在这场灾难中所处的境遇不同分为两类进行研究和分析,一类为当事者,就是深受灾难被迫离乡的难民;另一类为旁观者,难民之外的各阶层的人。
苦难下当事者人性之拷问,
(一)苦难下的贞洁观念中国自古就认为贞洁对于女性比生命更为宝贵,在程氏遗书中一句“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为中国女性在苦难下如何选择定下了道德的标准。
电影通过苦难的深入逐层展现了苦难下女性的选择。
首先,灾难刚刚来临的时候,花枝向少东家借粮,少东家说:
“你借俺弄一下,俺借你粮食,两升小米,俺不亏心。
”而此时的花枝表现出了强烈的反抗。
而随着苦难的加重,当面临饿死的危机,花枝对栓柱说:
“给我饼干,我和你睡。
”而栓柱不同意,想用饼干换财主老范家的闺女星星的身体,花枝说:
“瞎鹿是因为你们死的,一条命值两块饼干。
”故事的最后,花枝和栓柱在范老爷的主持下拜了天地,花枝问栓柱:
“知道我为什么要嫁给你吗?
”“你有老婆了,明天就可以卖老婆了,这样你也能活,我也能活。
”花枝对买他的人说:
“四升小米,我跟你走了。
”花枝从“两升小米”宁死不从,到“四升小米”出卖自己,最终的结果只是为了活下来。
如果说花枝是苦难下最普通的妇女形象,那么财主老范家的闺女星星则是受过教育的女性,从最开始为了小黑猫,把自己吃的喂猫,到栓柱将两块饼干给她,星星同意等灾过后就让栓柱弄,再到当人口贩子挑人时,星星以“我认识字,是财主家的女儿”而增加自己被选中的筹码,甚至在最后被卖到青楼时,担心的并不是将要出卖自己的身体,而是首先要吃饱,“撑得蹲不下”。
当影片渐次展开时,观者并未因中国的传统贞洁观而对女性的选择施以道德的批判,而更多的是同情和一声叹息。
(二)苦难下的律法观念法律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和保障,法律约束和规范着人们的行为,中国除了法律以外,还有着几千年来人们恪守着道德的观念。
电影一九四二开篇描述了,本来一群善良的人们,因为饥饿在“刺猬”的带领下来到了大财主老范家,为了能够活下来,为了吃的,本性善良淳朴的乡民,抛弃了所有的乡邻之情,瞬间爆发变成一群发疯的“匪徒”,他们杀死了范老爷惟一的儿子。
栓柱和瞎鹿半夜偷走了记者的驴,结果为了抢驴,饥饿下的人们不再考虑法律和道德。
同时,冯小刚以特有的幽默方式,在剧中设立了“临时法庭”,而在苦难下的“临时法庭”,也不过是想通过法律的外衣,多获得一些粮食,所有的审判最终就是为了让当事人交出粮食。
“临时法院”被军人征用,法律毫无尊严。
在苦难下,哄抢、偷盗、杀戮一切都在瞬间发生,原本善良淳朴的人们也在瞬间发生了变化,法律变得异常脆弱。
(三)苦难下的国家观念电影一九四二其特殊的背景下,拷问着每个人的国家观念。
一面是饥饿,一面是入侵的日军。
国民党的将军对于灾民的说法是:
“老百姓死了,国家还在,士兵死了,国家就没了。
”一句冠冕堂皇大义凛然的话,令人振聋发聩,听起来貌似一切为了国家的存亡,但是将军,忽视的国家的根本正是被将军忽视的人民。
而狡猾的敌人更加洞悉人性。
日本将军对于岗村宁次提出的将粮食发给灾民,让灾民为日本军队服务提出了质疑,“可他们是中国人”,岗村宁次回答:
“首先他们是人。
情的最后范伟饰演的治安员为了吃的,效命于日本人,代表了一部分灾民在饥饿面前的选择,而栓柱宁死也不为之效命,也代表了另一部分灾民的选择,表现了中国人民的铮铮铁骨。
而极为讽刺的是蒋委员长和政府大员李培基的一番对话,蒋委员长说:
“日本人给灾民发粮食是我没有想到的。
”“听说灾民帮助日本人作战?
”李培基说,“那是一少部分,汪精卫之流。
”“政府统计死亡1062人。
”“实际三百万人。
”这番对话以冯氏的特殊讽刺,刺痛了每一个观者的内心,(四)苦难下的信仰电影一九四二中分三次刻画了牧师小安子在这场灾难中的变化。
一次场景,是在大财主老范家被抢劫烧毁后,小安子虔诚奉劝众人,手持自制的十字架,身穿牧师长袍,对人们大声宣扬:
“东家老范,一辈子不信主,失去了主的庇佑,就落了如此下场。
”这时的小安子对主满是虔诚,在他眼里世人是多么的愚昧无知,不知道主的力量。
二次场景,牧师小安子为在逃难路上死去的财主做弥撒,小安子说:
“死得屈来死得冤,都怪你心中无信念。
”但是当小安子试图用手使死者瞑目而无法做到时,小安子简单的一句“埋了吧”已经对自己的信仰产生了微妙的变化,三次场景,牧师小安子用圣经去救助孩子的伤口时,日军的炸弹将圣经炸得粉碎,当圣经化作漫天碎纸时,暗示了现实将信仰击得粉碎。
最后,牧师小安子询问老牧师:
“一切都是主的旨意,主为什么这样做?
”老牧师说:
“这是魔鬼做的。
”小安子说:
“上帝为什么总是斗不过魔鬼?
”“如果斗不过魔鬼信他有什么用?
”老牧师说:
“你不能怀疑上帝。
”小安子说:
“我觉得魔鬼钻进了我的身体。
”几个简短的场面,安排在逃难过程中的不同阶段,小安子在苦难中由虔诚的信徒转变为对上帝的质疑者。
人们的信仰就是为了更好地生活,而当生存无法保障时,信仰在生存面前,失去了原动力。
(五)苦难下的情感电影一九四二从多个角度,描绘了苦难下人们的情感世界。
首先是爱情,栓柱因为喜欢财主老范家的闺女星星,虽然东家老范也已经成为逃荒者,但是栓柱最初选择和老范家一起逃亡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为了星星,为了接近和保护自己喜欢的女人,这时候的栓柱知道,以往高高在上的财主女儿星星,现在已经和他一样了,他拥有了得到心爱女人的机会。
其次是友情,星星最喜爱的小黑猫,无疑是星星内心世界最好的朋友和伙伴,逃难之初,星星为了小黑猫可以把自己的粮食给小黑猫吃,当敌人轰炸时,星星为了寻找小黑猫甘愿冒险,而当饥饿下死亡随时出现时,范老爷为了给儿媳妇下奶,提出要杀黑猫炖汤时,星星提出了也要喝汤。
最后是亲情,范老爷的儿媳妇在生下孩子的时候,想的是孩子要是活着更遭罪,花枝的孩子饿死了,花枝说:
“死了好,死了就不用挨饿了。
”刘震云在撰写温故一九四二时,曾经说道,当时的老人回忆,易子而食的现象确实有,一位妈妈对即将饿死的孩子最后的嘱咐是:
“往远点儿爬,要死死远点儿。
”苦难下的亲情中,大悲下是人们的大爱,深深叩击着每一个生者的灵魂。
苦难下旁观者之拷问,
(一)苦难下的冷漠电影一九四二开篇讲述:
“河南发生了吃的问题,与此同时发生了斯大林格勒战役,甘地绝食,宋美龄访美和丘吉尔感冒。
”冯小刚以其冯氏幽默,极大讽刺了当时国民党当局对于河南灾荒的冷漠态度。
将灾荒看做是一个简单的“吃的问题”,而更具讽刺的是死伤了三百万的灾民和甘地绝食、宋美龄访美和丘吉尔感冒处于同一个地位。
当政府大员李培基,准备向蒋委员长汇报灾情时,秘书一连串的汇报惊得李培基没有开口,极具讽刺的是当秘书说甘地绝食成功时,蒋委员长表示了极大的关心,问道:
“饿了几天了?
”秘书回答:
“七天了。
”委员长立刻表示访问印度时希望见到甘地。
而作为一方封疆大吏的李培基对属下人说:
“他们向委员长汇报的每一件事都比我大。
”一句话政客抛下了三百万河南人的生命。
国民党将军一句“老百姓死了,国家还在,士兵死了,国家就没了”又一次漠视了生命;洛阳的士兵说,“豫南和豫北是灾区,你们来到了洛阳就不是灾民了”,再次将灾民推向绝境;当满载灾民的火车将要进入陕西时,国民党军队的老总又将枪口对向了灾民。
让人感觉这一切很荒谬的同时,又不得不正视其曾经发生,而深深感受到了那一份冷漠,让观者只能剩下一声苦笑。
(二)苦难下的欺骗电影一九四二满是欺骗,先是,市井之徒为了生财,竟然向政府兜售救荒丸,祖传秘方,吃一颗七天不饿。
后是,各级政府层层欺瞒,隐瞒灾情,最后官方统计死亡人数竟是1062人,为了制造气氛,国民党处长精心排练,带领重庆的民众高呼“Welcome”。
最后是国家最高统帅,也为了国际舆论而弹压欺瞒。
(三)苦难下的伪善李培基貌似为民请命,而其骨子里认为这实在是不好意思向委员长述说的小事。
社会的上流为了赈灾筹款举办了盛大的捐赠仪式,仪式上杯盘林列,美味充斥着整个画面,人们在欢快的气氛中谈论着灾情而慷慨捐赠。
蒋委员长在接见烈士遗孤时,深情地对孩子说:
“过年的时候来爷爷家,爷爷给你压岁钱。
”冯小刚将一张张伪善的面孔刻画得淋漓尽致。
(四)苦难下的贪婪治安员运用手中的权力,罚没白面,高喊着“中午法庭烙饼”;军队的将军贩卖军粮,因为“粮食比人命值钱”;各行的老板用粮食换取最廉价的劳动力和女人;政府大员们为了瓜分赈灾粮而面红耳赤;敌人则用粮食换取灾民的生命,将他们送上战场。
各个阶层的旁观者用他们的贪婪,榨取着灾民最后的一点价值。
(一)奴性的民族性格电影一九四二为观众讲述了发生在1942年的那场大旱灾,近千万人流离失所,数百万人成为漫漫“逃荒”路上的冤魂。
面对着民众的苦难,国民政府不仅赈灾不力,反而大肆征收军粮,最终导致了这场前所未有的人间惨剧。
对于万千灾民来说,灾难和死亡是他们生活中惟一的存在。
当他们缓缓行进在“逃荒”之路上,另一场灾难的降临彻底摧毁了他们心中惟一残存的渴望:
天空中轰炸机在攻击撤退的中国军队时,将中国难民作为了主要的参照物。
那些本该为民众带来保护的士兵们,在一夕之间成了烧杀抢掠的“强盗”。
在反复的画面冲击中,中华民族灵魂深处的劣根性才一次又一次暴露出来。
那些士兵的残忍,那些灾民的自私,那些官员的贪婪,都在导演的镜头下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
(二)“走下去”的希冀和“活下去”的信念画面中残缺的肢体、横飞的血肉、凄惨的呻吟冲击着观众的感官,这是一部带着创痛、饥饿和血泪的电影。
因此,1942更多的是感受到了一种脱离了生死的苦痛,导演仿佛是为向那些逝去的生命致敬。
他所表达的敬意与他所表达的哀思应是我们这个民族给自己同胞的一声道歉。
正如电影的宣传海报上写的:
“走下去”“活下去”。
色彩,电影一九四二以一种低饱和的怀旧色彩呈现了那段几乎被遗忘的往事1942年发生在河南的大饥荒。
整部影片色彩上的低调丝毫没有降低影片的视觉冲击力和可看性,反而给影片带来一种颇具质感的真实。
由冯小刚执导的电影一九四二,是一部表现民族苦难的影片。
与他之前所有的影片都不相同,没有喜剧笑料,也没有刻意煽情,而是站在一个历史记录者的角度,带领着我们重温历史,让我们看到了在饥饿和死亡面前,人性的渺小,命运的酷烈与沉重。
作为一部带有悲情艺术色彩的商业电影,一九四二的成功离不开导演执著的人生态度、演员们的精湛表演以及贯穿于始终的低调灰暗的色彩。
影片中,灰棕色调成为这个特定社会发展时期主观评判性的色彩表意,如同一张张老照片,勾起对往事的回忆。
一、电影一九四二的色彩艺术效果,
(一)影片用色彩大面积来渲染画面营造色彩意境,捕捉观众的视觉点来表达其承载的含义一九四二画面意境的营造,既有来自创作者主观的“情”,又有来自客观现实生活化的“境”,这种“情”与“境”不可分离,而是有机融合在一起,“情与景会、意与象通”,这一点不但是整部影片创作的依据,同时也是受众欣赏的依据。
影片大面积低调灰暗色彩的运用,在对观众的视觉产生冲击的同时,也承载了深刻的含义,色彩让人掺入了复杂的思想情感,因此就变得富有了人性化,随之也成为一定的象征,其承载的含义也就慢慢体现出来。
所以色彩的象征其实是色彩情感和联想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九四二电影作品,色彩的使用既有自己偏爱的主色调,更有不同的色彩杂糅、混合,制造出与单纯色调进行对比的震撼效果,且色彩对比的和谐与强烈同影片情节的起伏形成了一致的关系。
(二)运用低饱和的怀旧色彩形成视觉的冲击力,符合影片所追求的格调与品位运用明亮的色彩一直是许多电影作品的一大特色,而一九四二却运用的是低饱和的怀旧色彩来营造压抑的氛围,它给人一种走投无路、欲哭无泪的绝望感,使整个画面低沉、喑哑。
一方面低饱和的色彩表面上看好像有些单一,其实并非如此,它是多色的混合方式,是一种包含多色彩信息与多影调层次的颜色,所以很多摄影艺术作品都会采用这样的低饱和色彩进行创作。
另一方面当色彩的饱和度降低时,其固有的色彩特性也会随之被削弱和发生变化。
影片中为数不多的红色运用主要在瞎鹿媳妇花枝穿的红色棉袄和美国国旗,国民党党旗以及影片中陪都重庆欢送外宾车队等情节中。
在这些情节中红色的运用彰显出与现实的对比,造成强烈的视觉冲击。
红色象征着生命,暴力,血腥,攻击,革命,兴奋以及爱情然而在影片中红色所表现的只有暴力,血腥,生命,鹿媳妇花枝穿的红色棉袄表达了她珍视生命希望在逃荒的路上能活下去,美国国旗和国名党党旗的红色所寓意的是暴力以及战争的残酷与现实的惨痛,影片中陪都重庆欢送外宾车队这段情节中画面所运用的红色意在隐示血腥与攻击,这种和谐性也是影片一九四二所追求的格调与品位。
在作品里,一是能看出冯导深厚的传统功力,恰如其分地用色彩表达相应的思想情感,既不装腔作势,也不矫揉造作;一是色彩的运用富有独创性和探索性,低饱和色的天空、地面,冷色是暮气,暖色是自由、希望的象征,这样的色彩组合,再现了现实生活中的逼真影像。
二、色彩艺术在电影作品中的作用大灾难的残酷,饥饿让人迟钝,苦难模糊了记忆。
但对幸存者和活着的人来说,重新叙述那些苦难的故事,让曾经的苦难重现在当代人的公共记忆中,即是对逝者的义务和责任,也是对历史创伤的一种修复。
影片中,灰棕色彩糅合悲催的场景贯穿始终。
灰色是所有色彩中最浑浊的颜色,其本身就被用于描述一些单调和暗淡的东西,比喻颓废、失望等。
亲人的不断死亡与离去,个体的无助与无力,正是这灰色的真实写照;棕色(也被称为赭色、褐色等),常常被联想到自然、泥土、简朴,它给人可靠、保守的感觉。
当然,棕色也会联系到旧的照片,可以用来创造温暖和怀旧的情愫。
。
电影用棕色代表了一段新生的救赎启示守望相助,互相扶持。
让我们明白一个民族所需要的历史的记忆,所不得不面对的过往。
这一切正是未来所需要的坚实的力量,一种对于希望的承诺。
对话艺术,本片人物众多,个性鲜明;场景宏大,节奏分明;多线并行、重叠叙事,难以含蓄委婉去展开情节,而较多运用对话。
对话的内容、表意繁复多样,作用广泛,具体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具有叙事性对话交代情节、事件及其发生的背景、过程,反映现实,便于观众理解。
1.交代国际局势和中国处境。
秘书为蒋介石读电报:
罗卓英率军在缅甸曼德勒以西惨败,日本用瓦斯使国军死伤八百多人;还有仁安羌危机、甘地绝食、德军进攻斯大林格勒、豫北会战、周佛海脱离汪逆。
陈布雷告诉蒋介石:
“四国首脑会谈将在开罗举行,商讨战后事宜,但是丘吉尔和斯大林不愿意中国参加”。
可见中国正面临内外交困的艰难处境。
2.介绍中日兵力、战况。
冈村宁次在飞机上问:
“目前集结在河南的中国军队有多少?
”军官答:
“蒋鼎文有八个集团军,实有四十万。
”手下向驻河南的第一战区司令官蒋鼎文汇报:
“长垣封丘一带可能要丢,许多阵地已经开始白刃战。
日军死伤八百多人,我军死伤五千多人。
3.反映灾民的惨状。
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前往教堂,与梅甘神父交谈:
“这么多的灾民颠沛流离,我却看不到政府的援助。
”他告诉蒋介石:
河南三千万人遇到吃的问题,逃荒的灾民正在一天天饿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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