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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社会学导制培养模式及其展望
浅析“社会学导制”培养模式及其展望
编者按:
在当前的教育改革中,各高校都在努力寻求不同的发展模式,有的调整内部机制,寻求内涵式发展;有的与企业、事业、政府合作,走外延式发展的道路。
无论哪种方式,都不能背离人才培养的最终目的。
本文阐述的“社会学导制”人才培养模式,在人才培养阵地、内容、考评机制等方面都有创新之义。
实践证明,人才培养模式既需要符合高等教育内部的评价标准,也必须得到社会的认可。
正如作者开篇所言,“社会的发展离不开人才的培养,人才培养模式也反映了一个时代发展的特点,并且与之相适应。
”这一观点与潘懋元教授“教育必须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论断相互呼应。
只有当教育能够很好地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服务时,才能凸显其本来意义。
本刊认为,来自以企业和政府为主体的社会组织的“社会学导制”,可以给大专院校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提供有益的启示。
摘要:
社会的发展离不开人才的培养,人才培养模式也反映了一个时代发展的特点,并且与之相适应。
人才培养模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传统人才培养模式在计划经济时代表现为简单性、技能性的“学徒制”,市场经济时代则表现为“职业制”、“实习制”、“职前培训”等复杂性、复合性的特征。
本文旨在通过从传统人才培养模式与社会需求之间的“不对称”为出发点,反思传统人才培养模式的不足之处,提出新时期的“社会学导”人才培养模式,即构建以企业和政府为主体的社会组织,积极参与大学生培养过程的“社会学导制”培养模型。
通过文献研究法、对比研究法,运用教育学、心理学、人力资源管理相关理论对“社会学导制”培养模型的优点和要求进行阐述,并设计出具有可操作性、具体的“社会学导制”培养模式用于指导实践。
关键词:
传统人才培养模式;社会需求;社会适应能力;社会学导制
中图分类号:
G646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671-0568(2010)05-0005-05
一、引言
1.“社会学导”培养模式提出的时代背景
在我国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受经济全球化影响,社会生活方式、社会组织形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对于高校学生而言,呈现出就业岗位选择多样化和就业形势严峻化的趋势,这就要求大学生的培养模式也应随之变化。
就目前形势而言,传统大学生培养模式与当今社会需求之间存在“不对称性”。
究其深层原因,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1)学校培养与社会需求脱节。
长期以来,学校被视为人才培养的“唯一”主体,社会组织在人才培养中的参与度较低。
同时,用人单位与学校对人才的评判体系存在一定“分歧”。
学校对于人才培养更多停留在专业知识和学习成绩的考核上,而用人单位对人才的定义已经不仅限于良好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更强调较好的工作和社会适应能力。
学校的单一教育模式与社会需求的复杂性之间严重脱节。
(2)用人单位对大学毕业生的要求越来越高。
在“信息爆炸”的时代,知识的更新速度与丰富程度要求人才具有更强的接受力度,更快的适应速度。
这就要求大学生要缩短对工作和组织环境的适应时间。
在一个相对封闭的教育过程之中成长起来的大学毕业生,对于外部的社会环境存在一种陌生感,适应过程较为缓慢。
从客观上看,社会要求大学生具备的适应能力与其本身的适应能力存在一种“张力”,这就要求社会组织在提升大学生素质、增强其社会适应能力上承担更多地责任。
20世纪70年代后,我国在人才培养方面做了很多尝试和改革,但社会参与大学生培养的力度仍显薄弱。
基于以上两方面的现状,笔者认为要提升大学生适应社会的能力,并缩短大学生适应社会的周期,加强社会参与,也就是“社会导师”制对大学生的适应能力的培养具有一定“示范”作用。
所谓社会导师制,即由政府机关公务员、企事业单位或非政府组织中的人员为主体,在校大学生为客体,通过主体与客体的结对指导,使在校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在社会导师的指导下及早建立对社会的整体认识,从社会导师“言传身教”中获取更多的间接经验,从而帮助大学生更好更快地适应社会。
这样也可以加强地区服务高校的力度,实现校――区良性互动,建立学生培养的新模式。
2.“社会学导”培养模式实践及本文研究意义
目前,已有部分组织进行了较为成功的尝试,如浙大首次推出“学徒计划”,邀请青年优秀企业家担任学生实践导师;上海市普陀区人社局携手华东师大试点“社会学导制”,通过公务员与大学生分享人生经验、社会知识,丰富大学生的社会认识。
同时,还对大学生进行长期的职业指导。
这两项“尝试”的共同点在于让企业和政府积极介入大学生培养过程。
但对于该种培养模式的具体实施方案和理论模型尚属空白。
本课题研究即是运用教育学、心理学、人力资源管理等理论对社会参与大学生培养模式的意义进行论证,并在此前提之下,设计出社会参与大学生培养的具体、可操作的“社会导师制”理论模型,用于指导实践。
二、不同时期的传统人才培养模式解析
1.计划经济时代的人才培养模式:
单一的学徒制培养
计划经济时代,我国实行“统包统配”的就业制度和国家“固定工”制度。
人力资源的配置从属于政治要求和政策导向,个体的职业规划让位于高度集中的集体职业定向。
可以说,在社会成员进入社会之前,国家的计划体制已经限定和安排了每一位社会成员的具体职业及发展方向。
受制于这一体制,“学徒制”成为各行各业普遍实行的人才培养模式。
学徒制是我国传统的技能传授模式,建立在可视条件下的手工操作和体力技能基础上。
在这一模式下,由技艺娴熟、经验丰富的技工担任师傅,他们与刚踏入工作岗位的学徒结成一对一的带教关系。
二者的师徒关系带有浓厚的传统伦理色彩,具有很强的稳定性和持续性。
在工作实践中,带教学徒跟随经验丰富的师傅一同工作,以师傅的劳动强度和技能水平为标准,在师傅的指导下进行较长时期的观察、模仿、训练和交流,在工作中逐渐被师傅及所在群体认可,最终成长为一名合乎所在部门、单位要求的劳动者。
“一次学习用到老、单一技能管终了、一个职业伴终身”成为计划经济时代学徒制的鲜明特点。
由此可见,学徒制这一人才培养模式立足于纯应用型的具体技能的塑就,体现的是国家、社会对于个体的硬性规定与强制灌输。
培养对象自身的主体地位乃至全面发展,则在很大程度上被淡化忽视。
2.市场经济背景下的人才培养模式:
多样化的“应试”培养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我国的劳动人事制度和就业制度发生了深刻的变革,统一的、流动的人力资源市场正在形成。
市场经济背景下的人才培养模式日益呈现出多元化、复合化和社会化的特点。
(1)高校职业指导教育模式。
20世纪90年代末,我国高等教育逐渐由“精英化”向“大众化”模式转变,在此影响下,高校毕业生就业制度由国家统包分配转变为毕业生自主择业。
与此同时,伴随高等教育规模的急剧扩大,高学历人才的迅猛增长直接冲击着人才供求关系的平衡,就业问题摆上了高校的重要议程。
在重视理论教学和学术科研的同时,高校逐步加强了对学生尤其是毕业生的职业指导,普遍设置了专门的职业指导服务机构,①为学生提供就业信息和相关指导;积极拓展与用人单位的联系,推荐毕业生就业;举办校园招聘会等形式,为毕业生创造就业条件。
不仅如此,绝大多数高校还在日常的教学中开设就业指导课程(有些高校还为低年级学生提供了《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等选修课),举办一系列就业讲座,向高年级尤其是毕业班学生宣传就业政策,同时围绕就业信息、简历制作、面试技巧等求职过程中的主要问题进行指导,帮助毕业生顺利就业。
此外,还有不少高校开始探索本科生学生导师制,以学科(学术)带头人和大批教学、科研的骨干教师、年轻教师、党员教师为导师,负责学生的思想和学习指导工作,旨在提高包括就业能力在内的学生综合能力。
目前,我国的职业指导尚处在起步和探索阶段,多数高校的职业指导教育模式倾向于保证自身的就业率,形成了单线条、灌输式向学生进行简单的技术上或策略上的指导,未能从根本上给学生进行全面而科学的职业生涯定位和规划,以及就业能力和创业能力的培养。
(2)大学生实习制度。
我国最早的大学生实习制度,可以追溯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前。
计划时代背景下的实习制,是由国家教育部门和国家计划委员会统一安排高校上报的实习计划,以指令性计划下达给接受实习任务的国有大中型企业予以执行。
学徒制实际上成为实习过程中的主要形式。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国有企业的改革,政府不再以行政命令的方式让企业接收实习生,而实习也不再与留职上岗直接挂钩。
高校安排学生对口实习,或者学生自主寻找实习岗位,更多是基于毕业的考量。
大学生实习制度逐渐流于形式,事实上多数企业从短期的企业成本利润的“私利”角度出发,对大学生的实习不甚积极。
②即使接收大学生从事实习的企业,多数也不愿让实习生接触实质性的工作。
(3)企业入职培训模式。
入职培训,又称为新员工培训,它是企业将聘用的员工从社会人转变成为企业人的过程,同时也是员工从组织外部融入组织或团队内部,并成为团队一员的过程。
入职培训是大部分企业实行的培训方法,通常采取集体授课培训与个别带教指导相结合的方式,对员工进行企业文化宣教和岗位技能培训。
通过集中对新员工开展企业历史、企业文化、员工行为规范、人事福利制度、行业现状及趋势分析等相关知识培训,同时在实际工作中指定经验丰富的老员工作为老师对新员工进行职业技能的指导和帮助,考核的方法则以笔试为主。
企业的入职培训,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企业的需求,但却很少关注新员工的岗位素质、基础能力、职业素养及生涯规划培训,对培养员工的思维能力、创新能力、心理素质等方面重视不够。
(4)录用公务员培训模式。
公务员的培训制度,是国家公务员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家公务员培训是指各级培训机构依照公务员的职位分类和工作需要,为提高公务员素质而对全体公务员进行的终身职业教育。
它主要包括初任培训、任职培训、专门业务培训和更新知识培训。
③其中,初任培训作为新录用公务员踏入工作岗位所经历的第一个培训阶段,对他们向政府公职人员的顺利转型具有特殊的意义。
上海市普陀区已经实行新录用公务员“导师带教制度”,安排政府机关各部门的优秀公务员对新录用公务员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地进行教育、考察、培养,在政治思想、工作作风、道德品质、履职能力、思维方式、职业生涯规划等方面加以指导和帮助,以全面提高新录用公务员的综合素质。
这种“导师带教制”培训模式,既不同于传统的学徒制,也不同于目前的实习带教制,它没有束缚在培养职业技能这条单一的基准线上,而是从人力资源的战略高度出发,立足于受培训者,在培训中凸显他们的主体地位,以提升他们的综合能力和素质来获得培训的长效收益。
上述几种传统的人才培养模式,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为我国人力资源的整合与培养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各时期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然而,就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角度出发,这些培养模式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无论是旧式的学徒制抑或时下的实习制、入职培训制,在很大程度上依旧是紧紧围绕着灌输式的“技能培训”,培训对象的主客体地位被扭曲。
待培训对象掌握某一岗位所需的职业技能后,实质意义上的培训随即结束。
而关乎培训对象人生成长与发展的世界观与理性思维、人生观与职业规划、价值观与综合素质等方面的教育、指导和培养,往往被忽视,被淡化。
这非常不利于塑造复合型、创新型的现代人才。
同时,在高校学生由校园走向社会的过程中,上述几种人才培养模式也未能发挥出有效的衔接作用。
就高校普遍实行的职业指导教育模式而言,更多是体现在为毕业班的学生提供一定的求职支持,至于毕业生在进入社会后的过渡期中所面临的问题,则完全让渡给了社会;另一方面,绝大多数企业也没有承接高校转移过来的问题,最终是毕业生本人独自承担毕业前后过渡期中的一切风险和压力。
为了有效地解决上述问题,无疑需要我们深入探索、建立起一种实质意义上的社会参与大学生培养的新型人才培养模式。
3.传统培养模式的缺陷――培养模式与社会需求之间的“鸿沟”
传统的人才培养模式注重将高校作为培养人才的唯一且有效的媒介,学生以专业来划分,基本上都被打上了浓重的“专业”烙印。
随着市场经济的运作,专业的市场需求对于学生的就业形势影响趋于明显。
由于高校学科设置与市场需求脱轨,部分专业的设置仅仅是为了保留学科,对于这类专业的学生而言,社会上并没有足够的岗位提供给他们,这无形中增大了他们的就业难度,并且产生所学专业与实际工作相背离的现象,让学生对高等教育投入产生质疑。
即使所学专业与工作领域相关,但因学生在“封闭式”过程中接受教育,无法将所学知识及时用于实践,就会出现以下“悖论”:
学生以专业知识为求职砝码,企业以具备专业知识的人才为需求,但是前者与实践不对接的专业“理论知识”毫无用武之地,后者渴求的具备技能的“专业人才”纵横高校无觅处。
用人单位与求职学生不能“对口”的压力驱使我们寻求新的培养模式。
三、“社会学导制”培养模式的特点及要求
近年来,随着高校人才培养模式难以满足社会需求等问题的不断涌现,一些新的人才培养模式在人们的摸索中逐渐产生。
这种新的人才培养模式与传统单一的高校教育模式有所不同,将培养的场所由原来的学校开始转向社会这个大家庭,使大学生在走出学校之前通过各种渠道提前了解社会及社会所需,逐渐掌握社会技能,将所学理论知识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真正做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与社会接轨。
1.“社会学导制”模式创新之处
浙大首次推出“学徒计划”,邀请青年优秀企业家担任实践导师;上海市普陀区人社局携手华东师大试点“社会学导制”,由普陀区政府机关各部门的近20名公务员担任导师,与华东师大传播学院本科二年级和研一学生分享人生经验、社会知识,丰富大学生的社会认识,并对大学生进行长期的职业指导。
2006年宁波市启动了应用型人才培养基地建设工作,市政府拟在5年内投入7500万元,建设石油化工、生物医药、纺织服装、机电磨具等10大应用型专业人才培养基地,以此来推动宁波支柱产业、主导产业的发展。
辽宁中医药大学也实行青年教师“导师制”,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这些都是政府及企业参与大学生人才培养模式的积极探索。
纵观这些尝试,可以归纳出新型培养模式具备的以下特点:
(1)培养阵地多元化――由学校到社会。
传统培养模式,学校是培养学生的主要场所,“宿舍――食堂――课堂”三点一线的“规律”生活是学生生活的真实“写照”,学生考核的机制就是考试。
这种模式培养出来的学生,理论知识过硬,实践技能缺失,学生一旦进入社会后,会因“所学”与“所用”严重脱节而备受打击,造成双方的困扰。
为了改变这一现状,使学生适应社会的发展,必须使学生在读期间走出学校,以社会为“实践基地”。
让政府或者企业介入大学生的学习生活,为他们提供实践锻炼机会,使理论学习与工作实践并举,填补实践空缺,培养社会适应力,将学生由“读书匠”变为具备专业知识与社会适应能力的“弄潮儿”。
(2)培养内容丰富化――由书本知识转向社会大课堂。
随着培养阵地的变化,培养的内容也随之发生变化。
受高校教育模式的限制,知识学习不可能经常性地发生变化,教材更新速度相对缓慢,这与社会需求的快速更新之间形成一种矛盾。
新型培养模式就可以有效缓解这一矛盾。
以“普陀区社会学导计划”为例,政府为大学生提供挂职锻炼机会,大学生在挂职过程中能够了解到普陀区发展的现状并参与到普陀区的建设之中,跟随带教的公务员老师关注社会民生,学习工作之道、为人处事之道,这无疑对大学生的培养起到了锦上添花的作用。
(3)考评机制灵活化――由考试到考核。
通过政府或企业的介入,不同的培养主体,不同的培养内容势必导致考核方式的转变。
由政府或企业开启的培养项目多为岗位实习或挂职锻炼,以及一些相关活动,这类活动注重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与考核,考核方式与书本知识的考试大有不同,更多借鉴了单位内部的考评机制,对学生在实习、挂职期间的表现以带教老师对学生的工作态度、能力、成果等项目进行考评为主体,部门其他老师和学生自身评价为辅助,360°考核方式的运用,可以让学生对自己的优势与不足有更为全面系统的认知。
此外,主办方就可以通过更为灵活的方式对参与活动的大学生进行不定期的考核,譬如使大学生参与某项调研或课题之中,其结果的呈现就是一种考核。
这种常规与灵活相结合的考核方式不仅可以给大学生带来前进动力,而且能够促使他们提高自我认知水平,完善自己,弥补不足。
(4)注重“榜样”力量――由迷茫到确立方向。
当代大学生受时代社会环境的影响,在主流价值观缺失,多元价值观充斥的背景下普遍对未来感觉迷茫,缺乏方向感。
新型的培养模式注重借鉴高校研究生“导师”模式,选择优秀的公务员或企业人士,为大学生配备“社会学导”,通过“一对一”的带教模式,通过社会学导与大学生的沟通与交流,以增强大学生对于社会的认知;通过“职业指导老师”的言传身教,为学生树立学习和生活的榜样,带领他们不断战胜学习和生活的困难,勇往直前,为理想而打拼。
2.“社会学导制”培养模式相关要求
(1)“社会学导制”的主体――提供社会认知支持。
对于作为“社会学导制”主体的政府和企业,如何为大学生提供贴近他们生活、锻炼他们能力的活动至关重要。
采用何种方式能够更好地吸引大学生的注意力,调动他们参与的积极性,从而使这项活动从“策划”走向“实质”,需要主办方在摸索中不断改进,不断成熟。
(2)“社会学导制”的客体――突破专业理论学习局限。
对于作为“社会学导制”客体的在校大学生,如何更好地将专业知识与活动实践相结合是锻炼的关键所在。
出去锻炼的目的不仅仅只是了解社会和工作环境,关键是在新的环境中学以致用,在实践中增长才干,总结得失,从而为社会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3)社会学导制”的中介――搭建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平台。
对于作为“社会学导制”中介的学校来说,如何在政府(或企业)和大学生之间进行良好的沟通,搭建良好的平台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方面。
客体有哪些要求,主体对学生有哪些反馈,学校都要定期地了解并考核,充当好一个公平公正的中介,这样才会使这种合作模式更为持久地发展下去。
总之,主体、客体和中介每一方都要明确定位,并且不遗余力地发挥自身的作用,这样才能使“社会学导制”这一新模式更好地发挥作用,做到双赢甚至多赢。
四、结语
“社会学导制”作为一种新型的人才培养模式,是在传统人才培养模式的基础上,“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将用人单位、高校和大学生结为一体,形成培养大学生的新机制,以塑造出理论与技能并重的优秀大学生,增强他们的社会适应和融入能力,提高他们的就业和工作水平。
与此同时,为高校教育改革提供新思路,为用人单位提供适合的人才。
当然,“社会学导制”尚在实践与摸索之中,有待更多的社会关注和相关单位及高校的积极参与。
作为一项新事物,它适应了时代的要求和社会的发展,需要不断完善使其发展壮大,以接受时间和历史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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