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漂从学校到片场.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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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漂从学校到片场
“北漂”从学校到片场
2011年7月初,国家广电总局发布上半年内地电影市场的各项数据:
城市影院票房收入为56.98亿人民币,同比增长7.5亿;进入院线的国产片(包括合拍片)达76部,和去年同期相较,增加22部。
这其中,票房超过1000万的国产片一共有29部。
然而,除了演员之外,参与制作这29部电影的主创几乎没有80后。
这也意味着,至少在现在的华语电影产业中,三十岁以下的电影人鲜有机会进入主流制作。
与此相应的另一数据,近五年来单是北京电影学院(以下简称“北电”)、中央戏剧学院(以下简称“中戏”)、上海戏剧学院(以下简称“上戏”)这三所艺术院校,其影视专业毕业生(本科、研究生、高职)总数每年均超过千人――如果将各个综合大学的影视专业和地方艺术院校的毕业生也包含在内,毕业生当以数万计。
如果单纯从数字来看,国内影视行业人才储备的基数并不小。
不过,从这个日益庞大的基数中能提纯出多少未来的创作中坚?
至少现在,谁也不知道答案。
这些未来面临无数可能性的年轻人,他们究竟走在怎样的路上?
本文所呈现的,虽非全貌,却是影视院校毕业生的“进行时”状态,可以说,这些生存样本“尚在保鲜期”。
新人们的史前史
2011年4月30日,北京通州运河公园,朱佳梦在草莓音乐节上接受了本刊记者的采访。
这个1987年出生的苏州女孩,去年刚从香港浸会大学电影学院毕业,她的毕业作品短片《人有三急》获得了第18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原创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剪辑、最受网络观众喜爱导演奖,香港国际青年录像节最佳导演、最佳编剧,优秀演员奖。
如今,许多香港大导演都纷纷北上,本就来自内地的“小导演”朱佳梦,毕业之后,自然而然选择扎根北京。
不过,读高中的时候,朱佳梦从没有想过做导演。
她的父亲是大学教授、博导。
朱佳梦上高三时,香港的大学在内地学生中间还不是很火。
而她的父亲因为曾在香港理工大学做过访问学者,对那边的高校了解较多,觉得这对女儿来讲,是个不错的选择,便拿了许多学校的报名表给朱佳梦。
父亲本来计划让女儿也去学他的专业:
地理信息技术系统。
意外的是,朱佳梦发现了浸会大学的电影电视系。
虽然她以前较少接触电影,对影像也没有特别的热爱,却在那时“偶然却坚定地选择了它”。
直到最终考取,成为电影专业的学生,朱佳梦才慢慢发现自己很适合学电影。
在香港上大学的四年,朱佳梦发现港人的教育观和内地的区别甚大。
“香港学生很现实,大部分人高中毕业就出去做事了,只有三成人会读大学,上研究生的就更少。
”而在香港电影界,片场传统本就根深蒂固,愿意以正规电影院校为起点的人并不多。
不过,朱佳梦却很少为自己的学院派身份所累,从大一开始,她就投身业界实践。
2008年,朱佳梦为女导演唐晓白的电影《完美生活》担任副导演。
2009年,她又到洛杉矶狮子山电影公司,为吴宇森工作了一个夏天。
2010年8月,陈可辛的《武侠》在云南开机,朱佳梦成为电影的助理编剧和场记,她甚至还为汤唯做过替身。
“香港地方小,电影公司又多,只要想找实习,机会还是蛮多的。
”相对于课堂学习,这些实习经历让朱佳梦尚未毕业就已认识到真实的行业现状,也积累了许多人脉。
《人有三急》因此能有机会请到叶璇做女主演,梁柏坚做监制。
和朱佳梦相比,作为北京电影学院05级导演系的学生,申奥完成毕业作品的过程更坎坷一些。
当时,申奥最初提交的剧本讲述了,一个中朝边境冲突的故事。
“历史上有原型,百分百写实的事。
”但因为题材太敏感,剧本一出来就被学校否决了。
刚开始,申奥觉得这事“特拧巴”,争取了很久,最终也没得到批准。
毕业作业一定要拍,留给申奥重写剧本的时间却已经很少。
他一冲动,跟老师下了个保证:
“就三天,我重新写一剧本。
”那会儿,他脑子里只有一个画面:
“一个朝鲜族男人在冰冻的河面上安葬妻子的骨灰。
”这个画面来自他的家族记忆,“我的一个堂叔去世后,他的家人就在图们江上把冰凿开,然后把骨灰洒进去。
”三天过去,申奥和他的师弟王子昭一起,把《河龙川岗》的剧本聊出来,并且顺利通过考核。
之后,申奥拉着剧组来到吉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拍出了自己的毕业作品。
和延边一江之隔的地方。
是北朝鲜的咸镜北道。
二战以前,申奥的爷爷奶奶曾经生活在那里,“他们说日本话比朝鲜话和汉语还利索”。
日本战败后,他们的家族才来到中国。
虽是陈年往事,却对申奥影响颇大。
后来,申奥也想明白了,“不能因为自己觉得拍出来很好,而让老师们担责任。
”不过,他仍不打算白白放弃那个“伟大的故事”。
他想,“有朝一日还是得拍出来,不影响到别人就行。
”
这个执著于民族历史的导演系学生,考电影学院的时候,却遭到父母的反对。
申奥的父亲曾经是个广告导演,对影视行业包括电影学院都不太认可。
申奥也曾经尝试给家人放自己的短片,结果很失败。
他总结原因:
“这些作品的目的都是自己某一方面的实验,根本不适合在家庭聚会上放映。
不光是家人吧,其他人如果不理解我的目的,看起来都像密码……”
学院派生存
在国内高校“大跃进”的浪潮中,许多校长似乎都认为影视专业是个利于“大干快上”的学科。
截至目前,全国有超过100所高校开办了广播影视编导专业。
然而,因为教学资源严重不足,毕业生水平良莠不齐,许多影视专业学生陷入“毕业即失业”的怪圈。
同时北电、中戏等老牌艺术院校依然尽力保持一种“精英教育”的姿态,导演系、摄影系、戏文系等每年仍维持在几十乃至十几人的招生规模,学校甚至会在某些年份停招某些专业。
事实证明,这种“精英教育”未见得能培养出大师,却能保证绝大多数毕业生能够达到国内的行业标准。
同时,这种近乎作坊式的教学模式,也成为某种潜在的认证机制,尤其是摄影,美术,剪接等专业的毕业生大多有机会接触到行业的核心资源。
杨?
h今年32岁,去年从北电摄影系毕业――很多理工科专业的学生,这个年纪已经拿到了博士学位。
杨?
h从小学美术,考中央美院数次均落榜。
那之后,他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2005年才第一次考电影学院摄影系。
因为文化课成绩差了一分,没有被录取。
“本来想放弃,觉得岁数不小了,该好好工作养家了。
”杨?
h的父亲是美术出版社的编辑,他劝儿子再坚持一年,“如果再不行,就彻底断了学艺术的念想。
”第二年,杨?
h考上了。
在电影学院,摄影系的学生大概是最苦最累的。
大一,图片摄影;大二,数字和十六毫米胶片摄影;大三下学期,就要着手拍摄毕业作品了。
大四,杨?
h开始作为摄影师奔波在导演系毕业作品的各个剧组中。
本科四年下来,杨?
h拍了无数学生作业,再加上一些校外的广告、MV之类的活儿,确实积累了相当多的经验。
2010年4月,尚未毕业的杨?
h进入张艺谋的《山楂树之恋》剧组,跟着摄影师赵小丁做实习生。
2011年1月,《金陵十三钗》开机,杨?
h再次进入赵小丁领衔的摄影组,这次他作为量光员直接参与到影片拍摄中。
所谓“量光”,就是控制影像的明暗亮度,是摄影中的一个重要技术环节。
“刚毕业就去这种大剧组,一开始真干不好。
也挨骂,这很正常。
慢慢的,自己干的时间长了,后来就基本不出错了。
一月份进组,六月份杀青回来。
从冬天一直到夏天,多冷多热都经历过,挺累的,但是收获巨大。
尤其这次是国际合作。
美术指导是日本人。
搞特效的是好莱坞的人。
我从各个环节都得到不少宝贵经验。
”
毕业一年,06级摄影系的16个学生,有的人去拍广告、MV,有的人接着读研究生,也有的人出国深造,还有人不知所踪,现在只剩下杨?
h一个人专心跟着电影剧组。
如果_直走这条路,杨?
h计算过,从毕业生做到摄影指导,不长不短正好十年。
这种职业发展更接近通常的片场模式。
而对于杨?
h这样的新摄影师来讲,同样存在一条更激进也更有挑战性的职业道路,“就是和新锐年轻导演合作,比如我的导演系同学王子昭。
大学四年,直到他的毕业联合作业《不良》以及后来的短片《大无畏》,我们都一直在合作,彼此非常默契。
如果有一天,子昭要做长片,我们还会再合作,那时就可以往摄影指导的位子上努力了。
”
杨?
h提到的王子昭,是北电导演系06级学生。
他最初为人所知,是因为去年自导自演的网络短片《大无畏》。
这部讲述一个男孩“割包皮”故事的9分钟短片,让许多80后的小城男青年怀念起“初恋的她”。
《大无畏》影像平实朴素节奏不疾不徐,很难让人相信出自一个刚刚毕业的年轻人之手。
王子昭说,他写剧本爱从人物写起。
他能把角色写得很鲜活,但事件却总组织不好。
“短片还行,要是做长片的话,还是要加强剧作结构的练习。
”不过,可能正因为他擅长塑造人物,贾樟柯对他很有兴趣。
西河星汇与苏格兰威士忌品牌尊尼获加合作推出的纪录片计划“语路”在去年11月16日宣布启动,贾樟柯携六位新锐导演共同完成计划中的12条短片,88年出生的王子昭成为其中年纪最轻的导演。
王子昭拍完《大无畏》,回到北京。
电影学院的老师和师兄都推荐他去贾樟柯的公司实习,那时,“语路”计划尚未成形,王子昭也只是想着能有机会跟《在清朝》剧组工作一段时间。
“‘语路’计划刚开始筹备时,贾导就让我做个项目统筹,打打电话,做做表格。
”有一天,贾樟柯和王子昭聊起上学的事,便让他把自己的毕业作业拿来看看。
王子昭也没多想。
过了一段时间,“语路”计划的名单上便多出了他的名字。
参加“语路”计划的导演虽然都很新,但是,协助他们拍摄的团队却很老到。
摄影师余力为,王子昭以前只是在电影杂志里看到过他的名字。
拍摄期间,有一件事王子昭记得特别清楚。
一次,他和朋友聊起自己考电影学院的初衷,提到初中时候看的港片《古惑仔》系列,称其为自己的电影启蒙。
一个早上,王子昭和他的团队吃过早点,准备收工。
灯光师黄志明忽然问起:
“听说你是看了《古惑仔》才喜欢电影的?
”王子昭点头。
黄志明接着说“你知道吗?
《古惑仔》系列就是我做的灯光嘛……”王子昭后来回忆:
“我―下子就有种登堂入室的感觉。
”
跟贾樟柯走完“语路”这一程,王子昭觉得眼界―下子开了,“最起码心理起点不同了。
”之后不久,王子昭同彭浩翔的工作室签了三部长片的合约,“这就是我最近三五年内最正经的一件事吧。
”
我们的三岔口
目前的影视行业里,80后的演员确实比同龄的导演、编剧们走得更快。
这也是自然现象,大量的影视剧制作对演员的刚性需求必然会超过导演和编剧;更关键的一点,对于制片人来讲,演员可以经验不足,可以只做花瓶,而掌控全盘创作的导演和编剧却不可以做“花瓶”。
无论中外,除了奥逊?
威尔斯这样的天才之外,大部分幕后主创都在三十岁之后才能真正成熟。
在2006年考入北电表演系之前,杨琪就已经在中国杂技团的舞蹈学校学习了六年中国舞。
她说自己一直很刻苦,许多学跳舞的同学都没坚持下来。
她不是最有天赋,也不是最热爱舞蹈,却撑到了最后。
艺考的时候,杨琪在军艺考了第1名,北电第18名,中戏第5名。
她和家人权衡了好久,最终选择了北电。
那一届表演系学生由崔新琴老师带班,在很多人眼里崔老师是个传奇。
杨琪所在班原计划招30人,最终因为许多考生文化课成绩不够,学校只留下了19个人。
同班同学中,杨琪接的戏不算最多,合作班底却都很“大牌”。
2008年,她首度出镜的电视剧就是吴子牛执导的《大瓷商》。
那时,杨琪正在学校准备毕业大戏,崔老师本来要她上女一号,在得知该剧导演是吴子牛,杨琪的角色戏份不少后,便欣然放行。
“如果不是觉得这是个不错的机会,崔老师很少放学生去演戏。
”
《建国大业》中的女文艺兵,《建党伟业》里的青年学生……杨琪总会在这些主旋律制作里得到演出的机会。
毕业之后。
杨琪从未休息过,从赵宝刚的《婚姻保卫战》到郑晓龙的《后宫?
甄嫒传》,她觉得,能和这些好班底一起拍戏,受益匪浅。
“自己不演的时候,光在旁边看着也长见识啊。
”和杨琪一样,06表演本科班的毕业生,现在基本都在做演员的本行。
今年7月,杨洋刚刚从中国戏曲学院戏文系毕业。
她掰着指头算了算,从本科到研究生,六,七十个同学里面,真正靠写剧本为生的人,不超过五个。
“其实很多人考进来,根本不是因为热爱文字,而为了拿文凭。
毕业之后,有的人直接去做生意了。
”
虽然在戏曲学院读到研究生,杨洋却一直对戏曲创作不太感兴趣。
“我记得,高中那会儿看过希区柯克的《群鸟》,觉得特别好。
我是主张文以载道的人,觉得用电影来表达观念特别好使。
”
读研时,有的老师知道杨洋对电影的爱好,又是科班编剧出身,就常介绍一些影视剧的项目给她。
毕业时,杨洋独自以及合作完成的影视剧和舞台剧剧本已有近十部。
“你会一直做职业编剧吗?
”面对这个问题,杨洋显得有些踌躇,“这个想法一直反反复复。
如果做职业编剧,各方面的压力都得顶住。
有的编剧签到影视公司,写的东西就是流水线作业。
如果没有做出特别火的戏,会没有方向感,生活也成问题。
如果自己做独立编剧,需要有足够的技术和人脉,更要能抗压。
要是找份其它的工作,兼职编剧,可能又会被工作侵占太多创作时间……”
中戏戏文系09级的袁源谈到以后,也抱持着―种审慎的乐观,“编剧极少能像演员那样,很容易就出来。
你可能需要踏踏实实地做十年,才可能出来――当然也有可能仍然出不来。
我想,自己不一定成为名编剧,至少可以成为一个合格的编剧吧。
”
自由职业者是如何炼成的?
影视行业的人大多可归入自由职业者一类。
同是“自由”这个词,外人愿取其“无拘无束”之意,可是他们自己却多有“漂泊不定”之感。
杨?
h坦言,在电影剧组工作最大的弊端就是:
没有了自己的生活。
他在南京拍《金陵十三钗》的半年中,相处多年的女朋友同他分手了。
他的一个朋友也出过类似的状况,长时间在外拍戏,很少和女朋友联系,濒临分手。
最后拍完戏回来,两个人关系又有所缓和。
另外一个问题是,所谓自由职业者,在现有体系下,国家并不提供基本的社会和医疗保险。
因为没有固定单位,北京人才交流中心的人告诉杨?
h,如果他现在不向国家缴纳规定的保险金,六十岁之后,他就没有退休金。
而自由职业者要为收入缴纳的所得税远高于一般的工资税。
编剧刘笑逸,毕业于中国戏曲学院戏文系。
她从初中开始做“背包客”,到现在中国所有的城市已经跑得差不多了。
如果不是家人的要求,刘笑逸说,自己很有可能不会选择进高校受教育。
“我总是觉得,读万卷书,更要行万里路。
”
大学期间,她遇到了自己的编剧师傅黄鉴,慢慢对编剧这个职业产生了兴趣。
毕业之后,原本要做职业编剧的刘笑逸,却被师傅推出来,理由是:
“以你现在的年纪阅历,并不能闷在家里就写出好东西,还是先出去历练一番的好。
”
从07年7月毕业到08年底,刘笑逸换了好几个工作,有了些社会阅历,但她始终无法忍受枯燥重复的坐班生活。
2009年,她辞职回家做专业编剧,付出的代价是从此没有稳定经济来源。
最惨痛的时候,她的收入连以前工资的四分之一都不到。
那年夏天,刘笑逸觉得无论精神还是身体都到了崩溃的临界点。
这时,她寻求解脱和调整的方式还是做“背包客”。
她放下一切,取出所有积蓄,独自旅行了三个月,走了九个城市。
“这是一个整理自己精神的过程吧。
”
作为这个行业的新人,许多编剧都不太擅于和资方打交道,也因此造成许多不必要的权益损失。
从长远来看,编剧也不能把有限的精力都放在和别人谈判上。
2009年7月,袁源从中戏毕业,10月份进入喜多瑞公司。
“喜多瑞的老板都是中戏出身,都是大师兄,正好公司想扩充一批生力军,我和许多年轻编剧就签到公司了。
”作为国内唯一由编剧组建的公司,喜多瑞有专人给旗下的编剧处理合同和法律纠纷。
袁源觉得,这个平台挺适合他这样刚刚毕业的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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