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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老系统科学的形成与发展题库
钱学森系统科学思想的形成发展与创新
人类社会进入20世纪之后,特别是迈进21世纪以来,由于微电子信息技术及一大批高新技术的飞速发展,社会进入了高速发展的轨道。
各门科学既高度分化,越分越细,越深入,又高度综合,相互渗透,相互耦合,显示出科学技术深刻而复杂的发展规律和底蕴。
同时,在现代信息技术和高新技术的推动下,各个国家的工业、农业、以至金融、服务、交通运输、城市建设、文化艺术等等,也都发展很快,世界经济几乎联在一起,哪个国家也不可能再闭关自守,必须相互促进、相互借鉴,与国际国内各种人和事物相互联系频繁交往,才能在解决各种复杂性问题中不断发展、艰难行进。
客观世界出现的这些前所未有的变化、新的特质,宣告解决各种复杂性问题,仅仅运用过去的还原论方法、孤立分析的已不够用了,必需掌握新的世界观、方法论。
钱学森所倡导的系统科学特别是开放复杂巨系统的探索与研究,是当今人类社会和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需要,也是当今重大的科学问题和哲学问题。
他的系统科学思想形成发展与创新,有一个历史过程。
1、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
开启系统思想之路
钱学森认为人们的系统思想自古就有,因为无论在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中,系统的存在、发展与变化是很普遍的。
在中国,古人为了进行生产、改善生活,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积累起对各种农作物的生长与种子、水分、肥料、土壤、地形、季节、气候等相互关系的思想,在《管子。
地员篇》、《诗经》农事诗《七月》等著作中都有简单的表述。
其实这种合理地利用各种有关事物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关系的思想和活动,就是一种朴素的系统思想和简单的系统工程。
又如,战国时期秦国李兵父子设计修造的伟大的都江堰水利工程,包括“鱼嘴”岷江分水工程、“飞沙堰”分洪排沙工程、“宝瓶口”引水工程以及120个附属渠堰工程,各工程之间的关系处理得非常好,形成一个协调运转的系统工程总体。
这是古人在改造自然环境的实践过程中,在水利工程方面表现出的十分系统的思想。
这些辉煌的成果和思想给钱学森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再如,古人为了增强体质、延续生命,在长期与各种疾病和衰老做斗争的实践活动中,逐渐开始认识到人体各器官的有机联系、生理现象和心理现象相关、身体健康与自然环境的变化分不开等等,积累了一套辨证施治的治病防病方案和医术,在西汉初年的《黄帝内经》等医学著作中,有很详细的记载。
反映出中国传统文化中朴素的辩证的系统思想和整体观念。
钱学森一贯对于学习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兴趣盎然,深受古代哲人以及《易经》、《黄帝内经》等古代文献、著作中朴素的辩证思想和模糊的整体观念的影响。
他并且注意汲取现代著名哲学家熊十力、张岱年、冯契等哲学思想的精华,逐渐积累起自己在系统科学思想等方面中国传统哲学与文化的深厚底蕴。
2、西方文化与科学技术
对系统思想的重要启发
在西方,古代希腊也有的哲人提出过整体观念和系统思想。
例如,赫拉克利特(约公元前460-370)在《论自然界》一书中说:
“世界是包括一切的整体”;德谟克利特(约公元前540-480),认为宇宙是个大系统等等。
但是,由于这种认识主要来自一些哲人的直觉、和天才的臆想。
当时人们还没有能力对宇宙世界总的联系做进一步细微的分析、观察与研究,所以这种以少数哲人为代表的整体观念和系统思想只是一种朦胧的、朴素的自然哲学。
15世纪下半叶,生产和技术的发展推动近代自然科学兴起,当时人们要想排除自然哲学中那些模糊的、臆想的东西,硬要从整个系统切入进去考察其内在联系很困难,只能先掰开揉碎了一口一口地啃下去,逐渐深入,刨根问底,也就是采用还原论的方法,把自然界各个领域、各个细部从总的自然联系中暂时抽取出来,分门别类地进行研究、分析、实验、解剖、观察。
于是,力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学科逐渐从包罗万象、浑然一体的自然哲学中分离出来,获得迅猛发展。
这种还原论的方法,实质上是一种孤立、静止、片面的形而上学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方法,它对推动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是一个进步,但是也往往使人们在思想方法上,忽略了系统的、整体的观念,阻碍人们从部分走向整体去洞察事物普遍联系的道路。
19世纪前半期,由于自然科学的伟大成就,特别是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细胞学说和进化论等的发现,使人们不仅能够觉察到自然界各个领域内的过程之间的联系,而且也能看出各个领域之间的联系了。
这样,人们就能够依据自然科学的的成果,近乎系统地描绘出一幅自然界相互联系的图景。
恩格斯也由此提出:
“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即认为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
其中各个似乎稳定的事物以及它们在我们头脑中的思想映象即概念,都处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
”1当时,这些科学成就和认识成果成为辩证唯物主义形成的科学依据。
总之,钱学森青少年时代,在国内外的学习研究活动中,不仅受到中国传统哲学与文化的熏陶,而且熟悉了西方文化并掌握了许多门重要的现代自然科学技术,当他走进各门科学技术的深处时,曾发现它们之间有着相互渗透、相辅相成的关系,看到了系统地、整体地、发展地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曙光,而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给了他重要的启迪,使他对系统科学的研究,特别是如何把整体与局部、宏观与微观有机地统一起来,克服还原论的局限性等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和信心。
钱学森深谙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的基本要义,他认为科学的系统思想与辩证唯物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并行不悖、相辅相成,科学的系统思想是辩证唯物主义的重要内容,系统科学的发展离不开科学技术的发展,也离不开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
1、系统科学思想在血与火
的战斗中形成与发展
然而,真正炼就并打造钱学森系统科学思想的重要内容和坚实基础的外因,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洗礼和锤炼。
战争的需要加速了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促进了现代系统科学的形成与发展。
二战爆发后,当时在美国,钱学森和他的老师冯·卡门(TheodorevonKármán1881~1963)等一大批科学家被罗斯福(FranklinRosevelt1882~1945)总统和国防部邀请去帮助解决复杂的战略战术的决策问题,以及组织并参与庞大的尖端武器的研制和试验工程。
钱学森深深体验到,战争中决策的成败关系到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交战双方不仅要知己知彼,还必须运用科学的系统思想,既要从全局出发,把握住各种复杂事物瞬息万变的相互关系,在以整体观念进行宏观谋略的同时,又要考虑微观的战术和具体的战斗行动,把宏观与微观紧密结合起来,抓准各种战机,指挥各兵种、各类军事装备等准确地(定量化地)相互配合、协同作战,这样,才有可能争取全面胜利。
二战期间美国秘密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实际就是以罗伯特·奥本海默(J.Robert.Oppenheimer1904~1967)为首,15000多人参加的高科技队伍,分门别类地严格组成的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他们最终研制出了美国的第一颗原子弹。
钱学森对这项精心组织的大型系统工程有所了解。
那时钱学森在美国不仅从理论和技术上创造性地解决了超声速飞机飞行中所遇到的“声障”、“热障”的难题,以及高速飞行中金属薄壳的稳定性问题,在空气动力学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而且亲自组织并参与美国的喷气式超声速飞机以及美国最初的火箭、导弹的设计、研制与试验工程,他曾担任美国航空喷气公司(AerojetCompany)的技术顾问。
他曾参加“火箭小组”,为研制出美国最初的火箭和导弹做出重要贡献,这些尖端的科学技术与大型系统工程的成果,在二战中为美国打击德、日、意法西斯发挥了无可估量的作用。
1945年4月底,钱学森作为美国科学咨询团的专家顾问,与冯·卡门一起,随军前往英、法尤其是德国的军工重地探赜索隐。
从中掌握了最新军事科技机密,搜缴了德国最新装备与导弹武器等方面的重要军事物资和资料。
钱学森回到美国后,又有机会走访了美国国家及各地的有关机构、研究中心和实验室,从而对美国航空事业的发展现状与潜力,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
随后,以冯·卡门为首钱学森为核心成员的科学咨询团为美国陆军航空兵完成了远景规划报告,题为《迈向新高度》(TowardNewHorizon)。
共有九卷。
钱学森在其中撰写的第三、四、六、七、八卷和技术情报附录,构成远景规划报告的主要内容。
《迈向新高度》为美国空军提出了战略性发展的独创见解和切实可行的技术路线,也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代替德国在航空科技上的领先地位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使得美国的航空、航天事业在20世纪下半叶得到了飞快的发展,成为世界第一军事强国。
与此同时,钱学森在这二次大战血与火的残酷斗争中,炼就出了从整个世界风云发展变幻的战略高度观察和思考问题的思维定式,以及把一个宏大的总体目标组织成为切实可行、成效最佳的大型系统工程的方法。
战争年代不断被强化使用的这种系统思想和系统工程的实践活动,也使得钱学森触摸到了现代化战争中所需要的系统分析(SystemAnalysis)系统工程(SystemsEngineering)运筹学(OperationsResearch)、控制论(Cybernetics)、信息论(Informatics)等新学科,看出了这些学科与现代系统科学理论与实践的密切关系,从而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对现代系统科学的实质和内容,有了进一步的理解和体会。
1948年夏,钱学森被任命为古根海姆(Guggenheim)喷气推进中心(JPL)的首任主任。
1953年,钱学森发表了《物理力学——一个工程科学新领域》(PhysicalMechanics—anewFieldinEngineeringScience)一文,说明“物理力学”是物理、化学和力学的交叉学科,其目的在于通过对物质的微观分析,把有关物质宏观性质与实验数据加以总结和整理,从而找出规律,得到所需要的数据,并且可以由此预见到新型材料的宏观性质,为发展新材料、新工艺服务。
此后,钱学森在加州理工学院的教学与研究中,不断充实与深化其内容,形成厚厚一本《物理力学讲义》正式出版。
钱学森的《物理力学讲义》倡导研究复杂性难题需多学科综合利用,强调走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系统科学思想和工作方法。
得到学术界广泛的共识和运用。
“工程控制论”是系统科学在技术科学层次上的重要内容。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炮声渐渐远去之后,钱学森进一步总结并阐释火箭与导弹的控制与制导原理。
1948年,麻省理工学院的数学老教授维纳(N.Wiener1894-1964)的《控制论》一书问世,原名《控制论:
关于在动物或机器中控制和通讯的科学》(CyberneticsorControlandCommunicationintheAnimalandtheMachine)提出建立一门“控制论科学”。
维纳在《控制论》中论述的信息、反馈、通讯、控制、稳定、系统等概念,以及强调重视整体综合,开发边缘科学等观点,给钱学森以启发。
钱学森在麻省理工学院(MIT)和加州理工学院(CIT)长期进行航空航天技术与工程的教学与研究中,特别是在二战期间研制从弹道火箭到可控和制导火箭技术的过程中,曾运用控制论的原理,解决了一批喷气技术中稳定和制导系统的一些关键问题,如火箭喷管的传递函数、远程火箭的自动导航以及火箭发动机燃烧的伺服稳定等问题。
钱学森并且意识到,控制论不仅在火箭技术领域,而且可以推广应用到整个工程技术范围及一切被控制的系统。
因此,很有必要用一种统观全局的方法,来充分了解和发挥上述导航技术和控制技术等新技术的潜在力量,以更开阔的眼界,用系统的、整体的方法来观察、研究有关问题,从而为控制论发展揭示出前所未有的前景。
不久,他在加州理工学院开设了一门新课——“工程控制论”,作为一门新的技术科学,虽然内容有些高深,但引起了学生、校方以至出版商的极大兴趣。
1954年,他的《工程控制论》(EngineeringCybernetics)以英文版,由麦克劳·希尔(McGrawHill)图书公司在美国出版。
《工程控制论》探讨了在更为复杂的工程中(不包括生物),实现自动控制与自动调节的理论,以及自动控制与自动调节系统的结构原理。
钱学森的《工程控制论》先后被译为德、俄、中等多种文本,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工程控制论》成为工程控制理论的重要奠基石,也为系统科学和自动化科学技术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丰富内容。
2、系统科学在“两弹一星”
研制中运用与发展
1955年8月,钱学森冲破重重阻力回到祖国,凭借他在美国20年,特别是他们为美国空军发展提供远景规划《TowardNewHorizon》的经验,以及他在二战中形成的系统思维方式和已掌握的空气动力、火箭发动机、制导控制、总体结构、材料工艺、计算机、质量控制、系统工程等现代最新科学技术,1956年2月他向国务院递交了《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
不久,他还参加制订了我国《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并担任综合组组长,为我国整个长远的科学规划的合理安排,特别是对推动火箭、导弹事业以至我国尖端科学技术的发展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此后40多年,钱学森作为中国航天技术的总领军,在领导和管理火箭、导弹研制任务这种大型系统工程的过程中,更深切地感受到,一定要不断用最尖端的科学技术武装每一位工程技术人员,发挥其原始创新的潜能,一定要考虑大型系统工程这个开放复杂巨系统的各个方面、各个分系统、各个层次、各种因素的特点和相互关系。
不但要把总目标、总任务严谨地分派到千百万科技大军中的各个单位、各个工程技术人员,把责任落实到位。
还要从整体任务出发,根据各系统、各因素的内在联系和发展需求,认真地组织其在最新的科学技术成果上联合攻关、相互配合、共同促进,实现分析与综合、部分与整体的辩证统一。
有效地把各个分系统的研制成果综合集成技术上先进、经济上核算、研制周期短、效益最佳的整体目标。
几十年来,钱学森从亲自参与指挥和领导我国“两弹一星”这种庞大系统工程的成功实践中,对系统分析、系统工程的基本经验和理论,又有许多新的体会和认识,大大丰富发展了自己的系统科学思想。
他曾明确指出,系统是由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赖的若干组成部分结合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因此,在解决开放复杂巨系统的各种问题时,要坚持运用还原论与整体论辩证统一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努力把宏观的整体任务与微观的具体工作结合起来,互相配合、大力协作,“从整体上考虑并解决问题”2等系统科学最重要的基本思想和原理。
提炼出“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法”,即“大成智慧工程”(MetasyntheticEngineering)作为从整体上认识、研究和处理各种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方法,并把运用这个方法的集体称为“总体设计部”。
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研讨厅体系,即把下列成功的经验和科学技术成果汇总起来的升华:
①几十年来世界学术讨论的(Seminar);②C3I及作战模拟;③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法;④情报信息技术;⑤“第五次产业革命”;⑥人工智能;⑦“灵境”;⑧人-机结合智能系统;⑨系统学;⑩……。
运用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法的集体——总体设计部,是当今国家进行长远规划、解决各种复杂系统、开放复杂巨系统问题的决策咨询和参谋机构。
通过“总体设计部”研讨厅体系的工作①、将各方面有关专家的群体智慧、数据和各种信息与计算机、人工智能技术、信息网络等有机地结合起来。
②、也把各种学科的科学理论、知识与难以言表的经验、直觉、灵感等结合起来。
③、是半经验、半理论和专家判断的结合。
因而这个方法不仅是系统科学的具体应用,也是思维科学的一项应用技术,它可以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充分发挥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及其外围的经验知识库的整体优势和综合优势。
3、汲取国内外系统研究成果
创建系统科学体系
自1978年至1982年,中国改革开放最初的这4年间,也是钱学森梳理系统思想、创建系统科学体系的重要时期。
他一方面总结、提炼自己在国内外多年从事各项大型系统工程的实际经验和理论研究成果,一方面努力从中外学者的学术著作中汲取其精华。
他首先看到的是奥地利生物学家路德维希·贝塔朗菲(LudwigvonBertalanffy,1901~1972)的《一般系统论》3。
贝塔朗菲不满意20世纪以来生物学发展中所走的还原论、机械论的研究道路。
他发现这样研究得越来越细,一直到分子生物学,学问很多,但是对生物整体、对各种生命现象反而越弄不清楚了,所以他强调要考虑整个系统,提出了机体系统理论、开放系统理论、动态系统理论等理论生物学,并力求把一般系统理论的基本原理应用于物理学、生物学、精神病学和社会科学等领域,试图以一般系统论为基础实现科学的统一。
钱学森很高兴知道贝塔朗菲这位大生物学家也看到了还原论的不足,认为需要考虑整个系统,并试图以一般系统论应用到其他科学领域,贡献很大。
但是钱学森又感觉到贝塔朗菲的一般系统论比较空泛,论述得还不太具体。
可喜的是钱学森从《一般系统论》一书中引出了对比利时的物理化学家普利高津(I.Prigogine1917~)的关注。
钱学森在20世纪50年代搞力学里的各种输运过程时,曾对普利高津的非平衡态热力学感兴趣。
此次再读普利高津的著作后,发现他对自己曾提出的非平衡态热力学又有所发展,从稍有一些不平衡的热力学转到远离平衡态的热力学,而且还提出“耗散结构理论”(dissipativestructuretheory)4,探讨在远离平衡态的情况下,形成有序结构的问题,提出一些有关系统的理论。
比贝塔朗菲的“一般系统论”进了一步。
1980年初,当钱学森读到德国理论物理学教授哈肯·海尔曼(Haken·Hermann1927~)的著作《协同学导论》(Synergetics-AnIntroduction)5时非常兴奋,该书用统计物理的理论和统计力学的方法来解决复杂系统的有序化问题,并严格证明了在一定条件下,复杂系统有序化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
哈肯曾以激光的形成为例,说明激光的出现也是从无序到有序的转变,他精确地指出激光器在受到外界泵激,当泵功率比较小时,激光器发出的光与普通的灯光一样,而当泵功率达到一定阈值(临界值)后,激光器内所有原子中的电子却能够以一种相当规则的方式从外轨道跃进到内轨道,激光器内形成一种有序状态,使光的强度骤然上升,突然辐射出规则而绚丽的激光。
哈肯把这种在复杂系统中通过自己相互协同,形成有序的过程又称作自组织(self-organization)的过程。
钱学森对哈肯十分赞赏,认为他对激光从无序到有序的转变掌握得如此精确,把科学的理论说到这样一个清楚的地步,真是科学。
钱学森由此曾激情满怀地说:
“科学这个东西不能含糊,对就是对,不对就是不对。
……好的东西(科学的东西)终究要被大家共同认识。
我这个姓钱的,远在万里,没有见过普利高津教授,也没有见过哈肯,我在这里“放炮”,我这个“炮”居然和他们是一致的。
所以科学毕竟是科学。
这样一个经历对我教育很深,使我有信心说系统科学完全可以搞起来。
”6
不久,钱学森又拜读了德国化学家及生物物理学家、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曼弗雷德·艾根(ManfredEigen,1927年~)7发表在《自然科学》杂志上的论文8。
艾根在20世纪70年代直接从生物领域的研究中提出的“超循环理论”(supercirculationtheory)9,是关于非平衡态系统的自组织现象的理论。
他把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完全放在分子生物学的科学基础上,用系统的观点来解释。
超循环理论对研究系统演化规律、系统自组织方式以及对复杂系统的处理都有较大的影响。
他这个理论在科学界虽然仍有争议,但无疑它促进了人们对系统科学的研究。
4、系统科学在社会建设中
开创性地运用与发展
20世纪60年代,勇敢的航天人确实取得了惊天动地的伟大成就,“两弹一星”壮了国魂、扬了国威。
但是十年“文革”动乱,中国几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使得对祖国苦苦热恋着的钱学森猛然觉悟,他深切地感到为了振兴中华,只是理与工是不够的,不懂得社会科学不行,所以开始下功夫学社会科学,也涉及哲学。
1978年改革的春风吹绿神州大地,钱学森在担负着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的高级顾问的同时,让自己关于如何建设祖国的智慧之泉冲开闸门,涌流而出。
他到各地讲学、写文章、做报告、直言进谏,大胆陈述自己的观点和设想,特别是关于如何从各个方面科学而系统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的种种建议,后来,他在中央党校连续几年的讲课内容编辑成一本专著: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科学和系统工程》。
把系统科学的思想和方法开创性地运用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科学与系统工程的许多领域。
大致列举如下:
1、明确提出开放的复杂巨系统这个系统科学的核心概念,指出开放的复杂巨系统(Opencomplexgiantsystem)指的是,系统本身与系统周围的环境有物质、能量、信息等的交换,因而是“开放的”。
系统所包含的子系统很多,成千上万,甚至上亿万,所以是“巨系统”。
巨系统内子系统的种类繁多,有几十、上百、甚至几百种,每个子系统既参与整个系统的行为活动,又受整个系统和环境的影响,形成复杂的相互作用,高度非线性。
并且有许多层次结构,各层次结构之间的关系也很复杂,以致有些层次及层次间的关系、结构都还不清楚。
没有被认识。
例如,人脑系统、人体系统、社会系统、地理系统(包括生态系统)、星系系统以及目前与互联网有关的种种复杂系统等,都是开放的复杂巨系统。
2、特别重视复杂性的问题。
认为“复杂性”实际是开放复杂巨系统的动力学,凡是不能单纯用还原论方法处理,或者说不宜用还原论方法处理的问题,都是复杂性问题,是非常现实、非常重要的问题,钱学森在1990年就指出:
“复杂性的问题,现在要特别地重视。
因为我们讲国家的建设,社会的建设,都是复杂的问题。
再说人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医疗卫生怎么解决?
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要重视复杂性的问题。
而且我们要看到解决这些问题,科学技术就将会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发展。
我们要跳出从几个世纪以前开始的一些科学研究方法的局限性。
我们既反对唯心主义,也反对机械唯物论。
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者。
”
3、系统论科学作为一种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强调在现代这样高度组织起来的社会里,复杂的系统几乎无所不在,要用系统科学特别是开放复杂巨系统的理论与方法,去科学而系统地研究和解决自然、社会与人类之间的各种复杂性问题。
突破还原论的局限性,把还原论和整体论辩证地结合起来,从整体上考虑并解决问题。
4、整体观包括观察整个世界。
中国的崛起与整个世界息息相关,要站得高,望得远,时刻注意观察世界风云变化,认清当今世界发展的主流以及未来发展的趋势和特点,科技战、智力战、人才战以及世界能源的争夺战日益尖锐;世界已逐渐形成一个大社会,哪个国家也不能闭关自守,世界一体又多极分割,正在形成“世界社会形态”,它将为实现人类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走向世界大同,奠定物质和精神文化的基础。
5、现代科学技术已发展成为综合的开放复杂的巨系统,是个活的、不断发展的人类知识体系,各门科学之间只是从人们研究问题的着眼点不同或看问题的角度之不同来加以区分,它们相互渗透、相互促进。
人们的创造性成果往往出现在不同学科的交叉点上,跨度越大,创新的程度也越大,努力学习与运用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中的知识与智慧团结协作,去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各种复杂性问题。
6、系统科学要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系统科学的丰富发展与辩证唯物主义的丰富发展并行不悖。
哲学与科学技术必须结合才能不断反映时代精神的精华。
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作为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人类一切知识和实践的最高概括,处于现代科学技术体系(桥梁-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应用技术等层次)的最高层次,以人的社会实践为基础,扎根于科学技术中,并因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发展。
7、揭示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系统结构。
即政治文明建设、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地理建设四个领域,共包括九个方面。
强调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和四个文明建设要协调发展。
倡导建立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交融的地理科学,重视地理系统建设和保护生态环境,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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