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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
从青年土耳其党到凯末尔主义——土耳其现代化进程刍议
摘要
进入19世纪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面对来自内部与外部的危机,开始推行新政与改革,由此拉开了其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在此过程中,经历了几代人的努力:
从赛里姆三世与马哈茂德二世的新政措施到但泽马特时代,从青年土耳其党到凯末尔主义。
本文从青年土耳其党革命与凯末尔主义的对比中,试图论证唯有凯末尔的思想与实践对新土耳其的诞生有决定性的作用,而前代的改革者们则没有突破奥斯曼的政治框架。
正是凯末尔在处理民族与民主问题上,比青年土耳其党站得更远,实施得更加彻底,才最终促使了现代土耳其共和国的创建。
关键词:
现代化;青年土耳其党;凯末尔主义;民族与民主问题
Abstract
TheOttomanEmpiresteppingintothe19thcenturywasfacedwithcrisescomingfromtheinnerandtheouter,whichledtocarryoutreformandthenstartedthehistoricalprocessofmodernization.Thistimesawtheeffortsofseveralgenerations:
fromSailimuⅢandMahmoudⅡ’newpolicytoTanzimat;fromtheTurheyyouthPartytoMustafakemal.ThisarticlecontrasttheTurheyyouthPartyandKemaldoctrinetowanttodemonstratethefactthatonlytheKemaldoctrineplayadecisiveroleofnewTurkey.KemalismoreforesightthantheTurheyyouthPartyaboutdealingwiththeproblemofnationanddemocracy,whichledtobuildthemodernoftheRepublicofTurkey.
Keywords:
modernization;theTurheyyouthParty;Kemal;theproblemofnationanddemocracy
目录
摘要
Abstract
前言
一.危机与改革——现代化之发端
⒈危机
⒉赛里姆三世与马哈茂德二世的新政措施
⒊“但泽马特”时代
⒋青年奥斯曼党与宪政运动
二.革命与复仇——现代化的挫折
⒈青年土耳其党的产生与主张
⒉1908-1909年的革命
⒊一战及奥斯曼帝国的灭亡
三.从青年土耳其党到凯末尔主义——现代化之正途
⒈民族革命与凯末尔主义
⒉从青年土耳其党到凯末尔主义
⑴继承
⑵现代化之正途
结论
注释
谢辞
前言
在20世纪的亚非拉民族民主运动中,凯末尔领导的土耳其革命与改革率先完成了民族的独立以及共和民主制度的制定,新土耳其的建立开启了其现代化的正途。
作为一个时代的,有代表性的凯末尔民族与民主的思想与实践为东方国家现代化提供了一份有价值的精神财富。
那么,为何青年土耳其党的革命没有使奥斯曼土耳其取得真正的解放与进步;为何凯末尔在取得民族解放战争胜利后没有乘胜占领奥斯曼失去的领土,恢复昔日奥斯曼帝国的辉煌;为何凯末尔没有选择登上苏丹与哈里发的宝座,继续维持封建神权专制的国家形式?
正是凯末尔较之青年土耳其党高明且富有远见的民族与民主政策才使一个现代的土耳其共和国得以建立。
正文
一危机与改革——现代化之发端
⒈危机
自15世纪开始,伴随着统一的民族国家形成、重商主义的实践和工业革命的完成,西方基督教世界迅速崛起,实力剧增。
相比之下,奥斯曼帝国开始衰落。
在政治上,自1566年苏莱曼死后,苏丹权利日渐式微,内部冲突迭起,政局动荡;“伴随着军事技术的变革,货币的支付取代土地的赐封成为维持军队的基本形式……包税制逐渐取代封邑制”①,包税制的兴起与封邑制的衰落助长了奥斯曼帝国地方势力的离心倾向。
在经济方面,“1800年前后奥斯曼帝国的经济生活,依旧处于农本社会和个体生产的历史阶段”②,且新航路的开辟引起了世界范围内商路的转移,影响了帝国境内作为重要财源的过境贸易。
在对外战争方面,17世纪后期,奥斯曼帝国在与欧洲基督教诸国的战争中屡遭败绩,奥斯曼帝国的衰落直接表现为对外战争的失利与领土的丧失。
在思想文化方面,奥斯曼帝国的精神状态也显示出危机。
奥斯曼人虽是古典伊斯兰文明的继承者和革新者,但他们对自己文化的优越感的社会心理使其对日渐崛起的西方持关门主义。
军事征战本是由封闭走向开放的手段之一,但缺乏接受文化的能力、学习愿望以及轻视工业、贸易和重视政治、军事、宗教、农业的传统,妨碍了奥斯曼文化的发展。
恪守传统秩序且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的奥斯曼帝国与基督教欧洲之间形成了历史落差,由此改变二者间的力量对比。
面对来自内部的危机与外部的压力,奥斯曼帝国开始推行自下而上的新政。
⒉赛里姆三世与马哈茂德二世的新政措施
1789年,正值法国大革命爆发之时,塞里姆三世继任奥斯曼帝国的苏丹,颁布诏书,实行新政。
塞里姆三世旨在扩大苏丹的权利,强化中央集权,克服地方的离心倾向,重建奥斯曼帝国的强盛与辉煌。
塞里姆三世的新政举措,主要是仿照法国模式组建新军,裁减封邑制骑兵。
新军实行薪俸制,装备精良,聘请法国军官训练,采用西方战术。
与此同时,赛里姆三世重组御前会议,调整御前会议成员的职责,削减大维齐尔③的权利,缩短行省长官的任期,缩短包税的范围,使越来越多的封邑处在苏丹的直接控制之下。
由于塞里姆三世的新政损害了传统的军事贵族,乌里玛阶层和包税商人的既得利益,遭到保守势力的反对。
1808年7月,继任的马哈茂德二世的改革的指导思想和治国方针,同塞里姆三世一脉相承,但他吸取了塞里姆三世的经验教训。
在内容上,将军事改革放在首位,试图建立一支效忠于苏丹的强大新式军队;同时,进行政治,经济,教育,法律及社会生活等方面的改革。
在策略上,引导和利用乌里玛④的影响为帝国的改革计划服务。
尽管马哈茂德二世的改革没有触及到根本性的领域,但一系列的社会改革告诉人们,变革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并为“但泽马特”时期的社会改革,“起到一个起锚开航的巨大作用。
”⑤
⒊“但泽马特”时代
阿卜杜勒.马吉德继承其父的遗志,此时穆罕穆德,.阿里在埃及的势力日渐强大,开罗与伊斯坦布尔之间矛盾加剧,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大维齐尔穆斯塔法.雷什德帕夏以苏丹的名义颁布敕令,史称“花厅御诏”。
内容包括:
保障苏丹臣民的生命、荣誉和财产;废黜包税制;实行征兵制;帝国臣民无论信仰皆享有同等的法律地位。
“花厅御诏”颁布的目的在于缓和奥斯曼帝国境内的社会矛盾,争取西方列强的支持,进而遏制穆罕穆德,.阿里的离心倾向。
“花厅御诏”的颁布,标志着奥斯曼帝国进入但泽马特时代⑥。
奥斯曼帝国在1839年至1871年间的“但泽马特”改革运动沿袭和发展赛里姆三世与马哈茂德二世的新政措施,主要包括行政、财政、司法和教育等主要领域,体现着欧洲的法理精神,具有一定进步的社会意义。
但随着帝国重要改革人士的相继去世,尤其是他们所效仿的法兰西于1871年的普法战争中败北,“但泽马特”时代的改革运动退出历史舞台。
赛里姆三世与马哈茂德二世的新政措施以及19世纪中叶的“但泽马特”运动,开启了奥斯曼土耳其改革与现代化的发端。
但其自上而下的改革一方面强调强化苏丹专制,完善中央集权,遏制地方势力的离心倾向;另一方面维持奥斯曼土耳其的帝国统治。
所以这些新政与改革不能使奥斯曼获得民族与民主上的解放。
⒋青年奥斯曼党与宪政运动
青年奥斯曼党是来自具有世俗教育背景和现代自由理念的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形成于“但泽马特”时代后期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是奥斯曼帝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现代意义的政治组织,由深受启蒙思想影响的纳米克.凯末尔等人于1865年成立。
青年奥斯曼党反对专制独裁,宣传自由与宪政的思想,倡导英法模式的议会制度。
1876年阿卜杜勒.哈米德继任苏丹,由青年奥斯曼党的重要成员主持召开立宪会议,并颁布奥斯曼帝国历史上的第一部宪法即1876年宪法。
1876年宪法从理论上标志着奥斯曼帝国从独裁君主制转变为立宪君主制。
苏丹享有的绝对权力将要受到限制。
1876年宪法的颁布是奥斯曼帝国的第一次宪政运动,然而,自1878年起的30年间,议会停止召开,宪法形同虚设,阿卜杜勒.哈米德拥有绝对权力长期统治奥斯曼帝国。
1876年宪法虽然被搁置起来,但它是却是日后政治家反对独裁的理论依据。
二.革命与复仇——现代化的挫折
⒈青年土耳其党的产生与主张
阿卜杜勒.哈米德的高压政策,导致宪政倾向与独裁统治的矛盾日趋激化。
1887年,帝国医院的六名学生首创统一与进步协会。
1889年即法国大革命100周年之际,统一与进步协会的成员易卜拉欣.特莫创立激进的反对阿卜杜勒.哈米德专制的的政治组织奥斯曼统一协会,由于受苏丹政府的迫害,奥斯曼统一协会的许多成员流亡国外,在热那亚和巴黎成立统一与进步委员会,西方人称之为青年土耳其党。
青年土耳其党主张:
恢复1876年宪法,建立真正意义的君主立宪制,捍卫奥斯曼帝国的领土主权完整。
⒉1908-1909年的革命
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即1905年日俄战争后,俄国召开立法会议,启动宪政进程。
1960年,波斯爆发宪政运动,颁布宪法,从而加快了青年土耳其党行动的步伐,加之青年土耳其党在奥斯曼帝国军队中的影响迅速扩大。
1908年7月,奥斯曼自由协会在萨洛尼卡发动兵变,迫使苏丹承诺恢复中断30年的议会选举,由此开始了奥斯曼帝国历史上的第二次宪政运动,史称“青年土耳其党革命”。
第二次宪政运动沿袭第一次宪政运动的基本思想,即实行君主立宪政体和捍卫奥斯曼帝国领土完整,但同时明确限制苏丹的权利。
“1909年宪法扩大议会权利,规定内阁对议会负责而不再对苏丹负责,议会行使充分的立法权而无需苏丹的批准。
”⑦
1908年的青年土耳其党革命虽然标志着奥斯曼帝国宪政的恢复与广泛实践,但青年土耳其党无意否定代表奥斯曼封建专制制度的苏丹制,且推行大奥斯曼主义,企图恢复帝国往日的辉煌,民族与民主问题没有得到真正地解决。
相反,把帝国推向了灭亡。
⒊一战及奥斯曼帝国的灭亡
1913年陆军大臣恩维尔、内务大臣塔拉特和海军大臣杰马尔发动政变,建立军事独裁。
1913-1918年,青年土耳其党军官成为奥斯曼帝国政治生活的主导力量。
青年土耳其党执政期间,由于奥斯曼帝国进一步解体:
奥地利吞并波斯尼亚和黑塞戈维亚;保加利亚宣布独立;克里特岛宣布同希腊合并;阿尔巴尼亚爆发起义,脱离奥斯曼帝国;意大利占领奥斯曼帝国的北非属地利比亚;巴尔干各国联合一致向帝国发动进攻。
奥斯曼帝国在东南欧的属地丧失殆尽,同时帝国境内的人口锐减。
青年土耳其党将帝国的命运与德国捆绑,企图通过与德国的同盟得到其军事,经济上的援助和教育,技术上的指导来捍卫奥斯曼帝国领土的完整和恢复往昔的辉煌。
执政的青年土耳其党在1914年8月同德国签订了秘密同盟条约,追随德奥集团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然而,事实证明青年土耳其党使得奥斯曼帝国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决策是失误的,奥斯曼帝国在现在战争冲击下的军事失利,经济崩溃,政治无能,以及耗尽奥斯曼人的士气与忠诚,战争中土耳其的300万大军全军覆没。
1918年10月协约国迫使土耳其签订了瓜分土耳其的《摩德洛斯协定》;1919年5月,希腊侵略军继英、法等过军事占领之后,侵占了伊兹梅尔;1920年8月,协约国提出了灭亡土耳其国家的奴役性条约《色佛尔条约》。
一个靠军事建立起来的奥斯曼帝国归于覆灭。
三.从青年土耳其党到凯末尔主义——现代化之正途
⒈民族革命与凯末尔主义
1919-1922年土耳其发生了争取民族独立的革命,史称“凯末尔革命”。
一战后,面对西方列强的瓜分,土耳其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由此以民族革命为主要形式的土耳其资产阶级革命在正中情况下发生的。
凯末尔领导的民族独立战争最终以《洛桑和约》为土耳其赢得了国家的主权和民族的独立,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建立。
“1919-1931年土耳其的革命与改革中,凯末尔综合了民族与民主运动的实践和理论,系统完成了东方的‘世俗改革型’的民族主义——凯末尔主义。
”⑧1931年凯末尔主义被概括为六项原则,后写进1937年宪法,从而成为土耳其民族国家的主要政治意识形态。
这六项原则是:
共和主义,即反对君主专制;民族主义,即保卫土耳其的领土完整、民族独立和国际上应有的地位;平民主义,即国际权利属于全体公民和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国家主义,即坚持经济独立自主的发展民族资本主义;世俗主义,即反对伊斯兰封建权势干预国家政治,法律,教育和社会生活;改革主义,即反对满足现状、盲目保守,提倡坚持不懈进行社会改革。
⒉从青年土耳其党到凯末尔主义
1继承关系
历史的发展具有联系性,即便是“新事物”,也会从“旧事物”的“母体”中获得有益的东西。
青年土耳其党的政治实践,构成从奥斯曼帝国向土耳其共和国过度的中间环节,亦是土耳其现代化的中间环节。
青年土耳其党的政治实践与凯末尔创建的共和国之间有一下几个方面的历史继承关系:
第一,凯末尔曾是青年土耳其党的一份子,并且曾是1908年青年土耳其党革命的积极参与者,反对苏丹专制统治,要求恢复1876年宪法;
第二,凯末尔继承了奥斯曼帝国几代改革者的改革传统和社会发展方向,即全面向西方学习。
虽然几代改革者们的新政举措没有触及帝国存在的根本问题,即封建社会经济基础、封建神权的君主专制制度、军事大帝国,同时也没有突波奥斯曼帝国传统的政治框架。
但是,从赛里姆三世与马哈茂德二世的新政措施到但泽马特时代,再到青年土耳其党革命,他们所实施的一系列社会变革就起影响来说是非常深远的。
它告诉奥斯曼人,“奥斯曼帝国要想再走恢复旧制度的回头劳碌,已经是完全不可能的了。
奥斯曼帝国的社会变革,不仅成了一个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而且也成为了一个人心所向的社会进步过程。
”⑨凯末尔的改革主义精神即是继承了这种传统;
第三,青年土耳其党统治时期的社会成就为凯末尔创建的现代土耳其共和国奠定基础。
面对奥斯曼帝国的生死存亡,青年土耳其党为了是帝国从内部腐朽和外部侵略中得到拯救,对社会各个层面进行了变革,其取得的成就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现代行政管理机构,这些行政制度,在略加修改后吗,便成为了土耳其共和国地方及省市政府执行司法和行政的体制;强化国家职能,苏丹制和哈里发制名存实亡,传统宗教势力遭到进一步的排斥;致力于民族经济的发展;法律方面,把一个现代的、世俗的权利机关置于诸教权阶级之上;青年土耳其党在社会生活方面的改革成就促使奥斯曼帝国社会日益走向世俗化和现代化,这位凯末尔的世俗化政策打下基础。
青年土耳其党执政期间,奥斯曼帝国的传统政治秩序遭到重创,苏丹制与哈里发制名存实亡,所以“青年土耳其党建立的军事独裁不可与阿卜杜勒.哈米德的君主专制同日而语”。
正是在青年土耳其党的政治实践,构成从奥斯曼帝国系向土耳其共和国过渡的中间环节。
2现代化之正途
凯末尔与青年土耳其党的政策目标都包含民族和民主的双重倾向,但两者对待民族和民主的内涵却有不同的阐释与实践。
正是其中的不同,才显示出凯末尔思想的高明与远见,也是新土耳其得以诞生,步入现代化正途的原因。
首先是对“民族主义”⑩内涵的界定与实践。
纵观世界历史,各个地区由于具体条件的差异而在现代化的进程中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道路,然而民族主义的兴起和民族国家的形成却是现代化的进程中普遍存在的历史现象和不可或缺的必要环节。
民族主义最早产生于西方,是在封建社会的母体中孕育出来的,而东方的民族主义是在外部危机的压力下,即殖民主义的斗争中产生。
自新航路开辟以来,特别是自工业革命开始,基督教欧洲诸国的现代化进程逐渐启动。
相比之下,奥斯曼帝国恪守传统秩序,长期处于相对停滞的状态,由此基督教欧洲与奥斯曼帝国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改变,而奥斯曼帝国的衰落则表现为对外战争的失利与领土的丧失。
从19世纪后半期开始,奥斯曼土耳其逐渐沦为半殖民地,西方列强于19世纪末20世纪出在帝国境内开始了更为激烈地瓜分势力范围、加强政治控制和争夺把霸权的斗争。
面对来自西方的入侵,青年土耳其党与凯末尔都有表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与保卫主权独立的要求。
然而二者对待民族问题的观念不同:
青年土耳其党坚持捍卫奥斯曼帝国领土完整,恢复帝国往昔的辉煌;凯末尔主张现代土耳其民族主义,即以土耳其人为主体的、在规定的疆域之内、忠于本民族本国家、具有共同语言、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的社会共同体,区别于奥斯曼时代的米勒特制即宗教共同体,区别于依靠军事征服建立起来的不同经济、文化、语言的帝国,旨在强调新土耳其的社会与政治的凝聚力。
正如凯末尔在1921年声明,自己“在为土耳其人民进行奋斗,不是为超出民族疆域以外的不伦根据宗教或种族来规定的任何更加模糊,更加广泛的实体进行战斗。
”⑪
凯末尔的现代土耳其民族主义之前,在奥斯曼帝国的政治框架下,经历了奥斯曼主义、泛伊斯兰主义、大土耳其主义,这些作为官方意识形态都是土耳其之旧民族观。
“但泽马特”时代,奥斯曼帝国的官方意识形态是奥斯曼主义,它形成于19世纪中叶奥斯曼帝国的社会环境,即苏丹对帝国境内诸多民族具有绝对的统治,强调境内的所有臣民无论民族、语言的差异皆需忠于苏丹以及共同捍卫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到了19世纪后期,随着巴尔干地区不断丧失:
“19世纪60-70年代,罗马尼亚,塞尔维亚,门得内哥罗,波斯尼亚,保加利亚,帖撒罗尼与诸地相继独立。
1878年,奥斯曼帝国与英国、法国、俄国、奥匈帝国、意大利、德国的代表召开柏林会议,签署条约、宣布罗马尼亚、塞尔维亚、门得内哥罗永远脱离奥斯曼帝国,保加利亚在承认奥斯曼帝国苏丹之宗主权的前提下获得自治地位”⑫。
20世纪初,“奥斯曼帝国丧失了非洲所有的阿拉伯行省,在亚洲、叙利亚、黎巴嫩、巴基斯坦和伊拉克等阿拉伯国家仍隶属于帝国”⑬导致奥斯曼帝国的亚洲色彩和伊斯兰教色彩逐渐加强。
再加之19世纪后期西方列强对于伊斯兰世界的侵略和瓜分,诸多伊斯兰教国家相继沦为殖民地,促使分布在不同地区的穆斯林将争取独立寄希望于苏丹,由此泛伊斯兰主义取代了奥斯曼主义;到了青年土耳其党执政时期,奥斯曼帝国进一步解体,青年土耳其党为维护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不仅奥斯曼主义,主张将帝国所有民族融汇成一个不同种族、不同信仰的苏丹臣民组成的奥斯曼民族;奉行泛伊斯兰主义,强调宗教的共性,一掩盖阶级与民族的矛盾;后来又积极推行大土耳其主义,即中亚操土耳其语的各民族结成联盟,将土耳其民族置于其他民族之上。
奥斯曼主义、泛伊斯兰主义、大土耳其主义这三种土耳其之旧民族观虽然形成于不同的社会环境中,但其共同之处在于都处在“奥斯曼帝国的政治框架之中,即伊斯坦布尔的苏丹对于奥斯曼帝国境内诸多民族的统治构成奥斯曼主义、泛伊斯兰主义、大土耳其主义赖以存在的前提条件。
”⑭
1918-1923年凯末尔领导的民族解放战争之后,凯末尔本可以有这样的选择:
乘胜直入叙利亚和伊拉克,占领奥斯曼失去的亚洲领土,恢复昔日奥斯曼帝国的辉煌。
但凯末尔没有这样做,他的民族主义理论与实践较之青年土耳其党有质的飞跃。
凯末尔的民族主义的第一点是反对帝国主义,建立一个民族独立的国家;第二点,也是与青年土耳其党的不同之处,他“抛弃奥斯曼多元民族大帝国的扩张观念”,“用土耳其民族主义代替以前的奥斯曼主义”⑮。
那么,凯末尔为何要放弃这种扩张的观念?
原因有以下几点:
首先,“传统疆域的丧失和人口构成的改变,提供了奥斯曼主义演变为土耳其民族主义的客观物质基础”⑯。
奥斯曼帝国传统疆域的丧失源于一战中作为战败国所丧失的领土,又源于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反抗运动。
1914年,奥斯曼帝国卷土第一次世界大战,青年土耳其党政府与德国、奥匈帝国组成同盟国,对抗协约国。
1918年10月,奥斯曼帝国战败投降,青年土耳其党政府垮台,苏丹穆罕穆德六世与协约国签署摩德洛斯停战和约。
根据摩德洛斯停战和约,奥斯曼帝国解散军队,割让青年土耳其执政时期,积极推行的大土耳其主义,违背了其所维护的1876年宪法中强调奥斯曼帝国全体臣民平等地位的原则,使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同青年土耳其党人的合作时代宣告结束。
第二点,凯末尔是位头脑清醒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和政治家,他认为这种扩张主义违背了民族意外增加了敌人的力量,步入回到自然合理的限度中去,坚持和平共处的睦邻友好关系;第三点,挣脱奥斯曼帝国的桎梏和御下额外的领土重担,把目光转向社会改革和国家经济建设中去,也有利于土耳其完全接受西方文明,推动土耳其现代化发展。
⑰
凯末尔的现代民族主义抛弃奥斯曼多元民族大帝国的扩张观念,旨在强调新土耳其的社会与民族的凝聚力,因此取得了1918-1922年民族独立战争的胜利。
相反,一战后奥斯曼帝国的覆灭则说明奥斯曼主义、泛伊斯兰主义、大土耳其主义这三种土耳其的旧民族观不可能将奥斯曼推向历史前进的道路。
历史证明,一个靠军事建立起来的不同种族、不同信仰的帝国不可能走向现代化,也必将灭亡。
其次,凯末尔与青年土耳其党对民主问题内涵的界定与实践的不同。
1908年的青年土耳其党革命旨在维护1876年宪法和建立君主立宪制,虽然标志着奥斯曼帝国宪政的恢复与广泛实践,也明确限制苏丹的权利,是奥斯曼土耳其民主问题上的进步。
但是青年土耳其党无意否定苏丹制,其所倡导的共和制实为民众主权基础上的宪政君主制。
凯末尔对待民主问题上更为彻底。
凯末尔领导的民族解放战争胜利之后,他同样可以有这样的选择:
登上苏丹和哈里发的宝座,维持封建神权专制制度。
但青年时代受过法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熏陶,以及胸怀大志,具有敏锐政治眼观的凯末尔并没有这样做,他认为:
“共和政体比君主立宪政体更加民主化……也更适合土耳其”⑱。
与许多东方国家的封建专制制度不同,土耳其的封建制度的特点在于它是封建神权制度,是政教合一的专制制度。
奥斯曼帝国的苏丹与1517年征服阿拉伯的哈里发末代王朝统治的埃及后,给自己加了哈里发的尊号,从此苏丹又成为整个穆斯林世界的最高领袖,故而土耳其专制制度的两根支柱是“苏丹制”和“哈里发制”。
由于苏丹制与哈里发制的长期结合,在国内的影响根深蒂固,苏丹的双重身份得到忠于传统制度思想的议员和民众的支持,这一点给凯末尔的政治体制改革造成了很大的阻力。
凯末尔的策略是:
把苏丹和哈里发这两个职位分开,并先废除前者,从此将不再有苏丹,而只是由一位奥斯曼王子担任哈里发的职位,其仅拥有宗教权利,无政治权利。
但废除苏丹制而单单保留哈里发制,会使许多宗教维护者认为哈里发便是合法的君主和国家元首,这是非常危险的。
于是凯末尔的第二个步骤就是彻底解决作为封建神权精神支柱的哈里发制。
他顶着压力并通过对居室的耐心观察,与1924年,在土耳其大国议会上通过了关于废除哈里发制的议案。
“这充分表现出他的政治魄力和灵活的策略。
”⑲
青年土耳其党保留的苏丹制,从长远看与土耳其民主革命的长远目标相矛盾,也是土耳其社会向前发展的主要障碍。
而凯末尔在这个问题上的历史功绩,“不但远远超过了青年土耳其党人,而且对东方国家的政治文化发展,也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贡献。
”奥斯曼帝国的两大制度消灭,世俗的土耳其共和国兴起,是土耳其能够沿着欧洲路线发展为强有力的现代化国家,所以“共和主义的胜利就是凯末尔主义的胜利。
”⑳
结论
现代化是从传统文明向现代社会的过度,它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土耳其的现代化则是世界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土耳其现代化进程的突出现象在于民族与民主问题的相互交织,而这两个问题的解决程度决定着土耳其现代化是否能够得到真正地发展。
从赛里姆三世与马哈茂德二世的新政措施到“但泽马特”时代,再到青年土耳其党革命,纵然都对帝国的现代化做出了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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