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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宋诗话中的司马相如
论宋诗话中的司马相如
王红霞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四川成都610068)
摘要:
宋诗话中涉及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材料多达四十则左右,这些材料分别对司马相如的思想行为,司马相如作品的风格,司马相如作品与历代文学的关系等几个方面作了较为详尽地阐述,粗略勾勒了宋人眼中的司马相如。
在宋代,对司马相如的评价不但对前代的观点有所继承,发挥或补充修正,更有一些新的见解,表现出宋代文人研习司马相如的独特体会和心得,亦可见出宋代文人不同于前代的审美取向和文学价值观,因此,对宋诗话中与司马相如有关的材料作疏理,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宋人对司马相如的认识和接受。
关键词:
宋诗话;司马相如;《白头吟》;思想行为;楚辞;《诗》;讽谏
诗话滥殇于南朝梁钟嵘的《诗品》,到宋代始成熟并蔚然兴起。
从北宋欧阳修的《六一诗话》到南宋严羽的《沧浪诗话》,百余年间《诗话》作者层出不穷,现已知宋诗话多达140余种,可见其创作之盛。
这些诗话以其短小精悍的体制或集录诗人轶闻趣事、或品评名家名篇佳句、或考证文字文句得失,成为了宋代诗歌评论的主要方式。
正如许彦周在其《彦周诗话》中所说:
“诗话者,辨句法,备古今,纪盛德,录异事,正讹误也。
”[1]其中关于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故事及创作自然也就成了不可缺少的话题,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宋诗话中涉及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材料多达四十则左右,这些材料分别对司马相如的思想行为,司马相如的文学创作以及司马相如的承传关系等都作了较为详尽地阐述,粗略地勾勒了宋人眼中的司马相如。
在文学史上,司马相如以其旷世才情创作了大量的优秀赋体作品,成为了当时的佼佼者。
葛洪在《西京杂记》卷二中说:
“司马长卿赋,时人皆称典而丽,虽诗人之作,不能加也,扬子云曰:
‘长卿赋似不从人间来,其神化所至邪。
’子云学相如为赋而弗逮,故雅服焉。
”[2]到了宋代,赋体文学仍是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之一,作为赋体文学代表的司马相如频现于宋诗话中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宋代,人们对司马相如的评价不但对前贤的观点有所继承,发挥或补充修正,而且还出现了一些新的见解,表现出了宋代文人研习司马相如的独特体会和心得,以及宋代文人不同于前贤的审美取向和文学价值观。
因此,对宋诗话中与司马相如有关的材料作疏理,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宋人对司马相如的认识和接受。
一
关于卓文君是否作《白头吟》止相如聘茂陵人女为妾一事,文学史上一直众说纷纭。
卓文君作《白头吟》一事,最早见于葛洪《西京杂记》卷三:
“相如将聘茂陵人女为妾,卓文君作《白头吟》以自绝,相如乃止。
”[2]但葛洪并未录其辞。
此后关于该事的记载又见于《文选》的李善注。
《文选》卷二十八鲍明远《白头吟》诗题下,李善注曰:
“《西京杂记》曰:
‘司马相如将聘茂陵一女为妾,文君作《白头吟》以自绝。
相如乃止’。
沈约《宋书》古辞《白头吟》曰:
凄凄重凄凄,嫁娶不须啼。
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3]。
在李善看来,他不但认可文君作《白头吟》一事,并认为《宋书·乐志·乐三》所录的无名氏的古辞《白头吟》即《西京杂记》中所载的文君所作的《白头吟》。
宋诗话中关于卓文君是否作《白头吟》,及《白头吟》歌辞的具体材料有四则,现分录于下:
阮阅《诗话总龟前集》卷四十二“怨嗟门”云:
《白头吟》,相如将聘茂陵女为妻,文君作《白头吟》以自绝,相如乃止。
故李白辞云:
“头上玉燕钗,是妾嫁时物。
赠君表相思,罗袖幸时拂。
莫捲龙须席,从他生网丝。
且留琥珀枕,还有梦来时。
”此最为警策[4]。
吕祖谦《诗律武库》卷一五“赠送门”云:
《西京杂记》:
司马相如将聘茂陵女子为妾,文君乃作《白头吟》以自绝。
相如感之,乃止。
其词略云:
“晴如山上雪,皎若云间月。
闻君有两意,故来相决绝”。
又云:
“凄凄重凄凄,嫁娶不须啼。
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
”故东坡《回文诗》云:
“羞看一首回文锦,锦似文君别恨深。
头白自吟悲赋客,断肠愁是断絃琴”。
[5]
葛立方《韵语阳秋》卷六云:
《西京杂记》载司马相如将聘茂陵人女为妾,卓文君作《白头吟》以自绝,相如乃止。
《乐府诗集》谓《白头吟》者。
疾人以新间旧,不能至白首,故以为名。
余观张籍《白头吟》云:
“春天百草秋始衰,弃我不待白头时。
罗襦玉珥色未暗,今朝已道不相宜。
”李白《白头吟》云:
“妾有秦楼镜,照心胜照井。
愿持照新人,双对可怜影。
”其语感人深矣!
至刘希夷作《白头吟》乃云:
“寄言全盛红颜子,须怜半死白头翁。
此翁白头真可怜,伊昔红颜美少年,”则是言男为女所弃而作,与文君《白头吟》之本意异矣。
[6]
祝穆在《古今事文类聚》中云:
司马相如将聘茂陵女子为妾,卓文君作《白头吟》以自绝;曰:
“晓如山下云,皎若云间月。
良人有两意,故与相决别。
”又云:
“今日斗酒间,明日沟水头。
蹀躞向沟上,沟水东西流。
”又云:
“凄凄重凄凄,嫁娶不须蹄。
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
相如感之,乃止。
[7]
从上述四则材料中不难得出以下几点信息。
第一,宋诗话家们普遍认同《西京杂记》所载,认为文君确实作过《白头吟》诗。
吕祖谦引苏轼曾在《回文诗》中提及文君及自吟白头一事作为佐证材料。
葛立方则在肯定文君曾作《白头吟》一诗的基础上,将文君所作的《白头吟》与李白、张籍、刘希夷等人的《白头吟》作了比较,认为张、李所作《白头吟》其旨同于文君《白头吟》的:
“以新间旧,不能至白首”,且“感人深矣。
”这就进一步认同了《乐府诗集·相和歌辞》中的《白头吟》为文君所作。
但同时他又指出,到刘希夷的《白头吟》则言男为女所弃,与文君的《白头吟》言女为男所弃意旨不同,但未阐述其理由。
可见,宋诗话中关于《白头吟》的对象已经有了分歧。
第二,宋诗话家们还对文君《白头吟》的歌辞进行了记载。
吕祖谦所引:
“晴(按:
《玉台新咏》作‘皑’)如山上雪,皎若云间月。
闻君有两意,故来相决绝……凄凄重凄凄,嫁娶不须啼。
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4],当是节录于梁陈之际徐陵所辑《玉台新咏》的“古乐府诗六首”之一的《皑如山上雪》一诗。
祝穆所引文君《白头吟》辞:
“晓(按:
《玉台新咏》作‘皑’)如下山云(按:
‘下山云’《玉台新咏》作‘山上雪’),皎若云间月,良人(按:
《玉台新咏》作‘闻君’)有两意,故与(按:
《玉台新咏》作‘来’)相决绝,今日斗酒间(按:
‘间’《玉台新咏》作‘会’),明日(按:
‘日’《玉台新咏》作‘旦’)水头……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7]亦当是据《玉台新咏》,其间虽个别字句有差异,但他们认为《玉台新咏》中所收录的《皑如山上雪》一诗即文君所作《白头吟》却是一致的。
可见这一观点应是宋人的普遍认识。
《白头吟》与《皑如山上雪》的关系历来扑朔迷离,宋诗话家也未能找到更新更确凿的证据来证明《皑如山上雪》即文君的《白头吟》,仍是附会前人之说,故遭到后来人的讥笑。
清人冯舒就在《诗纪匡谬》卷二中云:
“宋书大曲有《白头吟》,作‘古辞’。
《乐府诗集》、《太平御览》亦然。
《玉台新咏》题作‘皑如山上雪’,非但不作文君,并题亦不作《白头吟》也。
唯《西京杂记》有文君为《白头吟》以自绝之说,然亦不著其词。
或文君自有别篇,不得遽以此诗当之也。
宋人不明其故,妄以此诗实之”。
[8]
二
如何认识司马相如其人以及在赋史上的地位和贡献,宋诗话家们也有自己的见解。
对司马相如思想行为的评价历来是评论的热点,宋诗话家们也不例外,与前代评论家相似,宋诗话家们对司马相如的评价依然是贬多褒少,其间以苏轼的观点最具代表性,试引几条材料加以说明。
司马相如谄事武帝,开西南夷之隙,及病且死,犹草《封禅书》,此所谓死而不已者耶!
列仙之隐居山泽间,形容甚臞,此殆得道人也,而相如鄙之,作《大人赋》,不过欲以侈言广武帝意耳。
夫所谓大人者,相如孺子,何足以知之!
若贾生《鹏赋》,真知大人者也。
(卷六十五《臞仙帖》)[9]
司马相如归临邛,令王吉谬为恭敬,日往朝相如,相如称病,使从者谢吉。
及卓氏为具,相如又称病不往,吉自往迎相如,观去意,欲与相如为率钱之会耳。
而相如遂窃妻以逃,大可笑。
其《谕蜀父老》,云以讽天子,以今观之,不独不能讽,殆几于劝矣。
谄谀之意,死而不已,犹作《封禅书》。
如相如,真可谓小人也哉!
(卷六十五《司马相如谄死而不已》)[9]
司马相如始以污行不齿于蜀人,既而以赋得幸于天子,未能有所建明立丝毫之善以自赎也。
而创开西南夷逢君之恶,以患苦其父母之邦,乃复矜其车服节旄之美,使邦君负弩先驱,岂得诗人致恭桑梓,万石君父子下里门之义乎?
卓王孙暴富迁虏也,姑眩而喜耳。
鲁多君子,何喜之有!
(卷六十五《司马相如开创西南夷路》)[9]
从这三条材料不难看出,作为宋代文赋大家的苏轼对司马相如的贬斥之意非常明显:
首先,他认为司马相如以开西南夷和写《封禅书》是“谄事武帝”,嘲笑相如的谄媚是“死而不已”,将相如称为“孺子”和“小人”。
尤其认为相如开西南夷之举是“以患苦其父母之邦”,《谕蜀父老》一文亦是劝多于讽,这就否定了司马相如在政治上的卓越才干。
其次,他还将司马相如“琴挑”文君与文君“夜奔”之事定为早有预谋的“窃妻以逃”,认为这是相如行为的污点,“始以污行不齿于蜀人”,认为相如之举真是可笑之极,这无疑又从人品上否定了司马相如。
自刘勰《文心雕龙·程器》云:
“略观文士之疵,相如窃妻而受金,扬雄嗜酒而少算”,[10]之后,相如“窃妻”之说便流布于文坛,引起了不少文人的诟病,作为相如同乡的苏轼不仅赞同刘勰的“窃妻”之说,而且大加挞伐,予以指斥,由于他在宋代文坛的崇高地位,因此他的评价不但具有代表性,而且影响后世人们对司马相如的评价,攀附景从者不少。
如宋代吴子良就在他的《荊溪林下偶谈》卷二《相如美人赋》中说:
“司马相如拟《讽赋》而作《美人赋》,亦谓‘臣不好色’,则人知其为诬也。
有不好色而能盗文君者乎?
此可以发千载一笑。
”[11]洪迈亦附和云:
“相如窃王孙女归成都”[12](卷十五)(他们的看法就和苏轼之论如出一轍,并无多少区别。
与苏轼持相同观点的还有与苏轼大约同时的黄震,他在《古今纪要》卷二中言:
“司马相如素行不谨。
论蜀为上饰非,开西南夷。
赋大人,意盖指帝诞谩无稽,贼其君。
劝封禅,逢君之恶,死犹未已。
古以诗谏,彼以尸误国。
使县令负弩,誇耀乡里。
小人不足道。
”[13]批评相如“素行不谨”,还将《谕蜀父老》一文称为“为上饰非”之作,把《大人赋》称为“贼其君”之作,把《封禅书》称为“逢君之恶,死犹未已”之作,认为相如“以尸误国”,是“小人不足道”,他还在另一篇文章中目相如为“文人无行”“与倡优等”[14](卷四十六),[14]这就从政治上、人品上彻底否定了司马相如,语气更为强烈,措词更为严厉。
章樵则从另一个角度贬斥相如,他说“美人者,相如自谓也。
诗人骚客所称美人,盖以才德为美,相如乃托其容体之都冶,以自媚于世,鄙矣。
”[15](卷三)言外之意是言相如无才德,故只能以华靡之文“自媚于世”,这就更从文词上也批评相如了。
总之,以上材料足以说明宋代诗话家们对司马相如的思想行为和人格品德是持否定的态度的。
尽管如此,但作为辞赋大家的司马相如,对于他辞赋风格以及在赋史上的地位和贡献,宋诗话家们却是褒贬不一,毁誉参半的。
褒者以刘弇、苏辙、朱熹等人为代表。
刘弇在《龙云集》卷一的《进元符南郊大礼赋表》中云:
“作古新一代耳目,起太平极功,有如此曹,殆不多得。
屈宋已还,贾生,相如向褒,雄固最号高手,能使往汉光华至今,数子力也”[16],认为司马相如同贾谊、刘向、王褒、扬雄、班固等人一起,扬汉光华,是一代高手。
苏辙则奉相如赋为圭臬,将其赋作为学习和模拟的典范,苏籀在《栾城遗书》中记苏辙言曰:
“余少年苦不达为文之节度,读《上林赋》,如观君子佩玉冠冕,还折揖让,音吐皆中规矩,终日威仪无不可观。
”[17]就充分肯定《上林赋》恢宏壮丽、汪洋恣肆之美及符合法度的文风。
王正德也主张:
“作赋要须以宋玉,贾谊、相如、子美为师,略依仿其步骤,乃有古风”[18],将相如与宋玉、贾谊、杜甫等人相提并论,赞许之情不言而喻。
朱熹更是称赞:
“司马相如赋之圣者。
扬雄、班孟坚只填得他腔子,如何得似他自在流出;左太冲、张平子竭尽气力,又更不及”[19](卷一三九中引林艾轩语)。
林艾轩即林朝光,字谦之,《宋史》儒林有其传记。
从引语可以见出朱熹赞成林艾轩肯定相如赋圣之说,认为扬、班、张、左诸家,就赋作而言皆不及相如。
苏门四学士之一的张耒对相如的评价与师苏轼亦大相径庭,他在《司马相如论》中说:
“司马相如虽以文章事武帝,而概然有君子之风。
盖其心不专以其技易宠禄,又有不忍其所知者。
东方朔论上林苑害民田,号为正谏,弗人主之欲。
而相如《上林》,起终所陈,与方朔何异?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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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后为帝开夜郎,通西南夷,既至蜀,得其父老之说,颇自悔其失。
作书为喻蜀,而实以风。
夫既已开其利于前矣,徐觉其害,又不忍默默,此其心似不忍自欺者,”[20](卷三十八)不但将相如誉为“君子”,还为相如“通西南夷”一事辩护,并肯定相如《上林赋》的讽谏价值。
对于司马相如赋作的风格,司马迁在《司马相如列传》中有结论性地评价:
“《春秋》推见至隐,《易》本隐之以显,《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讥小已之得失,其流及上。
所以言虽外殊,其合德一也。
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21](卷一一七)司马迁在肯定相如赋与《诗》之讽谏无异的同时,批评相如赋为“虚辞滥说”,此说一出,波及后世。
此后,汉志将相如赋归于屈原赋一类,这种归类表明班固认为相如赋与屈原赋之间有渊源关系。
刘勰也在《文心雕龙·辨骚》篇中说:
“枚,贾追风以入丽,马、扬沿波而得奇。
”[10]苏轼认同班固和刘勰等人的观点,在《远游庵铭并叙》一文中言:
“昔司马相如有:
‘列仙之儒,居山泽间,形容甚癯,’意甚鄙之,乃取屈原《远游》作《大人赋》,其言宏妙,不遣而放”,[9](卷十九)指出相如的《大人赋》与屈原《远游》之间的承继关系,洪迈亦在《容斋诗话》中疏理了相如赋在形式上与屈赋的承继关系:
“自屈原词赋假为渔夫,日者问答之后,后人作者,悉相规仿。
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以子虚、乌有先生、亡是公。
”[12]不过,在宋代对这一问题也有不同的看法,魏庆之就在《楚词》中说:
“司马相如之文,能侈而不能约,既以誇丽而不得入于《楚词》。
《大人》之于《远游》,其《渔猎》又泰甚,然亦终归于谀也”,[22]可见,在相如赋与屈原赋的承继关系这个问题上宋诗话家并未达成共识。
至于司马迁所言相如赋与《诗》的讽谏精神是一脉相承的这个问题宋诗话家们也多有涉及,他们大多认同司马迁之说,如宋初古文运动先驱者之一的王禹偁就在《答张知白书》一文中说:
“夫赋之作本乎诗者也。
自两汉以来,文士若相如,扬雄,班固辈皆为之,盖六义之一也。
洎隋唐始以诗赋取进士,而赋之名变而为律,则与古戾矣”[23]该段话表明:
第一,赋源于诗,其文体特征与诗三百“直陈其事”,重铺陈描绘的表现手法颇相似;第二,以相如,扬雄等人为代表的汉赋作家的作品,从内容而言是符合儒家的六义的;第三,对隋唐以来所流行的律赋颇有微辞,认为律赋仅有汉赋之名,已完全违背了汉赋之实。
王氏所论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一家之言,应当说是宋初古文运动家们共同的看法。
赵湘在《南阳集》卷一《宋颂并序》一文中也说:
“若相如,扬雄,班固,司马迁,无笃是事,凡炎汉之事迹,罔不研极。
晋宋齐梁,累累有焉,然其时君之道或沿袭之不至,故厥须之风亦渐微弱,”[24]对相如赋的内容也持肯定的态度。
刘弇也在《策问》中说:
“问笔端肤寸,与经史出汲,与鬼神敌奥,与造物者争巧,其赋乎。
古者登高能赋,始可以为大夫,而诗之六义,赋居一焉。
《子虚》乌有、亡是公之类,始虽诞谩不根,晚乃归之讽谏。
则君子之于相如,固尝有取也”[16],他不仅论述了汉赋控引天地,文思萧散的特征,还肯定了相如赋的讽谏作用。
晁补之说得更明白:
“司马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于节俭,此亦《诗》之风谏何异?
……固善推本部门,知之赋与诗同出,与迁意类也”[25],全引司马迁之评论来肯定相如赋的讽谏价值。
宋诗话家们对相如的评论还集中在文辞上,其中以苏轼为代表。
他在《书拉杂变》一文中说:
“司马长卿作《大人赋》,武帝览之,飘飘然有凌云之气。
近时学者作拉杂变,便自谓长卿,长卿固不汝嗔,但恐览者渴睡落床难以凌云耳”[9](卷六十六),批评当今之人模仿相如辞赋过于堆砌词藻的同时,表示了对相如的称评之情。
但他同时对相如赋靡丽多夸的文辞特点也并不满意,这与苏轼的文论是相吻合的。
苏轼向来主张为文当情采二者兼具,反对那种矫诞浮夸的不实之文。
苏轼重视并肯定赋的讽谏价值,在《复改科赋》一文中引司马相如作《谏猎赋》讽谏汉武帝应戒淫猎,作《大人赋》劝阻汉武帝的好仙求道,嘉许“司马之知微”,以为时文“文辞泛滥,无所统纪”[9]惟有“声律切当,有所指归,”[9](卷一)者,方见作品之巧拙高下,故在《答舒尧文二首》中,批评司马相如“高谈驰骛,不顾其实,”[9](卷五十六)语气甚为严厉。
三
宋诗话家们还对司马相如在文学史上争议较大的一些问题作了辨析。
如关于《长门赋》的真伪问题。
在司马相如的作品中。
《长门赋》是受到历代文学家称赞的成功之作,可惜由于《长门赋》本传失传,故后世对该文是否出于相如之手存有争议。
该文最早见于《文选》卷十六,赋前有序云:
“孝武皇帝陈皇后时得幸,颇妒,别在长门宫,愁闷悲思。
闻蜀郡成都司马相如天下工为文,奉黄金百斤,为相如,文君取酒,因于解悲愁之辞。
而相如为文以悟主上,陈皇后复得亲幸”。
[3]《史记》卷四十九《外戚世家》司马贞索隐引此序,唯文字略有不同,且曰:
“作颂信有之也,复亲幸之,恐非实也”,[21]明确肯定《长门赋》为相如所作,但序言中所言陈皇后因此“复得亲幸”一事不合史实。
苏轼在《相如长门赋》一文中也对该问题作了辨析:
“陈皇后废处长门宫,闻司马相如工为文,奉百金为相如,文君取酒。
相如为作《长门赋》以悟主上。
皇后复得幸。
予观汉武雄猜忍暴,而相如乃敢以微词亵慢及宫闱间。
太史公一说李陵事,以为意沮贰师,遂下蚕室。
陈皇后得罪,止坐卫子夫,子夫之爱,不减李夫人,岂区区贰师所能比乎?
而于相如之赋,独不疑其有间于子夫者,岂非幸与不幸,固自有命欤?
世以祸福论工拙,而以太史公不能保身于明哲者,皆非通论也”[9](卷六十五)。
苏轼与《文选》所记的观点是相同的,以不容置疑的语气言《长门赋》当出自司马相如之手,理由是尽管汉武帝“雄猜忍暴”,但桀骜的相如宁愿终身寂寥,也不肯迎雄主之意,当然也就敢以“微词亵慢及宫闱间”。
朱熹沿袭了苏轼的观点并有更深入的评价,他在《楚辞后语》中认为“《长门赋》者,司马相如之所作也。
归来子曰:
‘此讽也,非《高唐》、《洛神》之比。
’梁萧统《文选》云:
‘汉武帝陈皇后得幸,颇妒,别在长门宫。
闻蜀郡司马相如天下工为文,奉黄金百斤为相如、文君取酒,因求解悲愁之辞。
而相如为文以悟主上,皇后复得幸。
’而《汉书》皇后及相如传无金求赋幸事。
然此文古妙,最近楚辞。
或者相如以后得罪,自为文以讽,非后求之,不知叙者何从实此云。
”[19]朱熹在肯定《长门赋》为相如所作的同时,评价该赋文辞古妙,认为这篇用骚体写成的幽怨深婉之作不仅是在对楚辞艺术形式的继承上“最近楚辞”的,而且从精神上也深受楚辞的浸淫和滋润,对前人将该文与历史对照的研究方法提出了怀疑,认为该文当是相如“自为文以讽”之作,这种评论视角觉极为新颖,显示了对楚辞颇有研究的朱熹对相如作品独特的解读。
对于常被评论家们视为谄谀之作的《封禅书》,宋诗话家们多持批评态度。
黄徹在《巩溪诗话》卷三中言:
“司马相如窃妻涤器开巴蜀,以困苦乡邦,其过已多;至为《封禅书》,则谄谀天性,不复自新点,”[26]将司马相如、文君“夜奔”之事评为“窃妻涤器”,并将相如作《喻巴蜀檄》和《难蜀父老》再三申说开辟西南通道的意义说成是“困苦乡邦”,接下来,评《封禅书》是相如谄谀天性的流露,且这种谄谀之态死而未已,黄徹所言当是代表了宋人的普遍认识。
黄震更是在《黄氏日抄》卷四中刻薄的批评说:
“相如文人无行,不与史事,以赋得幸,与倡优等,无足污简策,亦无足多责。
惟《封禅书》祸汉天下,于身后且祸后世,罪不胜诛。
蔺相如威信敌国,名重泰山,犬子何人,亦冒其名。
呜呼!
禹,圣神也,而有张禹之‘禹’;汤,兴王也,而有张汤之‘汤’;蔺相如,命世人豪也,而有司马相如之‘相如’。
故曰:
人能美名,名不能美人。
彼圣贤之名,亦有时不幸,而辱于小人也。
”[14]黄震在文中以相如小名“犬子”称呼之,可见其对相如的鄙视之意,并言相如不配以蔺相如之“相如”为其名,将《封禅书》一文批评得体无完肤,言该文不但“祸汉天下”,且“祸后世”,就这点而言相如是“罪不胜诛”。
林逋在《自作寿堂因书一绝以志之》一诗中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
“茂陵他日求遗稿,犹喜曾无《封禅书》”[27](卷一○八)宋诗话家们对《封禅书》的评价有失偏颇,相如文才倾动朝野,可是正如《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所言,“其进仕宦,未尝肯与公卿国家之事。
称病闲居,不慕官爵”[21](卷一一七)何况《封禅书》还是相如临死前才托付家人交给汉武帝的,谄谀之态不知从何说起?
关于《子虚赋》和《上林赋》之关系,宋诗话家们也有论述。
《史记》本传以两篇合而为一,《文选》又以《史记》所录析为两篇,究竟合而为一妥当呢?
还是拆成两篇更恰当?
王观国说:
“司马相如《子虚赋》中,虽言上林之事,然首尾贯通一意,皆《子虚赋》也,未尝有《上林赋》。
而昭明太子编《文选》,乃析其半,自亡是公听然而笑为始,以为《上林赋》,误矣。
盖相如以‘子虚’虚言也,‘乌有先生’乌有此事也,‘亡是公’者亡是人也,故空籍此三人为因以讽谏奏之。
其赋曰:
‘楚使子虚使于齐,齐王悉发车骑与使者出畋,畋罢,子虚过诧乌有先生,而亡是公存焉。
’其末曰:
‘二子愀然改容,趋若自失,逡巡避席曰:
乃今日见教,谨闻命矣,’此《子虚赋》始终一意,不可析其半以为《上林赋》,则意遂中绝,不可读矣”[28]王观国首先否定《文选》将《子虚赋》析为两篇的观点,然后在具体分析《子虚赋》与《上林赋》内容的基础上,从文意的完整性出发,认定两赋乃一篇耳,该分析合情合理。
综上所述,可见宋诗话家们对司马相如地评价与前代相比,有相似也有相异之处,相异之处在于他们更多的是将关注的目光投向文学史上一些聚讼莫辩的问题,评价视角更加具体化。
通过他们地评价,完全可以勾勒出宋人眼中的司马相如其人其作的大致轮廓,从而了解司马相如在宋代的传播和接受的大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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