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席勒在耶拿大学的就职演讲看德国古典大学观.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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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席勒在耶拿大学的就职演讲看德国古典大学观
从席勒在耶拿大学的就职演讲看德国古典大学观
从席勒在耶拿大学的就职演讲看德国古典大学观
(一)摘要
本文从席勒的大学演讲说起,结合十八、十九世纪的时代背景,分析了德国古典大学观。
德国古典大学观以培养人的全面发展,崇尚自由,追求真理和富有理想主义为特点。
19世纪是德国大学的繁荣兴起的阶段,席勒作为一个世纪的引领者,他的这番讲话,具有重要意义。
(二)关键词:
席勒,就职演讲,大学观
目录
Ⅰ绪论………………………………………………………………………………………………………………1
Ⅱ席勒在耶拿大学的演讲…………………………………………………………………………………………1
Ⅲ十八、十九世纪之交的德国大学………………………………………………………………………………5
Ⅳ德国古典主义大学观……………………………………………………………………………………………7
Ⅴ参考文献………………………………………………………………………………………………………11
绪论:
作为德语系的学生,席勒的这篇就职演讲《什么是和为什么要研究普遍历史》短小精悍,文辞优美,饱含激情,特别适合研究和学习。
席勒作为十八世纪狂飙突进运动的代表,不仅在文学戏剧和诗歌哲学方面颇有建树,在美学和教育领域也是才华横溢。
席勒的理想主义情怀引领了十九世纪的大学精神,直至如今,德国式大学已经成为一种品质的典范。
本文要讨论的就是,在席勒的这次演讲中体现出的德国古典大学观,以此来感受德意志文化中的浪漫与典雅,在这个浮躁的学术年代,我们需要一点德国式的冷静与认真。
一、席勒在耶拿大学的演讲
1789年5月26日晚,天气已经相当温暖,席勒举行了受聘于耶拿大学的就职演讲。
他要讲的题目是《是么是和为什么要研究普遍历史》(又译《什么是世界史及为何要学习世界史》)。
此前,在曼海姆首映的戏剧《强盗》让席勒一夜成名。
随后的戏剧《阴谋与爱情》以及席勒的诗让席勒成为当时受人尊敬与推崇的文化名人。
演讲原本定于赖因霍德讲堂(dasReinholdischeAuditorium)举行,可是日光还未完全消失,大街小巷就排满了长队,大家都是慕名而来听席勒的演讲。
原定的讲堂已经太小,席勒不得不穿越整个城市,来到当地最大的格里斯巴赫家的大厅(GriebachAuditorium)。
即便如此,前厅和走廊上依然坐满了人,开着的窗户外面也聚集了许多听众。
席勒被簇拥着“以一种自己都吃惊的有力和沉着的声音”开始了令人轰动的演讲。
在正式进入主题之前,首先讲了如何进行大学学习的问题,或者说以何种态度进行大学学习。
在这个和煦的五月的夜晚,席勒用诗人的语言,以一种哲学性的纲领性的构思于对科学真理的热情与捍卫,诚恳地规劝学生,不仅是学生,更是对在场所有的人与当时所有的大学生以及学者,要区分为了谋生而学习的人(Brotgelehrter)与哲学的头脑(philosophischerKopf),也就是谋生的学者或者利禄之徒与怀着激情追求真理的哲学的头脑或者说哲学之才、思辨之才。
所谓利禄之徒就是那些怀着升官发财梦而学习的人。
他们学习是为了功利的目的,为了将来谋求更好的工作,获得荣誉与金钱,他们只学习所谓“有用的”知识。
他们关心的不是学术不是知识,他们在乎的只是现在的所学能否在将来带来更大的利益,他们欲从知识中获得“颜如玉”、“黄金屋”。
换句话说利禄之徒不关心所学的知识是否是真理,他们学习与其他的任何一切相关,地位、权利、金钱、荣誉,只是与学问本身无关。
因此,利禄之徒是学术的最大敌人,因为他们最害怕知识的更新,因为这会对他们造成威胁,他们以前所学将会过时,他们将会被淘汰。
一旦他们身居高位,利用所学谋求了利益之后,就会想方设法阻碍新知识的进步,真正的学者会使他们害怕。
他们持着这样一种观念,如果真理是一无是处的,追求真理也是毫无必要科研,除非他们带来巨大的利润,比如工作中优厚的待遇,职务上巨大的荣耀或者物质上丰富的补偿。
不然就是“白干了”“白活了”、“白想了”,他们从不在乎什么“精神财富”,知识只是获得所追求的物质的一种工具,与一般的体力劳动没有区别。
学习知识对于他们是“苦差事“,他们怨声载道,牢骚满腹,对知识并不抱有好感,一旦不能从知识中获取更多,他们就会仇恨真知,而维护知识教条。
他们僵化、毫无想象力,缺乏生机,思想狭隘,目光短浅,并且总是以小人之心嫉妒与计划着谋杀新知。
他们从不主动进步,非得有人逼着,有外在的刺激,才会愿意做点什么。
“而哲学之才有着天壤之别!
”当利禄之徒竭力避免所谓“无用的”知识,哲学之才正海纳百川,取百家之长,融会贯通。
“利禄之徒分割之地正是哲学之才打通之处。
”哲学之才就像学习武艺的人,力求打通阻碍进步的关节,打通阻塞的“任督二脉”,以求豁然开朗,达到对知识的全局把握。
因为哲学之才明白,知识就像水流,从这个细缝到那个石隙,却总是贯通的、不间断的、相融合的。
此潭的水与彼处的湖总有暗流相接。
他们“高贵的求知欲望永不停歇”,为不断的新的发现而振奋。
他们自发的从内心深处渴望真知,不断追求真理,力图构建完整的知识大厦。
但是,一旦有人发现了新的学说,推翻了他们的知识体系,他们也毫无畏惧。
他们不计较名利得失,毅然而然地接受真理,真理才是他们学术追求的目标。
利禄之徒与哲学之才分别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利禄之徒“掌握着科学和艺术这一至为高贵的工具,却毫无高尚的追求,以手拿粗活的苦力自居,在最为自由的王国中,却长着一颗奴隶般的心灵”,他们树立了这样一种范本,一方面对所学的知识俯首帖耳,毫无怀疑,“奴隶般的”当作圣经与圣旨;另一方面他们又鄙视真理,认为追求真理毫无用处,只要保持以前所学,保住现有的职务就够了。
他们不仅会成为教条主义者还会阻碍学术进步,是真理的大患。
这样便会引导有天赋的年轻人走上歧途。
他们受这种错误观念的影响,为了“有用”而学的知识与其天赋相抵触。
他们感觉到所学的知识是如此不完整,被硬生生地割裂,他们的知识是如此贫乏,而现有的工作又是他缺乏兴趣的,觉得压抑和乏味的。
他们觉得现实无法满足他们的追求,就会无法忍受现在的工作,觉得自己卑微,如同被窒息了一样。
就如同法学家感受到更高的智慧就不会接受现有的有缺陷的法学;医者一旦认识到其知识体系的问题就会背弃其职业信条;而神学家的信任一旦发生动摇,则会失去信仰。
这些被误导的年轻人就这样迷失在圆满的知识与割裂的现实的缝隙之中,无所依靠。
而“哲学之才是世人最为公正的评判者”。
他们从渺小之处见伟大,从一滴水中窥见海洋。
他们开阔,乐于分享,从别人处学到知识来丰富自身,也丰富了知识本身。
他们孜孜不倦,乐于求索,从知识本身中获得乐趣。
他们不在乎知识是否“有用”,即使“他探索的对象距离世人多么遥远,但他追求的和谐的理性却使他接近他们”,“天下睿智之才汇集之处,也是他走近世人之处”。
毫无疑问,席勒提倡的是哲学的头脑,批判利禄之徒。
席勒说道,“我只接受哲学之才,假如我尽力满足利禄之徒的需要,那么我就使学术背离其高贵的目标,用巨大的投入只能换取微不足道的收获。
”
这次演讲造成巨大的轰动,以至于人们不仅城里的人们彻夜谈论他,此后数个星期在汉堡、法兰克福、斯图加特、维也纳也被人们津津乐道。
他的影响如此深刻,这竟然成为了当地的传统,此后1794年费希特和1799年的谢林在耶拿发表就职演讲时,都以席勒的这次演说为出发点。
他们高调捍卫学术精神与对真理的爱。
1803年,哲学家谢林在耶拿大学开设了“关于大学学习方法”的课程,他与席勒发出一致的声音:
“与生活直接功用有关的学科,通常被冠以功利之术(Brotwissenschaften)的恶名,但问题不在知识本身。
谁把哲学或者数学看成手段,那么对他来说,哲学和数学就是功利之术,同样,谁学习法律或者医学,但缺乏更高的追求,只是看重其实用性,那么法律和医学就是功利之术。
所有功利之术的目标,都是仅仅记住现成的结论,要么完全不去追根溯源,要么只是为了外在的原因,比如为了对付考试的要求而去过问原因。
”
二、十八、十九世纪之交的德国大学
吕迪格尔·萨福兰斯基称席勒在耶拿的就职演讲为“伟大的登场”——不仅是席勒的登场,更是德意志教育的新理想的登场。
席勒生活的18世纪末期德国正处于从封建社会到资产阶级市民社会转化的过程。
启蒙运动和开明君主制极大地推动了德国社会经济文化的变革。
大学逐渐远离教会,置于国家的控制之下。
大学一般是由统治者有计划有步骤地建立的,比如席勒幼时所念的卡尔学校就是当时的统治者卡尔·欧根公爵所建立。
国家对大学的生存和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国家为大学提供资金、土地以及特权。
当时的耶拿大学就是由四个小国供养,也就是魏玛、科宝、科达和迈宁根公爵。
而他们经济实力不济,以至于耶拿大学不能获得足够的工资,他们聘请的教授都是没有工资的。
席勒也是如此。
好在席勒饶有名气,靠着稿费和杂志主编的工作养活自己。
而当时的一些教授由于没有工资,就开设一些私人收费讲堂。
大学逐渐为国家服务。
比如席勒小时候就在公爵的控制下不得不放弃自己所热爱的神学,进入“军人养成所”卡尔学校。
公爵禁止他们学习文学艺术,也不许写诗,创作戏剧,主张学习法律、医学,席勒就先后学习了法学和医学,以便将来为国家与军队服务。
与此同时,大学也在启蒙思想的引导下寻求新的改变。
作为教育机构的大学逐渐的世俗化和现代化。
教学科目主要是现代语言和自然科学,而经济和运动,如骑马、跳跃、击剑、跳舞、网球等骑士和宫廷的游戏运动,也被赋予了重要的地位。
“学校所在的城市如果有朝廷官员的府邸,有时还要规划同他们联系,以便向最优秀的典型人物学习风度和仪表。
同时,未来的官吏和骑士也可借此机会寻找奥援、结交有权势的朋友和与贵族人士拉好关系。
这对于他个人的前途和官位的迁升都是必要的。
”
启蒙主义大学的代表哈勒大学和哥廷根大学采纳了现代哲学和现代科学,它以思想自由和教学自由为基本原则。
根据启蒙主义大学改革者的观点,大学教育要清除陈腐和崇古的风气,注重实用和与国家接轨。
执掌哥廷根大学四十余年之久的明希豪森说:
“我的大学准则,以声誉和实用为准则。
”在启蒙主义指导下大学实用主义之风盛行。
大学生们的生活作风也广为诟病。
如席勒戏剧《强盗》中卡尔在莱比锡念大学的放荡生活就是当时大学生的写照。
大学生们生活闲散,为了不被开除,偶尔才去上上课,终日无所事事泡在咖啡馆和小酒馆之中。
根据T·Ellwein在《德国大学:
从中世纪到当代》中描述的那样“他们时不时地也带着书包去听听课,以便不被开除;但在学习上也就仅此而已,更多的就没有什么行动了。
露天酒馆……是他们夏天的去处,冬天则在咖啡馆中消磨光阴,只有上床睡觉能让他们离开那里。
他们在那里都干什么呢?
各种各样,玩九柱戏,打扑克,打台球,喝啤酒,喝白酒,或者并排坐着抽烟斗。
”
这一帮寻欢作乐的年轻人也并不安分。
席勒在1787年8月29日致科尔纳(Koerner)的信中说“人们第一眼就能发觉,大学生在这里算回事;即使人们闭上眼睛,也可以区别出,自己身处大学生中,因为他们迈着一个永远不可战胜者的脚步。
这些大学生的粗鲁显而易见。
他们戴着大大的帽子,即使碰上教授也不摘下;他们在大街上吸烟;他们在饭店里吵架喧闹;晚上可能发生这样的事,小巷里震响这样的声音:
转头!
那是大学生趴在窗台上,往外到他们的夜壶。
惊吓规矩的市民,是大学生们的乐趣!
”此外,大学生拖欠饭款和房租,举行示威游行,经常让城市陷入骚乱之中。
席勒的演讲显然是有所指的,针对不良时风,席勒以睿智与沉稳的哲思开启了清新的篇章。
三、德国古典主义大学观
席勒的“哲学之才”与“利禄之徒”的演讲显示了德国古典主义大学观的核心理想。
1、全面。
席勒在演说中屡次提到利禄之徒为了工作的目的而学习的知识是割裂的,而哲学之才则是在所学的知识和其他知识建立联系,从而达到圆满的境界。
席勒认为,知识要融会贯通,知识概念要达到和谐的整体。
以席勒的观点看来,知识都是有体系的,而学习就是要统揽全局,不能狭隘地把他们分割开来。
大学生不仅要学习专业知识,也要开拓其他领域。
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完善自身的知识,也不断完善真理。
也只有这样,哲学之才才能成为“世人成就最公正的评判者”。
知识的全面是个人发展的前提。
这里的全面不只是所学知识的完整性,更是个人修养的完美性。
在席勒的描述中“在思考者中间,精神成果不分彼此,属于共同的财富,在真理的王国中,一人的收获就是大家的收获”这样的慷慨高尚,相较于“利禄之徒则向所有的邻居竖起藩篱,出于嫉妒而恨不得剥夺他人的阳光,忧心忡忡地守护着残破的护栏,有气无力地抵抗着理性前进的步伐”这样的狭隘猥琐来,席勒已经提倡了学术全面后面的道德全面。
哲学之才眼中只有博大,而利禄之徒眼中只有渺小。
这也是哲学之才的博大和利禄之徒的渺小的对比。
哲学之才已经不仅仅是学问上对利禄之徒的超越,更是精神上道德上的俯瞰者。
学业的完满可以造就个人品格的完满。
事实上,个人学术和道德上的圆满性一直是德国大学的追求目标。
根据陈洪捷在《德国古典大学观及其对中国的影响》③一书中总结的“修养”一词也与席勒所提的含义一致。
2、自由。
席勒从小就被强制送入军事学校,饱受折磨,后来成为随军医生,没有命令也不得擅自行动。
公爵又禁止诗歌文学的创作,这些都让席勒觉得压抑苦闷,于是就有了后来的逃离斯图加特。
《强盗》中卡尔杀死了未婚妻,履行了诺言,最终获得了心灵与身体的自由,从誓言中解放出来。
这些都是席勒对自由的向往。
席勒之所以去耶拿大学任教,因为他“对这座城市有过一个非常美好的印象”,他还“从未感觉如此舒畅”。
这里自由的大学生活尤其让他喜欢。
耶拿大学受政府控制小,它由四个小国控制,也得不到什么经费,教授都是没有薪水教书的。
因此“耶拿大学就像一个自由和安全的共和国,那里压迫不至于发生”。
事实上,也正是由于这样自由的风气,耶拿成为德国哲学的诞生地,先后有席勒、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等在此任教。
在《审美教育书简》④的第二封信中席勒提到“艺术是自由的女儿,她只想从精神的必然而不想从物质的需要去接受她的规范”。
在此次演讲中,席勒提倡的自由就是要摆脱现实生活的胁迫,不受制于工作的需要而学习,而要从追求完美的内心出发,以追求真理之心去学习——自由地思考,自由地探索,“不管探索的对象距离世人多么遥远”。
德国的大学一直以“学术自由”为原则,从制度上要求独立,以创造教学和学习的自由氛围。
自由可以说是德国大学的重要传统,也是大学组织的基本原则。
席勒的好友威廉·洪堡就是以这样的思想建立洪堡大学。
3、真理。
席勒的演讲处处体现着对真理的爱,演讲的最后席勒高举着热情的真理的旗帜“一种高尚的渴望必定会在我们心中燃烧,追求真理、伦常和自由的丰富馈赠。
我们从前辈那里获得这种遗产,必须让它丰富成长,再将它流传后世,并从我们的财产中为此贡献一部分,把我们那不断流逝的现在,固定在这条永不消失、穿越所有人类蜿蜒而行的(追求真理的)道路上。
”后来的哲学家,比如费希特,谢林等都接过这面真理的旗帜,继续高昂地实现着求真的理想。
“即使知识大厦崩塌,一种新的观念、一种新的自然现象或一个新的人体规律推翻了他的知识体系,他也总是放弃自己的学说,而选择真理,会心甘情愿地用更新更好的理论取代陈旧残缺的学说”——这不就是“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地最好证据么!
利禄之徒与哲学之才的根本差别就是对待真理的态度,前者惧怕和憎恨真理,后者热爱和追求真理。
追求真理的事业上,哲学之才孜孜不倦,永不止步。
真理与其说是目标不如说是信仰。
追求真理是大学培养大学生地核心任务。
而席勒在18实际末的呼吁开启了十九世纪德国大学繁荣的滥觞。
4、理想主义。
吕迪格尔·萨弗兰斯基把席勒的一生比作“德意志理想主义的诞生”。
席勒的作品都带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比如《强盗》中哥哥卡尔就是理想主义者的代表。
这种澎湃的激情也点燃了许多德国年轻人的热血,大家纷纷学习扮演强盗卡尔。
通篇演讲就是席勒理想主义的最好诠释。
大学作为思想者的聚集地,无疑也该是理想主义的实践之地,无论是自由、真理还是完满——都是理想主义的追求。
在德国念大学,有一种现象叫做“Bummelstudenten”,总是为人津津乐道。
这是指那些不毕业的学生,德国高校允许他们拖延——据说最长的一位是基尔的医科学生,上了54年大学,108学期。
这一方面是德国高教育质量的体现,一方面也展示了悠闲、形而上的学习氛围。
“但人们喜欢这样的故事,永远呆在校园里读书好像是我们的一种白日梦。
”19世纪,在德国念大学是一种优雅高尚的生活,大学生们思考,漫步,不急不缓,世俗的急躁与功利在这样沉淀的静好的岁月里被涤荡。
德国的大学无论教书与上课都有一种哲学化的倾向,思考就是生活。
诺贝特·厄勒斯(NorbertOellers)是研究席勒的著名学者。
他对席勒的影响做出这样的评价——19世纪的德国社会是属于弗里德里希·席勒(1759——1805)的时代,资产阶级对席勒的追寻超过对其他任何一位作家的追寻。
理想主义也随着席勒广泛的社会影响根植于德国古典大学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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