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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题报告
开题报告
一、选题的背景及研究意义
(一)选题背景
城镇化建设是未来社会发展的一大趋势之一,也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
联合国城市报告中曾明确显示城镇化水平和社会经济发展程度息息相关,国家越穷,往往城镇化水平就越低,反之,城镇化水平往往就越高。
联合国根据相关数据预测,到2020年,极不发达国家人均GDP为1307美元,城市化水平为26.10!
0,发展中国家人均GDP为4474美元,城市化水平为43.9%,而发达国家人均GDP为29000美元,城市化水平77.3%。
自从工业革命开始,世界城市化进程己经走过了200多年,1800年世界的城镇化率只有5.1%,2005年达到了48%,2008年则首次突破50%。
正是看到了城镇化在人类社会发展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以及其与经济发展呈现如此密切的相关性,因此城市发展以及相关问题始终是国内外研究的热点。
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为指导,结合国内外城镇化发展实践,在收集、整理和归纳关于城镇化问题研究的经典著作和最新成果的基础上,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视角下,对中国城镇化发展理论进行系统阐发和论述,并针对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的危机和挑战,探索出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新思路和新路径,展望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未来。
(一)我国城镇化建设的发展历程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小城镇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小城镇建设取得可喜成绩。
“小城镇建设,规划是龙头。
”解决好小城镇的建设问题,首先要解决好小城镇的规划问题。
我国小城镇规划及其研究起步晚,基础薄弱。
面临当前的小城镇快速发展形势更有许多诸如发展战略、空间布局、生态环境、基础设施等方方面面的规划标准、理论、方法问题期待解决。
中央多次重申:
“编制小城镇规划,要严格执行有关法律法规,切实做好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以及交通网络、环境保护、社会发展等各方面规划的衔接和协调。
”等相关方针政策。
为加快落实上述中央关于发展小城镇的战略部署和方针政策,国家从“八五”到“十一五”加大小城镇科研力度,安排了数十项国家科技攻关课题和重点研究课题,其中“九五”小城镇规划标准研究和“十五”小城镇规划及相关技术研究均为不同时期,侧重不同方面、不同深度要求的重点攻关课题研究。
鉴于标准研究的重要性和特殊性,上述相关课题成果不仅重视专家论证及其成果的坚定和验收,而且更重视全国范围意见的广泛征询和试点示范作用,遵循“理论-实践-理论”不断完善的过程。
课题成果在原科技部、建设部主管部门指导和帮助下,征询了全国22个省市100多个规划编制及管理部门的意见,选择了全国不同地区10个有代表性的重点小城镇进行试点示范,这些都为成果的进一步完善和推广应用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国家政策推动及各界学者的高度重视之下,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超过50%,这意味着我国正由“乡土中国”走向“城市中国”当然这个过程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会面临很多实际问题,比如规划、管理、和制度上的问题,因此,走新型城镇化道路志在必行。
1、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是指导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思想武器
实践思维方式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特征,它使马克思在生产力理论研究中创立了独树一帜的实践的生产力观。
马克思主义认为,实践使人们改造客观世界的一切活动。
实践是客观的物质性活动;实践是有目的的能动性活动;实践是社会性历史性的活动。
实践包括生产实践活动、处理社会关系的实践活动、科学实验活动等三个基本形式。
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坚持的是实践的生产力观,认为生产力是人们在现实实践中所体现出来的一种本质力量或实践能力,生产力发展的动力则存在于人们不断发展的物质利益需要及其丰富的社会关系之中。
马克思认为:
“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
”由此,马克思进一步从实践思维方式的高度加以概括,认为生产力是人们解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矛盾的实践能力,是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与社会使其适应人类需要的实践力量。
马克思研究生产力的出发点是从事实践活动的人,生产力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的目的的人的活动能力。
因此,当前,坚持马克思主义实践的生产力观对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可以对当前关于第三产业劳动者的劳动是否创造财富的问题提供一点思考。
马克思早先确实认为,人们直接性的生产劳动是财富的源泉。
二、有利于正确地指导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实践。
首先,我们必须高度重视人的全面发展。
根据马、恩实践的生产力观,生产力实质上是人的本质力量或实践能力的体现,而个人的知识文化水平、精神风貌和创新能力等等,都是影响人的本质力量或实践能力的重要因素。
所以,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不断提升他们的实践能力,既是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又是生产力发展的关键之所在。
其次,必须不断推动制度创新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如前所述,人们的本质力量或实践能力的发挥状况,依赖于社会制度对个人力量的有效组织。
通观历史,社会组织的成功和失败正是社会兴衰的根本原因。
为了提高人们在物质生产、科学技术、创新发明等实践领域的积极性,国家必须提供适当的制度环境和一套相对完善的激励机制。
人们的实践活动又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
所以,我们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依据他们现实实践的需要而不断推进制度创新,以适应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要求我们,我们想问题办事情,一定要坚持实践第一的原则,坚持在实践中深化认识,提升认识,发展认识.要坚持从实践中来与到实践中去,深入了解群众,一切要从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出发,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建设和解决各种社会矛盾。
只有这样我国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才能高效健康的进行下去。
2、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面临的问题
积极稳妥地推进新型城镇化,这是一个长期、艰巨、复杂的过程。
新型城镇化建设关系到资源的合理利用和经济发展,其建设进程面临着观念错位、体制落后、规划混乱、质量低下、资源耗费、生态污染等问题。
一、观念错位。
首先,在价值取向上,“以物为本”的理念主导一切。
不少地方将城镇化发展片面地理解为城镇人口的持续增加和城镇规模的不断扩张,忽视“新增城镇人口如何安居乐业”、“在城镇人口不断增加的同时,如何完善城镇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等民生问题,导致城镇化的扭曲性发展。
其次,对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意义认识不够。
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全面的现代化,包括人的思想观念、价值追求、生活方式、知识结构等等的现代化。
但很多人认为,城镇化就是把原来属于乡村的地域划入城镇空间,导致“伪城镇化”、“半城镇化”和“空心城市化”现象突出。
农民虽然已经离开乡村在城镇就业与生活,并被计算为城镇人口,但不能享有与城镇居民同等的权利和福利保障待遇,不能真正融入城镇社会,城镇经济的发展以剥夺农民、牺牲农村为代价而获得。
二、体制落后。
第一,城乡二元结构制约新型城镇化。
一是原来计划经济下的户籍制度阻碍农民市民化进程,农业转移人口难以在城镇落户,无法顺利实现身份转变;二是城乡有别的二元社会保障制度,让流动频繁的农民很难异地报销“新农合”、“新农保”等各种社会保险,输出地与输入地之间的衔接制度没有完善。
第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滞后。
农民承包地和宅基地指标转化为城镇建设用地指标流转分配问题多,城镇化只能局限于“要地不要人”、“要人手不要人口”的模式,不利于推动农村土地流转和农业适度规模经营。
第三,城镇化建设发挥财政和税收的导向与扶持作用偏弱。
公共服务的财政分担机制不健全,流动人口的公共服务支出,很少实行政府转移支付的额度与地方已经吸纳的流动人口数量挂钩;农民市民化的成本分摊机制,缺乏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输入地政府与输出地政府对农民市民化成本分摊的总体设计;人口增加没带来税收增加,间接税收(企业缴纳的增值税等)向直接税收(个人缴纳的房产税、遗产税、赠与税、消费税等)的转变少。
第四,省级、副省级、地级、县级、镇级等五个层级的等级化城镇管理模式,使得大城市和中心城市快速扩张,中小城市与小城镇的空间结构混乱,难以获得充足的公共资源和享有充分的公共管理职能,不利于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
第五,GDP变成考核政府的主要手段,服务型政府变为经营性政府,政府官员盲目追求GDP,与民争利,与企业争利;干部任期太短(不少任期不到两年),前后任官员执政意图缺乏连续性,与区域发展周期不匹配。
三、规划混乱。
一是没有明确的目标和方向,总体规划、分区规划、专项规划等统筹衔接不够,难以形成分工明确、布局科学合理的城镇体系和空间格局。
二是群众对城乡规划了解不够,支持力度不大,规划实施刚性不足。
三是存在以权代规现象,一个领导一种做法,换一任领导就换一套规划,城镇规划不断更改,城建项目不断推倒重来,造成严重的资源与资金浪费。
四是不注重特色设计,城镇与城镇之间、城镇与乡村之间分工协调机制尚未形成,人口、产业聚集能力较弱。
四、质量低下。
第一,城镇化水平滞后于非农业化水平。
城镇不仅是第二产业的聚集地,同时也是第三产业的聚集地,不仅是农民转向工业就业,也是农民转向服务业就业。
城镇化过程是非农化的过程,其主力军——农业转移劳动力进城务工经商实现了非农化,但其身份还是农民,就业极不稳定,更换工作和就业地点的频率高,破坏了良性的劳资关系,无法形成一个稳定的阶层,不利于社会融合和社会互动,对城镇化质量的提高和城镇化健康发展影响很大。
第二,农业现代化滞后,城乡一体化进展缓慢。
高质量的城镇化是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相互促进,同步发展的过程。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口涌向城镇,农村以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为主,人口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环境卫生治理、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等方面的投入不足,农村与城镇的发展差距加大。
第三,发展空间失控,出现用地粗放、土地闲置、开发时序和用地功能混乱等问题。
我国采取层层下拨的方式分配建设用地指标,在这一过程中,争取更多的城市建设用地指标成为各级政府城市建设的重要目标,导致一些地区盲目圈地,甚至圈而不用,囤积土地。
五、资源耗费。
第一,土地城镇化产生资源错配和浪费并存的现象,耕地保护制度有待完善。
我国耕地资源呈现人均耕地少、优质耕地少和耕地后备资源少的基本特点,城镇化过程中,耕地保护制度还没有上升到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共安全的高度,保护目标限于保障粮食安全,保护范围有待扩大,存在重城市管制、轻农村约束和重农转非管制、轻非转农激励的倾向。
第二,水决定城市的存亡,我国大部分城镇存在“缺水”问题。
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由于人口和用地的爆发式膨胀,水资源利用更是紧张。
第三,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电、石油、燃气、煤等能源和矿产资源消耗水平快速提升,亟需调整城镇的能源结构。
六、生态污染。
第一,工业化水平不断提高,城市基础建设相对滞后。
第二,工业生产、交通运输和日常生活所消耗的自然资源以及排放废弃物的数量,超过了自然环境的净化能力,生态系统受到严重破坏。
第三,开发建设忽视立体交通体系、污水收集管网、城市垃圾处理等市政基础设施,挤压绿色空间,以致交通拥堵、城市内涝、废水排放等“城市病”问题突出;生态产品供给能力薄弱,空气、水、土壤等与人民群众生活相关的生态环境承载力过大。
曾几何时,“京城”成了“堵城”;甚至在网上出现了“到武汉去看海”、“到北京去看海”的调侃照片;多数日子看不到蓝天白云,接连出现大范围的雾霾天气……“生活在大城市还有多少幸福感?
”这样的讨论已成了北京、上海等城市居民的热门话题。
(二)研究意义
1、理论意义
首先,马克思实践观的新型城镇化道路研究为分析城镇问题提供一种新的理论
研究范式。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视角下的新型城镇化研究,其本质是总结城镇化发展的一般特征,寻求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的一般规律,从而为中国城镇化实践提供指导。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为新型城镇化问题研究提供了一种崭新的视角和思路,对进一步深化其他领域中国新型城镇化问题研究,解决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面临的难题,探索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思路,提供了一种不同其他学科的分析框架和理论视角。
其次,马克思主义视角下的新型城镇化道路研究有助于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研
究。
新型城镇化道路问题是关系当今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与时代发展、社会环境、个人生活等方面具有密切的关系。
面对复杂的世界局势和社会变革,新型城镇化道路问题成为当今社会发展面临的重大而紧迫任务,作为具有担当和责任意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做出回应它通过与各种不同社会学术思潮的对话和碰撞,从而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进路。
最后,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研究城镇化道路可以深化城镇化理论研究。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视角下的城镇化研究,是综合多学科的研究成果,从更深层上揭示城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以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视角,秉承了科学批判为主要特征的哲学基本精神,深入地分析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内在矛盾,揭示城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
在此基础上,从更高的视角来构建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融合了城镇化发展科学性与价值性、目的性与规律性的发展理念。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视角下的城镇化研究,是对以往城镇化发展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对城镇化发展规律的深入探索,通过该视角的研究,可以进一步丰富城镇化发展理论。
(二)实践意义
首先,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视角下新型城镇化道路研究有助于营造城镇居民的精神家园。
哲学与城镇生活的关系紧密相连。
在日益紧张的城镇化过程中,我们周围出现了一系列不和谐的现象,如人们生活空间越来越狭窄,支配的时间越来越少,受到的外界约束越来越多。
特别是所受到各种交通拥堵、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等问题。
这些现象促使对自身活动的重新思考,对原本生活意义的深刻反思。
为什么紧张、急促的生活不仅没有充实人们的心灵,而是在忙碌和辛苦中收获的却是精神的虚无?
在忙忙碌碌生活中,人们原有的精神家园变得荒芜,对未来的理想和追求也开始迷茫,所以出现了现代物质文明与城镇生活意义的内在割裂。
这些问题促使人们对城镇生活的重新反思,对城镇化过程意义的深刻追问,期望能重塑未来美好城镇的期待和信心。
所以,新型城镇化道路问题研究的主要任务就是构建人们
未来美好的精神家园。
其次,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视角下我国新型城镇化的研究可以为城镇发展规划提供思想指导。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视角下新型城镇化道路研究,不仅重视城镇发展理念的研究,而且还注重对城镇化空间规划、基本功能、发展规律和基本路径等根本理念问题的研究。
通过对城镇化的价值取向、空间布局研究,运行机制的探讨,可以深刻地把握城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为我国城镇化发展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从而避免出现盲目的城镇规划。
最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视角下新型城镇化道路研究有助于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现代化建设,实现富梦、小康梦等,正是这些一个个具体的梦,才构成了强大的中国梦。
中国新型城镇化道路为实现这些具体的梦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和平台。
通过建设富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为每个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和环境。
理论研究指引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由之路,而中国新型城镇化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型城镇化道路的稳步发展,使进城农民和城镇居民从城镇化的实践中获得更多的实惠,更加便利的生活环境、更加科学健康的生活方式,从而增强城镇生活的凝聚力和吸引力,从而增强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
二、本课题研究领域国内外的研究动态及发展趋势;
在我国,城镇化是近现代的产物,在建国后的前三十年时间里城镇化进程缓慢,改革开放后,特别是从1992年以后,我国城镇化才进入全面推进阶段。
对于城市化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尽管我国理论界己经取得了一些成就,但还是不够成熟,特别在当前经济全球化、信息化的大背景下,对于城镇化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加强。
这些己经达到的研究层次,既是我们进一步研究的基础,也是我们研究深入开展的原因。
(一)国内研究现状
近年来,随着我国城镇化建设的不断推进,我国城镇化理论和研究从少到多,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研究的热点包括:
城镇化一般理论研究、动力机制研究、等级规模研究、体制机制研究等。
1、关于城镇化一般理论的研究
国内对城镇化理论的研究较晚,但起点较高。
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城镇化研究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1990年代以前、1990年代及21世纪以来)、四大学派(量化实证学派、经济地理学派、生态环境学派和现实问题研究学派)。
量化实证学派主要活跃在第一阶段(1990年代以前),主要在借鉴国外的研究成果、研究方法和技术手段的基础上,对城镇化特点、动力等进行了较为广泛研究,并进行了相应的量化实证分析,主要代表人物和代表性著作有:
周一星的《城市地理》、费孝通的《论小城镇建设》等。
周一星(1988年)在戈德曼大都市带理论的基础上创造性的提出“中国式”的都市连绵区(MetropolitanInterlockingRegion,MIR)),为中国城市化研究开拓了更为广阔的天地。
第二阶段(1990年代)是我国城镇化研究的第一个高峰期,该阶段以经济地理学派和生态环境学派为主。
其中经济地理学派以姚士谋、崔功豪和王振亮等为代表,侧重于从经济学和地理学角度剖析城镇化发展的宏观区域背景、宏观政策和动力机制、运行机制等。
生态环境学派以周复多等为代表,坚持运用生态学原理和山水城市理念,强调城镇化与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创造城市可持续发展环境。
第三阶段(21世纪以来)是我国城镇化研究的又一高峰期,该阶段城镇化研究以具体对象为主,主要研究城镇化发展现状,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
但是各个学者研究的重点和特点不同。
有的提出了城镇化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有的概括了我国己经初步形成的几种城镇化的模式:
有的研究了城镇化发展的动力机制、制度创新、城镇化发展的区域差异等问题,也有的关注了城镇化发展路径及对策、城镇化发展目标及趋势、城镇化与城市群、健康城镇化与可持续发展等领域。
2、关于城镇化发展的动力机制研究
随着我们党和国家政府把城镇化作为我国经济和社会的一个重要发展战略后,学术界对于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动力机制研究就一直处在一个热点状态。
进入21世纪后,我国学者对城镇化动力机制研究的角度更加宽泛,2006年,刘贤昌的《中国城镇化动力机制研究》和2008年李芫的《重庆市城镇化动力机制分析》,分别对中国城镇化的动力机制、重庆城镇化的动力机制进行了深入剖析,认为城镇化的动力机制不是单一的,产业、固定资产投资、生产要素流动都具有重要影响。
3、关于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研究
关于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模式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层次的研究。
一是关于集聚经济理论的大城市模式和城市群模式问题。
2010年,王小鲁认为:
“从我国的城镇等级规模体系来看,我国小城镇数量不断增加。
但是其主要原因在于行政建制,而非由于工业化造成人口向乡镇集中,进而形成小城镇。
相反小城镇建设导致了资金和土地资源的浪费,缺乏可持续发展能力”。
二是关于发展小城镇的城镇化模式。
2000年,胡俊生认为:
“随着我国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人口逐渐向乡镇转移,就业逐渐向乡镇工业转移,人口的不断积聚逐渐形成小城镇,即乡村工业化一乡镇(人口)城市化一小城镇发展路径”。
2009年,周民良认为:
“由于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人口基数较大,多达2亿多人。
整体向大城市转移,大城市存在承载力不足的问题,所以应该积极推动小城镇建设”。
三是关于城镇化统筹城乡发展模式。
2008年,陈光庭认为:
“由于中国地域广阔,经济条件千差万别,因此中国应该走乡村逐步城镇化与城乡一体化双轨行的城镇化道路”。
2009年,程必定认为:
“中国的城镇化应该以统筹城乡为主要模式,在城镇经济社会能够辐射的农村地区,通过对其经济社会结构的影响转变,促进农村地区社会经济结构会发生深刻变革”。
2010年,通过对浙江省小城镇建设的调查,潘海生、曹小锋认为:
“中国一些地区应该就地城镇化”。
四是关于城镇化模式因地制宜研究。
我国地域的经济、地理、资源、区位等要素差异性较大,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由于上述差异导致城镇的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相差较大。
2005年,蔡防、都阳、王美艳提出:
“我国东中西部经济和市场发育水平差异较大,因此东部和中西部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应该采取不同模式”。
2006年,杨波、朱道才、景治中认为:
“我国由于地区差异,城镇化进程也差异性较大,有些地区城镇化己经发展到城镇化中后期阶段,因此这些地区适合走逆城镇化发展之路;有些区域城镇化刚刚起步,因此这些地区应该集中打造一批有辐射力和影响力的大城市、特大城市和城市群”。
2009年,周一星从城市城市规模与城市经济的关系入手,得出一个城镇的区位条件与城镇经济效益存在正相关关系。
2010年,辜胜阻、李华、易善策提出:
“中国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应根据我国东中西部的地区差异选择不同的推进模式”。
4、关于新型城镇化发展体制和机制的研究
关于城镇化滞后原因的制度分析。
2000年,温铁军认为:
“国家重工业优先的发展战略是中国城镇化发展滞后的根本原因。
这是因为在推进工业化过程中,会导致城乡经济发展出现较大的结构性不平衡。
同时我国为了发展工业,长期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也会造成城镇化进一步滞后于工业化的发展”。
2007年,郭志仪认为:
“为实现工业化,改革开放前,将工业化置于优先发展地位,城镇化置于从属地位;改革开放后,原来计划经济的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还没有适时变化,因此严重阻碍了城镇化进程”。
关于城镇化的制度供给分析。
2004年,刘传江认为: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城镇化制度供给主要通过农村社区政府、乡镇企业、城乡家庭或个人等自发性制度供给为主,但是这些自下而上的城镇化制度安排也要获得上级政府的认可或支持”。
2006年,林毅夫在《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
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一文中提出:
“既使是市场主导的诱致性城镇化制度变迁也无法离开国家的推动。
关于城镇化的制度创新。
城镇化制度创新研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在城镇化发展中对制度创新的认识,二是在城镇化过程中制度创新的方向和内容。
关于城镇化发展中制度创新的认识。
2002年,赵新平、周一星认为:
“对于城镇化制度创新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是推进城镇化的重要因素。
如果认识不到位,就会导致城镇化的相关制度不合理,比如1978年以前;同样没有认识到城镇化作为一项经济社会生活的重大变革,也会导致相关的城镇化体制和机制不顺畅,比如1978年以后”。
2004年,刘传江认为:
“从城镇化的本质来看,城镇化过程本身就是一种社会结构变迁的过程,城镇化过程不仅表现为城镇人口和城市数量的增长,而且表现为城镇化的一些结构和制度安排上的变革。
最后指出中国城镇化水平低下的主要原因在于制约、影响城镇化发展的社会经济机制”。
2009年,刘国新认为:
“农业、工业和第三产业是城镇化的重要物质动力,制度同样也是推动城镇化发展的强大动力”。
关于城镇化制度创新的方向和内容,2001年,叶裕民指出:
“制度是推动城镇化的强大动力,制度约束是导致中国城镇化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之一。
当前,我国城镇化制度创新的主要内容应包括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
土地制度的创新内容关键在于建立城镇土地的年租制,降低企业和个人进入城市的门槛;户籍制度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如何放开大中城市的户口管理以及改变必须购买商品房的规定;社会保障制度创新的主要内容是扩大保障面,逐步将农民工人纳入社会保障系统”。
因此,城镇化制度创新必须以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为创新重点,同时也要积极推进投资、就业、行政管理与行政区划体制的改革和创新”。
5、城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
国内学者普遍认为,城镇化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该关系随区域、时间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丁建臣等认为,我国城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不协调,未来城镇化发展应增加政府社会公共品有效供给,重构财政金融制度,变革经济发展方式。
李欣先研究表明山东省存在从城镇化到经济增长的单向因果关系,城镇化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
辜胜阻等认为,广东与韩国的城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高度相关性。
景普秋认为,城镇化率与采掘业就业比重之间同方向变化,与制造业就业比重、第三产业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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