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隋唐佛教的繁1.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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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隋唐佛教的繁1
第一节隋唐佛教的繁荣
一、佛教发展概述及发展分期
1、概述
佛教自两汉传入中国,经过五六百年的发展,到隋唐时期进入到繁荣时期。
在汉代,佛教主要依附于黄老方术得到流传,并逐渐在中土扎下了根。
魏晋时期,佛教在与中国固有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中得到了进一步传播,并逐渐赶超中土原有的各种宗教信仰而与儒、道并存并进,为三教三足鼎立之势奠定了基础。
南北朝,由于政治上的分裂,佛教也形成了南北不同的学风,佛教理论趋于独立,但还没有能够对佛教本身各种不同的观点加以系统的综合和汇通,独立的寺院经济尚出于形成和发展之中,仅出现了众多的佛教学派,佛教宗派尚未出现。
隋唐时期,随着统一王朝的建立和寺院经济的发展,佛教各派得到了进一步融合儒发展的机会,顺应着大一统的趋势,佛教形成了的众多的宗派。
这些宗派各具独特的教义、教规和修持方法,模仿世俗的宗法制度建立了各自的传法世系。
其思想体系中融合吸收了大量的传统思想和方法。
中国化佛教各宗派的建立,标志着中国佛教文化的鼎盛,佛教在中土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2.分期
佛教在汉地的传播的中国化的进程,按其不同特点,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从佛教初传到两晋时期。
该段佛教主要依据传统思想扎下根来,并在与传统文化的交融中得到发展。
具体而言,两汉佛教主要依附于神仙方术,魏晋则主要依附于玄学。
第二阶段:
从南北朝到隋唐,这是佛教走向独立发展与鼎盛时期。
这一阶段,佛经大量译出,中国僧人纷纷倾心于对佛教义理的探究,并夹杂自己的理解体会,创建不同的理论体系;南北朝时期,经论的讲习之风大胜,进而形成不同的学派,学派的林立与寺院经济的发展,为隋唐佛教宗派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隋唐时期,天台、华严和禅宗等佛教中国化的宗派相继形成标志着佛教中国化的基本完成,也意味着佛教鼎盛阶段的到来。
第三阶段,从北宋至近代,这是中国佛教发展由盛而衰的阶段。
,也是中国华佛教潜移默化渗透到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成为传统思想文化有机组成部分的重要阶段。
以上三阶段,第二阶段是关键。
它上承汉魏以来佛教中国化的传统,下启宋明理学三教合一的先河,完成了佛教在中土的创宗立派,将佛教中国化的发展推向顶峰。
特别是隋唐时期的佛教,既是中国佛教发展史上最光辉的一页,也是隋唐思想文化繁荣兴盛的重要标志性成果。
二、隋唐帝王的三教政策与佛教的鼎盛
1.隋唐帝王的三教政策
隋唐佛教的盛行,与帝王的支持十分不开的,也与帝王的三教政策有密切的关系。
该期,国家的强盛与统一,使当时的最高统治者在宗教文化方面一般都采取比较宽容的政策,这对佛教的发展显然是有利的。
但与此同时,统治者也都考虑如何更好的理用传统的儒学和南北朝兴盛起来的佛道二教来为自己的统治服务,特别是在统治阶级内激烈的政治斗争中,出于现实的政治需要,他们往往会对佛教采取抬高或贬低的态度。
总的来说,政治上的统一需要思想文化上的统一,因而隋唐帝王对儒佛道三家一般采取三教并用的政策,这在客观上促成了佛教与儒道两家在思想文化上的融合。
但帝王对待三教的具体态度,有时也会对佛教的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
首先,隋唐帝王利用儒学恢复了儒学在意识形态中的正统地位。
自魏晋以来,儒学虽然在现时的社会政治和伦理生活中起着主导作用,但是,以丧失两汉儒学的独尊地位,并被魏晋玄学和南北朝佛教思潮所遮掩。
到了隋代,儒学的地位开始得到恢复。
到唐代,儒学在政治和伦理范围内得道更高的重视。
在儒释道三教中,只有儒家的纲常名教最适合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建立起来的封建宗法制的需要,最能为现时的政治和伦理道德提供理论依据。
因此统一国家建立后,重新确立儒学的权威就十分必要了。
其次,隋唐帝王对佛道二教有不同的利用。
隋唐帝王对佛道的不同态度虽不排斥个人感情上的亲疏好恶等原因,但更重要的还是与他们的切身的政治经济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有时还特别地表现为与宫廷斗争密切相关。
例如,李唐王朝建立后,为抬高李姓地位,高祖李渊与太宗李世民都采取“兴道抑佛”的政策,而武则天为了当皇帝,篡夺李姓政权,便反其道而行之,采取“兴佛抑道”的政策,大力利用佛教。
好来唐中宗复位,又想“兴佛抑道”,而韦氏干政,则仍坚持“兴道抑佛”。
唐武宗灭佛,有诸多的政治经济原因,但也与他本人崇尚道教有关。
帝王对佛道的不同态度,对佛、道二教的发展影响还是相当明显的。
如佛教华严宗就是在武则天的直接支持下建立起来的,佛教徒敢于向道教徒发动进攻,多次上书要求焚毁遍地佛教的《老子华佛经》,得到了朝廷的批准。
唐朝佛教在帝王的三角政策下时起时伏,不断发展。
总的来说,佛教在的鼎盛阶段,随着武宗灭佛后基本结束。
中唐以后佛教主要在民众信仰以及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影响上,在理论创新方面比较少。
2.佛教文化的空前繁荣
佛教在传入中国后,有一个逐渐适应中土社会和文化的过程,也有一个逐渐被理、解接受的过程,在与中国文化的冲突交融中,逐渐演变成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教。
隋唐佛教文化的繁荣表现在佛教发展的规模、佛教宗派的创立及其译经、著述和思想学说等方面,而中国化佛教宗派宗派的创立则是佛教走向繁盛的最重要表现。
它构成了隋唐时代思想学术繁荣的重要组成部分。
(1)佛经的翻译与著述。
隋唐时期,译经事业进一步发展,成绩相当可观。
该期,佛经的翻译基本上有国家组织,依敕进行,所需财物场所也有国家提供,分工精细,人员精干,译主、笔受、证梵、润文、证义、校勘等各司其职,保证了译经的质量。
隋代存在时间较短,译者与译经不太多,但是也翻译出佛经三百多卷(一说五百馀卷),著名的译师有那连提黎耶舍、毗多流支、达摩阇那、阇那笈多、达摩笈多等五人。
唐代佛经翻译,无论质量还是水平都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据有关典籍记载,从唐初到德宗贞元年间(800),共译出佛经四百余部,2400余卷,著名译者46人,其中最著名的译师有玄奘、义净和不空三位大师。
其中,玄奘译经质量最好,数量也最多,共译佛经75部,1335卷,义净仅次于玄奘,译出佛经56部,230卷;不空译出111部,143卷。
他们各有所长,“义净着重律典,不空专于密教,玄奘则瑜伽、般若、大小毗昙,面面俱到”。
到唐代,印度大乘佛教的精华基本都翻译过来了。
隋唐佛经的翻译,系统性明显加强,不像以前见什么译什么,而是有了选择。
译出的也大都是全集,不再是节选。
所译原典原本,多为中僧取自西方,比较完备,主译者多为梵汉俱佳的中国僧人,译经质量大大提高。
隋唐时期,中国僧人的著述也非常丰富。
从隋初到唐元和中,不下2000卷。
隋唐以前,汉译佛经对中国佛教影响较大,在创宗立派的隋唐时期,中国僧人的著述则占了重要地位。
既有结合自己体会创造性发挥佛理的论著,也有阐发天台、华严、禅宗等各派宗义的通论性著作,也有就形神、因果、佛性等问题展开论述的专著,好有就三教之争中形成的各种护教之论等。
有些著作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如《大唐西域记》等。
(2)寺院经济与僧官制度
隋唐时期,寺院经济进一步发展,各大寺院都拥有大量的田产和财物,经济收入颇丰。
唐高宗武德8年,一次就给少林寺赐田地四十顷。
在武宗灭法之前,寺院占田达数千万顷至多,占有奴婢15万以上。
寺院经济的膨胀,为隋唐佛教各宗派的创立与发展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基础。
隋唐时期,僧官制度进一步发展。
文帝建国之初,仿照北魏制度,设立昭玄寺,,置大统、统、都维那各一人,统管佛教事务;在地方则设有统都、沙门都、断事、僧正等,后来改昭玄寺为崇玄署,隶属于鸿胪寺。
隋炀帝时,曾加强对基层寺院的管理,曾下昭在郡县寺院设置监丞,由俗人担任,为官署认命的王官,代表政府监理寺院事务。
唐初,由鸿胪寺管佛、道二教,后恢复崇玄署,属鸿胪寺,每寺仍各置寺观监一人。
武则天以后,崇玄署礼数吏部下的祠部。
玄宗以后,又设功德使管理僧尼,但所度僧尼仍由祠部发给度牒。
宪宗元和初,在左右两街功德使下,又设左、右街僧录,专掌僧籍事务。
唐代僧官制度与以前最大的不同在于撤销了中央到地方的僧务机构,僧尼的主要管理权隶属中央常设官署,一般宗教性事务才由各级僧官负责在僧务管理上形成以俗官为主、僧官为辅的局面,而在寺院中,僧官的权力却不断加强,寺庙僧置体制日益严密。
这与中央集权的加强以及佛教宗派的出现相适应的。
(3)佛教宗派的创立
隋唐时期,佛教宗派的创立,是佛教史上的大事,也是中国佛教文化走向鼎盛的重要标志。
伴随着佛教宗派的出现,融合了传统思想文化的中国化的佛教思想体系相继成熟。
佛教文艺也日益繁荣,佛教社会性活动和对外交流日益活跃,中国实际上成为了亚洲乃至世界佛教的中心。
隋唐时期创立的佛教宗派,一般有“大乘八宗”之说,指的是天台宗(又称法华宗)、三论宗、法相宗(又叫唯识宗)、华严宗、律宗、禅宗、净土宗、密宗。
第二节隋唐时期主要的佛教宗派
一、隋唐时期佛教宗派产生的原因
中国佛教宗派在隋唐时得以创立,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和文化背景,它是时代、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
首先,隋唐统一王朝的建立,既提出了统一佛教纷争、异说纷纭的要求,也为统一南北佛教不同特点和学风提供了条件。
随着政治上统一的实现和南北方经济文化交流的进一步加强,,这就为融合、会通佛教诸说、融会中印思想的佛教宗派的创立成为可能;新建王朝的统治者对宗教文化的宽容及对佛教的利用和支持,则使得佛教诸宗派的创立进一步成为现实。
社会大众对现实生活的不满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是佛教在隋唐得以迅速发展的原因。
从根本上说,隋唐佛教宗派是适应当时社会的需要而出现的。
其次,从佛教自身发展来看,印度佛教传入中国,无论是为适应中土的需要而作出的自我调整,还是被中途逐渐理解并有选择的容纳接受,都要有一个过程,都要经历一定得时间。
正始在佛监中国化的演进中,经过南北朝的吸收、融汇,佛教在中国不断发展并逐渐走向成熟,为隋唐时期佛教诸宗派的创立奠定了坚实基础:
南北朝以来,寺院经济的发展,为其经济基础;佛教为传法需要模仿世俗宗法制度而建立的传法世系,为佛教宗派创立提供了传承保障;南北朝以来佛教学派的林立,为隋唐佛教宗派的创立准备了理论条件;隋唐社会的统一,为佛教各家的融合提供了机会;南北朝以来的判教,为佛教宗派理论体系的建立提供了方法论上的帮助。
(所谓的判教,是指判别或判定佛教学说的各类经典意义和地位。
)
最后,我们从整个传统思想文化的发展来看,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是在众多民族的融合、多众文化的交汇中逐渐发展起来的,在漫长的发展演变中,形成了开放性、调和性、包容性等特点。
从总体上看,传统思想文化在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上成显出相对封闭中有开放、相对排斥中有吸收的基本特色。
前者保持了传统文化的稳定和一以贯之的持续发展,后者又使传统文化的发展充满活力。
在与佛教的关系上,传统文化的上述特点就表现得尤其明显。
与印度佛教相比,以儒学为中的中国传统文化相对丰富的是人文精深和现实品格,相对缺失的是哲学的思辨和对现实人生的超越精神。
因此当佛教传入中土后,传统文化强烈的感受到吸取佛教精华来充实发展自己的必要性,但在如何调整本位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却需要一个碰撞与冲突、排斥与融合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又与统治者的宗教文化政策密切相关。
经过两汉位晋南北朝的发展,传统思想文化对佛教的了解日益深入,在隋唐儒佛道三足鼎立的时候,传统文化对佛教的排斥与仍未停止,但是更多的表现为理论上的相互融合与共同发展,这对佛教思想文化的繁荣提供了有利条件。
另外,隋唐虽恢复了儒学的正统地位,但指是利用其纲常名教来维护统治服务而以,非但不鼓励学术研究,反而通过《五经定本》、《五经正义》,从文字和义理上对儒家经典作出规范,科举取士都要符合官方的解释,否则即是叛经离道,这显然阻碍了儒学的发展。
佛教作为非正统思想,却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自由发展,帝王出于现实政治的需要,采取三教并用的政策,更为佛学的发展研究提供了外部环境。
因此,佛教宗派思想体系在隋唐时期的创立就不是偶然的了。
中国化的佛教思想体系的创立由刺激了传统文化的发展,为宋代以伦理为本位的融合儒释道三教的新儒学思想体系的出现提供了理论来源和方法论上的经验。
二、隋唐时期的佛教宗派
隋唐时期创立的佛教宗派,一般有“大乘八宗”之说,指的是天台宗(又称法华宗)、三论宗、法相宗(又叫唯识宗)、华严宗、律宗、禅宗、净土宗、密宗。
(一)三论宗
“三论”是印度佛教大乘空宗的创始人龙树所著的《中论》、《十二门论》及其弟子提婆所著。
《百论》的合称。
它宣传“诸法性空”,因以“三论”为讲说的宗派。
它创立于隋朝,为吉藏所创。
1.三论宗的法系
一般都上锁到印度的龙树和提婆,而中土则以鸠摩罗什为始,其下为:
鸠摩罗什→僧肇→济昙→僧朗→僧诠→法朗→吉藏。
2.吉藏(549~623),中国隋、唐时僧人三论宗创始人。
祖籍安息。
俗姓安,又称胡吉藏。
祖世避仇移居南海(今广州),后迁金陵(今南京)。
7岁从法朗出家,有颖悟誉,19岁替法朗复讲经论。
隋平定江南后,到会稽(今浙江绍兴)住嘉祥寺,宣讲三论,听众常千余,被尊称为嘉祥大师。
后受隋炀帝敕命,住扬州慧日寺,长安日严寺,并于长安完成三论注疏,创立了三论宗。
此期间曾与当时三藏论师僧粲辩论且获胜。
唐初,被征为高祖所设统领僧众的十大德之一,备受唐王室敬重。
著有《中论疏》、《十二门疏》、《三论玄义》、《大乘玄义》、《二谛义》等。
弟子知名者有慧远(蓝田悟真寺)、智顗(yǐ)、硕法师、慧灌等。
其思想远传高丽、日本。
3.主要教义:
以二谛、八不中道为主要教义,建立三个逻辑认识层次
“二谛”是指俗谛和真谛。
吉藏讲世界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世俗领域,一部分是出家人的领域。
在吉藏认为,在世俗之人看来,世界上的一切事务都是实有的,这是世俗人所认识的真理,故称世谛。
在出家人看来世界上的一切事务都是空寂的,这是世俗人所认识的真理,故称真谛。
在吉藏看来,俗谛与真谛不矛盾,每有俗谛就无法认识真谛,不认识真谛,就得不到精深得解脱。
关于“中道”和“八不”之解释,参看教材P249-250.
它一度流行于关及江南地区,入唐后,三论宗就趋于衰落。
但此派学说传到日本,朝鲜。
其日本弟子智威和道慈在日本传布,形成兴元寺、大安寺两个流派。
(二)天台宗
天台宗创立于隋代,是中国最早的佛教宗派。
因其创始人智顗长期居住天台山而得名。
又因该宗奉《法华经》为主要经典,故亦称“法华宗”。
1.传世法系
龙树→慧文→慧思→智顗→灌顶→智威→慧威→玄朗→湛然九祖相承,理论来源于大乘空宗。
2.智顗(公元538-597年),俗姓陈,字德安,又称智者,天台宗创始人。
褂籍颖川(今河南许昌),后移居荆州华容(今湖北监利西北)。
据传智额有重瞳,七岁时,喜去佛寺,僧人对他口授《法华经.普门品》他听一遍即会。
15岁,家道中落,18岁出家,先后学过禅法和宗教理论,575年,入天台山,于此讲经几十年,故称“天台大师”。
因杨广赠之“智者”之号,故又称“智者大师”。
主要著作,《法华玄义》、《法华文句》、《摩可诃止观,被称为“天台三大部”。
3教义
天台宗以“止观”并中为特色,讲究“定慧双修”。
“止”就是坐禅,亦称“定”;“观”就是静心,亦称“慧”。
前者是修行,后者是修心,这本是南北方不同的佛教学术风格。
早在北齐时,他的老师慧思就曾提出定慧双修,因定发慧的学说。
当时北方重坐禅,不重义门,南方恰恰相反。
其主张当时遭到南北方僧侣的反对。
经过几十年努力,至到穗统一南北后,智顗才结束南“义”北“禅”的学术分流。
智顗认为,通过止和观这两种修习方法,就可以契合佛教教义,达到涅磐的境地。
认为偏修止法而不修观法,那就是“愚”,如果偏修观法而不修止法,那就是“狂”。
只有止观并重,定慧双修才能达到消除无名的目的。
天台宗这一方法,对后来得禅宗有一定的影响。
“一念三千”学说是其对止观理论的进一步发挥。
“一念”就是指人们的心理、精神的暂短活动,也称“一心”、“一念心”。
“三千”是他形容宇宙整体的名词,指世界千差万别、无边无量的现象的总合。
意即在众生一刹那的心念活动中就可能具备宇宙存在的整体。
“一念三观”、“三谛圆融”也是天台宗教义的观法。
三谛是指“空”、“假”、“中”三条真理。
空谛是说一切事务和现象都是由各种因缘(条件)合和而生,因此,他们没有“生”的自性,没有永恒不变的实体,此义即为“空”;假谛是说一切事务和现象虽没有永不变的实体,但却有幻化的假象存在,此义即为“假”;中谛是说“空”和“假”这两个方面是一切事务和现象的自身同时具备,不待造作而有的,而同时非“空”非“假”即是“中道”。
智顗还说:
“一念心起,即空、即假、即中”(《摩诃止观》)这就是所为的“一念三观”,这三观在认识上没有先后次第关系,在人的一念心中同时出现,相即相连,忽不妨碍,所以叫“三谛圆融”。
智顗认为一切有差别的事务都是圆融的三谛,圆融三谛是一切现象的实相的基本内涵。
(三)法相宗
又名唯识宗、慈恩宗,是唐初最重要的佛教宗派。
因为该派集中分析了世界上各种物质和精神现象;分析到最后,认为一切现象都是“识”所变现出来的。
酒器前一点说,叫做法相宗,就其后一点说,叫做唯识宗。
该派为玄奘及其弟子窥基所创,因他们长期住在长安慈恩寺,故又称慈恩宗。
1.玄奘:
唐初最著名的高僧。
有感于佛教师说不一,经典文本差别较大,决心西行求法。
历经十七年,最后于645年回到长安。
此后19年,他不把主要精力放在翻译著述上,译出大小乘佛经75部,占唐代新译佛经的一半以上。
他最大的贡献在于把印度的佛经,尤其是大乘有宗的学说原原本本的传到中国。
著要译著有《瑜伽师地论》、《成唯识论》。
另著《大唐西域记》。
窥基:
(632---682),字洪道,鄯阳人(山西省朔城)。
唐初大将尉迟恭之侄。
十七岁出家,奉敕为玄奘弟子,入广福寺,后移住大慈恩寺,从玄奘习梵文及佛教经论。
或谓师初拒玄奘之命而不断世欲,行驾三车相随,前车载经论,中车自乘,后车载家妓、女仆、食馔,遂有‘三车法师’之称。
协助玄奘翻译《成唯识论》,深得玄奘欣赏,得道其真传。
唯识宗的著要著作都出自他之手笔,所著《成唯识论述记》影响甚至超过《成唯识论》。
2.主要教义:
宣扬“万法唯识”的基本观点,意即世界上的一切事物与现象都以“识”为精神性的本体,而没有离开“识”的客观世界存在。
唯识宗把“识”分为八种三类。
具体见P255-256页。
转识成智,舍染归净是法相宗的理论宗旨。
他宣称,通过自我意识的反思,彻底转变思想认识,就可以达到有迷而悟,由染而净的修习目的。
其修行以渐悟为特色。
唯识宗还将印度的因名学传到中国。
它是忠于印度佛教原旨的一个宗教派别,但因其繁琐的思想体系限制了他在中国派的传播,流行仅几十年就衰落了。
但后来传到日本,影响较大。
(四)华严宗
以阐扬《华严经》而得名。
又因武则天赐号其实际创始人法藏法号为“贤首”,法藏也被称为“贤首大师”,故该宗也被称为“贤首宗”。
在武则天时期,得道贵族大臣的的支持。
基本观点:
1.“法界缘起”论是其基本理论。
2.还提出了“六相圆融“的范畴观。
(五)禅宗
禅在梵文里以进安静的沉思。
这是印度佛教里一种宗教修养方法。
中国习惯把“禅”与“定”合称为”禅定”,指通过静坐,是思想得到高度集中,以获得不苦不忧,不喜不乐,五所追求的境界。
禅宗纯粹是中国佛教的产物。
因其主张修习禅定而得名。
它又称“佛心宗”
其始祖一般追朔到南梁来华的天竺僧人菩提达摩,中经慧可、僧灿、道信,至五世祖弘忍,这五代法裔相传,可以看作是禅宗的预备阶段。
禅宗的真正形成是在六祖慧能时期。
慧能和神秀都是弘忍的弟子,神秀是大弟子,慧能晚进师门。
在弘忍考察众弟子时,让其各自作偈(佛经中的唱词)。
神秀作了一偈:
“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染尘埃”。
意即佛教徒要经常注意对身心的修养,要象菩提树、明镜台那样保持清洁明净,不要受外界尘埃即世俗杂念的污染。
慧能听了后,认为这一偈“为见本性”,遂令作一偈,曰: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弘忍对之大加赞赏,认为慧能能“知悟本性”,於是就秘密穿衣钵于他。
这样,神秀、慧能因对“空”的理解深浅不同,而分为南北两派,慧能势力主要在岭南一带,神秀在北方势力强大。
后来,南派得道朝廷支持而大盛,北派禅宗逐渐衰落,到七世祖神会时,方才斗争结束。
禅宗的代表作:
慧能的《坛经》
主要观点:
禅宗以心外无佛为宗旨,以自悟自修为教门,以直接简易为方法。
禅宗提倡心外无佛的思想。
慧能说:
“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另作一偈:
“菩提只向心觅,何劳向外求玄?
听说依此修行,西方只在眼前”。
意即身外无佛,我就是佛,把自己看作是与佛平等的人。
慧能突出了个体意识,强调了个体的自由自在,反对偶像崇拜,主张把宗教信仰的外在力量,移植到人们的心性之中,借以说明人的本质就是自我的发现和个性的发展。
慧能之禅宗,禅悟无需经过渐修积累,主张“顿悟顿修”。
他说:
“一刹那间,妄念俱灭,若识自性,一悟即至佛地。
”,主张“顿悟成佛”,反对包括读经在、出家、坐禅在内的一切外在的修习形式,坚持自性自悟统摄一切传统的修行。
由于禅宗教义简单,那没有繁琐的理论说教,更容易为老百姓接受。
做为一种人生哲学,它强调个体精神内在自觉转变,注意宗教的实践化、民众化,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思想文化以及文学艺术都有很深的影响。
(六)净土宗
也叫莲宗,实际创立者:
唐代善道,主要经典:
《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阿弥陀佛经》,宣称,只要相信阿弥佗佛的神通力量,反复诵念“南无阿弥佗佛”,死后就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他没有深奥难懂的理论和复杂的论证方法,教义、仪式简单易行,所以在社会上流传甚广。
(七)律宗:
唐代道宣,主要依据《四分律》,因其长住终南山,故又称南山律宗。
(八)密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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