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金融脆弱性与美国金融危机理论与现实的思考Word下载.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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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金融风险是普遍存在的,金融危机是不可避免的。
早期比较有影响的金融理论有费雪的《通货紧缩理论》和明斯基的《金融体系不稳定性假说》。
费雪认为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与债务的清偿紧密相关的,实体经济部门的过度负债和经济下滑引起的债务清偿。
而债务的清偿会导致货币的收缩和周转率的下降。
这些又会引起价格的下降、产出的减少、市场信心的减弱、破产数和失业率的上升。
因此,费雪认为金融体系的脆弱性是源自经济基本因素的恶化。
明斯基对金融体系不稳定分析基于繁荣与萧条的长波理论基础之上。
他指出,正是经济的繁荣埋下了金融动荡的种子。
它的基本观点是,实体经济中存在着三种筹资,即抵补性筹资、投资性筹资和“庞齐”筹资。
这三种筹资在经济周期的不同时期所占比重不同。
经济繁荣时期,后两种投资比例大幅度上升,金融风险增大。
伴随着借款需求扩大,市场利率上升,企业利润下降。
市场情绪有乐观向忧虑转变并进一步向恐慌蔓延,企业倒闭、银行借款急剧收缩、从而导致自唱价格的快速下跌和全面金融危机的爆发。
因而金融体系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经济发展周期和经济危机不是有外来冲击或是失败性宏观经济政策导致的,二是经济发展的必经之路。
20世纪70年代的金融危机爆发的越来越频繁,而且常常以独立于实际经济危机的形式产生。
在此基础上,金融危机理论也逐渐趋于成熟化,并形成了三代较成熟的货币危机理论。
第一代由保罗·
克鲁格曼首次提出,并由罗伯特·
弗拉德等人加以完善和发展。
认为宏观经济政策和汇率制度之间的不协调以及一国国内信贷的无限制扩张是导致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
第二代理论是以茅里斯奥波斯特菲尔得为代表。
主要引入预期因素,对政府与私人之间进行动态博弈分析,认为政府对于私人部门预期所做出的反应成为危机爆发的关键因素。
第三代理论形成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
许多学者跳出传统的宏观经济分析范围,开始从金融中介、不对称金融方面分析金融危机。
代表人物是麦金农与克鲁格曼等人。
其中克鲁格曼提出的道德风险模型,强调金融中介的道德风险在导致过度风险投资既而形成资产泡沫化中所起的核心作用,即道德风险起初导致过度风险,最后导致金融体系崩溃。
二、对美国金融危机演变特征与金融体系脆弱性的分析
上述金融危机理论从不同侧面揭示了各类金融危机形成的机理,也为我们认识和分析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脆弱性特征提供了理论依据。
但由于金融危机的复杂性引发金融危机的新因素不断出现也使这次金融危机呈现出新的特点。
这场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首先由次贷危机引起。
次贷危机即由于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借款人违约增加,进而影响与次贷有关的金产价格大幅下跌的全球金融市场的动荡和流动性危机。
从产生根源上看,实际上它是由金融系统的内在不稳定性特别是金融创新工具的滥用、信用和监管缺失等导致的一场货币危机、信用危机和道德危机,而通过危机的扩散现在已演变为一场系统性金融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
(一)次贷危机的本质是信用危机和道德危机
根据上述金融危机理论,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是金融系统的脆弱性和金融系统内部紊乱的结果。
认为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特征他与这一制度下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有关。
由于金融体系的内在不稳定性,从而导致金融危机周而复始的出现。
周期性出现的新的获利机会总会导致人们的乐观预期,并使信贷过度扩张。
另一方面,由于竞争压力为了保住客户和市场,银行常常会做出不谨慎的贷款决策。
认为由于政府对银行和金融机构的隐性担保以及监管不力,是银行和金融机构存在严重的道德风险问题。
根据马克思的分析,虚拟资本市场的过度膨胀和银行信贷的过度增长,即金融体系超常发展,即使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发生的基础和条件。
上述理论对本次金融危机的产生原因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和适用性。
从本质上看,美国次贷危机是投资者担心资产价格泡沫风险所带产生出来的信用危机。
它源于次贷风险,并借助衍生产品的渠道进行扩散。
美国次贷危机正是源于对金融衍生工具的过度使用从而导致房贷的过度膨胀和信贷的过度增长而产生。
作为主要面向信用记录欠佳、收入证明缺失、负载较重的客户提供高风险、高收益的贷款。
次贷市场近年来迅速扩张,市场规模在短期内迅速膨胀。
但是,随着美联储不断提高基准利率,房地厂价格出现下地趋势。
次级按揭贷款人与其余偿付能力下降出现大量违约,而其违约风险通过衍生产品迅速扩大,动摇了市场信心,银行纷纷收紧条件。
借贷机构等资金链开始断裂导致脆弱的金融市场失控,危机最终爆发。
而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一向以制度健全、市场完善、运作规范和信用优良而著称的美国金融金融市场,恰恰在监管和信用方面出了问题。
整个住房市场和信贷市场各个环节充满了欺诈和贪婪,英航和金融金钩丧失了基本的客观性和公众性从贷款经济商到贷款公司,从投资银行贷信用评价机构,从贷款经纪商到房地产中介伪造签名、隐瞒信心、修改贷款文件、篡改信用、放大收入、评估掺水等无序运作,乱象丛生;
降低贷货款审批标准、贪婪的运用能力和过剩的流动性,疯狂的市场扩张,事后互相推卸责任、转嫁风险等,这一切更加剧了金融体系内不絮乱,从而使华尔街陷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信用危机和风险之中。
(二)传染具有快速性、整体性和全球性
关于危机中“传染”的特征也是金融危机理论关注的问题。
有人甚至认为,危机就是“传染”引起的,没有其他原因尽管这一观点没有得到多者的认同,但人们对于“传染”在加剧危机形成中的作用去大多没有怀疑。
综合来看危机形成中,“传染”主要通过以下渠道发挥其作用:
贸易渠道、金融联系渠道和非理性的羊群效应。
以金融联系渠道为例,由于参与美国房贷市场的机构和投资者为数众多,结构复杂,利益勾联,相互衔接,从而形成了一条长长的住房抵押款“食物链条”和庞大的交易网。
在缺乏应有的风险控制的条件下,一旦某个环节出了问题,便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
我们看到这一危机中,高度市场化的金融系统相互衔接形成了一种特素的风险传导途径,极低利率下的快速信贷扩张——宽松的贷方审批标准——房价下跌、持续加息——出现付偿危机。
安歇贷款的证券化和衍生工具的快速发展,尤其是对冲基金高比例里的杠杆效应,加大了与次贷有关的价格下跌风险的传染性与冲击力,放大了次级住房抵押贷款风险。
而金融市场国际一体化的程度不断加深又加快了金融动荡从一国向另一国传递的速度。
这种远离实体的金融衍生品的泛滥及虚假繁荣,终于导致次贷危机的爆发并最终演变成了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
从次贷领域到优贷领域,从房贷市场都整个金融市场,从虚拟经济到实体经济,从美国金融到全球金融等,无一不在经受着此次金融海啸的洗礼与考验。
而半年来,曾经不可一世的华尔街巨头们一个接着一个倒下,其速度之快,损失之惨,更是令人震惊。
与传统金融危机不同的是,这次金融危机的“传染”还表现出显著的“蝴蝶效应”。
除了美国、欧洲、日本等,拉美、亚洲等地区新生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甚至有的国家面临国家破产的危机。
这反映出全球经济危机的整体性越来越显著,也是这场次贷危机逐渐演变成一场波及全球的系统性金融危机。
(三)金融危机的处理具有政府的协调一致性和主导性
次危机中,全球范围内各国强化金融领域的管制和干预具有一定的必然性,他是低于自由市场制度不完善的必由之路。
由于此次危机具有波及范围广、影响程度深、持续时间长等特点,为了维护世界金融市场和全球经济稳定,美国政府及世界各国政府不得已采取了一系列大规模救助计划和措施。
接管“两房”、向AIG提供巨额贷款、改组投行、回购证卷、直接注资、政府担保、联合降息、甚至国有化等,其力度之大、出手之重、方式之直接和多样,前所未有。
而且全球联手,共同行动,也是史无前例的。
全球金融动荡下各国铅华政府干预的情况,充分显示了政府在拯救危机的主导作用和协调一致性;
另一方面,也恰恰反映了国际金融体系脆弱性的缺陷和不足,无疑,美国这次经融危机带有向全球转嫁的性质,给各国经济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和冲击。
由于我国仍然实行较为严格的资本管制,次贷危机通过金融渠道对中国经济的直接冲击和短期影响比较有限。
但在经济和金融全球化的今天,我国和美国与世界经济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
因此,从长期来看,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造成的冲击不可低估,从目前情况来看,金融危机对我国目前经济和金融的影响正逐渐显现。
危机为我们提供了良好的学习机会,具有深刻的警示作用。
经融危机的爆发让我们深刻认识到,即使像欧美这样发达的金融,同样可以发生严重的市场失灵,同样可能发生严重的信用危机、货币危机。
虽然我国尚未发生金融危机,但是我国体系内部存在着许多诱发金融危机的因素却是不争的事实。
经融危机,不得不使我们对现有的金融结构的完善、金融工具的创新、资本市场的发展以及贸易战略的调整等方面进行认证反思。
三、加强创新与完善监管相匹配,提高市场的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
(一)美国信贷危机的发生,一方面是对工具的滥用,另一方面是风险控制的缺失
虽然金融创新一方面通过广泛的证券化分散了美国房地产上市场的风险,另一方面也加剧了金融风险的传染性和冲击力,造成了难以计量的损失。
因此,我国在进行金融创新的同时,必须建立和完善对经融创新的监管,是创新和监管相匹配。
从金融危机出发,中国在推行金融改革与创新的进程中必须对风险保持高度警惕,对乃至整个诚信体系的构建予以高度的重视,需要构建健全的金融体系和有效的监管体系,这是增强自身抵御金融危机能力的关键。
第一,政府监管部门要搞好相关政策法规的配套,加强对金融创新产品尤其是金融衍生产品的监管,从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制度建设的角度注意控制金融衍生工具的风险,加强并完善对场外交易的监控,强化对金融机构的风险提示,建立完善信息纰漏机制,减少信息不对称对借款人权益的损害等,不断提高监管水平。
第二,作为经营风险的金融机构,永远要将风险控制放在第一位,强化资本充足性和风险管理,防止某些金融机构因资本充足率过低,抵抗风险能力薄弱,在意外事件影响下倒闭破产,冲击金融体系。
第三,正确认识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发展。
尽管相对于美国及全球金融市场而言,次级债规模不大,但金融衍生品放大了这一风险。
因此,对于金融创新,不仅应看到其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还应看到潜在风险。
衍生品市场的发展是把双刃剑,其产品虽然分散风险,但不能消除风险甚至会加大风险。
第四,建立金融危机监测和预警系统。
金融危机往往是金融风险累积的结果,而因事先监测和控制金融风险,将金融危机化解于未然就极为重要。
对于金融体系中的风险因素,尤其是导致金融危机产生的潜在因素,如通货膨胀、汇率、外资流动、体系风险、风险都应纳入金融危机的预警系统。
第五,加强对资本市场的有效管制。
金融危机中,股市的大幅度波动甚至崩溃对宏观经济和社会稳定的影响是巨大的。
股市风险的影响与表现力王伟纲要比隐含等金融机构的体系性风险更为显著,这可从本次金融危机中全球股市的连续重挫看出一斑。
我国也不例外,政府应通过积极的利率政策和完善的制度建设以及有效的监管等措施,促进我国证券市场的长期稳定与健康发展。
(二)严格房地产金融市场管理,促进房地产的健康稳定发展
导致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除了贪婪逐利的美国金融机构风险管理失控和政府的政策运用不慎外,还有美国的透支消费使许多不具偿还能力的人加入买房队伍。
而今天中国房地产市场与上述情况有不少相似之处:
其一,我国有高达90%的购房者是通过银行贷款购房的,房地产贷款余额已高达2.25万亿元人民币,总额接近美国,而且这些贷款人基本都是中低收入者。
其二,金融机构和房地产开发企业同样逐利贪婪而不惜冒风险。
银行不断放大房贷再贷款总盘子中的比例,同时又减低放贷门槛。
这种行为实际是将资本风险转嫁给银行,也将本不具备买房的消费者拉入买房行列,给买家和银行都带来风险。
为避免危机出现,必须吸取美国次贷危机的教训,严防同类事件发生在我国。
第一,商业银行需要改变住房按揭贷款是低风险优质资产的观念,加强按揭贷款的审批管理和风险控制。
由于我国没有对抵押贷款进行次优分级,所以房贷的风险可能比想象中要大很多。
银行要严格房贷审查程序,特别注意哪些有超出实际购买能力、有不良信用记录的贷款人,应该更加严密考核按揭人的收入情况、资信状况,尽量减少风险累积。
第二,坚持二套房贷款标准和首付款标准不能放松。
尽管我国居住房按揭贷款有20%~30%首付比例的要求,但如果国内房地产出现转向,房价出现持续下跌,房贷风险必然开始暴露。
虽然美国的次贷风险很高,但这种风险通过资产化的方式已经分散。
而中国住房按揭贷款尚未证卷化,其不良信用贷款的风险基本聚集在体系内。
一旦爆发,必然对银行系统以及整个体系影响巨大。
面对目前房地产低迷的现状,一方面可通过减低房地产交易税费、延长贷款年限、提高贷款额度等方法鼓励剧名消费。
另一方面绝不能通过降低二套房和三套房等投机性住房贷款标准及首付款标准的方法去救市。
同时防止中国楼市出现大的跌幅,循序渐进地剔除房地产泡沫,使房价得到理性回归,确保房地产市场的相对稳定。
这也是在美国危机中得到的重要经验和启示。
第三,建立多层次的住房供应体系,大力发展经济适用房和限价房、廉租房等保障性住房。
应到民众根据自身的消费能力进行合理的职业定位和树立科学的消费观念。
参考文献:
1、马克思,1975《资本论》,北京:
人民出版社
2、刘立峰,2000《宏观金融风险——理论与现实》,北京:
中国发展出版社
3、马宇等,2008《美国次级债危机影响为何如此之大》,北京:
4、保罗·
克鲁格曼,1998《国际》,北京:
国际人民大学出版社
5、查理德·
比特纳,2008《贪婪、欺诈和无知——美国次贷危机的真相》,北京:
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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