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余则成们的潜伏档案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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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我的祖国呀!
”
为写此文,我找来了《寻找英雄》栏目组结集出版的书《寻找英雄:
抗日战争之民间调查》。
当我听到“诚心诚意地杀人”的时候,血直往上涌。
书中提到,采访结束后,老人让儿子文斌送给栏目组一个礼物,打开一层层细心包扎的草纸,竟是一个小铜塑:
关公。
詹文斌解释说,这是他父亲的守护神。
“酒里有毒!
1939年6月10日,在初夏的金陵,半晚的城中还是人来人往,秦淮河依旧水波荡漾,人和城都在等待着那一弯下弦月爬上来,期待再过一个平静的夜。
故都沦陷一年多了,对任何一个留下来的人来说,这一年多来实在太过血腥,太过残忍,连一个平静的夜都成为一种奢侈。
时针刚过七点,一阵刺耳的警笛声传出,大批的日本宪兵同伪警察一道将南京所有的城门关闭了,残损的街道上到处可以听到警犬的嚎叫,四处都有人被逮捕。
究竟又怎么了?
原来,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出事了!
当日,日本总领官戒备森严,总领事堀公一设宴欢迎远道而来的日本外务省政务次长清水留三郎。
清水此行的主要目的是视察“维新政府”的建立工作,所以当晚到场的除了日军的一些高级将领,像“华中派遣军”司令官山田乙三中将等人之外,还有伪“维新政府”行政院院长梁鸿志[3]和华北汉奸首领王克敏等人。
“规格”之高,也是空前。
宴会上,觥筹交错,群魔乱舞。
但刚酒过三巡,却突然有人意外倒地,只听到那人喊道:
”此声之后,领馆内一片狼籍,叫喊声、呕吐声不绝于耳。
有的人已不省人事;
有的人正口吐白沫;
有的人则脸色发青大叫着要捉拿凶犯……
日伪精心筹划的欢迎晚宴怎么就成了这样一副光景?
那个从日本领馆后门跑出来的精悍的身影又是什么人?
两个中国人失踪
事发当场,堀公一就下令立刻封锁现场,以免下毒人脱逃。
随后而来的日本宪兵队特高课课长藤冈就将主要精力放在了食物上。
经过检验后发现,所用的黄酒含有很强的毒质。
原来是一场毒酒案。
酒是专门在中华路上119号老万全酒家采购的。
事发之后宪兵队就将老万全酒家包围起来。
但纵使他们将酒店翻个底朝天,最后也毫无所获。
在长时间排查之后,日本人发现了两个可疑之人,他们是中国人,兄弟俩,在毒酒案发生后,双双失踪。
一个是已经在南京领事馆内“老实”工作了五年的詹长麟,另一个是他的兄长詹长炳,也是日本领事馆的中国仆役。
詹长麟,亦叫詹长林。
1913年生在南京一个贫苦普通的家庭,家里一直靠织缎子为生。
詹长麟自幼聪明伶俐,15岁那年加入了国府警卫旅,任旅长兼南京警备司令俞济时[4]的勤务兵。
1932年“一·
二八”战争爆发后,国府警卫旅被编入88师,詹长麟随军开赴上海参加淞沪会战,这次经历和锻炼让他明白了什么是军人。
而后因其母亲病重,回乡省亲,自此他便留在了南京的家中,日子过得平平淡淡,紧紧巴巴。
1934年4月的一天,詹长麟的父亲詹士良在鼓楼黄泥岗的“何家茶馆”喝茶,遇到了自己的朋友王明和,喝茶间,王明和对詹士良说:
“日本总领事馆差一个仆人,我让我的儿子给你家儿子介绍一下吧。
”詹士良回到家中,把此事告诉了詹长麟、詹长炳(大詹长麟三岁)两兄弟,兄弟俩一听说为日本人做事,心里都不大愿意,最后父亲还是决定让詹长麟去,毕竟家里生活实在拮据。
当时日本总领事馆招收中国仆役有四个条件:
一是不懂日语;
二是要有家人在南京生活,可以做人质;
三外貌要俊秀;
四做事要勤快,手脚要麻利。
[5]
日本总领事须磨弥吉郎亲自对詹长麟进行了面试,詹长麟基本符合这些条件,领事也十分满意。
于是詹长麟就成为了日本领事馆的一名仆从,主要任务是打扫卫生、端茶送水、分发信件报刊。
每月可领得八块银元的工资。
詹长麟为人老实勤奋,深得领事馆内人的信任。
无论是他的日本上司,还是他的中国同事,都觉得他人很好相处。
尤其是日本领事馆的书记官船山,他为人和气,待人亲切,更是对詹长麟照顾有加。
1931年九·
一八事变后,中国人的反日情绪很高,日本人出力的走狗汉奸更为人们。
所仇视。
詹长麟在当时人的眼中,就是一名汉奸。
詹长麟心里委屈极了,心想自己怎么可能是汉奸呢?
真是时事弄人啊。
他上有老下有小,一大家的人在等着他养活,而今骑虎难下,在领事馆里谋差事,为的只是养家糊口。
詹长麟每每在端茶倒水之余,一想到汉奸二字,他还是会无奈地叹息,可是自己也是无能为力,只希望有一天能抹去这个罪名。
我也做过军人?
一天晚上,在日本领事馆干完活的詹长麟像往常一样回到家中,刚坐下没一会儿,一辆黄包车停在了门口,车上下来一个头戴礼帽、眼戴墨镜、身着蓝布长衫的年轻人。
他来到詹长麟的家中问:
“你就是詹长麟吧?
”詹回道:
“是的,请问你是……”话音未落,那人已开口:
“请跟我来吧,有点事情找你。
”接着就让詹长麟上了黄包车。
不一会儿,车停在了黄泥岗的鼓楼饭店门口,接着那个人把他带到了4号房间,进去后,詹长麟见房间空无一人,便问那个年轻人:
“你是什么人?
找我什么事?
”就在这时,一个陌生的中年男子进来了,开门见山地说道:
“我是首都警察厅外事组的组长,我叫赵世瑞[6]。
是我们安排你到日本总领事馆工作的。
你知道为什么吗?
詹长麟听了这番话,吃了一惊,为什么会平白无故地冒出一个什么警察厅的人来,而且这个人竟然跟他说他在日本领事馆的工作是早就被安排好了的。
这么多问题一齐向詹长麟袭来,他自己又未曾听说其中门道,只能摇摇头接着答了一句:
“不知道。
赵世瑞接着说:
“目的就是要你去刺探日本人的情报。
现在日本人占领我国的东三省后,又向我国内地紧逼。
形势逼人,我们必须及时掌握日本人的动态。
”赵世瑞的这一番话,顿时让詹长麟豁然开朗,原来这些警察厅的人是要利用他潜伏,去监视日本人,刺探日本人的情报。
詹长麟正想着这些前因后果,赵世瑞突然拔出一把手枪,放到了桌上,对詹长麟说:
“我们了解你,你做过军人,有爱国心。
我们把机密都告诉你了,现在有两条路让你选:
一是继续在日本领事馆做仆役,同时秘密当我们的情报员;
二是你不愿为我们工作,不肯为抗日工作。
那你现在就在我面前,用这把手枪自杀。
詹长麟没有想到,原本只是平常的一个晚上,自己居然碰到了这样的抉择。
在他面前的两条路:
一条充满了艰险,在日本领事馆潜伏,随时都有可能被发现,随时面临着死亡的威胁;
另外一条路,不肯为抗日工作,也是死。
死?
倒是可怕的!
爱国之情?
心中当然也是未曾泯灭。
但是这些信息都只是在他心中一晃而过。
反倒是有一句在他耳边,窜过来又窜过去。
“你做过军人”……“军人”……“军”……军人?
他不由得又想起了淞沪战场,还有那些在战争中死去的战友……片刻之后,詹长麟便毫不犹豫,立即答应为首都警察厅外事组工作,成为了国民党的一名潜伏特工,代号65。
差点出意外
从此,詹长麟便化名袁露,每月可从特务处领得10元薪金,加上在日本领事馆的8元,每个月可有18元的收入,这对于当时的詹长麟一家来说确实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当时100斤一袋的洋面粉只卖3块钱),家里的生活也变得宽裕起来。
[7]
就在这时,一阵脚步声从楼梯里传来,不好!
有人来了,詹长麟先是一惊,接着便立刻推上抽屉,装作很镇定的样子,埋头擦起桌子来。
进来的是日本总领事馆的警察署副署长悌泽[11],他见只有詹长麟一人在屋里,怀疑地打量了一下他,继而眼露凶光地走到詹长麟面前。
此时的詹长麟直挺挺地站着,内心十分地紧张,但却丝毫没有表现出来。
“啪!
”一记响亮的耳光打在了詹长麟的脸上,顿觉一阵火辣辣的痛。
但詹长麟一动未动,佯装出很委屈的样子,一句解释也没有。
因为他知道这样便是最好的回答。
这个悌泽虽怀疑,但因为没有抓到任何把柄,只能把詹长麟赶了出去,自己拿了球拍,锁上房门,便走出去了。
发生过这样一次事件,詹长麟此后就更加谨慎小心了。
戳穿“藏本事件”阴谋
詹长麟潜伏不久,就立了一大功。
1934年6月7日,日本领事馆向中国外交部传出消息称他们的副领事藏本英明[12]于6日晚失踪,并要求中国方面在最短时间内找到藏本副领事,并认为“我们一个副领事就这样没有了,在你们国家没有了,是不是你们给暗杀了?
我们应该向你们国家要人”。
[13]
其实,这只是日本策划的一起失踪案件,他们诬称是中国政府杀害了藏本。
如果藏本真的失踪了,那么这将会给日本提供一个侵华的口实。
日本人又想要在东北一样故伎重演
这一直就是日本惯用的卑鄙伎俩。
1894年,日本借口朝鲜东学党起义,发动了侵略中国的甲午中日战争;
1928年,日本借口保护本国在山东的侨民,制造了“济南惨案”;
1931年9月18日,日本又借口“中村事件”[14]发动了战争;
包括此后的1937年卢沟桥事变,依旧是这类借口。
[15]
在藏本失踪的那几天,日本方面已做足了战争的舆论准备:
《大阪每日新闻》立即就此事发表了一篇社论,声称“藏本失踪事件应由中国政府负完全责任。
如无生还之希望,则日方撤回侨民发动自卫。
”《东京日日新闻》发表社论称:
“藏本副领事之失踪,当非仅系遭受匪贼,如在事实上成为国家机关之某社,亦似与此案不无关系,故其责任全在华方,且可谓颇为重大。
而日本当局将对此案采取强硬态度,自属事属必然,毫无足异。
”[16]他们说的“某社”,没有明说,其实指的就是复兴社。
日本人已经把军舰开到了下关江面,战争一触即发,而詹长麟,却在这个关头,给首都警察厅外事组提供了一条重要的情报,避免了这次失踪事件的扩大化。
6月6日晚上11点,詹长麟在馆内值班。
见藏本从总领事的办公室里出来,他对詹长麟说出去有事,要他找司机把车开出来送他出去,车开来了,詹长麟拉开了车门,让藏本上了车,之后看着车向中山陵方向开去了。
詹长麟觉得此事蹊跷,都11点多了,藏本会出去做什么呢?
他立刻将此事写在纸条上,并报告给了组织,因为监视重要日本人的行踪,是他的任务之一。
据詹长麟的情报分析,首都警察厅便发现藏本是主动出走,并没有任何遭人绑架的痕迹,因此,他的失踪是被事先安排好了的,此次失踪事件完全是日本人在自导自演!
藏本就在中山陵附近!
找人!
赵世瑞马上布置警察厅的人,在中山陵附近寻找藏本英明,并贴上悬赏告示。
一天,紫金山下的茶馆来了一位不速之客,只见他衣衫不整,蓬头垢面,他从手上拿下金戒指,换了些吃的便匆匆离开了。
这引起了茶馆老板的注意,他发现此人好像就是告示上政府要找的那个人,他把这个消息报告给了首都警察厅。
警察厅的人立刻组织人员上山寻找,终于,他们在一个山洞里将藏本英明抓获,并将他交给国民政府外交部,外交部通知日本方面去领人,当时的总领事须磨弥吉郎去了之后,如此解释说:
“他(藏本)脑子有毛病,跑掉了,是神经不清楚。
”[17]
实际上,藏本英明是朝鲜人,很早就举家迁到了日本,后来做了外交官,日本军部指示藏本在南京的中山陵山洞自杀,但是当他到那之后,想起自己的妻子儿女,不忍就这么“一走了之”。
两三天后,饥饿难耐的藏本下山来拿金戒指换东西吃,不料被认了出来。
几天后,藏本因为神经出了问题被日本方面遣送回国。
走的时候,藏本还叫来詹长麟,帮他装箱了一大批文物。
就这样,詹长麟一直在日本领事馆工作,同时秘密地为警察厅搜集情报。
1936年2月,詹长麟的哥哥詹长炳也被日本总领带馆雇佣当了仆役,也和詹长麟一起从事情报收集工作,兢兢业业,谨小慎微。
从此兄弟俩并肩作战,工作更得心应手了。
我要为中国人报仇”
1937年7月7日,日本借口一个士兵失踪,发动卢沟桥事变,全面侵华战争由此开始,战火也很快烧到了上海、南京。
在南京被占领前,为避免战事毁坏,8月,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关闭,领事馆内所有的日本人回国。
出于对詹长麟兄弟俩的信任,领事馆的书记官宫下要他们为日本领事馆看管房子。
1
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
日本开始对南京这个六朝古都进行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日本兵所到之处,烧杀抢掠,强奸妇女,甚至往尸体上浇上汽油焚烧,比赛杀人,万人坑活埋。
为期两个月的南京大屠杀,使南京城毁于一旦。
这时,詹氏兄弟也接到了上级组织的命令,要他们继续留在南京,以搜集这期间日本的情报和相关情况。
詹长麟兄弟俩继续潜伏。
这期间,日本领事馆给詹氏兄弟俩一人发了一个白袖章和一辆自行车,袖章上面写着“日本领事馆使用人”几个黑字,这使得他们的行动有了一定的自由。
詹长麟和詹长炳每天戴着袖章,骑着自行车满城地跑,城东到城西,城南到城北,有时也会往郊区跑,他们要看看哪里有屠杀,哪里有日本人在焚烧,哪里还发生着惨无人道的事,并把它们一一记录下来,及时向上级组织汇报。
1938年,詹长麟兄弟俩所在的南京潜伏组织划为军统局[19]指挥,称为“军统局南京区”,区长为钱新民。
军统局局长戴笠指示钱新民及部下50余人留在南京,坚持斗争。
在南京沦陷的日子里,詹长麟兄弟俩目睹了许多日本人的残暴罪行,六朝古都每天都在上演着日本人烧杀淫掠的恶行。
有一次,几个日本兵来到了詹长麟的家中,他们嚷嚷着要找女人。
詹长麟阻拦住他们,说道,“我们是日本领事馆的仆役”,并立刻把“日本领事馆使用人”的袖章给他们看,才避免一场灾难。
[20]
当然灾难还是会不可避免地降临到其他人身上:
一个女人从家里出来倒水,不巧被这日本兵看见了,日本兵一拥而上,抓住她要强奸,女人却拼死抵抗,日本兵见无法得逞,便一刀刺死了她。
这一切詹长麟都看在了眼里。
[21]在日本轰炸南京的时候,詹长麟表弟的儿子也被炸死了。
[22]
詹长麟恨透了日本人,这里面有民族恨,有国家恨,也有家族恨。
三恨交织,詹长麟暗暗发誓:
我要为中国人报仇!
机会来了!
南京沦陷后,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恢复,新馆改设在鼓楼旁的原日本驻华大使馆内。
直到1940年日本政府承认汪伪政府,这期间日本设在南京的最高外交机构就是日本总领事馆。
南京大屠杀结束后,日本总领事馆的人又从本国回到南京办公。
有一天,曾经打过詹长麟耳光的悌泽,见到詹长麟,指着他的鼻子得意地说:
“你们现在是真正的亡国奴了!
詹长麟心中一阵愤怒,他没有作任何争辩。
他深知自己还有更重要的任务。
他总有一天会让日本人为他们的所作所为负出应有的代价。
他在寻找一个机会。
1939年6月初,詹长麟还是像往常一样在日本领事馆内打扫卫生,他在船山书记官的房间里发现了一封“日本外务省次长清水及随员三重要到总领事馆视察工作”的日文信件,他立刻把信的内容抄下来,并交给了潜伏组织。
钱新民立即研究对策,并要詹长麟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
6月8日,詹长麟看到日本总领事馆发出不少请柬,他从这些请柬中得知,6月10晚将在日本领事馆举办一场欢迎清水次长的大型酒会。
[23]
他立刻将这一情况报告上去,并提供了一份拟参加酒会人员的名单,包括:
日方有日本华中派遣军司令官山田乙三中将,参谋长吉本少将,副参谋长铃木宗作少将,军报道部长谷萩那华雄大佐,伪维新政府顾问原田熊吉少将,以及岩松中将、岛本少将、谷田大佐、高侨大佐、三国大佐、三浦大佐、公平中佐,海军泽田大佐、秋山大佐和田中中佐等人;
伪维新政府被邀请的有行政院长、汉奸梁鸿志,立法院长、汉奸温宗尧,绥靖部长、汉奸任援道,内政部长、汉奸陈群,交通部长、汉奸江洪杰,司法行政部长、汉奸胡礽泰,教育部长、汉奸顾澄,外交部长、汉奸廉隅,财政部次长、汉奸严家炽,实业部长、汉奸王子惠,南京市长、汉奸高冠吾。
[24]
军统局南京区拿到这一重要情报后,立即召开秘密会议,并计划实施投毒。
这次行动对于当时的抗战将有重大的影响,如果成功了,那无疑是在敌人心脏上插了一刀,必然给抗战中的中国军民一个巨大的鼓舞,同时也给日本及其走狗伪国民政府一个沉重的打击。
这次会议成立了专门的行动小组,由军统局南京区副区长尚振武任组长,政治助理书记卞玉琳负责联系,情报助理书记李再生、刘玉卿负责撤退事宜,会计主任安少如负责挑选毒药。
[25]
詹长麟被选定为此次投毒的实施人。
詹长麟心里无法平静,这样一个伟大而艰巨的任务,这是一个为国、为家报仇的良机,自己五年的潜伏终于等到了……回首26年来的人生,好像只有此刻他才是一名真正的战士。
他一定要成功。
他已经准备好了。
这次会议还有一个决定,要求詹长麟在投毒后,要和日伪一起喝下毒酒。
这样,投毒人死了,日本方面也不会有太大的动作,这个案子就可以到此结束。
詹长麟在思考后,向组织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一是要保证毒药的药效,毒性要大,要能毒死人;
二是完成任务后,他想尽早安全撤离。
他不是不愿意同归于尽,因为这种牺牲是没有意义的,他还有未尽的责任,他还有父母,还有妻子儿女。
最重要的是,他还要继续为抗日奋斗。
投毒只是一个开始,他要保存自己的力量,继续为国家工作。
詹长麟的要求得到了批准。
[26]
这一年,詹长麟才26岁。
“诚心诚意地杀人”
在把毒酒注入酒杯的那一刻,詹长麟的心猛地抖了一下,而他的脸上却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
6月8日,日本总领事馆开始为这次盛大的酒会忙碌起来,总领事崛公一经过再三考虑,决定宴会全部用中国菜、中国酒,让清水次长领略一下“大东亚共荣圈”内的异国风味,并吩咐下去,而詹长麟被分配去为宴会买酒。
6月9日,詹长麟来到中华路三山街119号的老万全酒家买回了四坛绍兴老酒,回到领事馆,他将酒灌进了酒瓶。
当天晚上,詹长麟回到家中,詹长炳带给他一个手指粗的药瓶,里面装着白色粉末,玻璃外身上有USA的字样,詹长炳说:
“这是美国货,剧毒,只要人沾上就必死无疑。
”[这瓶毒药是由军统局交给詹长麟的妹夫潘崇声[28]的,潘崇声后来又把它交给詹长炳。
詹长麟端详着手中的瓶子,瓶子虽轻巧,但他的心里却是千斤重啊。
6月10日是举行宴会的日子,也是计划投毒的日子,这对于詹长麟一家来说将是不平凡的一天。
这个早晨,军统局安排詹长麟的父母、詹长炳一家、詹长麟一家在鱼市街的中华菜馆吃了一顿团圆饭,吃饭时大家都默不作声,内心却一点也不平静。
詹长麟很清楚,今晚的投毒成功与否意义重大,他一定要成功,这不是他一直等待的时刻吗?
五年的潜伏即将有个结果,他终于可以报仇了,为国家,为民族,为了那些死去的亲人朋友;
当然行动也有可能失败,那将意味着这是他与家人吃的最后一顿团圆饭……
吃完了饭,詹长麟兄弟俩像往常一样去日本领事馆上班。
他们的家人则由军统局安排去江北的农村躲藏。
下午四点,詹长麟把带来的毒粉倒在一个温黄酒的瓶子里(温饮黄酒,酒香会更浓郁,酒味柔和),然后再在里面倒上黄酒,摇匀,放在一个过道的柜子的最里面,不太引人注意的地方,以防有人误喝,惹出麻烦。
酒会时间是晚上七点,临开席前,各位参宴的宾客陆续到达。
詹长麟开始准备酒水,他把事先放在柜子里的毒酒取出来,温好,倒在了一个大瓶子里,然后端进了宴会厅。
他本想让客人自己倒,这样的话他也可以早点找机会脱身,但他没有这样做。
若客人自己的倒的话,可能会不均匀,这样就会有一些人因为药效不够而无法中毒死亡。
[29]
詹长麟看着酒桌上的酒杯都已经摆好,压住心中的忐忑不安,捧着酒瓶,走到桌边,把毒酒徐徐地注入酒杯,第一杯倒完后,之前的紧张就已全然不在,接着,第二杯、第三杯……直到倒完最后一杯,他才抬起头环视了一个整个宴会大厅,此时日伪要人正在热烈地交谈。
詹长麟退到了一边,默默注视着。
七点,宴会正式开始。
可惜的是,当时出席宴会的只有名单中的少部分人,多数被邀的日军高级军官因故未能出席,而伪维新政府的政要都到了,主人给脸,狗敢不来吗?
日本总领事馆决定由本馆的日本要员作陪,包括书记官宫下、吉生、金子、警察署长内藤四郎、翻译石桥等。
总领事堀公一首先致词,欢迎清水一行的到来,然后高呼:
“天皇万岁!
干杯!
”于是宴会上大家纷给站起附和,高举酒杯“干杯!
”,他们开怀畅饮,十分尽兴,但不曾想到,下面将会发生怎样的事情。
詹长麟看着他们把酒喝下,便对旁边的同事刘玉山说:
“我肚子有点痛,想去看医生,一会儿我就回来。
”刘玉山叮嘱道:
“你快去快回,别耽误了宴会的事。
”詹长麟点点头,飞快地来到更衣室,脱掉领事馆的工作服,跳上自行车便驶出了领事馆。
宴会进行了大约十多分钟,就在大家还在畅谈酣饮之际,突然有人尝出了酒中的异味,大叫:
”大家听到这句话,纷纷停止饮酒,并在堀公一的领导下,倒出两杯酒,小心翼翼地进行试尝,结果发现酒里确实有异味,堀公一下令大家停止饮酒。
突然,领事馆的书记官宫下一头栽倒在地,捂着小腹,疼痛难忍,脸色发青,不一会儿工夫就不省人事了。
这时,另一位书记官船山也口吐白沫地从椅子上滚了下来,瘫软在地。
酒宴上顿时大乱。
日本宪兵队闻讯赶来,下令封锁了领事馆,有安、慈惠、金城、同仁会医院及日军各医院闻讯后,火速派医生前来抢救,除警察署长等几人因来得迟,饮毒酒量偏少而中毒较轻外,其他大部分人都全身感到不适,口舌麻痹,行走困难。
有的栽倒在宴会厅,有的则栽倒在走廊里,叫喊声、呕吐声不绝于耳。
南京日伪当局恼羞成怒,当即下令关闭南京所有城门,封锁交通要道,对过往人员进行仔细盘查,南京总领事馆内全部中国仆役连夜遭到严刑拷打,老万全酒家的掌柜也遭严刑逼供。
最后,领事馆的一位仆人突然想起,当晚宴会开始后,詹长麟便说自己肚子疼离开了,而他的哥哥詹长炳也早已不见了踪影。
于是,日本人将注意力集中到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的詹长麟兄弟俩身上。
好汉做事好汉当
日本宪兵队迅速来到了詹长麟一家的住处,发现人去楼空,于是一把火烧了老宅,并抓住詹家的亲戚进行拷问。
6月11日一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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