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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儿童文学的回顾与前瞻
中国儿童文学的回顾与前瞻
蒋风
在中国,从严格的科学意义上说,儿童文学是20世纪初的产物,至今也不过百年左右的历史。
但它不是在20世纪初的某个吉利日子的早晨突然从天而降的,它是在数千年灿烂的中国文化的孕育下,在继承和发扬中国民间文学和古典文学的传统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它有在自己独特的人文历史背景下形成的发展特点,也有值得认真探索的产生、发展的社会原因和历史经验。
尽管它走过了一条漫长而曲折的道路,经历了许多风风雨雨,但它的前途是无限广阔的。
探讨它的发展规律,揭示它的历史全貌,对繁荣中国儿童文学创作,建立中国特色的儿童文学理论体系,无疑有着重大意义。
一发展阶段:
走过从自发到自觉的漫长道路在人类发展的漫长过程中,“儿童文学”这个名词的出现还不到两个世纪,在中国更是晚至五四时期才出现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此之前没有儿童文学。
儿童文学早在远古时代就存在了,发展到今天,走过了一条从自发到自觉的漫长的历史道路,大体上可以划分为自发、觉醒、自觉三个阶段。
恩格斯说:
“有了人,我们就开始有了历史。
”我们可以这样说:
“有了儿童,也就开始有了儿童文学的历史。
”人类为了延续种族的生命,必须抚育子女。
在茹毛饮血的阶段,母亲在抚育自己孩子时,常常即兴编唱些催眠曲之类的儿歌,这就是最原始的儿童文学。
等婴孩开始懂事,母亲或者族中的长老,就会编些故事给他们听,这类故事可能很简单,也很粗糙,甚至是荒诞无稽的,但毕竟也是儿童文学。
由此可见,在华夏大地上,从原始群落向血缘家族过渡,云南的元谋人揭开中国历史的序幕,也就同时揭开了中国儿童文学历史的序幕。
只是当时尚未发明任何可用来记载的符号,因此缺乏可资研究的史料。
但在文字发明前,儿童文学已经作为一种口头文学在人们口头上流传,是无可怀疑的。
这是中国儿童文学自发阶段的开始。
这个处于蒙昧状态下的历史阶段,走过了一段长达5000年的漫长而坎坷的道路。
在原始社会和古代社会,华夏的祖先们经历过对自然万物崇拜、图腾崇拜等阶段。
那时候,人们用自己的想像来解释天地间种种神秘的现象,不自觉地创造了盘古开天辟地、女娲炼石补天、羿射九日、精卫填海以及万物起源等种种迷人的神话传说。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在向大自然作斗争和求生存的过程中,积累了许多生活和生产的经验和知识,为了把这些经验和知识传授给后代,人们把自己的想像融人自己的实际生活和见闻之中,编织成种种传说故事或儿歌童谣传授给下一代。
随着认识的提高,人们慢慢发现儿童有喜听故事和歌谣的天性。
从延续种族生命、提高后代生活能力的需要出发,人们在传授知识、道德、民情、风俗时,开始有意识地编造一些寓言故事或儿歌童谣。
这些口头文学,就是原始的儿童文学。
我们的祖先创造文字之后,跟着就有文学诞生。
《诗经》是我国现存的一部最古老的文学作品,其中最早的是西周时代的作品。
到战国时代,在南方民间歌谣的基础上,融合了古代的神话传说,运用方言土语,创造了形式活泼多样的楚辞,其中最杰出的代表作就是伟大诗人屈原的《离骚》。
作者以他丰富的想像力,描绘了许多神话与历史融合在一起的故事,色彩斑斓,卓绝一世。
在整个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的典籍中保留着许多生动的寓言故事,这些作品或采撷于民间,或出自作家的创作,丰富多彩。
此后,汉代的《史记》,魏晋南北朝的志怪笔记,唐代的传奇小说、话本变文,还有唐诗宋词,宋元戏曲,明清话本小说,总之,一部光辉灿烂的中国文学史中,不乏适合儿童欣赏趣味而被儿童选择占为已有的篇章,如《西游记》《聊斋志异》中许多极富幻想色彩的故事,都是尚未有专门为儿童创作的文学作品问世之前的儿童的精神营养。
但是经历了5000年极不自觉的蒙昧状态下的中国儿童文学,直到上个世纪末仍处于尚未觉醒的自发阶段。
1840年的鸦片战争,使中国这个有5000年文明历史的古国,变成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落后社会,且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
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许多爱国志士、先进知识分子救亡图存,寻求救国之道,他们深感改造国民性的重要,认为改造国民性关键在“人的觉醒”。
伴随着“西学为用”口号的提出,西方先进科学文化思想在中国传播,人们对“人”的认识也不断加深,于是鸦片战争前后兴起的带有启蒙色彩的改良主义思潮,到1894年中日战争失败后,很快发展成如火如荼的要求变革的改良运动,成了一股势不可挡的力量。
这种改良运动很自然地影响到文学,引起文学从内容到形式的变革,推动了新文学运动的兴起,这就是与清末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所领导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同时兴起的改良主义文学运动。
他们推行的改良主义文学运动,也包括提倡儿童文学在内。
在改良主义文学运动中,第一个从外国文学观念中汲取灵感,形成包括重视儿童文学在内的较完整的文学主张,并在中国文学史和中国儿童文学史上都具有一定历史影响的人物,就是梁启超。
清末,梁启超倡导“小说界”革命,其核心是提倡政治小说。
1898年,他在《清议报》上发表了《译印政治小说序》,分析了欧美各先进国家进行政治变革的经历后,强调政治小说对社会变革所起的作用。
认为:
“于是彼中辍学之子,黉塾之暇,手之口之。
下而兵丁,而市侩,而商氓,而工匠,而车夫马卒,而妇女,而童孺,靡不手之口之,往往每一书出,而全国议论为之一变。
”作者从“小说乃国民之灵魂”的视角出发,第一次从理论高度上提出了儿童文学在启蒙中的重要意义。
接着黄遵宪、曾志态等在儿童诗歌和儿童音乐等方面倡导,与梁启超相呼应,人们逐渐认识到儿童文艺在改造社会方面的重大意义,也发现儿童艺术上的需求,开始重视儿童精神上的需求。
这标志着儿童文学开始觉醒,进人中国儿童文学史上的觉醒阶段,一直持续到五四运动的兴起。
1919年爆发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中国儿童文学揭开了新的一页。
没有五四新文化运动,也就没有中国儿童文学从觉醒跨进自觉这一飞跃的一步。
这一中国儿童文学史上的新阶段伴随着五四运动来临,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的。
(一)人的现代化
五四时代是一个思想大解放的时代。
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高举“民主”“科学”两面大旗,向封建主义发起猛烈的进攻,鼓吹个性解放,挣脱封建观念的束缚,要求人格独立,做一个“现代中国人”,即实现“人”的现代化。
在20世纪初,;鲁迅就提出过“立人”的观点,探讨“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什么”、“它的病根何在”、“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等问题。
其实就是探讨中国人如何从封建观念的樊篱中挣脱出来,做一个有独立人格的人。
一句话就是中国“人的现代化”的思想萌芽。
1918年5月,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狂人日记》,更猛烈地抨击吃人的封建礼教和封建制度,体现了人性解放的要求。
周作人提倡“人的文学”,排斥、反对非人的文学。
他认为:
“人道主义,是从个人做起。
要讲人道,爱人类,便须先使自己有人的资格,占得人的位置。
”“从非人的生活里救出,成为完全的人。
”①当时还有许多作家倡导“改造国民性”,提倡人道主义。
这说明新文化运动的核心,就是人的觉醒和改造,目的是挣脱封建主义的精神桎梏,推动中国走向“现代化”,使中国人做一个“现代人”,而这股思潮正体现了五四的时代精神。
在这一时代思潮的驱动下,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们,一开始就把儿童教育与深刻影响年幼一代成长的儿童文学,作为反对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学,提倡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学的一个重要课题提出来,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
(二)语言的现代化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从“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开始的。
当时在美国留学的胡适,深感文言文对文化发展的制约,于1916年底给陈独秀写信,在批判旧文学的同时,从“言文一致”的需求出发,首先提出了文学革命的概念和改革旧文学的“八事”主张。
1917年1月,他在《新青年》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发出了五四文学革命的第一个信号,提倡文学要言之有物;不模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呻吟;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语俗字。
他从历史进化的眼光,反对旧文学言文分离的现象,强调文学语言应与口语接近。
这一主张得到陈独秀、钱玄同、傅斯年、刘半农等人的响应,或从语言文字演化的历史事实为“言文一致”的观点,为白话文学应成为文学正宗,提供了历史证据;或从文学语言与口语分化的历史,论证了新文学替代旧文学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
为了实践语言现代化的主张,《新青年》自1918年5月第4卷第5号开始全部改用白话文。
接着《晨报》副刊、《时事新报》的《学灯》副刊、《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也纷起效尤。
据统计,仅1919年全国的白话报刊就有400余种。
从语文视角看,五四新文化运动,也可说是个语言现代化运动。
中国儿童文学长期处于停滞的落后状态,主要与受封建主义思想的约束和钳制有关,也跟受文言文的束缚和限制有关。
僵化的文言文不仅无法表达丰富的感情和生动的思维,而且深奥难懂,无法为粗识文字的儿童所接受。
为了能准确地表现现代人的复杂思想和感情,为了便于普通人掌握,为了便于吸收外来的先进文化,也为了打破思想文化的封建垄断,五四运动的先驱者们大力提倡语言现代化,做到言文一致,使文学不仅能为普通人民所欣赏,也使文学能为儿童所接受。
因此,没有语言的现代化,很难想像五四时期会有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诞生。
①《新青年》,第5卷第6期,1918年12月。
(三)儿童观的进步
儿童观的进步是中国儿童文学走上自觉阶段的最直接原因。
在中国,妇女和儿童历来受封建的毒害和压迫最深,因此,妇女解放问题和儿童教育问题就首先受到新文化运动先驱者们的关注。
鲁迅在他的杂文中多次论及儿童问题,深感中国人儿童观的落后。
他说:
“中国孩子,只要生,不管他好不好,只要多,不管他才不才。
……小的时侯,不把他当人,大了以后,也做不了人。
”①“往昔的欧人对于孩子的误解,是以为成人的预备;中国人的误解,是以为缩小的成人。
”②周作人则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对虐杀儿童的封建主义“父为子纲”的儿童观,作了更为激烈的批判:
“以前人们只承认男人是人,(连女人们都是这样想!
)用他的标准来统治人类,于是女人与小孩的委曲,当然不能免了。
……至于小孩子受那野蛮的大人的处治,正如小鸟在顽童的手里,除了哀鸣还有什么法子?
”③“以前的人对于儿童多不能正当理解,不是将他当做缩小的成人,拿‘圣经贤传’尽量地灌下去,便将他看做不完全的小人,说小孩子懂得什么,一笔抹杀;不去理他。
”④他强调必须尊重儿童的社会地位与独立人格,“儿童在生理心理上,虽然和大人有点不同,但他却是完全的个人,有他自己的内外两面的生活”⑤。
鲁迅也说:
“直到近来,经过许多学者的研究,才知道孩子的世界,与成人截然不同,倘不先行理解,一味蛮做,便大碍于孩子的发达。
所以一切设施,都应该以孩子为本位。
”⑥这种把儿童看做一个独立的人,承认他们的人格,尊重他们的意志和自由,保障他们作为一个人应有的各种权利,是五四时期儿童观进步的反映。
正是这种进步儿童观为中国现代儿童文学诞生准备了思想前提。
因为文学是人学,儿童文学作为文学的一个独立的分支,当然也应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这是不辨自明的。
儿童文学是儿童的文学,是以儿童为主要服务对象的文学,当然应以儿童为本位,以儿童为中心,这也是不辨自明的。
儿童本位正是五四时期进步儿童观的一个标志。
没有儿童观的进步,也就很难想像儿童文学会走向自觉。
①《随感录二十五》,《鲁迅全集》第1卷375页。
②《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鲁迅全集》第1卷245页。
③《小孩的委屈》,《谈虎集》上卷,北新书局。
④《儿童文学》,《新青年》第8卷第4号,1920年12月1日。
⑤《儿童文学》。
⑥《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鲁迅全集》第1卷245页。
(四)普及教育的驱动
辛亥革命后,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出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立即着手对封建教育进行全面改革,为教育的普及扫清道路。
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在“民主”的口号下,产生了平民教育思潮。
1919年3月,以邓中夏等人为首发起组织了“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开始了普及教育的宣传。
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师生组织了“平民教育社”,为广大平民争取受教育的权利。
1923年还成立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进一步开展平民教育运动。
这一切对普及教育和识字教育都收到较好的成效。
当时全国的教育行政部门也受到新文化运动革命思潮的影响,制订了一些法令,推广教育的普及。
1920年教育行政部门通令全国,将中小学的“国文”改为“国语”,选用白话文作为教材,并大多以儿童文学为内容。
这无疑对儿童文学是一个有力的驱动。
据著名教育家吴研因回忆:
“正当国文改国语的年头,我给商务印书馆编辑的‘新学制小学国语教科书’,就写入了一些物话、童话、儿童诗歌……一类的儿童文学性质的教材。
刚发行的时候,也遭到了不少人的反对、唾骂。
可是风气所播,别家的教科书也有这类的教材。
大家因而要采用没有这类教材的教科书是不可能的,所以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只得采用,反对、唾骂的声浪也就渐渐地低下去了。
”①由此可见,中国现代儿童文学诞生于五四时期,教育的普及也是一个驱动力。
①吴研因:
《儿童文学的提倡》,《文汇报》,1956年12月15日。
(五)外国儿童文学的影响
从中外文化关系的角度看,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过去中国人对待西方文化是持保留态度的,有“关门主义”的倾向。
到鸦片战争之后,虽有许多有识之士鼓吹向西洋文化学习,也还仅是一种主张和一种倡导,尚未成气候。
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蓬勃兴起,才转为积极的翻译介绍和主动的容纳吸收。
就在这个转折点上,人们对西洋文化传播蔚然成风。
大量西方儿童文学名著被翻译介绍到中国来;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王尔德童话、贝洛的《鹅妈妈的故事》、卡洛尔的《爱丽丝漫游奇境记》、科洛迪的《木偶奇遇记》、亚米契斯的《爱的教育》等,不断地被介绍给中国读者。
郑振铎说:
“一切世界各国里的儿童文学材料,如果是适合儿童的,我们都是要尽量地采用的。
因为他们是‘外国货’而不用,这完全是蒙昧无知的话。
有许多许多儿童的读物,都是没有国界的。
存了排斥‘外国货’的心理去拒绝格林、安徒生的童话,是很可笑的,很有害的举动。
我们希望社会上能够去除这个见解。
”①郑振铎的这番话可以从一个方面看到五四以后外国儿童文学的影响,而叶圣陶的回忆则可从另一个方面看到外国文学对中国儿童文学更深刻的影响。
叶老在《我和儿童文学》一文中提到:
“我写童话,当然是受了西方的影响。
五四前后,格林、安徒生、王尔德的童话陆续介绍过来了。
我是小学教员,对这种适宜给儿童阅读的文学形式当然会注意,于是有了自己来试一试的想法。
”②从这位被鲁迅誉为“给中国的儿童开了一条自己创作的路”的作家自白,可以想见外国儿童文学随着“西学东渐”对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重要意义。
如上所述,我国现代儿童文学之所以诞生于五四运动,这是历史的偶合。
同时,我们也基本上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即一个具有五千年悠久文明传统和丰富文学遗产的古国,为什么具有独立分支形态的儿童文学的诞生,会比西方各国几乎晚了两个世纪的原因所在。
①《儿童世界》,第2卷第13期《第三卷的本志》。
②《我和儿童文学》,少年儿童出版社,1980年。
二发展特点:
从中国独特的人文背景去考察
(一)源远流长,遗产丰富有人曾武断地说,五四以前中国没有儿童文学,其实这是很主观的。
确切地说只是五四以前中国没有“儿童文学”这个名词。
我国历史悠久,有着灿烂的古代文化,文学传统源远流长,有着极为丰富的遗产,这份传统和遗产也可为中国儿童文学所继承,并发扬光大。
数千年来,群众创作的口头文学是一份最丰硕的遗产,许多从远古流传至今的神话、传说、故事、歌谣,深受人民的喜爱,同时经过人们的不断加工,口口相传,它的产生年代已无法查考。
有的可远溯到仓颉造字以前,由于当时缺少可供纪事的完整工具,已无从作科学的考据,单以有文字可据的,在浩如烟海的古代典籍中就保存着许多古代的儿童文学资料。
《诗经》不仅可以找到许多童谣的踪迹,也可以找到童话的原始雏形,如:
《大雅·生民篇》写后稷诞生,就已具备某些童话的特质,此外还有《山海经》《穆天子传》《楚辞》《庄子》《列子》(吕氏春秋)等典籍中,也不乏寓言、故事篇章,如《列子》中的《愚公移山》《杞人忧天》《歧路亡羊》,《庄子》中的《涸鲋求水》,《孟子》中的《揠苗助长》《以羊易牛》,《韩非子》中的《滥竽充数》《郑人买履》,《吕氏春秋》中的《刻舟求剑》,《战国策》中的《画蛇添足》《渔翁得利》,《国语》中的《狐假虎威》等,都是生动有趣的寓言故事,蕴藏之富,有目共睹。
汉代刘安的《淮南子》、王充的《论衡》也记录了不少神异怪诞的传说、故事,有的虽是吉光片羽,但也提供了值得珍视的童话素材。
《战国策》中的《渔翁得利》、汉代刘向的《说苑》中飞螳螂与黄雀》之类,都是很好的寓言故事。
此外如《史记》《汉书》虽系史书,但也有如《河伯娶妇》《赵氏孤儿》和《曲突徙薪》之类很生动的故事。
魏晋南北朝盛行志怪笔记小说,如《拾遗记》《博物记》《搜神记》《述异记》《续齐谐记》《搜神后记》等,都有极其丰富的童话篇章,陶潜的《桃花源记》更是一篇精美的童话。
唐代传奇兴起,如《枕中记》《南柯太守传》《柳毅传》等都是中国古代儿童文学的珍品。
千古一绝的唐诗更多浅近、活泼的儿童诗,如骆宾王的《咏鹅》、孟浩然的《春眠》、李白的《静夜思》、柳宗元的《江雪》、贾岛的《寻隐者不遇》、孟郊的《游子吟》、杜牧的《清明》和《七夕》、张志和的《渔歌子》等,都是很好的儿童诗。
此外,如段成式《酉阳杂俎》中的《叶限》、李复言《续玄怪录》中的《杜子春》都远播海外,或至今还活在人们口头上,或繁衍发展成为儿童文学名作。
还有敦煌变文中记载的许多唐代民间故事,更是我国古代儿童文学的一宗珍宝。
宋代盛行的说话文学,当时就是儿童乐于接受的文学营养,《东坡志林》有较详尽的描述。
还有徐铉的《稽神录》、郭彖的《睽车志》、刘斧的《青琐高议》、李防的《太平广记》、洪遇的《夷坚志》等典籍中,更有数不尽适合儿童阅读的故事内容。
元代施耐庵的《水浒传》、罗贯中的《三国演义》都是中国文学史上的扛鼎之作,虽非专为儿童所作,却有少年读者爱不释手的篇章。
从明代的《剪灯新语》《剪灯余话》等文言小说中,也可找出孩子喜闻乐见的故事内容。
《今古奇观》《封神演义》《三言》《两拍》等白话本小说,更可由孩子自由选读其中符合自己欣赏口味的章节。
尤其是吴承恩的《西游记》,早被国外学者尊为中国古典童话的典范之作。
清代的长篇小说数量更是惊人,《儒林外史》《镜花缘》《老残游记》《儿女英雄传》等书,故事动人,情节曲折,很适合少年的美学口味,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的很多故事来自民间,也最接近儿童文学的美学要求,有人曾把蒲松龄誉为中国的格林兄弟。
如上所列,随手写来,已不胜列举,作为中国儿童文学的源泉,真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如果再扩大到民间文学的视野,则更为丰富多彩。
只要推想一下,一代代的妈妈和外婆,为了满足孩子听故事的要求,把她们孩提时代听到的故事再讲给孩子听,或者根据她们自己的生活经历编一些新故事,或者即兴编点儿歌之类的。
还有民间说书艺人搜集一些流传的故事,再加上自己的想像,绘声绘色地在旅店、村头或街头巷尾宣讲。
还有民间戏曲、曲艺、木偶戏、皮影戏的脚本,如果都认真地搜集记录下来,该是一笔多么丰富的遗产。
一部五千年的中华民族文明发展史,就足以证明中国儿童文学的遗产多么丰富,传统多么源远流长,这是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无法比拟的。
(二)发展特别缓慢
中国儿童文学尽管源远流长、遗产丰厚,但仍掩盖不了它发展缓慢的落后面貌。
儿童文学发展缓慢,且都比成人文学出现得晚,这是儿童文学在世界范围内一条相似的规律。
但同西欧各国相比,中国的儿童文学发展得特别缓慢。
16世纪以前,根本没有“儿童”这个概念,包括人文主义发展较早的欧洲,儿童可能受到细心的哺育,但却把儿童当做成人的准备。
那时的儿童从吃喝穿戴到工作劳动几乎都跟成年人一样,儿童还是一个未知的领域。
有儿童的发现,才有可能出现真正的儿童文学。
儿童的发现是儿童文学产生的思想前提和社会基矗到了17世纪中叶以后,反对封建制度、要求人人平等的思潮席卷整个西欧,伟大的教育家夸美纽斯(1592——1670)提出“儿童生来平等,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的主张,号召“把一切事物教给一切人”,他还以自己教育理论为指导,编写适合儿童阅读的图书,1658年他出版了《世界图解》,迈出了人类认识儿童的第一步,它表明了人类一种新的认识:
“儿童读物应该有自己的特殊规律。
”因为儿童不是缩小的成人。
这仅仅是个转折点,对儿童作充分的说明,还是18世纪下半叶的事。
18世纪声势浩大的启蒙运动,几乎席卷了整个欧洲,作为启蒙运动杰出领袖之一的卢梭(1712——1778),在他的名著《爱弥儿》里通过主人公爱弥儿的故事,描绘了他对新生一代教育的理想,提出了对儿童的系统的认识。
他深信在自然、快乐的环境中生活,儿童的能力必能愉快地发展,并主张让儿童阅读有趣的读物,帮助他们健康地成长。
这本书一出版就引起社会很大的震动,儿童成为一个时髦的社会问题,受到社会的关注。
但是《爱弥儿》不是一本真正的儿童文学作品,它的形式是儿童传记小说,实际上是一本发现儿童、了解儿童的教育著作。
整个儿童文学历史发展规律告诉我们:
作为独立形态的儿童文学的产生,必然与人文主义的兴起、启蒙运动的发展、儿童的被发现、教育的普及等因素有直接的联系。
因此也有人主张把安徒生《讲给孩子们听的故事》的出版作为西方儿童文学诞生的里程碑。
无论以《世界图解》或《爱弥儿》或《讲给孩子们听的故事》作为标杆衡量,源远流长的中国儿童文学作为独立分支形态出现,发展显得特别缓慢,起步要比西欧晚一至二个世纪。
(三)起步晚,起点高
中国的儿童文学起步虽较晚,发展却比较快。
在短短数十年就已基本赶上世界先进水平。
早在30年代问世的《大林和小林》,作者张天翼巧妙地将读者引进一个童话世界之后,就以漫画的手法、幽默的笔调,把要讽刺的事物的本质,还原到简单而令人可笑的地步,让小读者一看就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以诙谐的轻松愉快的气氛反映一个非常严肃的主题,堪称长篇童话的杰作,即使与世界著名童话作品相比,也毫不逊色。
只是这类可以跻身世界名著之林的作品还不多,但总的基准已达到当时世界儿童文学的一般水平。
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在数十年时间就取得如此巨大的实绩,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因为中国是个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国家,儿童文学是在高度文明的氛围熏陶下,在丰富多彩的文学传统的孕育中出生成长的,一开始就以较高起点面世。
其次,参加早期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创建的作家,都是中国新文学的第一流作家,如周作人、郭沫若、茅盾、沈从文、郑振铎、冰心、张天翼、巴金、老舍……都是学贯中西的著名学者,又是国际知名的作家。
鲁迅虽未直接为儿童创作儿童文学作品,但对倡导儿童文学不遗余力,不仅对创建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而且在译介外国儿童文学和培养儿童文学作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在这样一批学者型的大作家参与下,中国现代儿童文学一开始就起点较高,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再次,与借鉴外国优秀儿童文学名著,汲取外国儿童文学的营养分不开。
早在19世纪末,林琴南就翻译出版了《伊索寓言》,梁启超译了《十五小豪杰》等。
20世纪初,鲁迅译介了儒勒·凡尔纳的《月界旅行》《地底旅行》。
五四前后,大量的外国优秀儿童文学作品译介进来,安徒生和他的童话作品最先引起国人的兴趣。
《新青年》在1918年就专题介绍安徒生,翻译并刊登了他的名作《卖火柴的小女孩》;1923年《小说月报》在八、九月份接连刊出了两期安徒生专辑,一时掀起了中国的安徒生热。
其他如格林兄弟、王尔德、爱罗先珂的童话,契诃夫的儿童小说以及《列那狐的故事》《莱辛寓言》《印度寓言》等,儿童文学倡导者都作了热情的翻译介绍。
鲁迅、周作人、茅盾、赵景深、顾均正、赵元任、严既澄、郑振铎、徐调孚、陈伯吹等都先后做了大量的译介工作,其中徐调孚还为世界书局主编了一套“世界少年文学丛刊”,包括安徒生、保罗·缪塞、萨克莱、史蒂芬生等人的儿童文学名著和挪威、印度的民间故事。
以上这类译介工作,不仅扩展了我国儿童读者的视野,也为我国儿童文学作家提供了范例,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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