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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国
直视恶邻之一——一衣带水的历史宿命
一九三一年的秋天,沈阳城的枪声击碎了中国人对东邻日本抱有的最后的和平幻想,中日两国用一场十四年的战争、数千万条生命才换来最后的和平。
八十一年后的秋天,对东海小岛的一纸收购合同再度让中国人感到一衣带水的阴森寒冷,因为我们从对手貌似谦卑而谨慎的解释中,分明读到了蔑视和野心。
在我们要求对手反省历史的同时,是否也应该自我反省?
八十一年过去了,我们对自己的对手了解多少?
无知的愤怒是无力的愤怒,也是令人绝望的愤怒。
谨以此献给祖国的国耻纪念日。
——————《中国经营报》2012.09.17D2版,“九一八”特别策划
一衣带水的历史宿命/作者:
雪饵雪珥,澳大利亚太平绅士,职业商人,中国改革史研究者,中华能源基金委员会顾问。
著有“中国改革史系列”《国运1909》等
世界从来不太平
比起日本人来,中国人对国际政治总是更多了一层玫瑰色的幻想。
中国最早的外交家之一郭嵩焘认为:
“夫能以诚信待人,人亦必以诚信应之;以猜疑待人,人亦即以猜疑应之,此理无或爽者。
”1876年,李鸿章与日本使臣森有礼进行了会谈。
李鸿章说:
“两国和好,全凭条约”,“恃强违约,万国公法所不许”;而森有礼却干脆地宣称:
“和约没甚用处”,“国家举事,只看谁强,不必尽依著条约”。
即使在甲午大战一触即发的时候,李鸿章还一直认为 “日本虽竭力预备战守,我不先与开仗,彼谅不动手,此万国公例,谁先开战即谁理诎。
”
当然,李鸿章或许只是言不由衷地玩了下外交辞令而已,但日本使臣赤裸裸地表达出来的见解,却揭示了国际政治的达尔文主义本质。
国际政治究竟“性本善”还是“性本恶”,这成为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两大理论体系的分野。
德国哲学家康德是自由主义(或曰理想主义)的先驱,他将战争视为文明的灾难,呼唤和倡导“永久和平”。
自由主义者们相信,理智能将世界建设得更美好,“好国家”(比如民主)会战胜“坏国家”(比如专制),国际经济的相互依存、民主的扩散、国际制度的制约等,都会推动世界和平。
但遗憾的是,考诸历史,向往和平的占卜者们似乎很少应验过:
著名历史学家、《世界史纲》的作者赫伯特·韦尔斯曾在上世纪初乐观地预言:
“对于20世纪初的人们来说,战争正迅速成为一种不可能再次发生的事,没有什么比这一点更为明显了。
”但不久,惨烈的世界大战接连爆发。
进入冷战后,根据《第三次浪潮》的作者托夫勒在《战争与反战争》一书中统计,在1945~1990年之间的2340个星期里,地球总共只享受了3个星期没有战事的太平日子。
东欧剧变之后,冷战结束,“民主和平论”“经济相互依赖和平论”“国际制度和平论”等等一度成为时尚。
这些论断,在愿景阐述和道义捍卫方面,都很容易显得“政治正确”。
但是,铁幕的掀开却并没有减少战乱的发生,更没有减少大国对峙、竞争的势头。
美国政治学家米尔斯海默,悲天悯人地揭示了国际政治的悲剧本质:
国际体系是一个险恶而残忍的角斗场,要想在其中生存,无论国家“好坏善恶”,都别无选择,只能为了权力而相互竞争和厮杀,这是一种零和博弈。
他因此认为,中美之间必然形成对峙和相互威胁。
而在我看来,在中日这东亚两强之间,也必定要面对同样的历史宿命。
冲突是国家的本能
在现实主义者看来,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这决定了安全的稀缺性。
为获取安全而展开的激烈竞争,迫使国家采取进攻性的战略(即使初衷只是为了防御),结果常常导致冲突和战争。
而这些冲突,与国家的社会制度、政治体系毫无关系。
国家无所谓“善恶”之分,无非是“型号不同的台球”而已,本质上都按照同一逻辑行事。
那种将对手描绘成邪恶或不道德的另类,只是国家在给自己以现实主义采取实际行动时,包裹上一层自由主义(理想主义)的外衣而已。
也就是说,“权力”是国际政治的核心。
在“国家需要多少权力”的问题上,防御性现实主义与进攻性现实主义出现了分歧。
防御性现实主义认为,国际结构促使国家维持现有的均势,而不提供任何寻求权力增生的诱因,守住权力是国家的主要目标。
进攻性现实主义则认为,国际政治中几乎看不到安于现状的国家,一国的终极目标就是成为体系中的霸权。
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为“损人利己”创造了巨大的诱导因子,不进则退,弱肉强食。
无论是进攻性还是防御性现实主义,都认可不安全感在国际事务中是普遍存在的。
“安全关切”像是一个魔咒笼罩在防御方和进攻方身上:
进攻者为了安全而进行扩张,防御者为了维护安全而拒绝退让。
无论这两种理论如何分歧,无论国家是为了维护既得权力还是追求更大权力,这都必然导致了国际冲突。
基于现实主义理论的“中国威胁论”,便与那些躲藏在意识形态糖衣下的“中国威胁论”有了本质区别,它直指问题的核心:
一山难容二虎,大国冲突就是利益冲突,而不是什么正义与邪恶的抗衡。
这样带有浓厚历史宿命色彩的论断,揆之中日百年情仇,也能得到充分的验证:
两大东亚强国,出于自身安全考虑,无论是维持还是攫取权力,都必然导致冲突。
1890年,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山县有朋向明治天皇上奏《外交政略论》,认为:
“国家独立自卫之途有二:
一曰防守主权线,不容他人侵害;二曰保护利益线,不失形胜地位。
何谓主权线,国家之疆土是也;何谓利益线,同我主权线安全紧密相关之区域是也。
”山县有朋的“利益线”,首当其冲的就是朝鲜,“朝鲜半岛是刺向日本的一把匕首”。
这种安全焦虑,对于日本来说十分自然,并非为侵略寻找“借口”的造作。
从地缘战略的角度,这和中国将朝鲜、越南、缅甸等视为御敌的天然缓冲区一样,没有本质区别。
日本对于中国的防范与顾虑,并非杞人忧天。
1886年,北洋舰队在访问长崎时,清军水兵因争伎而与日本警察发生械斗,各有死伤。
北洋舰队竟褪去炮衣,炫耀武力。
谈判中,中国方面也有人提出“撤使绝交、以兵相胁”的主张。
在中国的强大压力下,日本最终被迫赔款。
“长崎事件”从此被日本看做国耻。
除了对大清本身心存顾虑外,日本人更担心中国和朝鲜一旦沦于列强之手,日本将唇寒齿亡,“征韩论”“征清论”的一大动机就是获取大陆基地,“制驭白人之跳梁”。
同样的,李鸿章本人也清醒地看到了日本“阴柔有大志”,并主张韬光养晦,在表面上与日结好,但实质上处处防范。
从国家利益的角度看,当时中日之间的相互猜忌与防范,乃至相互妖魔化,都相当正常,亦无本质区别。
日本侵华的根本动力,不在于“邪恶”,而在于利益。
设若甲午战争取得相反结局,相信李鸿章也会当仁不让地将日本当作抵御西方、逐鹿世界的第一圈“岛链”。
日本唤醒中国
历史往往充满了吊诡,中日关系尤甚。
甲午战争以日本完胜、中国完败告终,却将中国从睡梦中唤醒。
梁启超对此有很生动的对比总结:
“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
吾国之大患,由国家视其民为奴隶。
积之既久,民之自视……故非受巨创负深痛,固不足以震动之。
”
被日本唤醒后的中国,民族主义日渐高涨。
吊诡的是,在中国的民族主义不断上升的时候,中国的人种认同感也不断上升,中日一体感不断强化。
无论官方和民间的中日关系,都进入到蜜月阶段。
甲午战争造成的短暂仇恨,在中国以惊人的速度消散,东渡日本留学成为潮流,而亚洲主义则开始在两国大行其道。
这甚至在西方引起了“黄祸”的恐惧浪潮。
梁启超曾说:
“日本与我唇齿兄弟之国,必互泯畛域,协同提携,然后可以保黄种之独立,杜欧势之东渐。
”甲午战争后发生的戊戌变法,试图复制明治维新的山寨版,只是更为操切和急迫。
而聘请伊藤博文出任大清首相,也一度成为中国改革派的重要建议。
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更是自比申包胥,仿屈原《九章》悲歌:
“我来欲作秦庭七日哭,大邦犹幸非宋聋……”丝毫没有将日本当作外邦异族。
及至日俄战争,中国留日学生甚至组织义勇队回国参战,以鲜血和生命抗俄助日,官方、民间亦多暗助日军。
这一则出于同文同种的种族感情,二则出于文明(日本为君主立宪)征服野蛮(沙俄为君主专制)的主流意识形态倾向。
到辛亥革命后日本提出二十一条、及一战结束后日本攫取德国在山东的利权,中日关系方急转而下。
日本迅速地从同种兄弟、师法对象、同盟军战友(一战时同为协约国)而成为中国的头号敌人,“亚洲主义”成了“侵略亚洲主义”。
抗日随后成为中国的主旋律,美英等西方列强则成为中国的同道人,乃至最后的同盟军。
二战结束至今,中日两国的猜疑和防范心态并未消减。
在双方的民族主义者眼中,对方依然是自己的头号敌人,相互敌视的情绪日渐浓烈,甚至对各自政府的政策产生推拉作用。
在这段爱恨情仇的历史中,骨子里依然是“利益”二字。
为了国家利益,日本发动甲午战争,它的铁蹄却唤醒了中国人的民族意识;为了国家利益,中国人在民族意识支配下,真诚地以日为师,甚至幻想着黄种兄弟联手对抗西方;为了国家利益,日俄战争前后日本竭力拉拢中国,随后又从中国“兄弟”这里攫取更多利权、乃至欲图吞并;为了国家利益,觉醒了的中国要奋起反抗,“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为了国家利益,中日两国至今也在有意无意地利用历史资源,进行博弈……
一衣带水的中日两国,被“一山难容二虎”的国际政治宿命所困,继续扮演着“远交近攻”的零和游戏的悲剧角色。
日本成了中国人的“移情寄托物”?
甲午战争以降的一百多年,日本不仅成为中国的一面镜子,更深深地成为中国人生活的一部分,甚至成为中国人心理的阀门。
甲午战争的惨败,令中国从这面镜子里看到了自己的落后与愚昧,所以要以日本为师,变法自强;日俄战争中貌似强大的俄国惨败,中国人又从这面镜子里看到了立宪制度的伟力(当时大国中只有中俄两国是君主专制的“灯塔”,两国为此还曾惺惺相惜过一段时间),推动了立宪,乃至共和革命;日本全面侵华后,中国人又从这面镜子里看到了“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放手一搏,以铁血牺牲换取了1945年的重新崛起:
一洗百年耻辱,跻身世界五强。
镜鉴之外,“日本”和“日本人”这两个词,已经融入了中国人主流语汇。
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似都对“日本”和“日本人”有着自己深刻的、坚定的见解。
我甚至于常常想:
如果没有日本的话题, 中国人的生活会不会单调?
如果没有日本这个被诅咒的对象, 中国人的心理会不会失衡?
如果没有日本这个卧榻之侧的劲敌, 中国人还会不会将“冒着敌人炮火前进”如此强烈的忧患意识写进国歌、日日歌唱?
对于国人强烈的仇日心态,我一贯对口水抗日持激烈的批评态度,而对“师夷长技”持热切的期盼态度。
可如今看来,这种仇日情绪于国于民未尝不失为一种心理诊疗手段。
从国家的角度而言,这样一个假想敌的真实存在,或许能有效地凝聚民心士气,弥合乃至转移内部矛盾,多少减轻些内部摩擦。
管理学有所谓的“鲇鱼效应”,日本就是可以用来时时警醒民众的“鲇鱼”,起到忆苦思甜的作用。
而从个人的角度来说,口水抗日的功用或许更在于能极大地宣泄个人的不平心态,尤其在这个风云激荡、容易积郁的改革年代,有利于心态的调整。
国家竞争,固然需要激情,但更需要冷静,这和近身肉搏需要气定神闲的道理是一致的。
日本作为我们的“全民公敌”和“移情寄托物”,给了我们难得的全民认同的宣泄口;而日本作为镜子,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未必是变革年代所独有的心浮气躁。
进一步看,即使民意只是寻找宣泄的出口,但一旦汹汹成势,就能裹胁政策,再加上政府对民意浪潮的本能的规避或有意识的引导,其势必更为汹涌,最终形成国家意志的宣泄。
中日民间的敌对情绪,在考量中日之间冲突的必然性以及可能达到的烈度时,是一个不能被漠视的重要向量。
我们为什么不敢谈“日本威胁论”?
一个值得玩味的现象是,尽管当今中国民意“抗日”情绪高涨,但却很少能形成系统的、并且有影响力和号召力的“日本威胁论”。
一面是西方与日本大唱“中国威胁论”,从利益和安全关切看,中国的确对他们构成了至少是潜在的威胁。
而另一面,我们却如同鸵鸟一般,在讷讷自辩的同时,甚至羞于提及“日本威胁论”或“美国威胁论”,或者在慷慨激昂的口水抗日之外,对日本疏于进行冷静的研究和防范。
“日本威胁论”在中国舆论中的缺席,原因或许是多方面的。
其一,梁启超所言的“一人为刚万夫柔”的中国特色依然存在,军国大事仍是“肉食者谋之”,而“肉食者”虽然未必“鄙”,但顾虑多。
其二,看似汹汹的口水抗日潮,多是情绪之浪花,其实质一言以蔽之:
蔑视日本。
而历史已经证明,在“小日本、大中国”的轻佻心态下,重视日本、研究日本往往被当作多余的琐事。
其三,在国际社会依然奉行丛林原则的同时,我们中国人对战争的认知,却在很大程度上停留在田园牧歌般的浪漫主义憧憬中,甚至还在骨子深处,保留了点宋襄公的遗风,真以为在国际生态和国家利益争夺中,还有什么正义之类的所谓普世原则。
实质上,这就是一种绥靖心态。
与带有狩猎色彩的西方文化将战争视为社会常态相比,中国的农耕文化把战争看做一种恶、而将和平当作社会的至善。
中文里,“和平”侧重的是协调和宁静,而英、法文中的“peace”更多指的是“同意停战”所带来的愉悦,这只是一种暂时的状态。
西方人崇尚着“该出手时就出手”,坚定地认为战争虽然破坏和平,但也缔造和平。
中国人却时常静静地等待敌人下一次不知道何时发生的入侵。
尤其是自宋以来,中国人加速地失去了性格中刚烈的部分,并形成了和平主义的、偏安式的、鸵鸟型的战争观,一如面对妖魔只能念经的唐僧,无谓地进行正义非正义之辩,并一相情愿地认为自己的防御立场和受难经历就能代表正义,并且正义必胜。
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陆军部第二局局长小川又次大佐在《清国征讨方略》一书中写道:
“今日乃豺狼世界,完全不能以道理、信义交往。
最紧要者,莫过于研究断然进取方略,谋求国运隆盛。
”“兵力不整之时,万国公法亦决不可信……既不足恃,亦不足守。
” 这样有见地的、赤裸裸的直指国际秩序核心的想法,即便出自我们的敌人之口,至今亦值得回味与咀嚼。
中国的基于道德和正义的战争观,实在很需要下载些西方基于利益的战争观来进行升级,才能超越那些被虚幻的词句所遮掩的不切实际的道义优越感。
从《水浒传》到《亮剑》,中国至少在荧屏实现了“该出手时就出手”的“亮剑”精神,至少表明了新一代更加现实和阳刚的处世态度。
笔杆子的决战
中国第一代外交家郭嵩焘曾认为,在洋务方面,李鸿章“能见其大”,丁日昌“能致其精”,而沈葆桢“能尽其实”。
身为福州船政大臣的沈葆桢,的确在提倡西学、实行洋务方面十分扎实细致。
但对体力劳动的鄙视甚至渗透到他的管理中,尽管他十分注重科学技术,但多停留在书本学习上,他和他的团队很少深入到船舶设计和建造的第一线身体力行,科技的应用成为领班工长以下的“下等人”的工作。
与此相对应的是,在伊藤与井上等五名日本青年前往英国留学的三个多月航行途中,都要在帆船上干粗活,而当时伊藤病得甚至差点丧命。
明治时期的另一位著名政治家青木周藏,在留学德国学习法律时,居然还涉猎医药、政治、军事、经济乃至啤酒、纸币、地毯等的制作,动手能力很强。
是“君子动口不动手”,还是“该出手时就出手”,这成为两国知识分子乃至两国国家特性的分野。
中日两个民族在甲午战争中的首次对决,不仅是军事PK,也是立宪制度与专制制度的PK,更是两国知识分子之间的PK。
实行了君主立宪的日本,虽然天皇拥有相当大的话语权,但战争的发动还是更多地取决于以伊藤博文为首的内阁。
日本知识分子成为政权的核心力量,有足够的权力对全国资源进行动员和运用。
日本从执政团队到前线的中高级军官,几乎是清一色的“海龟”团队,即使没有留过洋的一些陆军将领,也都接受了良好的西方军事训练,受过近代教育。
中国方面则从李鸿章开始,多是从未跨出过国门的“土鳖”,这导致双方在国际形象塑造上大相径庭。
甲午战争的海战战场,则成为双方新一代“海龟”将领的角斗场。
北洋舰队和日本联合舰队的不少军官,多有留洋的经验,有的甚至是同学或校友。
同样的西方教育背景,同样的欧洲产铁甲军舰,同样的完全用英语进行的战场指挥,背后较量的就是军事之外的因素。
北洋舰队之败,实在非战之罪也……
硝烟尚未散尽时,伊藤与李鸿章在马关开始谈判。
在国家利权争夺外,双方也涉及了很广泛的话题。
伊藤建议大清“必须对明于西学、年富力强者委以重任,拘于成法者一概撤去”,当他说这话的时候,他留英时期的好友罗丰禄、伍廷芳也正襟危坐在李鸿章侧后。
当年的英伦同窗,如今一方贵为国家元首,另一方却还厕身幕僚。
据说李鸿章对此亦深有同感,回国后奏请将罗、伍二人起用,分别出使英、美。
但终其一身,二人与昔日同学伊藤在功业上终究难比。
这种个人命运的差别,正是两国知识分子命运的戏剧性对照。
甲午战争对日本的知识分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曾经的平民主义者全都在胜利、尤其是巨大的战争红利带来的激情中消失,国家主义成为日本主旋律。
《马关条约》签订后,俄、法、德三国干涉还辽,竟然给了德富苏峰这样的民权主义者以“强权战胜公理的事实教育”,他在自传中说:
“归还辽东一事,支配了我一生的命运,自从听到这一消息,我在精神上几乎与过去盘若两人,”从此自命为“帝国主义的急先锋”。
日本的军刀终于撕开了中国士大夫傲慢的外壳,甲午战争后,改革的浪潮在中国第一次形成了全国范围内的共识。
但随后的改革,成为大清谷公知们登堂入室获取个人权位的工具,戊戌变法成为一场野心家的闹剧和既得利益者反攻倒算的流血悲剧。
之后,知识分子再度大规模地卷入政争,而民间歇斯底里的反智情绪大爆发,则导致破坏力巨大的义和团运动。
中日两国的公知们自此分出了燕雀与鸿鹄,一个继续在王侯堂前辗转卖唱,一个则在高天云端振翅飞翔,他们之间越走越远了……
直视恶邻之三——你认识日本吗?
一九三一年的秋天,沈阳城的枪声击碎了中国人对东邻日本抱有的最后的和平幻想,中日两国用一场十四年的战争、数千万条生命才换来最后的和平。
八十一年后的秋天,对东海小岛的一纸收购合同再度让中国人感到一衣带水的阴森寒冷,因为我们从对手貌似谦卑而谨慎的解释中,分明读到了蔑视和野心。
在我们要求对手反省历史的同时,是否也应该自我反省?
八十一年过去了,我们对自己的对手了解多少?
无知的愤怒是无力的愤怒,也是令人绝望的愤怒。
谨以此献给祖国的国耻纪念日。
——————《中国经营报》2012.09.17D4版,“九一八”特别策划
你认识日本吗?
/作者:
戴旭作者为海南安全与合作研究院院长
生为中国人,几乎就注定无法避免与日本这个近邻发生各种各样的纠缠。
无论是关于历史还是未来的话题,无论是经济、文化或者是军事领域,无论你是政治领袖还是企业家,也无论你是军人还是平民,认识日本,研究日本、了解日本,都是中国人的一种生存必需课。
近百年前,中国军事战略家蔡锷说,中国要想实现现代化,必须迈过日本这道坎儿。
今天,中国仍然被挡在这道坎儿的前头。
文化归属与地理征服
在世人印象中,日本是善模仿而不善思考的民族。
但自一百多年前明治维新之后,日本不仅政治、经济、军事发生了全面变化,其思维方式也有了脱胎换骨的改变。
领导这一社会变革的青年武士,提出“殖产兴业,富国强兵,文明开化”的口号,以综合商社为核心的财团产业群随之产生,在此基础上,日本采取“开拓万里波涛,扬国威于四方”的军国主义政策——名为“四方”,其实只是西方,即中国及其周边所属势力范围。
地理上一衣带水,生理上一脉相承,让日本无可选择地成为中国文化的学习者;无所不在的“中国”熏陶濡染,又固化成日本一种恒定的心理,即自觉自愿地认为是中国文化的传承者。
南宋被蒙古征服,君臣军民崖山集体蹈海,日本为之举国戴孝,认为中华正统文化已灭,东瀛成为中华文化余脉。
晚清中国改革失败,革命兴起,日本先是保护康梁立宪派,后来又全力协助中华革命党人,并先于孙中山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
至今,中国原藩属国越南、朝鲜半岛俱已废除汉字,唯日本对汉字珍视如初。
地理、生理、心理,使日本与中国纠结出复杂的“血缘关系”。
世人但知日本对中国虎视眈眈蚕食鲸吞,岂不知,日本却视并吞中国为地理、生理和心理的回归。
相当程度上,受这种“血缘关系”的支配,日本始终有一种登陆靠岸、西进中国的莫名动力。
自中国明朝后期,日本战略家丰臣秀吉就计划以武力在亚洲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大帝国。
他制定征服朝鲜、占领中国,进而夺取印度的侵略蓝图,并于1592年和1597年两次发动侵略朝鲜的战争。
丰臣秀吉虽然没有如愿,但他的思想,却成为日本近现代战略文化的根源。
此后四百余年,日本处心积虑“谋华”。
1823年佐藤信渊写了《宇内混同秘策》,明确把侵略中国的东北作为第一目标。
明治维新后,每发动一次侵略战争,日本军方就把佐藤信渊的书重印散发,作为军人必读教材。
日本明治时期战略文化的代表是福泽谕吉。
他被称为“日本的伏尔泰”,晚年成为一个狂热的军国主义者,主张侵略朝鲜,进攻中国。
日本始终在专研中国
受征服庞大中国使命的驱使,对中国社会情势的全面分析,对中国的各种战略研究,对日本自身境况的分析对照,在日本已经形成一种社会自觉。
这种集学术研究、政治和军事战略于一体的习惯,一直延续至今。
1997年,当时名列世界500强第一的日本财团“三井物产”,旗下战略研究所研究员市川周出版了一本书,名叫《战胜中国》。
此人提出日本对中国要有“竞争对手意识”,要充当“战斗的(东亚)家长”,海洋国家(日本)要与大陆国家(中国)对抗,要利用“非华人对华人感到的压力”,广泛团结非华人国家对抗中国大陆。
2006年日本另一位战略学者松村劭,发表《海洋国家日本的军事战略——对照战史则防卫政策课题自然明了》,主张与市川周如出一辙。
松村劭主张:
日本的国家战略应是一种“西太平洋战略”,即通过以上措施,实现日本作为西太平洋海上强国的再次崛起。
今年2月份,日本前联合舰队司令五位睦佳海军中将发表了一篇文章,凭空断言中国的国家目标就是称霸世界,并且按照日本二战前称霸世界的战略路线图,给中国设定了三阶段目标:
第一阶段先“吞并台湾,完全控制东海和南海”,第二阶段,“恢复鸦片战争之前中华帝国版图,走出第二岛链”,第三阶段是“取代美国成为世界领导者”。
这种鼓吹其实是加剧美国的恐惧,鼓励美国对抗中国,然后,日本像它过去在经济领域的韬光养晦那样,躲在美国的背后,大力发展日本的海军和全面的军事力量,诱惑美国解开身上的束缚,成为梦寐以求的“正常国家”。
综观日本政府近年所为,其国家政策正是上述战略思想的体现。
日本在明治维新中不仅学到了西方政治、经济、军事的精髓,二战后又学到了美国在大型企业中设立战略智库的做法。
在日本财团成为日本国家主体之后,各财团纷纷出巨资成立战略智库。
著名的松下财团,旗下有一个“政经塾”,它不像一般智库那样写写文章搞搞研究,只培养战略学者,以为国家建言献策,而是面向全社会招收具有战略素养的学员,然后专职对每个人进行系统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哲学、历史的系统教育。
最重要的是,松下“政经塾”还对每个人进行相当专业的军事训练,然后将这些文武双全的战略人才送入日本政界、商界和军界,迄今已培养出众议院议员31人,参议院议员7人。
其中的野田佳彦正是当今日本首相。
著名的还有不久前卸任的鹰派外相前原诚司。
这不仅超越了中国岳麓书院那样的传统培训模式,也超越了美国兰德公司那样的纯粹研究理论提供建议的模式。
在企业担负培养国家领导人使命的同时,政府各职能系统,已通过交叉持股的方式,和企业财团之间形成无法剥离的血肉联系,而日本财团与财团之间,更是早就形成了分工不分家、以民族和国家利益为最高原则的整体,在世界上所向披靡。
日本人的团队精神,日本人的军事素养,现在都体现在日本的政体和经济结构中。
一个用现代科技工业武装起来的日本,在30年的时间里改革成功,又在30年左右的时间里称霸亚洲,同时向苏(俄)、中、美挑战。
在遭遇空前打击、重创之后,又在30年的时间里再次跃起。
这样的国家、这样的民族,在世界上独一无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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