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小说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Word文档格式.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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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不仅要求人们把对家的伦理情感施用于国,而且强调要真正地献身于国。

也就是说,如何取舍个人在“国家”与“家庭”间的正确位置,是儒家文化传统判断个人人生价值的重要尺度。

郭靖是金庸早期用心塑造的一位成熟的英雄,也是儒家文化的集中体现者。

通过郭靖的形象金庸着力传达出一种敦厚的儒家风范:

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

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死而后己的道义感;

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气节;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操守。

甚至郭靖独特的言行性格也能在儒家学说典籍中找到相对应之处:

诚信,刚毅,讷于言,敏于行,微言大义,大智若愚,大巧若拙……郭靖简直就是儒家理想人格在金庸小说中的翻版。

在小说中,郭靖屡屡道出“侠”的意义:

“我辈练功习武,所为何事?

行侠仗义,济人困厄,固然乃是本分,但这只是‘侠’之小者……为国为民,方为‘侠’之大者”,“但想人之在世,便是做个贩夫走卒,只要有为国为民之心,那便是真好汉,真豪杰了。

”（《神雕侠侣》）在这里,小说中的“大侠”实际上成了儒家文化理论在现实社会中的实践者。

郭靖不仅是儒侠中的大者,而且也是一切侠中的侠之大者,因为他彻底地实现了“为国为民”这一目标,有着“铁肩担道义”的巨大人格力量。

“铁肩担道义”是中国老百姓最崇尚的英雄品格,也是金庸最心仪的人格理想。

他把这种英雄品质和人格理想,尽情倾注在郭靖身上。

郭靖坎坷的经历,勤朴敦厚的个性,高超卓绝的武功,忧国忧民的心怀,大仁大勇的胸襟,无不让读者产生共鸣。

他的身世经历契合孔孟思想,他的言行和结局更有着楷模的作用。

对父母孝、对国家忠、对爱情真、对朋友义、对子女爱,是典型的“侠之大者”,是君子,甚至可以说是“圣人”,是儒家文化精髓的理想人物形象。

郭靖身上显示出的这种“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风范,也体现了金庸对儒家的内求张扬主体、外求治国平天下的文化精神的肯定。

在作品中,郭靖获得“大侠”的名份,不只是源于武功的高强,更源于他保卫襄阳的民族壮举,源于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己”的人生价值取向。

以天下苍生为念,知其不可而为之,这是孔子反复强调的人生价值取向,也是传统儒家大侠的至高思想境界。

金庸小说从多视角、多层面反复渲染了这一点。

以郭靖为代表的儒侠之所以能达到值得称道的至高境界,是因为他们具有可贵的精神品质:

“仁者爱人”的高尚境界,“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积极入世精神,诚实守信、宽厚待人的侠肠义骨。

而这些都在郭靖身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他也不愧为“侠之大者”。

也许,把郭靖写成儒家之大侠,似乎有点令人费解:

一个连字也不识几个的“呆子”,怎能成为儒侠?

这也是金庸的独特之处。

文化对世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因而受儒家影响的是所有的中国人,包括识字和不识字的,绝不是饱读诗书的儒生而已。

小说中就连不识字的妇人郭母也时刻教导儿子不忘雪国之耻。

其实,“识字不多的下层人民是凭着本能和信念去接受儒家文化的影响的,因而这种影响不仅是表现在思想上,而更多地表现在心理上和人格上。

”所以,金庸小说呈现出的传统文化意蕴,很多时候是缘于民间的自觉。

二

郭靖等对政治社会的关注,体现了作者的思想深受儒家的影响。

然而,儒家理论在被统治者所采用的同时,产生了禁锢人性、等级森严、宗法专制等诸多弊端。

金庸对于这些弊端是持否定态度的。

于是,他又向我们展示了追求精神自由的新境界。

“大侠”的特征可以概括为自由的精神、独立的个性和恣肆不羁的生命形态。

金庸小说中描写了许多这样的“大侠”。

他们行走江湖,自持正义,特立独行,孤傲叛逆,率性而为,不但反抗黑暗腐败的官府,也反抗一切陈规陋习,他们身上体现出中国传统的道家文化精神。

道家传统的思想精髓是个人本位和对自由的向往与追求,并且构建了逍遥游的人生理想,这种人生理想正是冲破宗法专制和一切外在规范束缚,反抗现实,肯定自我,追求个人精神自由独立的表现。

另外,道家作为儒家社会的反抗者,它们的根本对立在于,儒家强调社会价值高于个体价值,道家则凸显个体价值的至上性,重视个体生命在宇宙间的存在意义,并不看重人的现世社会价值。

道家思想对金庸小说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其小说人物生活态度的旷达超脱,适性得意。

张三丰是金庸小说中最突出的道士形象。

他清虚自守,圆融无碍,慈悲为怀而又不是遗世傲立。

他的个性宽容、随和、开朗、大度、幽默、机智,可以说是道家的理想人格。

他游乎四海之外,齐物我,齐生死。

如何面对死亡的问题,极易显示出一个人的人品高下。

当死亡的威胁降临时,张三丰不仅视死如归,而且还能自我反省,继续思道。

赵敏率蒙古武士侵扰武当,其时俞岱岩残废,其余人下落不明,他自己身负重伤,大敌当前,他却低吟“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并且顿悟:

“说来文丞相也不免有所拘囿,但求我自丹心一片,管他日后史书如何写!

”（《倚天屠龙记》）这种精神实是俯仰天地,得道深矣。

作为道家文化象征的老顽童周伯通晚年练成了“左右互搏术”和“空明拳法”。

这与其说是武功,不如说是人的心灵情感的外向宣泄,是人的生命的外化形式。

在这里,“武功与人的生命相互融透,武功也就因此升入了文化本体”。

在道家之侠看来,人性归属自然,循自然之道,率性而为,才能真正实现自我的个性自由与人格自主。

金庸小说虽然也写古代,思想倾向却与旧式武侠大不相同,根本告别了“威福、子女、玉帛”的封建价值观念,渗透着个体解放与人格独立的精神。

杨过是金庸小说中一位典型的“大侠”。

他至情至性,任性偏执,既认西毒欧阳锋为义父,又反出师门拜小龙女为师,将师父赵志敬视为仇人。

这在儒家正统观念中都是大逆不道的事情,但在杨过看来,只是“谁对我好,我就对谁好”。

尤其是他要娶身为自己的师父兼“姑姑”的小龙女为妻,这更是儒家眼中的“禽兽之行,乱伦之罪”。

面对巨大的社会压力,杨过却意志坚定,毫不妥协,他大声说道:

“姑姑教过我武功,可是我偏要她做我妻子。

你们斩我一千刀、一万刀,我还是要她做妻子!

”这是杨过向不合理的礼教、习俗挑战的宣言,体现了道家桀骜不驯的叛逆精神。

如果说杨过是封建礼法的叛逆者,那么,令狐冲就是传统文化的彻底的背叛者。

令狐冲虽然行走于人欲横流的江湖,却仍能保持一份率真的性情。

率性而为,任意所之,游于江湖之中,行乎山水之间,追求着真与善。

在“千秋万载,一统江湖”的口号声中,令狐冲却奏出了“笑傲江湖”的不和谐之音。

在所有人都忙于争权夺位之时,令狐冲却表现出对政治斗争的厌恶与逃避。

原因只在于他的自由的天性和追求自由的人格精神。

庄子生活在人人危如累卵,生命常遭不测的大动乱时代,虽然真切地盼望着身心的全面解放,却也深知这种自由解放不可能求之于现世,而只能求之于自己的心灵。

确实,只有能够“游心于无穷”,才能够超脱现实的藩篱,打破闭锁狭隘的世界,在恬淡适意的自然境界中自由地飞翔。

令狐冲真正地领悟道家文化的精义是在练成绝顶武功独孤九剑之时。

独孤九剑的要诀在于“行乎其不得不行,止乎其不得不止”,“如行云流水,任意所之”,不论行或止都合于自然之气,如行云与流水,行到何处,流向何方全凭气韵驱使。

这等高妙的境界,是武学的境界,也是人生的境界。

令狐冲就是一个自由之魂,他的精神昭示着人类对于自由的永恒向往。

三

金庸在用传统的儒和道来阐述和言说武侠小说的同时,并没有忘记向佛家文化的汲取。

他在小说中试用佛教的透彻智慧正面观照大千世界,以大慈大悲、大法力来化解人世的无穷冤孽。

在佛家眼中,人生无常,无常即苦,众生世界苦海无边。

进而能够“斩无明,断执着,起智慧,证真如”,才能超脱人欲苦海,回头是岸,找到心中的“净土”,用之为苦海慈航。

小说中人物凭借着他们的慧眼与意志,置苦海却能自我超渡,甚至自救而救人。

《倚天屠龙记》就是一部佛光普照的作品,主人公张无忌天生怀有一副慈悲心肠。

张无忌的“无为”看似与道家的精神暗合,但骨子里却藏着佛眼与慈悲心。

他行医又行侠,堪称“江湖医佛”,出于慈悲与可怜之心答应娶相貌丑陋且性格古怪的殷离,又出于天性的慈悲心肠,劝阻武林各派纷争。

除了主人公张无忌的慈悲心怀在小说中得到充分的表现外,杀人如麻、双手沾满无辜人的鲜血的刽子手谢逊,在历经世事沧桑后“立地成佛”,顿悟人生而毅然皈依佛门,其最后归宿有助于揭示小说主题。

紧随其后的下一部小说《天龙八部》也是这种主题的延伸。

《天龙八部》这部书的名字就取自佛经,小说以情孽、复仇、争权为三条线索来展开故事。

段正淳处处留情,结果使众情人互相嫉恨,相互追杀,自己也苦不堪言,使其子段誉也成为他情孽的直接受害者。

再说复仇,萧峰与中原好汉的悲剧冲突正是因为复仇而起。

还有争权的斗争,更是造成江湖混乱,人生悲苦的缘由。

不仅江山王位的争夺如此,江湖门派的掌门之位的争夺也如此。

于是,每个人都可能在他们织成的网中承担几种角色。

其实,这张网正是“人世间”的深刻象征。

网中既是受害者,又是织网者,作者揭示了“命运”的成因:

不在天,不在地,而恰恰在于人本身,每个人都是命运的承担者,同时又是命运的制造者。

叶二娘为恶是因儿子被别人偷去,游坦之则是因萧峰杀死了他的父亲,而萧峰本人也由别人带给他无法脱逃的悲剧命运。

书中的人物就是这样无人不冤,有情皆孽,环环相扣,因果交错。

四

金庸小说中的人物,一方面受儒家影响,关注现实人生,积极进取;

另一方面,超凡脱俗、无拘无束、率真任性、想象丰富、情调浪漫,又与道家有关。

在“侠”的理想失落后,道家的出世、避世便成了对其心灵的一种价值补偿,在金庸的小说世界中这又成为一种完美无缺的生活方式。

老子说: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那么道家的人生哲学也只能是自然无为了,这是人生追求的极境。

虽然这种孤寂清虚的人生很难被世人所接受,但在金庸小说中,入世与出世都作为一种理想的人生方式而占有独尊的艺术地位。

儒、道、佛各自的思想体系中都具有强烈的仁爱精神。

儒家讲求“仁者爱人”;

道家虽无正面的主张,但主观个体的清心寡欲、自然无为,也达成了客观群体的友爱和谐;

佛家的救世人于苦海、普渡众生的思想更显示出博爱。

其实,真正的仁善可以是儒家的仁爱、道家的无为与佛家的慈悲的一种有机结合,金庸小说就呈现出这种结合的和谐美。

“儒、道、佛……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犹如三条闪闪发光的思想的大河,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宝贵的生存智慧和精神资源。

”

综上所述,金庸小说深受着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影响,既有儒家的积极的人生态度、高尚的道德情操和远大理想,又有道家的随心任性、清净无为的思想以及佛门的救苦救难、大慈大悲的博爱之心。

这些共同在金庸小说中营构出了一种睿智而和谐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