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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亚地缘经济与国家战略
泛亚地缘经济与国家战略
刘金鑫
本文从国际地缘政治、国际地缘经济、中国国际战略、向西开放战略、建设面向西南开放重要桥头堡的不同层次阐述“泛亚”概念。
一、泛亚地缘经济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化、多极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不断深入和中国的崛起,国际地缘政治格局发生深刻变化,世界地缘政治中心加速从欧洲-大西洋地区向亚洲-太平洋地区转移,国际地缘战略的选择由传统地缘政治思维模式向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并存思维模式转移。
2009年9月25日,G20匹斯堡峰会发表的《领导人声明》宣布,G20将取代G8成为永久性的全球经济主要协调和合作机制。
G20机制的形成,标志着国际地缘经济格局重心由发达国家向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国家共治发生转移。
地缘战略环境的变化,使地缘经济理论成为中国战略选择研究的重要工具。
地缘政治理论是从地理位置和国家政治关系对各国相互关系如何影响的分析研究。
地缘经济理论是从地缘经济利益和经济关系对各国相互关系和国际战略格局发展如何影响的分析研究。
从国际地缘政治上看,“泛亚”(英文:
PanAsia)概念来源于德国地缘学家卡尔·豪斯霍费尔1941年提出的泛亚区设想,是指从东北亚、东南亚到澳大利亚实现联合。
实际上是以大国列强为中心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的地缘政治思想。
当今世界,“发展”、“和平”、“合作”不仅是世界发展的主流,而且成为各国对外政策的价值取向。
未来全球秩序取决于美国、欧盟和新兴大国三种力量的合作。
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必然更多选择地缘经济的新思维模式。
地缘经济关注的是世界市场的中心地区和邻近国家之间的跨国界经济组合,区域经济一体化或区域经济利益集团化是本质特征。
G20作为首要全球性论坛,对国际秩序和国家战略都产生深刻的影响。
我们认为,G20是由美国、欧盟和泛亚三种经济利益集团为代表组成的。
从国际地缘经济的视角来说,泛亚地区是G20的重要组成部分,代表着新兴经济体国家和发展中的大国,中国是泛亚地区的核心国家。
G20的崛起集中体现了世界转型与发展中大国崛起的互动,而中国崛起作为其中最突出的现象,既是世界转型的一部分,也是促动世界转型的核心力量。
世界转型与中国崛起并行,赋予中国更大的战略空间,推动着中国的国际战略调整。
基于中国地处欧亚大陆东端和亚太地缘中心的特定地理区位及源自“东亚封贡制度”、以周边为重点的特定战略传统、争取和平崛起的现实战略诉求,以及亚太正在成长为世界地缘政治经济中心的现实,都规定了未来中国的地缘战略必须以重点经营大亚太(我们称为:
泛亚)为基本点。
实际上,亚太是个动态性极强的政治地理概念,其地理范围一直处于颤变、扩大过程中。
率先提出“亚太”概念的是美国战略界,主要是军方在太平洋战争期间,其原意是指“太平洋沿岸的亚洲”或者说“西太平洋地区”。
20世纪70年代以来,“亚太”概念被亚洲国家及国际社会普遍接受。
那么,在新的国际地缘政治经济格局下,中国国际战略所要经营的“大亚太”,即“泛亚”(英文为:
Opening-Asia)在全球地缘经济版图和力量配置中占据什么样的地位?
其发展前景如何?
从地理范围看,泛亚地区包括东北亚、东南亚、中亚、南亚、中东和非洲的环印度洋国家、太平洋诸岛国以及南北美的环太平洋各国。
目前,泛亚地区包括世界上4个领土面积最大的国家(俄罗斯、加拿大、中国、美国)、4个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印度、美国、印度尼西亚)、世界经济前3强(美国、中国、日本)、金砖五国(中国、俄罗斯、印度、南非、巴西)。
从政治蕴赋看,泛亚地区集中了世界上5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的3个(美国、中国、俄罗斯)、9个有核武国家中的6个(美国、俄罗斯、中国、印度、巴基斯坦、朝鲜)以及10支最强大军队中的7支(美国、俄罗斯、中国、印度、日本、朝鲜、韩国)。
从经济规模看,泛亚地区目前仅APEC21个成员国的GDP总量就占世界同比的54%,其商品和服务贸易总量占世界同比的44%。
从发展前景看,泛亚地区有中国印度及东盟等新兴市场国家巨大的劳动力人口和市场需求,有中亚、俄远东地区、东南亚、中东、非洲、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丰富的自然资源,还有美国日本等国的高科技和先进的管理经验。
如果这些地缘经济要素的融合,泛亚地区经济增长空间就会呈现几何级数持续增大。
二、“泛亚两洋”是中国国际地缘战略的必然选择
G20机制的形成被国际社会认为标志着全球经济治理权力东移,伴随着全球化所形成的国家之间经济利益的相互依存,区域经济一体化使传统的政治战略区变得模糊,高新技术的迅猛发展加速着地缘观念变迁。
世界进入了一个共生共荣的时代,需要世界主要国家共同治理。
是否具有大国的战略远见与战略深度,是否能够准确地认识到世界权力变化的趋势并主动适应、调整、塑造,将深刻影响各国未来权力地位的走势。
在推动G20并促进“全球治理”的过程中,发展建设是基础,深化地区合作是关键,进行全球性一体治理、国际治理是首要。
中国需要根据国际地缘经济格局的变化,把握战略机遇期,找准自身定位,明确自己的国际战略。
国际战略的根基在国内,在于和平发展的内生性动力。
中国国际战略基本特点是经济发展和政治安全并驾齐驱,从而决定了地缘经济理论和地缘政治理论成为中国战略选择的重要研究工具;中国选择了和平发展道路,就必然更多使用地缘经济思维来决策。
鉴于中国处于俯视亚太,总揽亚太全局的国际地缘政治经济枢纽位置,中国实现全球大国目标的发展路径不在于直接经略全球,而在于集中经营大亚太(泛亚)。
因此,以欧亚大陆为基本依托,坚持发展有强大海权拱卫的陆权大国的战略目标,围绕“泛亚两洋”制定中国未来国际战略必然成为我们的战略选择。
中国地缘经济发展战略的总体框架为:
立足亚太,经营泛亚两洋,以经济发展为中心,妥善处理大国关系,以睦邻、富邻、安邻为基石,打造周边地缘经济圈,积极构建和谐世界发展范式。
“泛亚两洋”是我国主体战略发展空间,两洋是指太平洋和印度洋。
三、桥头堡建设是实施向西开放的举措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地缘经济发展的集中体现,经济全球化是地缘经济发展的最终融合。
地缘经济的主要表现形式包括金融霸权、国际经济贸易摩擦、战略资源争夺、科学技术竞争与信息技术霸权争夺、战略主导权争夺。
地缘经济实施的组织表现形式主要有跨国公司(集团)、国际经济组织和区域联盟等。
当前及未来相当长的时期,世界经济体系以美国(北美)、欧盟(欧洲)、中国(东亚)三大地缘经济板块为主,这种现实构造,决定了新的实力中心的分布格局和地缘政治的走向定位。
中国在实施“泛亚两洋”国际战略必须处理好与美国、欧盟和泛区区域内关系的战略选择问题。
中国在泛亚地区积极构建多种形式的地缘经济合作圈,以包容性增长的国家利益为前提,以中国国家利益为基础,以共同利益的汇聚与国际机制的建设为主要路径,以互联互通为重要方式,以与相关国家建立利益共同体为突破口,积极大力推动中国与周边国家地缘经济圈是国家整体战略的工作重点。
西部大开发在我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中居于优先地位。
西部地区国土面积占全国陆地总面积的71.5%,人口占全国的27%。
西部地区能源资源富集,水能、石油天然气、煤炭、金属非金属矿产资源及生物资源,在全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西部地区陆地边境线全长1.8万公里,与周边13个国家接壤。
西部地区少数民族人口约占全国少数民族总人口的70%,贫困人口占全国的65.9%。
西部地区又是大江大河的源头,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
由此可见,西部地区的繁荣、发展与稳定,事关各族群众福祉,事关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西部地区正在成为新时期对外开放的重点地区,加快向西开放正在成为完善我国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的战略举措。
向西开放是相对于沿海开放而言的,就是要加强与我国陆路接壤的中亚、东南亚、东北亚,乃至向西延伸到西亚、中东和欧洲的国家和地区的交流与合作。
向西开放的空间十分广阔,具备了良好条件。
首先,东北亚、中亚、东南亚等国家近年来经济发展速度加快,我国周边14个国家中有一半以上国家年均增长速度超过6%,是世界范围内经济发展活跃,具有较大发展潜力的地区。
其次,欧洲国家为摆脱国际金融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影响,亟需与保持经济强劲增长势头和拥有巨大市场容量的中国开展深度合作。
第三,我国与亚欧国家资源禀赋不同,发展阶段相异,开展经济、技术、贸易、能源资源合作互补性强。
最后,近年来区域和次区域合作快速发展,中国与东盟国家首脑会晤、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中欧领导人峰会、中国与中东欧领导人会晤等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和完善,双方共同利益不断扩大,双边合作意愿进一步增强。
应该指出的是,中国加快向西开放,在互利互惠、合作共赢的基础上扩大与亚欧国家的经贸合作与各领域的交流,不仅有利于完善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有利于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而且有利于相关国家的振兴与发展,有利于构筑良好的国际政治经济发展环境。
向西开放既包括沿边开放,也包括内陆开放,沿边开放与内陆开放互为窗口与支撑。
海上战略通道与陆上战略通道是协调互补关系。
中国围绕打造周边地缘经济圈,充分利用陆路地缘优势和交通物流技术优势,进一步扩大内陆开放、沿边开放,大力实施向西开放,与周边国家互联互通,以经营牢固的陆上战略通道为依托,打通海上战略通道,拓展新的市场空间,获取更大的海洋权益,实现整体战略目标。
建设国家桥头堡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建设国家桥头堡、实现互联互通是积极推进西向战略的核心内容,是国家整体战略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创建中国和平合作发展范式的战略转进。
“桥头堡”(英文Bridgehead),原为军事术语,后作为是陆桥经济研究中一个具有特定内涵的重要概念。
港口的性质、运输线路的便捷和政府部门的定位是确定桥头堡的主要依据;融国际运输中心、金融中心、信息中心为一体的国际商贸中心,是桥头堡的主要功能定位。
从区域经济合作的角度理解,“桥”是通道,“头”是前沿,“堡”是基地,“桥头堡”是大通道、大基地、大平台和大窗口的意思。
从地缘经济角度讲,桥头堡是以亚欧大陆为基本依托,在战略国际通道或大陆桥中具有控制战略资源能力、处于战略安全物流与供应链节点地位的起点城市或地域(英文:
LandBridgeStrategicChannels)。
根据沿边省区与周边国家的地缘经济要素,中国按照重要桥头堡和定向桥头堡层次将在西部地区逐步建设一批特殊经济区、开放开发试验区、重点边境口岸,打造向西开放的桥头堡。
为了打造东北亚地缘经济圈,建设中国-俄罗斯油气管线,控制朝鲜海峡运输通道,打通中国东北地区连接太平洋的陆上战略通道,稳定边境和繁荣民族文化,提出黑龙江建成向俄罗斯开放的桥头堡和枢纽站的战略目标。
国务院批准中国图们江区域开发规划纲要-以长吉图为开发开放先导区规划纲要,2012年4月23日,国务院出台《关于支持中国图们江区域(珲春)国际合作示范区建设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12〕19号文件。
中国吉林东北亚投资贸易博览会和东北亚经济合作论坛就是面向国际区域的经贸合作交流平台。
为了打造中亚地缘经济圈,建设中国-哈萨克斯坦输油管线,控制欧亚大陆桥陆路运输通道,打通中国西北连接欧洲延伸到大西洋的陆上战略通道,稳定边境和繁荣民族文化,提出把新疆建成向西开放的桥头堡和枢纽站的战略目标。
2011年9月30日国务院出台《关于支持喀什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建设的若干意见》国发〔2011〕33号文件。
中国-亚欧博览会和欧亚经济论坛就是面向国际区域的经贸合作交流平台。
为了中蒙俄地缘经济圈,建设原油、成品油、天然气和煤基燃料输送管道,打通内蒙与俄罗斯的内陆能源通道,稳定边境和繁荣民族文化,提出把内蒙建成我国向北开放的重要桥头堡的战略目标。
2011年06月26日,国务院出台《关于进一步促进内蒙古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1〕21号文件。
批准建设满洲里国家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
为了打造南亚地缘经济圈和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圈,建设中国-缅甸油气管线,打通中国西南连接印度洋的陆上战略通道,控制大湄公河次区域陆路运输通道,减少对马六甲海峡的依赖度,稳定边境和繁荣民族文化,提出把云南建成中国面向西南开放的重要桥头堡的战略目标。
2011年5月6日国务院出台《关于支持云南省加快建设面向西南开放重要桥头堡的意见》国发〔2011〕11号文件,并批准建设中国瑞丽国家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
中国-南亚博览会和泛亚合作论坛可以作为面向国际区域的经贸合作交流平台。
云南连接两洋,沟通三亚,是中国西南地区与中南半岛和南亚次大陆国家结合部,是泛长江三角经济圈和泛珠三角经济圈的起始部,是中国—南亚地缘经济圈和中国—东南亚地缘经济圈的中心地带,既是中国连接印度洋的重要通道,又是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腹地,更是第三亚欧大陆桥和中国西向贸易通道的枢纽所在,服务于中国西南地区面向中南半岛和南亚次大陆的开发开放。
“面向西南开放”,空间上就是以东南亚、南亚、西亚为重点,面向印度洋沿岸地区的开放。
简单地概括为“一洋四区”,“一洋”是印度洋,“四区”是指南亚地区、东南亚地区、西亚地区和非洲东部印度洋沿岸国家。
这一区域涵盖了50多个国家,近30亿人口,拥有广阔的市场空间,而且区域内双边、多边区域合作势头强劲,合作发展的潜力巨大。
因此,我们可以把云南桥头堡建设所指面向西南开放的印度洋沿岸国家简称为“泛亚”。
泛亚地区,特别是东南亚和南亚地区关乎国家核心利益和战略空间,认真研究泛亚地区地缘经济理论,为制定中国和平发展的地缘大战略提供方法和工具,为国家对外开放战略的实施至关重要。
这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战略研究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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