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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卡要留神,输入密码更要防止被偷窥”,对于警方和媒体的经常提醒,相信人们早已耳熟能详。
然而,提醒归提醒,一些市民的信用卡信息被盗,进而招致盗刷的事件,还是不时在各地发生。
如此财产受损,用卡者自然要吸取教训;
而我觉得,从某种角度来说,“管好信用卡”也应成为一种服务细节。
说“管好信用卡”也是服务细节,首先因为顾客的信用卡信息被盗,往往是在某些餐饮场所刷卡消费之时,那么,即便事后追责的“大板”不会落在商家身上,至少说明其防范举措有懈可击。
特别在眼下,“假意应聘服务员”已经成为一种“盗卡漏洞”,作为商家,除了严格验证应聘者的真实身份,未尝不可专门作出规定,普通人员严禁对顾客提供刷卡服务;
要是做得再好一些,还可在顾客用卡刷卡时,把“请您防范信息泄露”“请您一定遮住密码”作为必须相告的预警提示。
再者,“管好信用卡”的服务细节,看似“自找麻烦”,增加了餐厅等消费服务场所的工作难度;
但换个思路来想,即使不说“细节决定成败”,至少也让很多顾客能从点滴之中看出善心和诚意,自然而然会使你的声誉和形象越来越好,由此引得更多消费者闻风而“赞”,几乎也是可想而知的“好心有好报”了。
还有,把“管好信用卡”作为一种服务细节,就像过去一些店家提示顾客“不够再点”一样,要说也属温情服务、精细服务的升级换代和与时俱进。
当前眼下,信用卡消费成为普遍现象,但专门针对“用卡安全”的优质服务,要说还没有得到广泛认识和重视。
这也说明了,只要有心的商家多些奇思妙想,给被服务者带来些许的动心与好感,往往也能马上“被人记住”,迅速“脱颖而出”,这可绝对比费钱费劲地去做寻常宣传要有效得多了。
“管好信用卡”的服务细节,当然也会带来有益互动,这便是促使持卡消费者越来越形成一种谨慎自觉,一拿出信用卡,就会想到和警醒起“安全刷卡”。
这样的结果,才是真正的皆大欢喜了。
(司马童)
邓海建
中国政法大学聘请邓亚萍为兼职教授一事持续发酵,引发网友质疑。
校方6日回应称,聘请邓亚萍为体育教学部兼职教授,其主要工作是支持学校高水平乒乓球运动队的建设发展。
该校一教授自称“因学校当局未经正常程序而聘任邓女士为兼职教授”而决定逃离法大。
但也有法大教授和学生力挺学校聘任邓亚萍,认为网上的质疑过于激烈。
(12月7日中国新闻网)
平心而论,以邓亚萍女士的人生资历或学术资质,去高校当个“兼职教授”,也未必是多么不靠谱的事情。
不过,舆论“风乍起”,确实代表了几种声音:
重实惠的,觉得身靠名人好办事;
重名节的,愤然于学校“傍名人”;
讲多元的,认为这是愿打愿挨的事情……既然舆情喧嚣,总要有个是非论道。
不然,校方公信被消解不说,被聘的名人也会跟着无故“惹得一身骚”,伤筋动骨,皆不欢喜。
中国政法大学在此事上显得较为被动,无非是两个问题没有回答清爽:
一是为什么有必要聘任“兼职教授”?
二是通过什么程序聘任“兼职教授”?
前者看似很好回答,比如聘请邓亚萍女士,当然为了支持校园乒乓球发展。
但这个回答其实也很危险,因为校方还要附带着解释下面这个问题:
为什么是乒乓球,而不是篮球足球排球、抑或橄榄球羽毛球?
独独选择了乒乓球,就要给出情有独钟的理由。
当然,舆情反弹的意思,主要在于第二个问题。
换个问法,就是高校聘名人,该谁说了算?
比如,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玉圣6日发表微博称“不与邓亚萍教授共处中国政法大学”。
他表示,因学校当局未经正常程序而聘任邓女士为兼职教授,为洁身自好、拒绝污染计,本人决定逃离。
且不管这样的声音是不是主流,但起码有一点值得追问:
在聘请名人之前,当事高校有没有刻意让这类声音“被沉默”?
这个问题对应下面两个小小追问:
一则,既然是学校聘用,征询过师生的意见了吗?
二则,在明显会有反对声音存在的客观语境下,校方以怎样的程序正义说服公众要“聘任到底”?
眼下的中国高校,当然还未曾实现“教授治校”,但尊重全校师生的意见及权益,应该是无可置喙的大势所趋。
今年6月份,六小龄童被聘任为浙江大学兼职教授;
2013年,央视节目主持人李修平受聘为西北师大兼职教授;
在更早前的2004年,周星驰被聘为中国人民大学兼职教授……似乎每次高校聘名人,都会在舆论场一石激起千层浪。
不过,除了吃空饷事件令北外与何炅不甚尴尬,民意反弹之声,似乎并未能阻挡“兼职教授”挂名的步伐。
你情我愿也好,你侬我侬也罢,高校授予了“名誉”,名人拿什么投桃报李?
如果只是发个聘书,密切了校领导与名人之间的“私家关系”,这在本质上算不算公权寻找的把戏?
有数据说,十八大以来,仅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公布的高校腐败案件,就有50多起。
高校非“净土”,仍指向失控的权力。
在最近的高校反腐大戏中,有个细节挺耐人寻味:
对于被免职的北邮副校长杨放春,多数学生表示不了解,“只是听说过名字”。
有人说,校领导跟学生隔膜如此,不出事才怪。
更重要的是,它从细节处折射出现代大学制度及高校内部治理结构的症结——民主精神及原则,今何在?
高校当然可以聘名人,但聘谁、怎么聘、聘了干嘛,不能沦为“一言堂“的游戏。
(邓海建)
堂吉伟德
6日,记者从民航局获悉,将在广州白云机场和上海浦东机场启动航班时刻资源市场配置改革试点,未来将引入“拍卖”和“抽签”方式。
但不少业内人士担心,将原本无偿获得的资源变为有偿,航企有可能会将增加的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12月7日《北京商报》)
行政还是市场,是航班时刻资源市场配置面临的现实选择。
航空时刻资源作为公共资源,无偿是其天然属性。
不过有了利益主体和竞争之后,其就会变成日益稀缺,并导致优势资源的稀缺。
而行政分配虽然具有无偿性,然而却很难做到资源的优化配置,尤其是无法让其综合效益更好的体现,也不利于打破传统大型企业对优质航班时刻的垄断,因而实行市场化改革,既有助于打破行业垄断,也有利于实行资源更好的配置。
市场化配置改革之后,其好处在于做到了透明性和公正性,能够行政配置资源过程中的“暗箱操作”,同时对于一些企业来说,也可以通过对闲置资源的第二次转让或者出租的办法,在行业内进行再次重组和分配,也给其他在夹缝中生存的航企以更多的机会,有利于发挥市场的决定作用。
应当说,其制度设计的初衷并没有什么问题。
不过,市场化配置也有相应的风险性,在商业逐利的情况下,如果行政配置没有完全放权,而又通过了市场化的手段,那么可能会形成负担的转嫁。
比如航线和时刻是关系到自身利益甚至生死攸关的大事,企业肯定会不遗余力,如果采取出租车经营权的拍卖模式,价高者具有优先权,那么航班时刻表应可能会带来大量的成本增长;
相反,如果采取的药品招投标过程中的“价低者优先”,那么航班时刻拍卖才不会成为涨价的推手。
值得注意的是,在目前国际上采取行政性分配和市场化配置的两种模式中,大部分国家依然采用行政分配方式配置航班时刻,这说明其对市场化配置过程中的风险,还是有相当的顾忌。
市场化配置当然更科学、合理与公平,然而其并非没有任何成本代价。
如果说行政配置可能会带来利益寻租,那么市场化之后同样也可能带来利益关联。
如果在机制的设计上不科学,良性的竞争无法形成,可能改革的结果就会事与愿违。
众多事实证明,公共资源配置的市场化是对传统行政审批方式的替代和扬弃,但其同时也面临着政治风险、经济风险和社会风险,比如权力寻租,比如机会主义,并由此带来公共利益受损与价格高企,这就需要在其市场化的改革过程中,对既有的制度和机制进行再造,同时对其有效性进行全面的评估。
对此,就完全应将价格是否上涨作为检验成败的标准,若是实行资源的市场化配置以后,因为竞争关系而由无偿获得变为有偿获得,并最终因为价格的上涨而形成负担的转嫁,让消费者来为其买单,那么如此改革就谈上不上成功。
公共资源当然可以采取市场化的配置方式,市场化与公益性之间也并不悖离,关健在于是否能够始终坚持公益性导向。
其实,拍卖也好,抽签也罢,关键要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拍卖所得的资金,完全可以通过返还的方式给予票价补贴,让其在与改革之前的比较中,依然具有较高的比较优势。
总之,只有市场化配置之后,最直接简单的票价没有过快上涨,改革才会有可预期的未来。
(堂吉伟德)
叶祝颐
《虎妈猫爸》里宁可推迟一年入学也要让孩子入读名校的剧情,如今在天津有了现实版。
女儿小晨6岁半了却还没上小学,天津家长吴悦倒是一点儿也不着急。
今年她做了件“大事”。
4月,她把红桥区一套114平方米的房子卖了,在和平区买了一套40多平方米的热门小学学区房。
因为小学招生时新房还未交房,没有房本,已满6周岁的小晨错过了今年入学季。
(12月7日《中国青年报》)
家长为了让孩子上一所热门小学,卖掉114平方米的大房子蜗居40平方米的小房子在所不惜。
因为房产证没有下来,孩子六岁半上不了学也不着急。
“只要能上好学校,晚一年怕什么!
”家长对政府安排的就近入学不买账,绞尽脑汁追捧学区房,人为制造新的“就近入学”,家长对教育公平焦虑至此,实在让人深思。
当然,学区房是很贵的。
不是每户人家有114平方米的大房子去换学区房的。
穷人家即便知道某片区对口某名校,也不具备一掷千金的财力,只能望名校兴叹。
其实,学区房之所以被热捧,说到底,还是择校惹的祸。
由于基础教育资源配置严重失衡,引发家长纷纷争抢名校周边的学区房,再加上教育部门与名校收紧入学政策,把学区房价格捧到高处不胜寒的地步。
在教育资源配置不公的语境下,教育部门禁止择校,但是由于学校布局、就近入学范围与公众就学期望值不一致,优质教育资源尚属稀缺资源,根本不能满足公众的需要,无法阻挡千千万万家长对优质教育资源的期盼,“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各种隐形择校一直没有停止。
虽说“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4%”的教育目标已经实现,但是,用好教育投入比实现教育投入目标本身更重要。
这不仅要加强教育经费审计,避免教育投入经费跑冒滴漏;
也要防止教育经费为重点学校锦上添花,不为薄弱学校雪中送炭。
如果说大学有重点非重点之分的话,基础教育特别是义务教育不应有好坏之分。
在义务教育投入的问题上不仅不能厚此薄彼,而且要对贫困地区、薄弱学校倾斜,防止“名校更强”、“弱校更弱”。
从教育公平与效率的角度讲,政府与教育部门要特别注重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把新增义务教育投入向薄弱学校倾斜,但是,地方政府基于教育政绩的需要,并不愿意大规模投资薄弱学校建设,因为名校基础本来就不错,投入名校效果立竿见影,容易出成绩,而薄弱学校投入欠账太多,见效比较慢。
地方政府往往把有限的财力用在名校身上。
由于名校与薄弱学校投入、发展不均衡,形成了薄弱学校门可罗雀、名校人满为患的教育失衡局面。
虽说教育资源经过整合补充,名义的重点学校被取消,薄弱学校的情况有所改观,教育资源均衡配置的问题有所改观,但是学校之间的差距依然存在。
这既有硬件差异,也有师资力量与教育环境的差异。
而一些地方谈学校标准化建设,大多像肯德基开店一样,倾向于给薄弱学校补充硬件设施。
师资力量与教育教学管理等教育软件配置成了教育均衡发展的软肋。
由于教育评价机制单一与应试教育的影响,学校之间教师的物质待遇与事业发展环境也不一样。
学校对优质师资多采取保护措施,甚至到处挖师资。
造成师资流动困难,这也是合理配置教育资源的一大壁垒。
由于校际差异,优质师资难以向薄弱学校倾斜,形成了薄弱学校缺生源,“名校独大”的局面。
对此,学校有私心,但政府决不能有私心,听任教育失衡加剧。
而要在教育资源分配的问题上一碗水端平。
如果政府热衷名校建设,忽略薄弱学校发展;
教育失衡局面会愈演愈烈,学区房还会继续热下去。
教育部部长袁贵仁曾提出,全国全面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这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奇迹。
对于一个人口大国来说,全面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成绩确实可圈可点。
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学校之间,教育不公平,特别是义务教育发展不均衡的问题不仅客观存在还比较严重。
九年义务教育已经普及,什么时候实现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奇迹,扎实推进教育公平,我们拭目以待。
如果学校只有远近之别,无好坏之说,还有谁宁愿孩子推迟入学也要“钱多人傻”地追捧学区房呢?
(叶祝颐)
斯涵涵
12月5日1点多,山东小伙郭强在西青区某小区前为救轻生同事跳入河中,救出同事却不幸溺亡。
让郭强家属十分气愤的是,郭强明明是救人牺牲,但获救同事和另外两名当事人起初对郭强家属和警方咬定他因感情问题而轻生,直到多人提供证言,三人才改口还了郭强清白。
什么原因让这起事件扑朔迷离?
(12月7日《天津日报》)
明明是勇于救人不幸遇难,同事起初却反称郭强“主动跳河”;
被人救起,获救者不言感谢,反以“自杀”谎言相向,在多方证人的证词下,事情才发生了180°
转弯,这一言行远超大多数人想象,也打破了基本良知的底线,迅速点燃网友的怒火。
或许是落入激流之中惊吓过度而致昏聩,或许是害怕赔偿责任,人们可以理解当事人的惊慌失措甚至可以原谅其不发一语,但是一个鲜活的生命逝去成为另一个人获救的巨大代价时,害怕和赔偿都不足以成为逃避的借口,违背真相说谎更非良心之举,当见义勇为知恩图报的传统美德被轻易的抛掷一旁,舍己救人也就成为生命不可承受之重。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何况救命之大义之举?
波涛汹涌之中获救的生命险遭灭顶之灾,而被救之后的举动折射良知的缺失、道德的沉沦。
“我心理上过不去,永远不会原谅自己”,但愿当事人迟来的道歉发自内心,并见诸行动,让见义勇为、谨守良知、尊崇美德成为不可或缺的道德课程,以此维护公共道德的人性栅栏,彰显见义勇为和人性光辉。
2012年长沙小伙邓锦杰、2015年河南青年孟瑞鹏……近年来,像这种因为各种理由对英雄事迹冷漠逃避的案件绝非孤立,逃离、沉默,昧着良心说谎成为少数人“趋利避害”的本能常态,而法律对当事人的行为似乎无能为力,没有说谎成本,导致英雄流血又流泪,见义勇为不仅要承担生命危险还要承担道德风险,道德滑坡,人性泯灭,何其可悲?
施救溺水的身体不易,需要非同寻常的勇气和体力;
而还原扭曲的真相、挽救说谎的心灵更难。
我们亟待建立关于表彰见义勇为的配套法规,让人性和道德不再于躲避中沉默。
当下,良心的自责和公众的拷问迫使获救者说出真相,但是“溺水”的人性及道德更呼唤法制护栏,应该依法追究说谎者的责任,抬高自私自利伤害他人的法律成本,警诫他人,匡扶正义。
唯有多管齐下,方能告慰见义勇为者的灵魂,温暖逝者家属冰冷的心,修复因冷漠和自私而不断受伤的社会创痕。
(斯涵涵)
王传涛
12月4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黑龙江记者站原站长毕国昌发文称,在三亚天涯区海边游泳时,载有衣物的自行车链锁被城管剪断,致使其仅身穿裤头,徒步去三亚市政府,最后犯病回家,前后长达4个多小时,身心受到羞辱。
7日凌晨三亚市作出官方回应后,毕国昌再次发表文章,称价值一千多元的眼镜始终没有被归还,同时准备提起公益诉讼,哪怕索赔一块钱也好。
“城管收走衣服导致退休厅官裸奔4小时”的新闻,近日成功吸引了公众和网友的眼球,也引发了无数网友的热议。
虽然很快三亚相关方面就道歉并回应称涉事城管已经被停职,但这位退休厅官仍然不依不饶,声称还要对簿公堂。
在许多网友看来,这位退休厅官还真有点“得理不让”的架势。
更有网友认为,是因为“退休厅官”的身份才让城管让步的。
事实真是如此吗?
此事之中,双方到底哪一方是对的,现在仍然没有定论。
一方面,城管拖走自行车、拿走车上物品,是不是依法依规办事没有定论;
另一方面,城管的行为在事实上,确实造成了这位退休干部“裸奔”数个小时的事实,这样的执法对于市民构成了严重的生活影响与权利干扰。
此事的真正看点在于,一厢是退休5年的高官,一厢是一个被严重妖魔化的执法群体;
一边曾经拥有权力和行政级别,另一边城管群体暴力执法现象仍然屡见不鲜。
如果两方摩擦出一些火花,到底是什么样——这是广大网友一直想看到的一种对垒与PK。
究竟是曾经的高官能够战胜被妖魔化的城管,还是威武的城管能够严格执法丝毫不让步,大家都拭目以待。
只是此次事件的关键并不在于退休厅官的身份,而在于毕国昌本人在网上的积极发言。
据报道,毕国昌是典型的“候鸟养老族”,即冬天住海南,夏天回东北,在一定程度上,他就是一位三亚市民。
固然,其退休前的身份为厅级干部,但此事之中,毕国昌的厅级干部身份并没有体现出应有的“效力”,其厅官身份,也并不是在三亚取得的。
笔者认为,是因为毕国昌作为一名网友经常活跃于网上,遇到什么问题能够敢于在网上曝光,同时如果认为基层政府做的工作比较到位,也会向有关领导积极反映进行表扬——是这样的做法,使他处于一个相对有利的位置。
这说明,毕国昌很清楚自己在公民社会中的权利与地位,也能够充分行使这方面的权利。
毕国昌能够积极参与公共事务,这是许多网友和市民都难以做到的。
实事上,在现代社会之中,只有我们敢于在网上公开发声,努力争取自己的权利,喊出自己的诉求,表达自己遭遇的不公,慢慢改变广大市民权利弱势的现状,并非奢望。
(王传涛)
龙敏飞
“奖学金居然只有一块钱,还不如不发呢。
”近日,一位苏州大学的学生在网上吐槽。
这也让苏州大学的奖学金成为了热搜词,今年,不论是“学习优秀奖”还是“专项奖”,该大学各个学院的奖学金金额统统都成了象征性的一元钱。
对此,苏州大学一名班主任老师表示,“学校现在在转变一种观念,希望同学们好好学习,但不应该‘以获得奖金’作为求学的目标。
”(12月8日《现代快报》)
对于苏州大学的“一元奖学金”制度,许多人啧有烦言。
有人愤怒地表示,“一元钱的奖学金更像是一种对好成绩的侮辱”;
也有人调侃称,“一元钱也好意思发,别闹了”,更有人诙谐地表示,“还不如发两元钱的彩票,保不准还制造了百万富豪”……当然,除了反对的人,也有人表示支持,认为大学生学习的目的是为了自己的前程与未来,而不是为了几千元的奖学金,大学生应该有更高的精神追求。
众声喧哗之下,一元奖学金制度到底是好是坏,的确很难论定。
毕竟,不同的人想法不一样,这是众口难调的,有人认为好,也肯定有人认为不好。
不过,在决定发一元奖学金之前没有征求民意,学校拍脑袋就决定了,似乎就不妥了。
一则,对一些贫困学子来说,奖学金的存在,很可能帮他们解决了很多生活的问题,全部变成一元,可能影响他们的生活;
二则,学生出国学习(交流)基金增加了500万元,与削减的奖学金数额一致,这是否算用在刀刃上,值得拷问。
这些年,教授治校、学生参与治校的呼声此起彼伏,而一些学校,也采取了积极的行动。
比如《北京大学章程》,就规定北大学生享有调查处理学校人员是否违规、讨论决定学位授予标准、审查老师是否可以评上教授、老师著作是否涉嫌抄袭等权利,而与此类似的是:
南开大学在校务委员会中为学生代表设固定席位,而天津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高校则有“学生校长助理”。
这意味着,学生参与治校,正成为一种流行的做派。
而在国外,学生参与治校也是一种普遍的做法。
美国大学生参与高校共同治理,早已形成一整套完整的体系,学生参与学校管理的制度建设、内容与范围、组织形式以及权利的救济渠道等已经比较成熟。
他们认为,正如同政府的合法权利都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一样,与学生利益相关的重要决策也应该征求学生的意见。
高校的奖学金制度,无疑是与学生利益息息相关的,那征求学生的意见,显然是必须的。
这就是说,苏州大学取消之前的奖学金制度,开设一元奖学金制度,学生应该有参与权与表决权,这是最起码的底线。
在高校内,奖学金制度不可能最完美,但可以最民意。
可为何苏州大学却单方面采取了削减奖学金的制度呢?
这背后,还在于其行政化的管理方式。
当下,让学生全面治校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但让学生部分参与治校,尤其是与学生利益相关的事情应征求他们的意见,应该成为高校管理者的行动自觉。
(龙敏飞)
舒圣祥
“12306的验证码,已经击败了全国99%的购票者,我已经找不到回家的路了”。
今年春运火车票开售一来,除了各种“秒光”的新闻,最多的就是对12306图片验证码的各种吐槽。
为了防止抢票软件破解,12306网站不断将登录的图片验证码更新,层出不穷的图片验证码让一些网购车票的旅客大呼“比高考还难”。
(12月8日新华网)
春运火车票向来都是高度稀缺的资源,无论是之前的通宵排队还是现在的网上拼抢,春运购票注定是一场“艰苦卓绝”的战斗。
12306的图片验证码虽然像素很差,但若搁在平时,做这样的奇葩题目倒也不失为一种乐趣。
正因为抢票时间争分夺秒,每输错一次就失去好几成的抢票成功机会,大家手心都有点出汗心跳也有点加速,谁还会有心思去瞬间区分王珞丹与白百何、孙楠与杨臣刚?
倒在验证码拦路石下的人们,于是“都开始怀疑自己的智商了”。
高难度的图片验证码,影响了非学霸们的购票效率,但在12306看来,似乎却是一种公平的需要——图片验证码旨在应对来自第三方抢票软件的破解,因为第三方软件介入会影响12306网络的稳定性以及用户购票的公平性,而单纯的数字验证码或汉字验证码很容易被破解。
牺牲用户体验保障购票公平,当然是可以理解的;
如果最后同样都是买不到票,败在眼力与运气上,似乎也要比败给技术插队更好。
你看,公众对购票验证码的吐槽,根本原因在于“一票难求”的格局,直接原因在于抢票软件的疯狂;
相比之下,12306的技术水平与应对不力,好像不应该被过分指责。
可问题在于,购票验证码难则难矣,具体到防止黄牛抢票,真的能有多大威力呢?
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靠着对抢票软件的“深入研究”,黄牛购票QQ群的生意据说依旧很火。
这就有点让人担忧,会不会因为超难验证码阻挡或拖延了很多的购票者,反而让黄牛的抢票软件成功概率更高呢?
那些直接递条子或者内部联系拿票的高级别黄牛,当然就更别提了。
无论如何,12306大战各类抢票软件和各路技术型黄牛,出发点肯定是好的,立场也肯定是对的;
但是,如果真正被打败的不是黄牛,反而是“全国99%的购票者”,那就有点“打偏了”。
有一个问题是:
购票验证码到底要多难,才能防得住黄牛?
这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更是一个制度安排问题。
我在想,“一票难求”的火车票,是不是也可以像新股申购一样搞先申购后摇签呢?
要知道,新股中签在当下股市无异于白白捡钱,其申购成功难度肯定要远超火车票,但没中签的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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