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诉讼文书格式初探以吐鲁番文书为中心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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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此条唐令是根据《唐六典》卷六《刑部郎中员外郎》条、《通典》卷一六五《刑法》三《刑制》下,以及《天圣令》宋29条等复原而成[11]。
令文中称诉讼文书为“辞牒”;
称接受诉讼文书为“受辞”或“受辞牒”。
2、唐《斗讼律》“告人罪须明注年月”条(总第355条):
诸告人罪,皆须明注年月,指陈实事,不得称疑。
违者,笞五十。
官司受而为理者,减所告罪一等。
即被杀、被盗及水火损败者,亦不得称疑,虽虚,皆不反坐。
其军府之官,不得輙受告事辞牒。
疏议曰:
告人罪,皆注前人犯罪年月,指陈所犯实状,不得称疑。
“违者,笞五十”,但违一事,即笞五十,谓牒未入司,即得此罪。
官司若受疑辞为推,并准所告之状,减罪一等,即以受辞者为首,若告死罪,流三千里;
告流,处徒三年之类。
……“其军府之官”,亦谓诸卫及折冲府等,不得輙受告事辞牒[12]。
此条律文称诉讼文书为“辞牒”或“告事辞牒”。
接受诉讼文书者为“受辞者”。
诉讼文书不实,为“疑辞”。
又称呈递“入司”的文书为“牒”。
另外要注意:
律文中所谓“准所告之状”中的“状”,指“实状”即情况、事状,而非文书形式之“书状”之义。
3、唐《斗讼律》“为人作辞牒加状”条(总356条):
诸为人作辞牒,加増其状,不如所告者,笞五十;
若加增罪重,减诬告一等。
为人雇倩作辞牒,加增告状者,笞五十。
若加増其状,得罪重于笞五十者,“减诬告罪一等”,假有前人合徒一年,为人作辞牒增状至徒一年半,便是剰诬半年,减诬告一等,合杖九十之类[13]。
此条律文亦称诉讼文书为“辞牒”,可以雇人书写。
如果在辞牒中增加所告罪状,要笞五十。
律文中的“状”是“情状”“罪状”之意,也不是文书形式之“状”。
以上是法典中关于诉讼文书最基本的条文,从中可知,在唐代法典中,对诉讼文书最正规最严谨的称呼,应该是“辞牒”。
从其中“受辞”、“受疑辞”看,又以“辞”为诉讼文书的大宗,其次为“牒”。
法典中也有“状”,例如“辞状”[14]、“告状”[15]等,但正如前面所说,这里的“状”都是情状、罪状,即文书内容,还不是一种文书形式的意思[16]。
三、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所见唐代诉讼文书中的《辞》
《诉讼制度》重视敦煌、吐鲁番文书中保存的诉讼资料,在《出土文书所见唐代诉牒之格式规范》一小节中收录了诉讼文书(书中称“诉牒”)23件,为我们研究诉讼文书提供了一定的帮助[17]。
但是作者没有区分“辞”和“牒”,使用了一些“状”,未能讲清它们之间的关系,也没有复原出“辞”和“牒”的格式。
凡此种种,都有重新研究的必要。
关于“辞”和“牒”的区别,是研究唐代文书制度者的常识。
但相关资料其实有些差异。
常引的是《旧唐书·
职官志》所云:
“凡下之所以达上,其制亦有六,曰表、状、笺、启、辞、牒(表上于天子。
其近臣亦为状。
笺、启上皇太子,然于其长亦为之。
非公文所施,有品已上公文,皆曰牒。
庶人言曰辞也。
)”[18]。
这其中的“有品已上”,《唐六典》作“九品已上”[19],是史料的差异之一。
此外,引文的注中说“非公文所施,有品已上公文,皆曰牒”,文气不顺:
既有“皆”字,当言“公文及非公文所施,皆曰牒”才对,否则“皆”字没有着落。
《唐会要》没有“非公文所施”字样,作“下之达上有六(上天子曰表,其近臣亦为状。
上皇太子曰笺、启。
于其长上公文,皆曰牒。
庶人之言曰辞”[20]。
到底哪种说法正确,现已无法判明,就“辞”“牒”的区别而言,起码有两点可以肯定:
一、有品的官吏所上公文曰牒。
二、庶人之言曰辞。
至于是“有品”还是“九品”,从实际使用的例子看,似应以“有品”为是。
如果上文推测的“皆”字与公文和非公文的联系有道理,则有品官吏所上公文及非公文皆曰牒。
简单说,在上行文书的使用上,品官(含职官、散官、勋官、卫官等)用“牒”、庶人用“辞”。
这一区别也适用于诉讼文书场合。
关于吐鲁番文书中的“辞”,中村裕一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有过研究。
他在《唐代公文书研究》第五章《吐鲁番出土の公式令规定文书》第二节《上行文书》第四小节《辞》中指出:
辞式文书是庶民向官府申请时用的文书,实例只存在于吐鲁番文书中,应该为《公式令》所规定。
《辞》在北朝已经存在,传到高昌成了高昌国的《辞》,也为唐代所继承。
唐代《辞》与高昌国《辞》的区别是后者没有写明受辞的机构。
《辞》的文书样式是:
开头写“年月日姓名
辞”,结尾写“谨辞”。
书中列举了六件唐代《辞》的录文[21]。
中村裕一的研究已经涉及唐代《辞》的主要方面。
本文要补充的,其一,是将《辞》的格式更完备地表示出来。
其二,补充一些《辞》的文书,并作简单分析。
最后,总结一下《辞》的特点,以便与作为诉讼文书的《牒》进行比较。
完整的诉讼文书的《辞》,应该具备以下格式:
年月日(籍贯身份)姓名
辞
标的(即所诉人或物)
受诉机构(一般为:
县司、州司、府司、营司等):
所诉内容。
结尾——谨以辞(或咨、状)陈,请裁(或请……勘当;
请……)。
谨辞。
(实用诉讼文书,后面附有判词)
吐鲁番文书中的《辞》,仅就《吐鲁番出土文书》一至十册[22]统计,有近30件,若包括案卷中所引的《辞》,约有40件之多。
以下举几个相对比较完整的例子。
例一、唐贞观廿二年(648)庭州人米巡职辞为请给公验事[23]
1贞观廿
二[
]庭州人米巡职辞:
2
米巡职年叁拾
奴哥多弥施年拾伍
3
婢娑匐年拾贰
驼壹头黄铁勤敦捌岁
4
羊拾伍口
5州司:
巡职今将上件奴婢、驼等,望于西
6州市易。
恐所在烽塞,不练来由,请乞
7公验。
请裁。
8
巡职庭州根民,任往
9
西州市易,所在烽
10
塞勘放。
怀信白。
11
廿一日
此件《辞》严格说不是诉讼文书,而是申请书。
是米巡职向庭州提出的申请,目的是希望发给他公验,好去西州贸易。
处理此件《辞》即写判词的“怀信”,应该是庭州的户曹参军事[24]。
此件《辞》的申请人,应该是一般的庭州百姓。
例二、唐永徽三年(652)士海辞为所给田被里正杜琴护独自耕种事[25]
1口徽三年[
]海辞
口分常[
3县司:
士海蒙给田,已[
]贰
载未得田地。
4今始闻田共同城人里正杜琴护连风(封)。
其地,琴护
5独自耕种将去,不与士海一步。
谨以谘陈讫。
6谨请勘当,谨辞。
此件《辞》是某士海上诉至县里,说本应给自己的田地被里正耕种,请县里核查处理。
“某士海”应该是一般百姓。
例三、唐麟德二年(665)牛定相辞为请勘不还地子事[26]
1麟德二年十二月
日,武城乡牛定相辞:
宁昌乡樊粪?
塠父死退田一亩
定相给得前件人口分部一亩,径(经)今五年
4有余,从嗦(索)地子,延引不还。
请付宁昌乡本
5里追身,勘当不还地子所由。
6
付坊追粪?
塠过县
7
对当。
果
示
十九日
此件《辞》是牛定相上诉县里,要求调查樊粪?
塠五年不还他地子的原因。
县里接到《辞》并审理后,县令或县丞某“果”[27]下判词,命令坊正带樊粪?
塠到县里接受询问并与牛定相对质[28]。
以此件《辞》来上诉的牛定相,应是一般百姓。
例四、唐总章元年(668)西州高昌县左憧憙辞为租佃葡萄园事[29]
1总章元年七月
日高昌县左憧憙辞
张渠蒲桃一所(旧主赵回口)
憧憙先租佃上口桃,今[
4恐屯桃人并比邻不委,谨以辞陈,[
5公验,谨辞。
此件《辞》是左憧憙上诉县司,就一所葡萄园的租佃纠纷,请县里出示公证(公验)。
上诉者应是一般百姓。
例五、唐仪凤二年(677)西州高昌县宁昌乡卜老师辞为诉男及男妻不养赡事[30]
1
仪凤二年四月
日宁昌乡人卜老师辞
男石德妻汉姜
[38]。
张智礼应是普通百姓。
例九、唐开元三年(715)交河县安乐城万寿果母姜辞[39]
开元三年八月日交河县安乐
城百姓万寿果母姜
辞:
县司:
阿姜女尼普敬,
秃双
龙定□
赵
镇押官行赤亭镇将杨嘉麟职田地七十六亩亩别粟六斗,计卌五石六斗,草
一百五十二围。
2牒:
忠敏身是残疾,复年老,今被乡司不委,差充子弟,
3渠水
坊
麹仲行家婢僧香
右奉判付坊正赵艺专为勘当
者,准状就僧香家内捡,比邻全无
5
盗物踪迹。
又问僧香口云:
其铜钱、
耳当(珰)等在厨下,
(帔)子在一无门房内
坎上,并不觉被人盗将,亦不敢
加诬比邻。
请给公验,更自访觅
者。
今以状言。
□状如前。
谨牒。
永淳元年八月
日坊正赵思艺牒
第10行所缺的字应是“牒”。
由于此《牒》只是一件事,所以不必说“牒,件状如前”而只要说“牒,状如前”即可。
《牒》的内容是某坊正赵思艺接到上级要求(奉判)并按照其中内容(准状)核查僧香家被盗事,最后将调查后的事状言上,再写套话“牒,状如前,谨牒”。
此例当属官文书。
从其他例子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出现“牒,件状如前,谨牒”(包括“牒,件检如前”等)字样的文书中,最后署名的必定是处理此案卷的官吏如府、史、典、录事等。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同意卢向前的意见,即这种类型的文书在唐前期是判案中的一个环节,虽与原始的《牒》不同,但还应该算是《牒》,而不是状(只有到了唐后期,这种《牒》才具有了《状》的性质,详下)。
前述吴丽娱文(2010)认为前期存在一个用“牒”将“状”中转的过程,但是这件文书是坊正赵思艺自己上的牒,不存在中转问题,但仍使用了“状如前”的词句,可见这里的“状”当为动词。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这种附有“牒,件状如前,谨牒”字样的《牒》,由于大多与处理案卷有关,属于公文书,因此实际并不在我们探讨的诉讼文书的范围内。
不过,由于“状”除了“事状”“情状”“罪状”的含义外,它本身也是一种文书形式,因此出现在文书中的“状”,渐渐与《辞》和《牒》有了某种程度的混淆[83]。
《辞》和《牒》有时也被称为状。
于是出现了“辞状”(“右得上件口等辞状”)[84]、“牒状”(“右得上件牒状”)[85]等称呼。
到《宝应元年康失芬行车伤人案卷》中,如前所述,两个被撞伤的百姓,起诉书一个用的是《辞》一个用的是《牒》,但到官府询问当事人时,变成“问:
得史拂郍等状称:
上件儿女并在门前坐,乃被靳嗔奴扶车人辗损”云云[86],《辞》和《牒》都成了《状》。
可见这时,“状”的用法已经泛化,可以代指《辞》和《牒》了。
不仅如此,在一些“牒,件状如前”类《牒》文书中,逐渐在结尾出现了“请处分”、“请裁”等申请处分字样,甚至出现了“谨状”“状上”。
这就使这类《牒》超出了转述事状、汇报检案结果等事务的功能,标志着《状》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诉讼文书开始出现。
于是《牒》和《状》开始混淆。
一件《天宝年间事目历》有如下记载:
“兵李惟贵状为患请口茣茱萸等药”、“兵袁昌运牒为患请药[
”[87]。
同样是兵,同样是因患病请药,一个用《牒》,一个用《状》,可见二者已经混淆不清了。
到唐晚期,随着这种个人使用的、写有“状上”、“请处分(请裁)”之类字样的《牒》文出现,《状》作为一种诉讼文书正式出现了。
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此类《状》的实例,主要出现在敦煌。
这是因为敦煌文书主要是唐后期五代的文书,而吐鲁番文书主要是唐代前期的文书。
所以一般来说,吐鲁番文书中有《辞》而《状》少见,敦煌文书中无《辞》而有《状》。
这种主要出自敦煌的诉讼文书的《状》,其格式大致如下:
身份姓名
状
右(直接写所诉内容)。
结尾——伏请处分(或伏请判命处分、伏请公凭裁下处分)
牒,件状如前,谨牒。
年月日身份姓名
牒
举一个例子:
唐景福二年(893)九月卢忠达状[88]
1百姓卢忠达
右忠达本户于城东小第一渠地一段
廿亩,今被押衙高再晟侵
劫将,不放取近,伏望
常侍仁恩照察,乞赐公慿。
伏请
处分。
7牒,件状如前,谨牒。
景福二年九月
日押衙兼侍御史卢忠达
牒[89]
此件《状》的内容是诉田亩纠纷。
申诉者是押衙兼侍御史。
要注意,其身份虽是押衙,但仍自称“百姓”。
这或可解释我们在《牒》一节中困惑的现象,即为何有的百姓使用了“有品”者才能使用的《牒》。
现在看来,一些低级胥吏(估计是前任胥吏)自称为“百姓”的现象十分普遍。
因此称“百姓”者中,有些实际是或曾经是官吏。
《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中还收有多件此类诉讼文书的《状》,可参看。
从这类《状》的格式,可知有这样几个显着特点:
1、身份姓名既置于首行,又置于末行,即既同于《辞》又同于《牒》,是混合了辞牒格式的格式。
2、没有专门的“标的”,而是直接叙述所诉事项,这实际是吸收了官文书处理案卷的《牒》的格式的结果。
“牒,件状如前,谨牒”也说明了这一点。
以上两点可证明诉讼文书的《状》是从《辞》《牒》发展而来的。
3、《敦煌社会经济文献释录》中所录的几件诉讼文书的《状》,都不是向某机构申诉,而是请求官员个人处分,如本件的“常侍”,以及其他各件的“大夫阿郎”、“殿下”、“司空”、“仆射阿郎”、“司徒阿郎”等[90]。
因此颇怀疑这类《状》的格式是敦煌地区特有的[91]。
总之,唐末诉讼文书中的这种《状》,因带有“牒,件状如前,谨牒”字样,应该说属于诉讼文书的《状》的初步形成阶段,带有《辞》《牒》的浓厚色彩。
而且,正像中村裕一所说,虽然这种文书因有“状”或“状上”等字样,因此我们称其为“状”,但这是我们现在的称呼,也许当时人仍然称其为《牒》呢。
到宋代特别是南宋,诉讼文书的“状式”就没有了“牒,件状如前,谨牒”字样,但仍然前列告状人,后以“谨状”(或“具状上告某官,伏乞……”)结束,年月日后复有告状人姓名并“状”字[92]。
元代黑水城文书中的诉讼文书,也是前写“告状人某某”,后写“伏乞……”,年月日后再写告状人姓名并“状”字[93]。
它们与唐代诉讼文书中《状》的继承关系是很明显的。
六、唐代史籍中关于诉讼文书的称呼
如上所述,从法典用语及出土文书的实例看,诉讼文书在唐代的称呼、形式、格式有多种,且互有交叉,复有演变。
大致说来,正规的称呼应该是《辞》和《牒》,同时,其内容常被称为“状”并与实体的《状》逐渐混同,出现了“辞状”、“牒状”等称呼。
到唐后半期,作为诉讼文书的《状》开始出现。
此时的《状》带有鲜明的《辞》《牒》特点。
与以上状况相适应,在唐代史籍(法典之外)中,对诉讼文书的称呼也很不固定,大致说来,有以下称呼[94]。
1、辞牒
“辞牒”在史籍中使用不多,主要即出现在南北朝至唐代的史籍中。
例如有:
《文苑英华》卷三六一引杨夔《公狱辨》云:
“缙绅先生牧于东郡,䋲属吏有公于狱者。
某适次于座,承间咨其所以为公之道。
先生曰:
吾毎窥辞牒,意其曲直,指而付之,彼能立具牍,无不了吾意,亦可谓尽其公矣。
”[95]杨夔不同意缙绅先生的说法,此当别论,其中提到的“辞牒”,显然是诉讼文书。
《白居易集笺校》卷二二《和三月三十日四十韵》回忆他在苏杭当刺史时事说:
“杭土丽且康,苏民富而庶。
善恶有惩劝,刚柔无吐茹。
两衙少辞牒,四境稀书疏。
俗以劳俫安,政因闲暇着”[96]。
看来苏杭地区诉讼较少,这里的“辞牒”也指诉讼文书。
2、辞状(附词状)
“辞状”似最早出现在《后汉书》,以后直至《大清会典则例》都有使用,但最集中的,出现在唐五代史籍中。
《旧唐书》卷八八《韦嗣立传》,引韦嗣立反对刑法滥酷所上的《疏》,在说到酷吏锻炼冤狱时说“虽陛下仁慈哀念,恤狱缓死,及览辞状,便已周密,皆谓勘鞫得情,是其实犯,虽欲寛舍,其如法何?
于是小乃身诛,大则族灭,相缘共坐者,不可胜言”[97]。
其中的“辞状”应指诉讼文书或案卷。
《旧唐书》卷一八五下《裴怀古传》言裴怀古为监察御史,“时恒州鹿泉寺僧净满为弟子所谋,宻画女人居高楼,仍作净满引弓而射之,藏于经笥。
已而诣阙上言僧咒诅,大逆不道。
则天命怀古按问诛之。
怀古究其辞状,释浄满以闻,则天大怒”[98]。
这其中的“辞状”显然指诉讼文书。
《资治通鉴》卷二百高宗显庆四年(659)四月条言许敬宗等诬告长孙无忌谋反,高宗颇有疑惑,向许敬宗询问。
许敬宗在回答了长孙无忌谋反的原因后说“臣参验辞状,咸相符合,请收捕准法”[99]。
这里的“辞状”指诉讼文书。
《册府元龟》卷三三九《宰辅部·
忌害》记此句为“臣参验辞伏,并相符合,请即收捕,凖法破家”[100]。
其中的“辞伏”或当为“辞状”之误[101]。
《册府元龟》卷六一七《刑法部·
正直》记“王正雅,文宗时为大理卿。
㑹宋申赐事起,狱自内出,无支证可验。
当是时,王守澄之威权,郑注之势在庭,虽宰相已下,无能以显言辨其事者。
惟正雅与京兆尹崔管上疏,言宜得告事者,考验其辞状以闻。
由是狱稍辩,以管与正雅挺然申理也”[102]。
这里的“辞状”与“告事者”相连,也指诉讼文书。
《通典》卷二四《职官六·
御史台》言:
“旧例,御史台不受诉讼。
有通辞状者,立于台门,候御史,御史竟往门外收采。
知可弹者,略其姓名,皆云‘风闻访知’”[103]。
这里的“辞状”与“诉讼”相连,显然指诉讼文书。
“辞状”又有写作“词状”者。
即以上条关于御史风闻的例子而言,《唐会要》卷六十《御史台》作:
“故事,御史台无受词讼之例。
有词状在门,御史采有可弹者,即略其姓名,皆云‘风闻访知’”[104],将《通典》中的“辞状”写作“词状”。
《唐律疏议》卷三十《断狱》“官司出入人罪”条(总487条)云:
“疏议曰:
‘官司入人罪者’,谓或虚立证据,或妄构异端,舍法用情,鍜炼成罪。
故注云,谓故増减情状足以动事者,若闻知国家将有恩赦,而故论决囚罪及示导教令,而使词状乖异。
称‘之类’者,或虽非恩赦,而有格式改动;
或非示导,而恐喝改词。
情状既多,故云‘之类’”[105]。
《旧唐书》卷百九十中《李邕传》记李邕天宝年间为北海太守,“尝与左骁卫兵曹柳绩马一匹,及绩下狱,吉温令绩引邕议及休咎,厚相赂遗,词状连引,敕刑部员外郎祁顺之、监察御史罗希奭驰往就郡决杀之”[106]。
唐代以后,“辞状”多写作“词状”。
宋代政书《宋会要辑稿·
刑法》就有多处“词状”,例如《禁约门》宋徽宗宣和五年(1123)中书省言“乡村陈过词状,未论所诉事理如何”、“或因对证,勾追人户到县,与词状分日引受”[107]。
元代政书《元典章》在《刑部》卷十五《书状》“籍记吏书状”、“词状不许口传言语”、“站官不得接受词状”等条中也都明确使用了“词状”[108]。
不知上述三例唐代史籍中的“词状”是唐代史籍的原文呢还是后代刊本的改写[109],从宋元时代固定使用了“词状”看,改写的可能还是很大的。
3、牒状
“牒状”的使用极少,检索《四库全书》,只有17处:
最早出自《魏书》,最晚到宋金时期。
唐代史籍中的两处,均与诉讼文书关系不大。
其中一处出自《少林寺准敕改正赐田牒》,是少林寺方面回答有关机构对他们“翻城归国”的质疑,说他们曾发牒给当时“翻城”带头者的刘翁重、李昌运,结果李昌运的回答“与(刘)翁重牒状扶同”[110]。
这里的“牒状”实际指刘翁重的答辞,与诉讼文书关系不大,但仍然是诉讼过程中的一种证词文书。
4、诉状
“诉状”的使用少于“辞状”而多于“牒状”,有66卷、74处。
始于《宋书》,使用直至明清,而以宋朝最多。
唐代史籍大约只有二、三处。
例如:
《册府元龟》卷四五七《台省部·
总序》言知匦使始末云:
“唐太后垂拱元年置,以逹寃滞。
天寳九载改为献纳,干元元年复名知匦。
尝以谏议大夫及补阙拾遗一人充使,受纳诉状。
每日暮进内,向晨出之”[111]。
这里的“诉状”显然指诉讼文书,不过《册府元龟》此处的《总序》是宋人所作,不能确证这是唐人的称呼。
《册府元龟》卷四九一《邦计部·
蠲复》记元和六年十月关于放免租税制曰:
“又属霖雨所损转多,有妨农收,虑致劳扰,其诸县勘覆有未毕处,宜令所司据元诉状,便与破损,不必更令捡覆;
其未经申诉者,亦宜与类例处分”[112]。
这里的“诉状”与下列“申诉者”相关,指诉讼文书无疑。
《续玄怪录》卷二《张质》讲亳州临涣县尉张质被追到阴间,“入城郭,直北有大府门,,门额题曰‘地府’。
入府,经西有门,题曰‘推院’。
吏士甚众,门人曰:
‘临涣尉张质。
’遂入。
见一美须髯衣绯人,据案而坐,责曰:
‘为官本合理人,因何曲推事,遣人枉死?
’质被捽抢地,叫曰:
‘质本任解褐到官月余,未尝推事’。
又曰:
‘案牍分明,诉人不远,府命追勘,仍敢诋欺’。
取枷枷之。
质又曰:
‘诉人既近,请与相见’。
曰:
‘召寃人来’。
有一老人眇目,自西房出,疾视质曰:
‘此人年少,非推某者’。
仍敕録库检猗氏张质,贞元十七年四月二十一日上临涣尉。
又检诉状被屈抑事。
又牒阴道亳州,其年三月临涣见任尉年名,如已受替,替人年名,并受上月日。
得牒,其年三月见任尉江陵张质,年五十一,贞元十一年四月十一日上任,十七年四月二十一日受替。
替人猗氏张质,年四十七。
检状过,判官曰:
‘名姓偶同,遂不审勘。
错行文牒,追扰平人,闻于上司,岂斯容易。
本典决于下:
改追正身,其张尉任归’”[113]。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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