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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得其性禀之所近。
要其力肩斯道之传,则一也”。
横渠学派亦称关学,以北宋张载为代表。
“其学以《易》为宗,以《中庸》为的,以《礼》为体,以孔、孟为极”,坚决反对道家有生于无、道教长生不死、佛教虚无寂灭把世界看成虚幻等观点。
他提倡遵循古礼,教人洒扫应对进退之礼,使关中风俗一变而至于古。
张载慨然有志于“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他继承儒家传统的人道思想,综合“大同”、“宗法”思想,提出了著名的“民胞吾与”说,认定“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天地是人的父母,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人类是同胞,应亲之,万物是朋友,应友之,孝亲原则适用于一切人。
独尊儒术型另一典型是涑水学派,以北宋司马光为代表。
司马光崇奉西汉扬雄,对《法言》、《太玄》精研三十余年,酷爱《左氏春秋》,于学无所不通,惟不喜佛老之学。
他“孝友忠信,恭俭正直,居处有法,动作有礼”,论君道,则曰:
仁、明、武,论治道,则曰:
官人、信赏、必罚,是他“平生力学所得”。
该派主张“礼”是“辨贵贱,序亲疏,裁群物,制庶事”的工具,以礼整治纲纪,使“尊卑有等,长幼有伦,内外有别,亲疏有序,然后上下各安其分,而无觊觎之心”。
司马光被程颐尊为与张载、邵雍一样的“不杂者”。
此外,像范仲淹及其弟子,也属独尊儒术型学者,被朱熹推尊为“一生粹然无疵,而导横渠以入圣人之室,尤为有功”。
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将孟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大大推进了一步,具有更为宽广的儒者胸怀,被后世儒家奉为楷模。
二、儒道互补型
儒道互补型又可分为两种:
一种是儒家思想与道教思想互补,另一种是儒家思想与道家思想互补。
儒家思想与道教互补的,主要有北宋濂溪学派和百源学派。
濂溪学派简称为濂学,以周敦颐为代表。
周敦颐以《周易》为宗,对宋初道士陈抟讲修炼成仙之术的《无极图》,儒家的《中庸》和阴阳五行等思想材料加以融合铸造,为宋代以后的理学家提供了“无极”、“太极”等宇宙本体论的范畴和演化模式。
他以无极而太极的命题解决了多样性与统一性的关系问题,认为太极的自我运动产生分化出阴阳二气,二气五行之精妙合而凝又产生出万物。
他所提出的“主静立人极”的伦理观,规定了“万一各正,小大有定”的等级秩序。
该派虽吸收道教思想,但其思想主体是儒家,而道教则是其补充。
百源学派是以北宋邵雍为代表的学派,又称象数学派。
邵雍创象数学,其代表作《皇极经世》吸收道教思想,运用易理、易数推究宇宙起源、自然演化和社会历史的变迁,把象和数作为宇宙形成和发展的根源,认为宇宙的本原是太极,太极生出天地,天生于动,地生于静,动之始生阳,动之极生阴,阴阳交互作用而生成水火土石。
天动生出阴阳,地静生出刚柔,又认为“道为太极”、“心为太极”,“万化万事皆生乎心”。
邵雍深得理学家称赏,程颢称其“振古之豪杰”,“内圣外王之道”,朱熹称其胸襟中的学问,“能包括宇宙,始终古今”。
该派不仅在当时有很大影响,学派中人数众多,且在元、明、清三代又有一大批追随者,形成绵延不绝的象数学派,融合儒家和道教思想。
儒家思想与道家互补的,主要代表为北宋临川学派。
该派因王安石为江西临川人而得名,因王安石推行变法革新,故又称新学。
王安石不仅精于儒家经典《诗》、《书》、《周礼》,而且精于道家经典《老子》。
他所提出的“万物一气也”、“生物者,气也”的观点,系统阐述了元气生成阴阳冲气,阴阳冲气生成“五行”,“五行”又构成万物,万物在毁灭之后再复归于元气的自然界变化运动的规律和过程。
他认为,物“皆各有耦”、“有对”,认识到事物对立矛盾的复杂性,认为对立面是相互依存的,“无春夏之荣华,无秋冬之凋落”;
“轻者必以重为依,躁者必以静为主”。
王安石的基本倾向是吸取道家元气自然论来补充儒家思想,因此其思想的基本格调仍是儒家思想,肯定“仁义礼智信,天下之达道”、“以仁义礼智信修其身而移之政,则天下莫不化之”。
值得指出的是,在儒家思想和道教互补的学派,已经有佛教影响的痕迹,因为道教虽然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但却又是受到佛教一定影响的宗教。
三、三教合一型
应该说,宋元明清四朝的大多数儒家学派,大多数属于三教合一型。
理学中的程朱学派和陆王学派,都是三教合一型的学派。
程朱学派的基本力量是伊川学派和考亭学派。
伊川学派因程颐号伊川而得名,考亭学派因朱熹在福建建阳考亭讲学而得名。
以程颢为代表的明道学派,因程颢号明道而得名,但程颢更多地表现出心学倾向,既以理为宇宙本源,又以人心之仁为理之体现,为后来陆九渊、王守仁开启了心学之源。
程朱学派普遍带有三教合一的色彩,明道学派也不例外。
程颢从十五六岁开始闻周敦颐论学,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返求诸《六经》,而后得之”。
程颢坦然表白“吾学虽有所授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
黄百家评论“天理”二字说:
“盖吾儒之与佛氏异者,全在此二字。
吾儒之学,一本乎天理。
而佛氏以理为障,最恶天理。
先生少时亦曾出入老、释者几十年,不为所染,卒能发明孔、孟正学于千四百年无传之后者,则以‘天理’二字立其宗也”。
但是,程颢的心性之学和悟的思想,显然有融合中国佛教的内容,诚如叶适所言,程颢所言“皆老、佛、庄、列常语”,虽“攻斥老、佛至深,然尽用其学而不自知”。
当然,对这种现象,也可以用钱穆的话加以解释,“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明道盖于老释异端,用心特深,故能针对老释而发扬孔子之大道与儒学之正统,其事端待明道而始著”。
但这种解释并不否认程颢对佛教确有继承与融会处。
程颐的思想虽与其兄有异,但受佛教影响却是与其兄一致的。
他经常瞑目静坐,虽有“世言伊川终生不看佛书”之说,但其心性学说,禁欲主义,均与佛教有渊源关系。
和二程有渊源关系的诸多学派如北宋和靖、豫章,南宋汉上、西山、湖湘、武夷、玉山、荥阳、五峰、南轩等,也大多带有三教合一的倾向。
以朱熹为代表的考亭学派,或称闽学、晦翁学派,该派的三教合一倾向也极为明显。
朱熹“出入于释老者十余年”,他虽然表白自己“于释氏之说,盖尝师其人,尊其道,求之亦切至矣,然未能有得”,并批判佛教空虚寂灭,义理灭尽,“禅学最害道”,“大而万事万物,细而百骸九窍,一齐都归于无。
终日吃饭,却道不曾咬着一粒米,满身著衣,却道不曾挂着一条丝”,因此“异端之害道,如释氏者极矣”。
但是,谁也不会否认,华严宗一即一切、四法界之说都影响到朱熹的理一分殊说,朱熹的理一分殊还借用佛教的月印万川之喻来说明:
“释氏云‘一月普现一切月,一切水月一月摄’,这是那释氏也窥见得这些道理”。
而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的学说,朱熹则是借鉴了华严宗的因陀罗网境界。
朱熹的一多关系论“一理之实而万物分之以为体”、“万个是一个,一个是万个”,是佛教禅宗“一法遍含一切法”的翻版;
而其一旦豁然贯通的工夫,则是脱胎于禅宗的顿悟说。
受考亭学派影响,南宋巽斋、定川、北溪、木钟、东发、勉斋、鹤山,宋元之际鲁斋,元代静修、萧同,明代崇仁、河东各学派,也都自然地带有三教合一的倾向。
陆王心学同样也是三教合一型的儒家学派。
陆学在当时已被宗朱者诋为“狂禅”,陈北溪指出“象山教人终日静坐,以存本心,……今指人心为道心,便是告子生之谓性之说;
蠢动含灵,皆有佛性之说;
运水搬柴,无非妙用之说”。
王阳明更是深受佛教、道家影响,他“始泛滥于辞章,继而遍读考亭之书,循序格物,顾物理吾心,终判为二,无所得入。
于是出入于佛老者久之。
及至居夷处困,动心忍性,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
忽悟格物致知之旨:
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
其学凡三变而始得其门”。
这里并未详细论及程朱、陆王受道家影响之处,原因是:
其一,中国佛教本身是印度佛教不断中国化而形成的,印度佛教在中国化的过程中,已经吸收或融会了道家或道教的内容,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
其二,朱、陆之间发生了长达数年有关无极、太极的辩论,已经明确地揭示出他们都有受道家影响之处,因此,有人指出“于太极上加无极二字,乃是蔽于老氏之学”,无极之学“其来历为老氏之学明矣”。
后世受到陆王影响的学派,如南宋慈湖、元代静明、宝峰,明代白沙、甘泉、泰州、江右、蕺山,清代康有为、谭嗣同,也都有三教合一的特点。
至于和会朱陆的各派,如南宋晦静、深宁,元代草庐,明代东林,清初颜李,自然也有这种特点。
综上所述,宋明理学中的大多数学派,虽然都是属于儒家学派这一范畴的,但他们都是三教合一型的儒家。
正如任继愈所说:
“周、程、张、朱、陆、王诸大家,在青少年时期都有‘出入于佛老’的治学经历”;
“如果仔细考察,会发现宋、明诸儒并没有真正反对佛教,倒是可以认为他们是佛教的直接继承人。
也可以说,他们是接着佛教的一些中心问题,沿着他们的路线继续前进的”。
这可以说是不移之论。
四、四教会通型
四教会通型的儒学有两种类型:
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会通和伊斯兰教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会通。
早在公元三四世纪,基督教就传入中国,而真正传教成功的,则是利玛窦,因此而被称为明末清初西学东渐的奠基人。
利玛窦之后,邓玉函、龙华民等人又先后供职中国朝廷,得传教之便利。
清雍正元年(1724),朝廷开始禁教,1775年基督教传教活动中断。
嘉庆十六年(1811),马礼逊等人又来华传教。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一大批西学著作出版,林则徐、梁廷、魏源、徐继、李善兰等人主动了解和吸收西学。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新的通商口岸开放,便利了传教士对中国的文化渗透,各种教会学校和译书机构创办起来,各种西书得以大量出版。
曾国藩、张之洞、李鸿章等高级官吏对西学从疑忌变为信服,西学影响逐渐深入,甚至光绪帝本人也研读西书。
1900年以后,更有严复、马君武等人系统翻译和介绍西书,严复的译作《天演论》、《原富》、《群学肄言》、《法意》、《穆勒名学》,自著而成的《原强》,都是中西文化会通的成果。
对中西文化会通的反思,形成了几种具代表性的观点。
一种是中西相合且同源说,认为中国文化是西方文化的源头活水,古代的中学西被过程使西方获益。
郑观应和黄遵宪是这种观点的代表,郑观应认为“古人名物象数之学,流徙而入泰西”,黄遵宪认为“泰西之学,其源盖出于墨子”。
这是西学中源说。
第二种是中道西器说。
郑观应的西学中源说肯定了“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因此对中、西学的态度应该是“主以中学,辅以西学”。
王韬具体化为“以中国纲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自当躬”。
第三种是中体西用说,康有为、梁启超、孙家鼐、沈寿康等人均持此说。
康有为认为“中学体也,西学用也,无体不立,无用不行,二者缺一不可”;
梁启超说:
“夫中学体也,西学用也,二者相需,缺一不可。
体用不备,安能成才!
”京师大学堂学长孙家鼐主张该学堂“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沈寿康也主张“夫中西学问,本自互有得失,为华人计,宜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这种观点的基本思想就是孙家鼐所说“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
中学其失传者,以西学还之;
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
也就是中体西用说的代表人物张之洞所说:
“新旧兼学,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
“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
伊斯兰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会通也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大量穆斯林沿海陆两条丝绸之路涌入中国,传播伊斯兰文化,吸收中国文化,经过长期相互吸纳,形成独具特色的四教会通型的中国另一种文化。
伊斯兰教在唐代时传入中国,到元初及明代,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已经500年,出现了一些四教会通型的伊斯兰学者。
到明末清初,在中国思想界出现了一批“学通四教”的学者,他们既精通伊斯兰教义,又通晓儒学、道教与佛教的内容,他们把这四种学说融合在一起,形成一种新的思想体系。
他们在思想史上的特点是将“天方(阿拉伯)经语略以汉字译之,并注释其义焉,征集儒书所云,俾得互相理会,知回、儒两教道本同源,初无二理”。
这些学通四教的思想家建立起以“真宰说”为核心的本体论、以认主学为核心的认识论、三纲五常与五功相结合的伦理观。
“真宰说”是刘智所创立的。
真宰的别名还有真一、主宰、真主等,是伊斯兰教独一神安拉的意译。
真宰是超越天地万物之上,先天地万物而存在的实有,是能化生万物的精神本体,是宇宙和天地万物的总根源。
刘智的思想很有代表性:
“太空冥冥,有真宰焉。
独一无二也,无相至妙难以言喻也。
凡有匹偶,或可言喻,皆受造之物,非造物之主也。
天地万物,皆有匹偶,皆可言喻,真宰之所生化者也。
真宰则先天地人物而有者也”。
真宰的特性是:
其一,前无始,后无终,大无外,细无内。
其二,无形似,无方所,无遐迩,无对待。
其三,无动静,无变化,无形迹。
这样一个真宰,是借用庄子《齐物论》中“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而来的。
同时,又吸收宋明理学奠基者周敦颐《太极图说》中万物化生说,肯定了真宰化生万物的本体论意义:
“真宰无形,而显有太极。
太极判而阴阳分,阴阳分而天地成。
天地成而万物生,天地万物备而真宰之妙用贯彻乎其中。
天地万物既备,乃集气水火土四行之精,造化人祖阿丹于天方之野”。
这样一个真宰,还是一切理气的总根源:
它“不牵于阴阳,不属于造化,实天地万物之本原也。
一切理气,皆从此本然而出。
所谓尽人合天者,合于此也。
所谓归根复命者,复于此也。
是一切理气之所资始,亦一切理气之所归宿”。
认主学的基本观点是认为人与宇宙万物都是真宰本然的体现,人的真宰能力也是真宰给予的。
所以,人应该“以认识主宰为先务”,“认得主宰是造化天地万物者,是我之心性所从以出者,则根脚正定不为歧妄所动摇矣”。
而要认识真宰,有两种方法。
其一是尽心知性,“今日由尽心而得以知性,由知性而即以认识主宰,此后天之事也”,尽心知性又要与修身相联系,“不得于性外求身,亦不能于身外见性”,通过修身而明心,明心而见性,见性而认识真宰。
其二是理性推理,通过“视夫天地之造化,日月之运气,昼夜之舒卷,寒暑之代谢,以及种种安排,色色布置,历万古而常然,恒生生而不息,则知必有主宰者默运其间”。
伊斯兰教的伦理观本是以人与安拉关系为核心的五功说,而学通四教的学者们则将儒家的三纲五常与五功结合起来。
他们主张,三纲中,“君为臣纲”是基础,命曰天子,天之子,民之父也。
三纲由兹而立,五伦由此而立”。
儒家的人伦五常仁、义、礼、智、信被称为“五典”,是天理当然之则,一定不移之礼的常经,可与念、礼、斋、课、朝的伊斯兰教“五功”并列。
立五功就是尽天道,克服身心性命之累的私欲;
立五典是为尽人道,五功与五典相互结合,互为表里,也就既尽了天道,又尽了人道,做人的义务也就算完成了:
“敬服五功,天道尽矣。
敦崇五典,人道尽矣”。
从这三个方面可以看出,这些“四教会通”型的学者,既可以被看作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国伊斯兰学者,也可以被看作吸收了伊斯兰教的中国儒学别派,是四教会通的另一种类型。
五、几点结论在以上论述的基础上加以思考,似乎可以得出如下几点结论。
(一)思想史上的任何一个学派,都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
儒家学派是这样,道家学派也是这样。
宋元明清四朝儒家学派之所以有异彩纷呈的局面,就是因为不断吸收外来思想因素而不断发展才形成的。
儒家学派从独尊儒术型到儒道互补型、三教合一型、四教会通型的纵向逻辑发展,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不断吸收外来文化以丰富自己的体现。
(二)继承和创新之间是一种辩证关系。
对优秀的文化遗产要继承,但这种继承绝不是一成不变地照搬照套,历史上的思想不可能完全解决现实的问题,只有根据现实情况的发展,不断进行创新,才能更好地继承,使传统思想焕发出生机和朝气。
不创新的继承是没有出路的。
四朝儒家学派能不断创新,才使儒家学派保持活力至今,如果他们都只是一味继承而没有创新,可能儒家学派早已不存在了。
(三)新思想的产生是本土的民族文化和外来文化不断融合的结果。
四朝儒家学派中的儒道互补型、三教合一型、四教会通型都是不断吸收外来文化而形成的。
儒道互补型也并不是中国本土文化的融合,因为道教已经吸收了外来佛教的不少因素,并不是道家在单一方向上的延伸。
一个民族要发展,就必须不断吸收外来文化的因素,正确解决好“拿来”的问题。
中华民族向来有海纳百川的气魄,从来不把外来先进文化拒之门外。
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更应该是这样。
(四)外来思想只有在中国化之后,才能为广大中国人所接受,才能有生命力。
佛教传入中国2000多年,起初学派众多,但只有中国化较好的禅宗得以流传甚广。
基督教传教士成功者利玛窦,是因为他注意将基督教中国化,在儒学中寻求与基督教的结合点。
伊斯兰教在中国影响大的,也是征集儒书注释伊斯兰教义,知伊、儒道本同源。
由此也可以证明,西化论是不可能的,即使在全球一体化实现之后,世界各民族也不能全盘西化,各民族仍然要保持自己的民族特点,有民族性才有世界性,世界性只有融入民族性才能起作用。
(摘自《孔子研究》2000年第4期)
中华文化的三大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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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
而共撑中华传统文化大厦的三大支柱,当为儒、道、佛三家。
深入研究此三家的文化传统,进一步发掘中华文化优秀、健康的精神遗产,并加以创造性的现代转化,进而推进我国的现代化大业,是有积极意义的。
儒、道、佛三家鼎足之势的形成
公元前六、五世纪,在东亚大陆的黄河中下游,中原地区形成了儒家和道家等学说。
儒家思想以“人”为本,侧重于从“人”的角度来观照人生、社会和自然,重视人的生命意义与价值,宣扬以道德为人生的最高价值。
道家则以“自然”为本位,侧重于从“自然”出发来观照人生、社会和宇宙,强调自然是人生的根本,主张顺应自然,回归自然。
儒家的“人”本位和道家的“自然”本位两种核心思想,奠定了中华古代文化的基础,决定了中华古代文化的走向。
约在公元一世纪,诞生于南亚印度的佛教传入中国内地。
佛教以“解脱”为本位,宣扬众生要通过修持,以求从迷惑、烦恼、痛苦和生死轮回中解脱出来,进入大自由大自在的“涅槃”理想境界。
佛教作为外来的、与儒、道异质的文化,在经过彼此冲突、相互融合后,约在公元四、五世纪的东晋时代,融入了中华传统文化之中。
此后,中华文化形成儒、道、佛三大脉络,三家(传统说法称为三教)共同构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
从文化形成根据的角度来考察,儒、道、佛三家鼎足之势的出现决非偶然。
这主要有两方面原因:
一是三家文化旨趣的共似性。
三家思想的中心关怀和根本宗旨,都在于教人如何做人,如何实现理想人格,可以说都是生命哲学学说。
二是三家文化内涵的差异性。
三家文化体系的基点、架构、内涵、思维方式等均不相同,这又不仅适应于不同人群的文化精神需求,而且也有利于彼此互补融会。
尤其是从印度传入的佛教融入中华传统文化之中,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的哲学、伦理学、宗教学、历史学、文献学、文学艺术、天文学,乃至医学和民俗学等内容,弥补了儒、道文化的局限。
正是从这层意义上说,中华文化体现了古代东方哲学和文化的主体性格与最高成就。
儒家的人本主义传统
儒家重视人的生命,称“死生有命”,“生生之谓易”,认为人应当感恩自然的造化而使自己拥有生命,并得以展开人生,演绎人生。
儒家重“生”,更重“德”,把人格价值、道德价值置于生命价值之上。
孔子云:
“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强调人应当有独立的意志和人格。
孟子云: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强调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原则,维护人格尊严。
这就是说,在生命价值与道德价值发生冲突的严酷时刻,宁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以成就道德价值。
与重“德”价值取向相一致,儒家在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物质生命与精神生命的价值对比中,也认为精神高于物质,高度赞扬精神不朽说。
《左传·
襄公二十四年》载:
“大(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
”“三不朽”说强调,成就道德典范,建立盖世功业,阐发精深言论,都必将长远地影响于后世,也即其所蕴含的精神意义是永不消失的,这也就是说三立者的精神远远超越于死亡而臻于不朽。
儒家的核心思想是“仁”,“仁爱”,这也被视为人的生命的独特而崇高的意义与价值之所在。
儒家一方面肯定人具有内在的善性,一方面也主张强化外在的“纲常之礼”,强调两者的结合为人生之道:
遵循纲常之礼以开显人的本然德性,进而达臻人的完善境界,成为圣人。
张载说:
“为天地立志,为生民立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这也就是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入世哲学。
儒家以现实社会关系中的人为本位,肯定人的生命意义和人性价值,强调在现实世界中提升道德品格,达臻理想境界,这种思想特质可以概括为人本主义。
儒家人本主义传统以其巨大的作用和影响而成为中华文化的主流。
道家的自然主义传统
道家反对天命论、天意论和目的论,也排斥人的意志、欲求和情感,排除任何加诸于一切现象的刻意有为,力主用自然性质、自然原因、自然原理来观照、解释人生、社会和宇宙,力求人的一切作为都要合乎自然的本来面貌和变化规律。
道家创始人老子认为,“道”是宇宙万物的根源,而构成万物具体形态的原始物质则是“气”。
万物都是禀赋了“道”而成“德”(自然本性),又禀赋了“气”而成“形”(形态,形体)。
老子又说: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所谓“道法自然”,就是道以自然为法,作为宇宙的根本原则、最高原则的道,所遵循的就是自然无为。
在道家看来,万物无一例外地都同样根源于“道”的流转与“气”的聚散,由此它们也就没有本质的差异,没有价值的优劣。
《庄子·
秋水》云:
“以道观之,物无贵贱;
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
以俗观之,贵贱不在己。
”认为一个人站在“道”的高度观照万物,认识到万物并无贵贱高下之别,就能平等地看待一切,包容一切。
这里讲的“以道观之”,也就是以“自然”的角度来审视一切。
道家以“自然”观照人,肯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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