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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在餐桌礼仪上,不能在餐桌上说话,不能有餐具敲击的声音,刀叉的握法……几乎所有我们所了解的法式西餐的规则都被英国人所遵守而同样是吃饭,到了美国人身上,则就显得随意了许多。
美国式饮食不讲究精细,追求快捷方便,也不奢华,比较大众化。
一日三餐都比较随便。
老美的最爱便是所谓的垃圾食品。
对于生活节奏极快的老美来说,五分钟就能搞定的汉堡薯条显然要比规矩多多的西式大餐要吸引人的多。
至于这种饮食习惯导致的结果,便是老美的街头行走的人中,大腹便便者显然要比标准身材的人多得多。
这样的饮食习惯某种程度上也折射了美国人的生活,雷厉风行,不向英国人那般拖沓,那样注重细节。
另外美国人除了过和英国人一样的节日外,还有自己的感恩节等。
三、美国人孜孜不倦的追求平等和自由,体现在教育上就是美国的教育体制具有多元性、开放性(向不同层次学习能力和经济条件的人开放)、国际性、灵活性(各种不同性质的学校满足不同目标的人的需要,国家没有统一的教育制度)的特点,使美国教育既能满足不同人群、不同层次的人们的需要,确保教育公平和机会均等,又能满足并充分发挥不同受教育对象的个性特点,使教育充满活力和生机。
而英国人的保守与严谨,体现在教育上就是严谨的学风,完善的教育体系。
它拥有一套严格的质量监控体制,各大院校的教学质量评估与科研水平评估结果向全世界公布,英国的高等教育会定期受到检查。
英国大学的科研水平长期保持了一个很高水平,也是与这个质量监控体制分不开的,许多开创性的研究发明起始于英国,比如第一只克隆羊,就培养于爱丁堡大学。
英国教育的质量也体现在对学生的严格考核上,有的专业可以用“残酷”来形容,被淘汰而拿不到学位的也大有人在,英国老师通常不会因为学生只差一点而放学生一马,他们的职业道德和敬业风度有力地保证了教育质量。
两个国家,两种文化,两种截然不同的教育风格,竟都共同代表着世界教育领域最顶尖的教育水准,这与政府民众对教育的深刻认识不无关系。
美国人认为,一个人不管处于什么境地,有两件事是必须做的,并伴随着一生:
一是受教育,一是信宗教。
美国人对教育的重视,达到了与信仰宗教一样的虔诚境界。
而英国教育标榜自己的口号是:
你能成就极至,反映出了他们的教育理念和始终追求的信仰。
在这种意识下使得不论是美国教育还是英国教育,都不仅仅是作为一种纯粹的功利目的而进行的活动,且具有了宗教般虔诚的信仰,近乎是一项神圣的宗教行为了。
如何理解法国文化为欧洲文化的中心?
目前,从世界范围看,欧洲联盟是迄今为止一体化程度最高,且实行着政府间合作和超国家合作有机组合的区域共同体。
从20世纪50年代欧洲煤钢共同体的成立到21世纪初欧洲联盟的巩固和扩大,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欧洲一体化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从最初的6国发展到27国;
从最初的煤钢联营到超国家的建立;
从共同货币政策、共同外交政策和共同司法政策的合作,再到欧盟宪法的制定。
欧洲一体化进程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走在世界各区域一体化的前面。
欧洲一体化是集经济一体化、政治一体化和文化一体化于一身的综合性进程。
从长远来看,文化层面的相互融合和认同对欧洲一体化而言更为重要。
欧洲一体化始于经济领域,外溢于政治、防务、社会和法律领域,但将终结于文化领域。
随着冷战结束,经济全球化和民族主义浪潮几乎同时在全球范围内爆发。
文化认同问题在经济全球化、地区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引起各方面的关注。
很多理论研究者注意到,国际秩序的变化与“文化”和“认同”密切相关。
文化一般有“整合”和“认同”的功能,“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也是整合文化、共建群体文化意识和价值参照系统的过程,是个体对共同体形成“文化认同”的过程。
作为政治实体的国家,其力量的凝聚不仅需要资源、体制和权力作为保障,而且更需要精神的整合。
由于一体化本身就是一个建构集体认同的过程,而文化的认同是其中最具稳定性的认同。
因此,加强共同的欧洲观念、欧洲价值,形成真正的欧洲文化认同是欧洲进一步一体化的重要目标。
只有建立在文化认同基础上的欧盟,才能有持久的生命力,并且在欧洲文化中法国文化是其中心。
法国是世界上最早制定对外文化政策的国家之一,甚至是先有对外文化政策而后有对内文化政策。
法国对外文化政策的目标十分清晰,即在政治、经济等硬实力不足的情况下,利用文化软实力优势,对外施加影响,提升国际地位:
两次世界大战之前,法国在国际社会遥遥领先,是公认的一流强国。
两战极大地削弱了法国,使之在政治、经济领域均沦为二流强国,大国形象只残留在文化领域,面对现实,法国人选择了打文化牌,意欲借助残存的文化优势重振大国形象。
为此,法国积极制定对外文化政策,对外输出法国的语言文化,希望通过文化潜移默化的渗透作用,培养世人对法国的喜爱和认同,使法国重返世界舞台的中心。
近些年,在经济全球化压力下,法国的综合国力进一步衰退,在日益严峻的形势面前,法国进一步坚定了用文化优势来挽救江河日下的窘境的决心。
所以说,从诞生之日起,法国的对外文化政策就打着鲜明的服务于国家利益的烙印,是法国寻求施加影响的重要工具。
然而,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起、特别是进入九十年代以来,这一民族色彩浓厚的政策,在管理机构、主要政策工具、执行机构等一系列环节都悄然发生变化,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欧洲化。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起特别是进入九十年代以来,文化部在对外文化交流中的作用日益重要起来。
原因是自八十年代末起,欧盟逐步将文化建设提上了日程:
如八十年代末,开始在视听领域采取共同行动;
1991年签署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首次将文化纳入欧盟权限;
欧盟还接连制定、执行了几个大型的欧洲文化项目:
“梅蒂亚”系列计划“万花筒”计划“雅利安”计划、“拉斐尔”计划和“文化2000”项目等。
作为欧盟创始国和文化大国,法国参与上述活动,与欧盟及成员国的文化协调与合作逐渐增多,这就使身为成员国一级文化管理机构的文化部的作用日益重要起来。
八十年代末,文化部专门成立欧洲事务局,负责与欧盟的文化合作。
与此同时,文化部用于对外文化交流的预算也日渐增多,统计数据表明,其中的两次增长高峰分别是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中期,后一次正是法国参与欧盟大型文化计划的时期。
谈谈日耳曼文化圈。
日耳曼在罗马文献中作为莱茵河右岸部族的称谓,同时也是北欧和中欧印欧日耳曼语系各民族和部族的总称,他们在语言文化上具有亲缘性。
早在公元前2000年中叶的铜器时代,日耳曼人就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经过丹麦直达德意志中部的广大地区,建立了早期文明。
从公元前2世纪起,日耳曼人开始向南迁移,慢慢成为罗马帝国的邻居,其中一部分在凯撒大帝时甚至成为帝国的一个省。
在4到6世纪的民族大迁徙中,日耳曼人形成三大支系:
西日耳曼人,即莱茵河与易北河、北海与多瑙河之间的一支,有条顿人、法兰克人、盎格鲁人、撒克逊人,其中一部分盎格鲁—撒克逊人继续迁徙到不列颠成为英格兰人;
东日耳曼人,即易北河以东的哥特人、汪达尔人、勃艮第人等;
北日耳曼人,主要分布于斯堪的纳维亚,其中一部分后来以诺曼人、维京人的名称在欧洲各地出现。
日耳曼语系也随之出现了三个相应的分支:
东日耳曼语系日后基本逐渐消亡,如哥特语、汪达尔语、勃艮第语;
北日耳曼语系发展为各种斯堪的纳维那语言,如挪威语、冰岛语、瑞典语和丹麦语;
西日耳曼语系则包括以后逐步形成的英语、法语、荷兰语、低地德语和高地德语(后来高地德语也成为低地德语地区所使用的标准语言)。
在不断的迁徙征战中,日耳曼人逐渐强盛起来,他们与凯尔特人及其他当地居民结合,成为近代德意志、奥地利、卢森堡、荷兰、英吉利、瑞典、丹麦、挪威等民族的祖先,成为覆盖大半个欧洲的人种概念,许多国家的人口都融有他们的血脉,他们的文化自然而然地成为欧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解读日耳曼人尚武精神的一把无形钥匙就储存在北欧神话传说中,这就是唯勇非善的天堂观。
日耳曼人认为来世的最佳归宿是主神奥丁的瓦尔哈拉宫英灵殿。
不过只有战死的勇士才有进入的资格,而道德高尚却寿终正寝者,则与此无缘。
日耳曼男子勇猛剽悍,不怕牺牲,追求的就是这种最高的荣誉———以血染沙场的生命筹码换取天堂的入场券。
他们相信每当战斗的时刻,奥丁手下的瓦尔基里仙女就会骑马盘旋在战场上空,遴选勇士,然后吹响羊角号,引领入选的亡灵进入瓦尔哈拉宫英灵殿。
他们在“用长矛杆作椽柱,盾牌作屋顶”的大殿内,与奥丁一起享用盛大的墓外宴席上的酒肉,然后乐此不疲地演练武艺:
“主神奥丁端坐在殿堂,/天天挑选英灵阵上亡,/上殿享酒宴无限荣光。
”我们可以看到建筑英灵殿的材料依然是武器;
英灵们在此延续着人间战斗宴饮的生活,为神界的最后决战而备战。
勇士们为了战斗由生而死,又因战斗由死而生,勇敢的气概充斥现世与来世,而善恶的道德判断却处于缺席状态。
可以说,北欧神话所表达的来世天堂观为日耳曼勇敢尚武精神提供了永恒的能源,日后日耳曼人也正是凭借着这种精神力量,改写了西方的历史和文化。
另外,日耳曼人尚武精神还体现在关于树的隐喻中:
战士们被誉为“能战斗的苹果树”。
日耳曼先民认为树木是最珍贵的物质之一。
在北欧神话中,主神奥丁和兄弟一起用木头造人:
“直到有一日主神奥丁/同弟弟洛基和汉尼尔……/在岸边捡起两株浮木,/做成了一对男女:
阿斯克和埃姆布拉”。
常青的宇宙树支撑天地,连接四界:
“我知道有一棵大木岑树,/名字叫伊格德拉西尔,/它高大无比撑天又撑地,/树根弯弯扎在白沙里”。
而苹果作为青春女神伊顿的专有物,可以使处于不断衰老态势之中的神灵们恢复青春,所以苹果树又是树之珍品。
因此苹果树的隐喻是对战士的最佳褒扬。
总之,“蛮族人的思想观念、精神个性和生活态度是所谓英雄式的:
好战、勇敢、忠诚、重视荣誉等。
”
日耳曼民族还是富于开拓进取、追求冒险精神的民族,他们精力旺盛,能吃苦耐劳,有实干精神。
近千年的民族大迁徙,像流动的岩浆在淡化了日耳曼人恋家守土的地域观念的同时,也重塑了欧洲文化:
这种好动的性格表现为一种“中世纪特有的疯狂激情”,以至于日耳曼人参与的中世纪弥漫着“暴烈的生活方式”。
北欧海盗300多年的海外扩张凝聚成一句豪迈的格言:
大海是我们的后院,战船是我们的长靴。
日耳曼人的这种精神汇入西方主体文化后,与已有的古希腊罗马文学中进取不息的特质结合起来,进一步强化了西方文化的冒险开拓精神,深刻地影响了日后欧洲人的精神世界,促成了这类文学典型的出现:
资产阶级上升时期在物质、精神领域不懈追寻、永不满足的两位英雄———鲁滨逊、浮士德,分别诞生在与日耳曼文化根基有直接渊源关系的英格兰和德意志,绝不是偶然孤立的现象。
谈谈季羡林先生的东西方文化发展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季羡林提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以后,引起了学术争鸣,赞成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这是在开明社会的正常学术现象。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论断,并不像某书评人所言“是一个大而空的论断”,季羡林是用唯物辩证方法论,总结了几千年来古代中国、印度、古希伯来、埃及、巴比伦以至伊斯兰阿拉伯三大东方文化体系和古希腊、罗马一大西方文化体系互相间盛衰消长的历史经验,并且认为思维模式是一切文化的基础,客观地分析了西方文化的分析思维模式和东方文化的综合思维模式优劣异同,然后用宏观的历史眼光作出东西方文化变迁“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样前瞻性的科学论断,并称之为“东西方文化互补论”。
毋庸置疑,西方文化是在几千年世界人类文化、包括东方文化发展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其中以中国文化为例,儒学文化的“人为本”的古代人文主义哲学思想和“四大发明”———造纸、印刷、火药、指南针的古代先进技术,在某种意义上对于西方文化,特别是欧洲文艺复兴和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
举几个具体例子来说,两千多年前西汉张骞出使西域,通过“丝绸之路”,开辟了一条东方文化传播到西方的通道,推进第一次大规模“东学西渐”的活动。
15世纪初明代郑和下西洋,打通了东西方海道,又一次实现大规模“东学西渐”,不仅扩大了东西方的贸易,而且再一次把东方文化传播到西方,促进了东西方的文化交流。
16世纪西方传教士利玛窦来华传教的同时,苦心钻研儒学,向西方介绍儒家思想,对东西方文化交流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成为“沟通中西文化”的第一人,对于17~18世纪的儒学西传及其对于欧洲古典哲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可以说,“西学东渐”之前,早已存在“东学西渐”的悠久历史。
季羡林在谈到21世纪东西方文化“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关系时,虽然说过东方文化将逐渐“取代”西方文化,但他一再解释“取代”并不是“消灭”,而是“代之而起”,“消灭西方文化是根本不可能的,也违反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
正确的做法是继承西方文化在几百年内所取得的一切光辉灿烂的业绩,以东方文化的综合思维济西方文化分析思维之穷,把全人类文化提高到发展到一个更高的阶段”。
因此,我们对季羡林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主张不能孤立地解读,必须联系他在关于东西方文化不同思维模式的基础上而提出的“东西方文化互补关系论”来思考,两者是不可分割的。
其立论的基础是“文化交流论”。
为此,季羡林反复说明他的主张,不是要消灭西方文化,西方迄今所获得的光辉成就,绝不能抹杀。
他的意思是,在西方文化已经达到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把人类文化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在此,季羡林引用德国学者奥斯瓦尔德·
斯宾格勒有关文化有个青春、生长、成熟、衰败的过程,以及斯宾格勒和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两人有关反对“欧洲中心主义”的论述,在说明东西方文化需要的是交流,文化交流不独占山头后,特别言明:
“我们既反对`欧洲中心主义'
我们反对民族歧视,但我们也并不张扬`东方中心主义'
。
如果说到或者想到,在21世纪东方文化将首领风骚的话,那也是出于我们对历史的观察与预见,并不是出于什么`主义'
”因而季羡林的着力点,所谓“取代”者,是“取代”“欧洲中心主义”,主张东西方文化的互补关系,实现“文化多元主义”。
事实上,东西方文化是各有所长,也各有其短,是应该互补而且是可以互补的。
而“文化多元化”是以“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为前提的,不是以谁为中心,以谁来抹杀谁,这才得以最终走向和谐与融合
谈谈互联网时代文化发展的特点
互联网作为20世纪西方社会舶来品,在带来先进科学技术和信息时代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同时,也带来了与本民族文化特色大相径庭的西方异质文化。
任何技术的应用都不是单向的,而总是福祸相依,得失相伴的,在互联网这个“虚拟世界”里,不同文化的激荡,不同意识形态的碰撞,不同价值观念的差异,思想文化领域的形势和斗争更加复杂和激烈,这些都给新时期我国文化安全新的挑战,提出了新的课题。
全球网络的高速发展和普及也给各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发展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遇,全世界不同民族的文化通过网上的互相交流和渗透,可以不断吸取精华,剔除糟粕,从而变得更加繁荣;
但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和欧美大国的经济文化上的巨大差异,在互联网渗透到全世界的今天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严重问题,发展
中国家的参与互联网上的文化教育宣传与欧美大国的文化传播渗透是无法抗衡和处于弱势的竞争地位,互联网的控制权始终被欧美发达国家掌控着,欧美大国肯定会把本国的文化和信息优势作为主导文化,同时会采取对其他主权国家民族的文化实行封锁。
其中英语已是全世界计算机的常用语言,英语的本身也具有很强的影响力和渗透力,它的本身具有实用性,而不只是单纯的文化语言。
英语本身凝聚着欧美国家的文化、军事、政治等意识形态在其中。
美国是主导着全世界网络信息的国家,在网上的信息会隐含着渗透着美国式的意识形态,在不知不觉中腐蚀消磨我们国家的意识形态和文化生活,假如工业时代的文化冲突是为殖民化与反殖民化、是被奴役和反奴役的表现方式,那么在互联网时代的文化冲突也许会表现为对信息的控制与反控制、渗透与反渗透的“虚拟战争”的形式。
国家间的矛盾冲突和侵略或许再也不会出现血淋淋的战争场景,但这种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的冲突是关系到本民族文明是生存与发展,还是被腐蚀与被渗透同化的关键问题,因此冲突的激烈程度恐怕比以往有过之而无不及。
互联网作为继报刊、广播、电视之后的第四媒体特有的传播方式,正如美国学者史安斌指出:
与传统的传播媒介相比,互联网将整合了包括报刊、广播、影视和电视在内的所有媒体形式,利用各种高科技手段无孔不入地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中。
值得注意的是,在全球传播时代,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作用未见削
弱,反而日渐加强。
各国在文化和意识形态为主的“软力量”的较量已经胜于以经济、军事为主的“硬力量”的竞争。
欧美国家长期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意识形态的渗透,已经成为以美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外进行“西化”、“分化”的主战略,互联网成为他们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首选”工具。
过去是报纸、现在是电视、电影和越来越多的因特网。
有人会认为,从某种意义来说,这些技术在意识形态的意义上是中性的。
它们
只会告诉什么就传播什么。
但是正像马歇尔麦克卢汉曾说过的广为人知的话,‘媒介就是信息’,换一种说法就是‘媒介就是意识形态’”。
网络是当今世界不同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进行交锋和竞争的重要场所和渠道,互联网不仅为不同社会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形式扩展自己的空间和影响提供了便利,而且也为不同意识形态与思想文化形式的斗争提供了便利。
网络社会的崛起对于现阶段我国社会的发展意义重大。
互联网产生的影响早已超越了单纯的技术层面,它的发展波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深刻地改变了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与人们的思维方式。
而互联网的开放性、虚拟性、自由性等特点为新的话语模式与行为方式找到了新的突破口,“自媒体时代”形成。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发展是建立在对网络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认知、对自身的社会功能与发展模式的合理规划的基础之上的,只有把握住互联网为社会主义意识
形态发展提供的机遇,清晰认识并主动应对其所面临的严峻挑战,才能在纷繁复杂的网络社会中时刻保持理论的先进性,增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说服力,提高政府的公信力,维护社会的稳定。
谈谈中西文化交流的必要性
中西文化交流就是中国主流文化和西方主流文化之间的交往、传播和互动。
文化交流和融合是文化发展的主要动力,中国与其他国家、民族的文化交流是中国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
中西文化交流历史悠长,特别是在近代,中国文化既承接了先进的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泽被,也蒙受了在强势文化冲击下丧权辱国的耻辱。
在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下,世界的距离越来越拉近,成为“地球村”。
任何一个国家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文化的交流是不可回避的事实,全球化和1978年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给当代中西文化交流带来了新的背景。
在新的形势下,如何正确引导当代中西文化交流,如何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加强认同,减少误读,如何在引进西方文化的同时,保证中国民族文化不被颠援,如何在吸收精华,剔除糟粕的同时加大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步伐,促进中国文化建设健康发展,提高中国文化的全球影响,是我们要深刻思考和力图解决的重大课题。
全球化背景对于中西文化交流,既带来了助推力,也带来了阻滞力。
在全球化的助推力方面,主要是经济助推力、科技助推力和现代理念助推力:
全球化背景下当代中国经济发展、对外开放政策、信息和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等;
在全球化的阻滞力方面主要有西方文化霸权、西方文化糟粕、西方强势文化对于当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威胁、制约,也有中国文化、经济社会在全球化的观照下呈现出的“比较劣势”。
总之,全球化对于当代中西文化交流,助推力与阻滞力并存,希望与困难同在。
中西文化交流不仅是一个重要的学术概念,也是一个重要的实践理念。
在中国文化建设中,从近代以来一直存在着或者保守或者激进的中西文化交流思想。
保守的中西文化交流思想的主要表现就是“拒绝主义”,否定或者忽略西方文化的优秀成分,把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复兴看作是中国文化复兴的希望;
激进的中西文化交流思想的主要表现就是倾向“西化”或者“全盘西化”,否认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作用,试图在中国政治、经济的荃础上比照西方建起西方文化的海市唇楼。
这两种中西文化交流思想的产生不是当代的新问题,而是早在近代伴随着西方文化的入侵,中国文化建设所作出的回应和反击。
显然,这两种中西文化交流思想是截然对立的,而在此后,伴随着数次“文化论争气两种观点在其主千成分上均添加了“折衷调和”的色彩,以掩盖自己的片面性。
这两种观点对于中西文化交流的发展、对于中国文化建设都是极其偏颇和有容的。
在当代中西文化交流中,我们真正应该坚持的是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中西文化交流思想,也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中西文化交流思想,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具体地、历史地分析、借鉴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高扬主体性,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综合创新,这就是以中西文化交流推进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
以当代中西文化交流推进中国文化建设,就必须坚持和高扬主体性。
提高主体的素质是其着力点:
提高领导主体代表主流文化的能力、加深知识分子主体的“问题意识”、提高大众主体的综合文化知识水平。
建议有关部门加大培养中西和璧型人才的力度,使大量优秀人才脱颖而出,起到带动和示范作用。
以当代中西文化交流推进中国文化建设,就必须努力构建适应“走出去”的中国文化,在力挺主旋律的同时,在亚文化层面兼容并包;
努力挖掘先进文化的普世价值,在宣传介绍中,要注意把先进文化与国际社会公德结合,突出其世界性、普适性;
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要进一步挖掘其现代价值,一是在心态上,要务必克服三种倾向:
一种是以老为荣,另一种是以老为耻,三是“受害者的悲情沙;
二是在内容上,中国传统文化要从西方文化中汲取营养,补充理念。
三是在形式上,特别是在传播手段方面,要与现代传播媒介接轨,争取更多的、更广泛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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