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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动态1039
(201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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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时期世界经济主要发展趋势
毕吉耀张一张哲人
一、世界经济将在调整中逐步恢复增长
“十二五”时期,世界经济仍将受到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后续影响,存在诸多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复苏历程不会一帆风顺。
首先,从金融危机的发展前景看,发达国家金融体系受损严重,流动性紧缺和偿付能力不足问题依然严重,去杠杆化过程远未结束。
其次,从世界经济面临的调整压力看,金融危机实质上是对全球经济失衡的强制性调整。
全球经济再平衡调整是一个长期复杂过程,世界经济难以重现危机前几年的快速增长。
第三,世界经济复苏还会受到其他因素制约。
为应对金融经济危机,各国大量增加财政支出和货币供应量,造成财政赤字飙升和政府债务激增,为未来通货膨胀埋下隐患。
此外,贸易投资保护主义和地缘政治等非经济因素也会干扰世界经济复苏。
我们判断,“十二五”时期,世界经济将在调整中逐步恢复增长,总体上呈现前低后高的走势。
首先,从应对金融危机的政策措施看,各国在稳定金融形势、刺激经济复苏、改善基础设施、培育新兴产业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力度空前的大规模综合性措施,实行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大规模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同时加强国际政策协调合作。
这对恢复当前市场信心、扭转经济下滑、促进经济复苏将发挥积极作用。
其次,从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长期基本动力看,经济全球化和科技进步仍将继续推动世界经济增长。
各国大力发展新能源和节能环保等绿色产业,有可能引发新一轮的科技进步浪潮,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第三,从以往世界经济的增长趋势和波动规律看,经济金融危机不会改变世界经济长期增长趋势。
根据以往规律,世界经济仍将逐步回升到长期年均增长水平。
二、经济全球化将在曲折中继续发展
第一,一些国家采取保护主义措施应对金融危机冲击,但遭到国际组织和其他国家的强烈反对,但遵守多边经贸规则和寻求国际经济合作仍是国际社会的主流,二十国集团峰会也一再强调坚决反对贸易保护主义。
因此,当前出现的保护主义倾向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经济全球化继续发展的大趋势。
第二,上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在生产、市场、贸易、投资、金融和科技等领域全面展开,世界各国经济在各个层面上相互渗透、相互交织并相互依存、相互融合,形成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
“十二五”时期经济全球化仍将在曲折中继续发展。
第三,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从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不同程度地受益,随着金融危机的平复和经济的逐步复苏,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和多边贸易体制建设,以及扩大市场开放和继续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仍将是世界各国实现经济发展和繁荣的必然选择。
因此,经济全球化大趋势不可逆转。
三、新能源和节能环保等绿色产业有望引领全球产业转型升级
新能源开发和产业化将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形成规模庞大的产业集群,而节能环保和低碳技术的推广应用也会带动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引发全球产业结构新的调整重组,推动形成新一轮经济增长。
发达国家仍将重点发展金融、保险、信息、技术、会计和法律服务等现代服务业,继续向有成本和市场优势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转移一般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生产制造环节,以及非核心研发环节和相关的生产性服务业。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继续承接发达国家制造业转移和服务业外包的同时,产业结构也将不断调整升级。
总体上看,发达国家在科技创新、发展新兴产业等方面仍将保持领先优势,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传统制造业等领域虽然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但在国际分工中仍将处于不利地位。
新能源开发和产业化将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形成规模庞大的产业集群,而节能环保和低碳技术的推广应用也会带动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引发全球产业结构新的调整重组,推动形成新一轮经济增长。
四、国际贸易和跨国投资将再趋活跃
首先,国际产业转移将在更广范围、更大规模和更深层次上进行,国际分工将呈现出更加错综复杂的格局,不仅垂直分工与水平分工相互交织,而且基于产品链和产业链细化拆分的产品内分工和产业内分工也将继续发展,推动产品内和产业内贸易扩大,并带动相关服务贸易和投资的进一步增长,从而创造出更多的国际贸易和跨国投资机会。
其次,近年来各种形式的区域经济合作和自由贸易区蓬勃发展,区内贸易和投资有力地推动国际贸易和跨国直接投资发展。
从发展趋势看,区域经济合作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仍将继续深化,区域内产品、资金、技术、人员等要素流动会更加便捷,区内贸易和投资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第三,新能源和节能环保等绿色产业的发展,不仅将创造出新产品、新技术和新产业,带动相关产业转型升级,引发新的全球产业调整转移,而且将创造出对绿色产品、节能环保技术和设备等方面大量新的需求,带来更多贸易和投资机会,成为国际贸易和跨国直接投资新的推动力。
但是,“十二五”时期也存在一些制约国际贸易和跨国直接投资发展的不利因素。
一是全球经济失衡的再平衡调整,特别是美国等发达国家将减少消费和提高储蓄率,这虽然有助于纠正全球贸易严重失衡格局,但也将降低进口需求,制约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出口的增长,从而抑制国际贸易的增长。
二是发达国家出于政治、经济、安全等方面因素的考虑,对来自新兴发展中大国的投资和收购兼并活动,有可能设置更多的障碍和采取更多的限制。
五、气候变化和能源资源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制约将进一步加大
首先,应对气候变化已成为全球共识,节能减排和发展绿色经济是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但也不可避免地增大世界经济发展的成本。
其次,国际金融危机导致全球经济衰退,能源资源供求紧张局面暂时有所缓解,价格也从危机前的历史高位大幅回落。
但是,随着世界经济复苏和重新恢复增长,全球能源资源需求还将进一步增大,而能源资源的供给增长有限,价格仍有可能再度大幅上涨,加之世界各国对能源资源的争夺不断加剧,未来能源资源供求紧张和价格高位波动都会影响世界经济的稳定发展。
第三,随着气候变化和能源资源对世界经济发展约束的不断加大,世界各国必须对传统的工业化道路和工业文明的负面效果进行深刻反思,转变发展理念、道路和模式。
六、美元作为主要国际货币的地位将进一步削弱
“十二五”时期,美元作为主要国际货币的地位将受到来自多方面的挑战,国际货币体系也将面临新的调整和变革。
首先,金融危机重创美国经济和金融体系,世界各国对美国恢复金融体系稳定和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的信心受到极大打击。
美元在国际贸易结算、金融市场交易和各国外汇储备中所占比重有可能因此降低,这将削弱美元作为主要国际货币的地位。
其次,金融危机后,国际社会特别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强烈要求改革以美元为核心的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组织也赞同以特别提款权为基础建立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的主张。
国际货币体系变革将不可避免地朝着弱化美元地位的方向发展。
第三,随着新兴经济大国在世界经济中地位的不断提升和区域经济金融合作的深入发展,美元的独霸地位不仅继续受到欧元不断成长壮大的制约,而且将受到来自人民币等新兴市场国家货币国际化进程加快的挑战。
国际储备货币多元化趋势将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朝更加均衡和公平的方向发展。
总之,在我国“十二五”时期,国际储备货币将不可避免地走向多元化,有可能形成由美、欧、中三大经济体货币共同主导的格局。
从长期发展趋势看,为降低主要国际货币之间汇率波动对全球经济的不利影响,未来世界各国在继续深化经济金融和货币合作以及探索建立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的过程中,有可能效仿欧元区的做法,探索建立世界中央银行和全球统一货币,彻底打破美国利用美元的特殊地位主导国际货币体系和国际金融运行的不合理格局。
七、主要新兴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将进一步提升
首先,发达国家将继续受到金融危机的后续影响,即使经济复苏也只能维持低速增长;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将继续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经济仍将保持较快增长,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份额还会提高。
其次,随着在世界经济总量中所占份额的增加,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金融事务中将发挥更大作用,全球治理结构将发生深刻变化。
第三,虽然主要新兴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将不断提升,但美国等发达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和科技等方面领先的优势地位不会发生根本改变。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由于发展阶段不同而造成的南北差距将长期存在,在资源、环境和发展等方面仍有尖锐的矛盾和利益冲突,发展中国家在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和维护自身利益方面依然任重道远。
(毕吉耀系发改委对外经济政策研究所副所长,张一、张哲人均供职于发改委宏观院对外经济研究所)
国内财经
抑制通货膨胀需要双管齐下
央行已通知工行、农行、中行、建行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以及招商银行、民生银行两家股份制商业银行,提高上述6家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50个基点。
业内人士分析这标志着央行正式宣告货币政策转向应对通胀。
从国内经济走势看,CPI在8月份创出新高后,仍然没有回头迹象,并且影响物价的一些新因素又出现。
全国蔬菜价格仍然居高不下,猪肉等肉类产品价格呈现出走高趋势。
同时,海南罕见暴雨已经使得有中国蔬菜基地之称的海南蔬菜种植几乎绝收,不但向全国输出蔬菜减少,而且内地正在向海南调入蔬菜,这对蔬菜价格的推高作用不可忽视。
从国际情况看,中国周边的韩国正在遭遇泡菜危机。
韩国政府已经采取取消进口白菜、萝卜关税政策,可以预见韩国从中国进口白菜量将大幅增加。
这一方面可以增加菜农收入,另一方面对当前中国国内居高不下的蔬菜价格将带来冲击。
从国际货币政策看,美国一意孤行推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开足马力印美元、撒美元,已经使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以及资产价格开始新一轮投机性上涨。
美国率先发起的货币战争一触即发,各国货币都在竞相贬值,这将对物价造成巨大影响。
目前,黄金价格屡创新高,国际石油价格出现一波不小升势,各种资源价格都在上涨,资本市场投机因素增多,国际热钱趋利意向明显。
这必将对中国大陆通胀造成不小压力。
有专家预计,9月份中国CPI可能再次创出年内新高。
控制通胀预期事关经济能否健康发展,事关能否保护弱势群体的正常生活,事关能否有效保护劳动者的财富,事关社会稳定大局。
那么,如何控制通胀呢?
货币政策是首选。
是加息还是使用数量工具,看来央行率先选择了存款准备金率的数量工具。
这次央行通过提高六家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0.5个百分点,以达到回收市场过剩流动性,抑制通胀预期的目的。
但是,笔者认为效果十分有限。
存款准备金是央行从商业银行吸收的各项存款中冻结一定比例的资金,以约束商业银行的运用。
前提是商业银行的各项存款呈现正比例增长。
也就是说存款准备金工具只能约束金融体系以内(常说的笼子以内)流动性。
而现在的问题是,由于中国大陆存款利率呈现负利率,一些资金已经从银行存款中流出,社会已经形成一股强大的游资。
这部分游资是存款准备金率无能为力的。
而从银行存款流出的资金正在加速,并正在冲击物价,冲击房地产、资本市场等。
结论是单独使用存款准备金率手段效果、作用非常有限。
对抑制通胀预期有限,对股市、楼市影响有限,对改变负利率状况没有一点作用。
因此,从当前的情况看,迅速采取加息手段已经显得非常必要。
加息的一个难题是,可能使得人民币汇率更加走强,可能加速人民币升值,使得热钱继续大举进入,从而抵消了加息收紧流动性的目的。
这就要求在一边加息的同时,另一边有必要像日本一样采取政府行政手段干预汇率、控制汇率,特别是采取强大的监管手段限制热钱的流入。
实现包容性增长须去GDP化
“包容性增长”这一概念是亚行在2007年8月的一次研讨会上提出来的。
按照亚行的解释,所谓“包容性增长”,指的是社会和经济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
它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相对立,倡导一种机会平等的增长,其最基本的含义是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
从这一内容来看,它与我们近年来一直所倡导的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等等,并无太大区别。
中国之所以要关注“包容性增长”,原因在于,内部发展的高度不平衡,不同群体所分享的社会公共服务高度不均等,贫富差距达到了惊人的程度。
如果把中国的城乡差距、地区差距、群体差距考虑进来,中国的发展其实就是世界的缩影,换言之,是一个“不包容性增长”的典型。
发展和分享的不平衡性,其后果在中国已显露无遗。
造成此种不平衡性的根源,源于中国长期实际奉行的“GDP主义”。
把发展简单理解为经济增长,把经济增长简化成GDP。
政府的中心工作和主要任务,极端点说,就是一切为了GDP,一切服从GDP,一切服务于GDP。
GDP之所以成为一种大家服从的“主义”,是因为围绕GDP,形成了一整套政策体系,从而迫使人们不管愿意与否,都要把GDP的增长放在首位。
而在这套政策体系中,最为关键的就是政绩考核以GDP为一票否决的指标。
这样去考核官员,官员当然只会关注GDP,凡是有助于增加GDP的办法,官员都会全力以赴;凡是无助于增加GDP,则会消极以对。
问题是,GDP自身有许多缺陷。
比如,GDP不关心经济活动的效率。
GDP也不在乎发展差距问题。
因为它追求的是总量,只要总量上去了,有没有差距并不重要。
诸如此类的缺陷,使得GDP只能作为一个现实中最不坏的指标来使用,假如把它拔高到一个不恰当的地步,成为决定官员政治生命的“生死牌”,肯定是没有多少官员愿把心思花在怎样去解决民生的疾苦上,除非他不想升迁。
所以,要实现“包容性增长”,必须调整官员政绩的考核方式,在经济发展中去GDP化。
事实上,考核方式的变化也关系到收入分配改革的实质推进。
因为,收入分配改革是花钱的事,政府如果财力雄厚,可能会在公共服务上多掏一点,给人们多提高一点工资;但大部分仍会投向生产性领域,因为从现实来看,最方便和有效的增加GDP的方式无非是上项目,搞投资。
这也就是科学发展观在中国提倡了那么多年,解决民生问题也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但一些地方仍然我行我素,大搞招商引资的原因。
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在民生和民权问题全面凸显的当下,必须把关注的重点转向财富的分配而不仅仅是GDP的创造。
尽管在这一过程中,会存在体制的惯性和既得利益的阻扰,但须强调,已到了转变的时刻。
只有这样,“包容性增长”才能实现,财富的公平分享才有可能。
破除垄断需有实质性进展
应该承认,改革开放30多年,我国市场经济得到很大发展,企业竞争具有了不小的空间。
但是一些重要行业对市场资源的垄断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应有的解决,行业垄断成为市场配置资源的最大障碍。
而且近年随着内外部环境对经济增长压力的不断增大,行业垄断有更为集中和强化之势。
鼓励民资进入的政策出台了不少,可要真正进入垄断行业,民资仍需面对各种看不见却摸得着的“玻璃门”或“弹簧门”。
垄断天然排斥竞争,扼杀市场活力。
一方面,一些垄断性国企凭着对社会资源占有的绝对优势,获取大量垄断暴利,大多数民营企业无法与之竞争,更无机会成长壮大。
另一方面,因为没有竞争的压力,垄断企业在管理以及效率等方面进步缓慢,尽管一些垄断企业规模越做越大,有些甚至在世界企业排名中已相当靠前,但若论内在实力和效率,能与国外大企业平起平坐的却少之又少。
垄断行业对资源的占有和使用方式,更容易使社会资源的配置出现扭曲和浪费的问题。
所谓市场配置资源,主要是通过价格、竞争等无形手段,实现人财物等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
其中价值规律作为客观存在的准则,会对社会经济活动起到一种天然的调节作用。
垄断行业的经营,则往往因为政府的有形之手干预过多,导致市场信号失灵,造成投资利用效率不高甚至资源的严重浪费。
因此,尽管阻碍重重,我国市场经济要进一步完善,必须迈过垄断行业改革这道坎儿。
从“后金融危机”期间我国所面临的内外部经济环境来说,对垄断行业的改革也是势在必行。
主要是外围经济走势难以预料,迫使我国经济增长从过分依赖外需转向以扩大内部消费为主,继续依靠政府投资,显然不可能尽快实现产业结构调整目标,必须激活民间投资,使经济进入一个生产消费相互推动的良性循环。
要做到这一点,需要真正打破目前一些行业存在的垄断经营,给民营资本提供更为广阔的市场空间。
“十二五”期间垄断行业改革能否取得实质性进展,关键在于能否在深刻总结以往改革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找出进一步推进改革的突破点或主攻方向。
垄断行业改革难,原因当然很复杂,特别是经过多年经营,垄断行业已形成强大的利益群体,对其任何改革都必然要涉及到相关方面利益的流失,改革阻力之大可想而知。
不过,从根本上说,垄断行业之所以能有今天,主要还是因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彻底,现在的国企名义上是企业,实际上具有半行政半企业的性质,国企对社会资源垄断的实质是政府的行政垄断。
所以,推进垄断行业改革,或者说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政府职能转变需要先行。
政府应该尽快退出大部分市场投资领域,将职能真正转移到为企业提供服务方面,让国企恢复本来该有的面目,以确保对垄断行业改革的顺利实现。
让消费成为拉动经济增长主动力
让消费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动力,首先一点就是要提振居民的消费能力。
如何提振?
笔者认为提高居民收入,特别是要增加低收入群体居民的收入,缩小收入差距,这是提高消费率的关键。
如果我们把消费市场比作一块蛋糕,那么,把这块“蛋糕”做大很重要,而切好“蛋糕”同样重要。
随着收入差距的扩大,社会财富不断向高收入阶层集中,由于高收入阶层边际消费倾向下降和低收入阶层消费能力不足,制约消费增长,使消费率呈现下降趋势或保持较低水平。
在此,笔者建议多渠道增加居民收入,切实提高居民消费能力。
要合理确定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的预期目标;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提高低收入者和农民的收入水平;加大政府的货币化转移支付,逐步提高扶贫标准;提高农民的转移性收入等。
其次,还要改善供给结构。
如果供给偏离市场需求,就会导致有限的资源投入到无效的生产中去,不仅造成巨大浪费,挤占消费资金,而且导致经济结构扭曲,加大整体经济风险。
因此,需要充分发挥消费对生产的导向作用,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努力使生产适应市场需求,形成有效供给。
同时,大力发展包括家政、社会化养老和旅游、文化、健身、非学历教育等服务消费,积极发展网上购物、数字娱乐等新型消费业态。
再次,要继续实施并不断完善鼓励消费的政策,保持政策的连续性。
在这方面,政府也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延长汽车下乡政策,加大家电产品补贴力度等。
此外,还要着力改善消费环境,提高居民消费质量。
构建安全放心、诚信友好的社会消费环境,促进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消费方式的形成。
有分析表明,消费需求每增长1个百分点,相当于投资增长1.5个百分点对国民经济产生的拉动作用。
因此,一个国家要保持经济长期稳定增长,就必须保持合理的消费率。
消费需求不仅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也是缓解经济剧烈波动的稳定力量。
消费需求的波动相对平缓,能在很大程度上削弱投资需求波动给国民经济带来的动荡,缓解国民经济的大起大落。
当前,我国人口众多,正处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国内市场广阔,需求潜力巨大。
我们必须真正把经济增长的基本立足点放在扩大国内需求上,加快形成主要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格局,为我国经济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中国经济为何面临如此多“两难”
追求物质利益增长的发展目标存在片面性
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设计存在一些片面性,但我们还没有很清晰地意识到,单纯以物质利益增长作为发展目标对发展方式可能造成的负面导向。
中国社会发展的真实价值目标与根本价值目标不是钱、不是物,而是人本身、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物质利益增长只是人全面而自由发展的一个最基本条件,如果没有其他条件的配合,物质收入的增长目标可能会直接降低人们的消费、投资、生产品味,从而直接或间接地降低产业结构的质量。
体制改革相对滞后
宏观经济两难局面产生的原因之二,是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体制背景,导致与发展配套的体制改革相对滞后。
中国体制改革以前的不发展明显地是由体制的落后导致,我们在透视中国发展的本质含义时,要认识到发展背后的体制改革动因。
比较显著的例子是,最初农村的发展来源于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的每一步发展都是和农村体制的变革相连,农民权利的增长与农民收入增长存在明显的因果关系。
由于我们总结体制改革与发展关系的经验不够,吸取体制改革不充分导致发展不充分的教训也不够,导致我们在某些方面、某些领域,忽视了自觉地用体制改革来促进发展,从而使我们的发展潜能没有完全被释放出来,导致宏观经济的两难困境。
缺乏对市场经济主体特性的深刻认识
宏观经济两难局面产生的原因之三,是我们在努力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缺乏对市场经济主体特性的深刻认识,在市场经济主体行为的引导中缺乏科学性。
市场经济主体特性应该既具有利己性,又具有利他性;宏观经济管理既要利用市场主体的利己性发展经济,也要利用市场主体的利他性自治。
可是我们错把市场经济发展等同于放任市场主体的私利性泛滥,为谋取私利可以不择手段,忽视了市场本身就是需要节制私欲、将利己与利他相协调。
在激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同时,没有同时启动主体行为的自治和利益相关方的互相制约,从而给市场主体造成错觉,以为市场就是不择手段谋利,不用考虑他人的疾苦,也不用考虑社会的整体和长远利益。
当各级政府部门的利益较深地嵌入到市场经济利益链条中,我们只要一采取措施治理市场乱象,就陷入了两难困境:
既遇到市场主体自治缺乏,不能积极响应宏观治理的制度要求难题,又遇到各级各地政府部门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使良好的宏观治理政策的执行举步维艰。
对此,我们应科学揭示市场主体的特性,在鼓励市场经济主体谋取私利的同时鼓励他们自我治理、自我约束。
在发挥政府引导经济发展的优势的同时,也要清醒意识各级、各地政府机构本身可能存在的私利性特征,转变政府职能,防止权钱交易,避免政府成为市场的利益主体。
设计出既能规范市场主体行为,又能规范政府行为的市场运作机制。
“十二五”期间中国经济转型路线图渐显
“十二五”规划是一年来中国最热的政经话题之一。
马上召开的中共中央十七届五中全会,将会研究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其中,经济结构调整以及寻求发展方式的转变,将是“十二五”规划的主线。
1982年,中国首次提出“把经济增长转变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上来”,“八五”期间,提出了“转换经济增长方式”,“九五”计划中,更提出“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目标。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努力在“九五”期间有一定进展,但“十五”期间却出现了一些逆转。
进入“十一五”后,中国继续倡导转变发展方式,宏观调控、节能降耗等方面都在朝这个方向努力。
但经济进入快速增长周期,特别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经济刺激措施的作用下,中国转变发展方式的道路再度遇阻--在“保增长”的压力下,中国的粗放型发展方式得以回潮。
但中国面临的资源环境压力、能源压力相当沉重,一系列与粗放发展相关的社会问题在国内此起彼伏,社会保障与公共服务的欠账已到了不能不还的时候,不断压低成本的“世界工厂”模式也遭遇挑战,这一切使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压力空前。
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是建立包括政绩考核机制、财税体制在内的有效的体制机制。
彻底转变“惟GDP是从”的思路。
因此,在“十二五”规划中,会把社会发展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一个显著的标志是,中国“十二五”期间,可能正式实施调查失业率,把失业率列入控制目标之中。
促使地方政府把就业问题列为优先目标统筹安排,逐渐把地方政府从GDP怪圈中释放出来,从而实现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
同时,约束性指标也会优化。
“十一五”规划构建起经济社会发展指标体系,涵盖经济增长、经济结构、人口资源环境、公共服务、人民生活等四个方面。
规划提出的22项可量化指标中,约束性指标为8项,包括全国总人口控制、单位GDP能耗降低、单位工业增加值用水量降低、耕地保有量等。
从执行结果看,节能、减排指标的完成情况较好,原因在于这两项约束性指标,被层层分解,同地方官员政绩直接挂钩。
在此种情况下,“十二五”规划可能会将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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