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盾清华访谈录Word文件下载.docx
- 文档编号:4788343
- 上传时间:2023-05-04
- 格式:DOCX
- 页数:15
- 大小:31.90KB
王小盾清华访谈录Word文件下载.docx
《王小盾清华访谈录Word文件下载.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王小盾清华访谈录Word文件下载.docx(15页珍藏版)》请在冰点文库上搜索。
他毕竟是90岁的老人。
我碰到的两个老师都很好,他们分别启发了我一方面的善。
▓那么,您在学术上取得成就的途径是什么呢?
□有人曾经问我:
你认为做学问有什么捷径?
我回答:
那就是不去走捷径。
即使是聪明人,也要下笨力气。
有句老话说:
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道路可走。
这个道理,知道它是容易的,实行它却很难。
别人对我有过这样一个评论,说是“智可及,愚不可及”。
当然,在进行学术选择的时候,每个人都不免有策略方面的考虑。
一般来说,我倾向采用人取我弃的方针,采取彻底解决问题的方针。
凡是别人能做的事情,我就让开。
而一旦选择了某一研究方向,那么,一定要付出比常人多几倍的努力,把工作做深做透。
▓我们看到您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研究方向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您的研究兴趣通常是因为什么而产生变化的?
□比较好的一个比喻可能是“滚雪球”。
人的探索愿望通常会向两个方面伸展,就历史学科而言,有两种具体表现:
一是朝后伸展,在研究了一个时代的事物以后,注意这一事物的后续发展,在对象年代上往后走;
另一种表现是追踪事物的原因,在对象年代上往前走。
我的发展方向通常是往前走。
在我的理解中,科学的本质就是探索事物的原因和原理;
也就是说,如果不能解释原因和原理,那就不算是研究。
我在学术兴趣上的变化同这种理解是相关联的。
为了解释事物,我往往从一个领域走到跟事物的原因相关的领域。
比如我曾经研究早期词。
词之所以会产生,是因为唐代前后有一个规模很大的音乐文学的变动。
这场变动诱生了许许多多新的文学体裁,像词的前身曲子就是其中一种。
那么曲子又是如何产生的呢?
这就要去追寻包括佛教东进在内的中西文化交流,因此要去研究早期佛教,研究汉代到唐代的音乐,研究边疆,研究中国的周边文化了。
我现在的工作范围大概就是和刚才说的这样一个思路相关联的。
刚才说的这几个领域是我比较关注的领域。
还有一个领域稍微有些不同,这就是中国文化的发生。
这一领域并不属于我一个人的兴趣,而可以说是全社会的兴趣。
上世纪80年代后期,许多学科的学者都在讨论一个问题,就是中国文化的本质是什么,中国文化的精神是什么。
那场讨论有点空泛,论证方法不具体,不太注意科学规范,例如把中国文化的精神简单地解释为儒家的精神、道家的精神或者某种宗教的精神。
这样的解释其实只是一个肤浅的感受。
另外,讨论中还隐藏了一个问题,就是各人使用了不同的“文化”概念。
现在回想起来,如果当时有一个可以操作的思路,有一些具有操作性的概念和术语,情况可能会好一些。
例如就“文化”而言,比较好操作的办法是把它定义为人和自然的一种关系。
因为文化的最初标志是人所创造的工具,工具是文化最早的结晶。
它首次代表了人与自然的关系:
既是人体的延长,又是自然物,同时具备自然的属性和人的属性。
依靠工具来解释文化,因此是一件比较切实可行的事情。
比如中国绘画为什么会有其特殊风格,就可以归结为它使用了特殊的工具。
它的颜料是特殊的,主要是墨;
它的笔是特殊的,主要是毛笔;
它的纸也是特殊的,例如毛边纸。
其它艺术也是这样,可以一块一块地解释清楚。
由此出发,整个中国文化为什么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就比较容易解释了。
在这种想法支配之下,我接触了一些新的领域,比如早期文化研究和科学技术史。
如果有条件,我会用很大的力气去研究工具在中国文化当中的作用,研究包括天文学在内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如何塑造了中国人的思想,但是现在精力顾不过来了。
▓您一直比较强调探索,那么在您的研究过程中是如何实践这种精神的呢?
□要一直保持探索精神是不容易的。
学者在成长中通常要经过两个阶段,一个是“发烧友”的阶段,另一个是职业化的阶段。
在前一个阶段通常能够保持探索精神或者说好奇心,但是一旦进入职业训练,这种精神就会越来越少,而一些实际的考虑就会越来越多。
这样的情况是正常的,因为要接受学术规范的约束,要接受传统的影响,要接受学术的激励机制的调节,这时候人的想法会越来越现实。
我们看到的情况是,一旦职业化了,人的探索精神往往会消失。
《读书》杂志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引起比较大的反响,叫做《寻找哲学史上的失踪者》。
这篇文章的主要观点就是要在哲学研究中倡导发烧友精神。
我不同意这个观点,因为它忽视了上述两个阶段的区别。
它不合理地要求每个研究者终身都是发烧友,而没有注意到职业的研究者毕竟要进入一种学术规范,应该在一个新的层次上来坚持探索精神。
但是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个富于启发意义的问题,就是如何在进入职业训练以后,还能够保持学术青春。
可以说,我是保持了这种精神的。
我是以此为基本动机来进行选择,往前走,度过这么几十年的。
那么为什么会有探索精神呢?
可能和经验有一定的关系,吃过苦,知道读书生涯来之不易;
也可能和天性有一定的关系——天生好奇。
从1991年以来,我以进行“汉民族文学艺术与周边文化”课题的名义,尝试做了许多田野工作,在云南、西藏、新疆、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和越南作过长时间的学术考察。
我亲身体验了文学艺术在草原、高原、绿洲、山谷、平原展开的多种多样的生存状态,实地观察了汉文化同四邻的交流与传播,同时也收集了一大批人所不知的汉语文学(在中亚)和汉文文学(在越南)的资料。
这件事对我的学术个性有深刻的影响,它使我成了一个具有比较强的人类学意识的文学研究者。
这件事是否可以作为一个例证,来回答你刚才提的问题呢?
我想,这种“走万里路”的学术方式,大概是很多人都感兴趣的;
但要严肃认真地实行它,却不容易。
比如那年在中亚考察东干文化(东干是一个从中国迁移到中亚的民族),除黑面包和老羊肉以外,找不到合口的食物,加上语言不通、连续生病,我瘦了几十斤;
但我顾不上休息,头上包一条毛巾降温,趴在东干人的炕上一口气记录了五千多条当地谚语。
在越南的工作也很难,办签证、进图书馆、阅览、复印、找当地学者合作,每一步都不顺利,往往要通过层层审批,动不动就要悬着一颗心干等好多天。
那种生活和书斋里的研究完全是两回事,说“坚持”、“顽强地坚持”,绝不是夸张。
之所以能善始善终地完成那些工作,我想,最主要的动力就是刚才说的探索精神吧。
二、“清”与“华”:
学术和学科
▓一般来说,人文学者不太强调科学的精神和科学的方法,而您的研究反而和清华的科学思想更接近。
您是否觉得这是您的研究的特色?
它对您的研究有什么样的意义?
□有人说过这样的话:
清华“清”,北大“大”。
也就是分别用“清”和“大”来概括这两个学校的特点。
我同意这种说法。
准确地说,“清”是清华大学的优点,“大”是北京大学的优点。
“清”就是重视科学的精神,这也是20世纪所有学科发展的共同倾向。
学术的每个部门都在重视科学性,而且彼此之间相互影响。
一些自然科学学科所使用的技术因而直接影响了其它相关学科,使人文学科出现了使用科学手段──比如统计、模型等等手段──的趋势。
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历来有两个传统,也就是有两个根源,一是科学的,二是艺术的。
或者说,这个学科历来由两部分人组成:
一部分人是历史学家,另一部分人是作家。
作家们在完成创作之后要交流感想,这种感想就成为进行文学研究的动机。
历史学家对于已经发生的文学现象有观察和总结,这种观察和总结也成为进行文学研究的动机。
也许历史学家的──或者说具有一定历史意识的政治家、哲学家的──文学研究产生更早;
因为最早被人们面对的文学作品并不是作家的作品,而是集体的创作。
所以最早的文学评论是“诗言志”、“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兴观群怨”、“知人论世”之类属于哲学家的、有一定历史意识的评论。
从这个角度说,历史批评是文学研究的主流。
《文心雕龙》便可以看作是具有历史意识的文学研究的代表,因为它在观察文学的时候注意到了其形式的发展,注意了文学文体的历史变化,而不光采用审美批评和道德批评的方式。
不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文学研究毕竟是文人墨客的事业,所以这个学科一直有两条路线,一是研究的路线,二是评论的路线。
比如我们这个学科有两个比较重要的刊物,一个叫《文学遗产》,一个叫《文学评论》,它们正好反映了文学研究的两个流派的特点。
古代文学是一个离我们越来越远的现象。
因此,在20世纪前半期,古代文学学科发生了一次重要的转变,这就是那些出发于热爱古代文学而进行的研究、带着感情来进行研究,逐渐被一些比较客观的工作所代替。
到20世纪后半叶,以客观态度来研究古代文学的趋势发展得越来越好,成果越来越大,在社会上得到越来越多的好评。
我在这个流派里算是走得比较远的。
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我接触了一些新的、其它古代文学研究者不太接触的学科,比如音乐学、民族学、考古学、语言学、科学技术史等学科。
这些学科不仅代表了与我们不同的研究方法,而且代表了与我们不同的研究资料。
在20世纪之初的时候,一些学者已经注意到要采用这些学科的方法和资料了,比如王国维有“二重论证”的方法,陈寅恪也说要“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
这些话意味着要把文献学的方法和资料,同考古学等学科的方法和资料,加以结合。
在20世纪,还产生了文化人类学、民族学,产生了田野调查这样的方法。
我在比较早的时候就注意把这几种不同的方法结合起来,所以也注意到了新旧学科的更替及其特点。
比如古代的“小学”发展为现在的语言学,古代的“金石学”发展为现在的考古学,其间变换的要点是加入了一些科学的研究方法。
这也是发展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必由之路,只不过需要更多人去努力探索和探讨。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提出“实验”和“技术”这样两个概念。
我认为,作为一个独立学科,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也有其基础训练,有专门的技术,因此也有通过实验寻求真理的问题。
只要承认这两点──认为这个学科是有技术的,是能进行实验的──那么,就可以把它纳入一个比较大的学科体系。
曾经在清华大学工作的几位学者──例如王国维、陈寅恪,都是很伟大的学者,是20世纪最有现代意识的学者。
虽然他们穿对襟衣服,留着长辫子,但是他们的学术思想是非常现代的,也就是非常科学的。
这就是我对现代、对前沿的理解。
陈寅恪那段著名的话,关于“独立之意志,自由之思想”云云,中心思想是强调学术的客观性,主张学术独立于政治的、伦理的时髦之外,独立于学者的个人感情之外。
这说明,独立和自由的本质就是保持科学和客观。
▓请问您来清华对于您的学术经历有什么意义?
□考虑来清华工作,首先想到的是和清华留下来的旧传统相连接,接续从王国维、陈寅恪到闻一多、朱自清的传统。
因为每个人都应该生活在一个传统当中,这就像每个人都需要一个家庭一样。
我在好些学校停留过,比较深刻地了解自己和传统的关系。
一个深厚的传统,既是鼓励自己前进的学术动力,也是学科建设的资源。
从这一角度看,在清华大学发展中国文学学科,其前途可能会超过其它学校。
这是第一个动机。
第二个动机就是和清华大学中文系的老师进行了接触,对这个群体有很好的印象。
中文系朝气蓬勃,有一批有理想、有境界而且比较年轻的学者,同他们在一起工作会很愉快。
人生最重要的事情大概就是生活在自己所喜欢的人当中。
最后这句话还包含第三层意思,就是清华大学有比较好的学生。
我的女儿是主张我来清华大学工作的。
她现在在北京大学物理系读三年级。
她对北京的气候不太习惯,但是她从人文角度喜欢北京,因此她支持我的选择。
她说如果我来清华大学工作,会有一个收获,就是能够遇上一些同样富有探索精神的青年;
更准确地说,就是如果我希望用探索精神来吸引青年,那么这一点能够在北京做到,而在上海和扬州不容易做到。
这是她的原话。
▓那么,您对于下一阶段在清华的工作,以及清华的文科学科建设有什么样的设想?
□如何进行学科建设,这要领导来做决定。
我们只能够配合,不能够越俎代庖,否则白费力气。
前不久,从发展学科考虑,系领导组织大家在一起讨论了引进人才的标准。
我提出了一个意见,得到大家认同。
我认为引进人才的标准就是两个字,第一个是“清”,是纯粹的学者,第二个是“华”,有创造力和才华。
但是,最后把这件事办成什么样,还取决于很多原因。
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就是学校对于发展学科的决心:
他们愿意在多大程度上发展这个学科,给予多大的资助和支持。
这是很重要的。
假如把人才引进来了,不能够发挥他们的作用,提供的条件远远低于他们原来的条件,那也不好,会造成浪费。
总之,生产如何发展,既取决于生产力的状况,更取决于生产关系的状况。
三、知识体系的树干:
关于人文科学的基础学科
▓请您谈谈自己对所从事的学科的认识。
□我曾经在中国古代文学、音乐史、艺术考古、科技史、敦煌学等领域工作,这些学科容纳过许多富有智慧和理想的人物,在我看来,它们是可以充分施展智慧、寄托理想的学科。
陈寅恪先生说过一句话:
“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只有那些看似“无益”的事情,才能容受人生无尽的智慧。
这个道理很简单:
凡是有功利目的的事情,一旦得到功利,它的意义也就实现了;
“无益”之事却没有这个限制。
所以,从事“无益”之事的人,永远没有休息的时候,永远谈不上“大功告成”。
这也就是我所在的学科的特点。
当然,上述学科,毕竟是人类的知识体系的组成部分。
如果把这个知识体系比作一棵大树,那么这些学科属于树干的部分。
对于这棵大树来说,越是基础的东西、无具体用途的东西,便越是接近它的核心。
这个道理也很简单:
那些看似有用的东西,总是位于外表的位置,比如,果实就是结在树枝梢上的。
▓那您又如何看待该学科的现状呢?
□这个学科有几千年的历史,有深厚的传统。
它发展得比较慢,但这未必不是好事。
一百年来,很多人大张旗鼓地要革传统的命,但他们没有取得成功,因为他们忽视了传统的合理性。
最近几十年,很多社会势力以经世致用的要求来改造这个学科,要求学者“站在现实斗争的最前线”,也受到了抵制。
这证明这个学科是成熟的。
正因为这样,同相邻的一些学科相比,这个学科被异化的程度比较低,学术腐败的成份比较少,正在朝科学化的方向发展。
所谓“科学化”,意思是说:
它将摆脱现实的功利需要的干扰,建立一系列规范来保证研究过程和研究结果的客观性,成为具有充分真理性的学科。
上次项楚教授在中文系讲学,讲了一个“心如止水”的故事,说到前一代学者心更安静,只遭遇了石块的干扰,而现在的学者要面临泥石流。
他的话有一定道理。
40岁以下的学术工作者,的确不如前辈学者稳定、深沉、浪漫。
这可能是因为现在的环境不太利于传统学科的发展,也可能是因为人才分流造成了特定学科的人才匮乏。
不过我相信,优秀的人才,在每一代都有相近的比例。
所谓“惟上智与下愚不移”、“君子之德风”(下一句话是“小人之德草”),强大的个性总是能保持自己的独立。
我所在的这个学科,恰好可以给这种个性以用武之地。
▓您认为自己是在学科外延部位工作的人?
□如果说学科有相对的外延,那么可以这样说。
也可以说,我有幸代表通常意义上的中国古代文学学科,深入了许多相关领域。
在《在文学研究的边缘》一文中,我谈过对音乐学的看法;
在《中国早期艺术与宗教》一书的《后记》中,我谈过对文学研究的性质和范围的看法。
我说:
“文学是什么?
从音乐学角度看,可以说是一种语言艺术;
从民族学角度看,可以说是一定文化共同体的生活技巧和交际手段;
从考古学角度看,可以说是以器物为载体的思想和感情;
从科技史角度看,可以说是随记录手段、传播手段而变化的审美过程;
而从交通史的角度看,则可以说是依赖文化交流而得以更新的娱乐风尚。
每一个角度都可以展现一组关系,暴露文学的某种本质,从而启发一种研究方式。
”这些看法可以概括为一句话:
“至大无外”,“至小无内”,“君子不器”,“道未始有封”。
我们的目标是探求真理,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必须达到学科之间的相互了解。
其实,结合多种学科方法进行研究,也是一百年来学术发展的重要途径。
所谓“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其实也是说在历史学科中要实现包括文献学、考古学、民族学在内的多种学科资料与方法的结合。
我一直是把这种结合当作自己的学术理想的。
《汉唐音乐文化论集》、《中国早期艺术与宗教》、《越南汉喃文献目录提要》、《从敦煌学到域外汉文学》等著作,代表了这方面的一些实践。
▓您认为本学科对社会生活是如何影响的?
□人有各种各样的本性,求知是其中之一。
如果把社会看作一个放大了的人,那么基础理论学科基本上是为满足其求知本性而成立的。
其中人文学科则是关于人和文化的求知。
亚里士多德说希腊人探索哲理只是为了摆脱愚蠢,并无任何实用的目的。
我所在的学科,也是由于摆脱愚蠢的社会需要而存在的。
人们常问我你这个学科有什么用。
这个问题其实应该换一个提法:
什么叫作“有用”。
清华大学很大,如果说盖了楼房的地方有用,那么没盖楼房的地方有用还是没用呢?
这就要看对有用的理解了。
《老子》说:
“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
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
”意思是说,看起来没用的东西、空洞的东西,其实是真有用的;
而看起来有用的东西,其实只是为实现这种有用提供了便利。
比如墙壁围出来的空才是真有用的,墙壁只是实现它的手段。
我们这个学科,也正是因为它的无用而对社会生活发生影响的。
关于这一点,我在《文化是一种超越》一文中作过讨论。
我们知道,世界一流大学有个共同点,即在这些学校的中心部位有个“文理学院”。
这样做是有道理的,因为“文”和“理”是基础学科,是建立完善的学科体系的基础。
它们面向基本素质的训练,而不是职业技术的训练。
它们具有很强的学术性,而不是应用性。
这种设置包含了对于文化与科学的一种特殊的理解,即把作为人类求生存的手段的文化与科学,提升为目的,以便使它最有效地发挥作用。
如果我们也能这样做,包括中国古代文学在内的基础学科,就能对社会生活发生应有的影响了。
四、“看重生命的充满”:
对于自我的评价
▓请问您如何自我评价?
□我大概算是比较纯粹的学者,对探索新知有浓厚的兴趣。
在很大程度上像一个登山运动员,有超越自己的愿望,也有征服的愿望。
在这一点上,同所谓“文化学者”有区别──他们更多地面向意识形态。
另一方面,我也是兴趣广泛的学者,比较深入地研究过的课题,有古代戏曲理论、早期词史、中古音乐文学、佛教音乐、音乐文献学、《乐府诗集》、《诗经》学、中国神话、一些民族的文化起源、先秦艺术、先秦天文学、敦煌文学和洞窟艺术、敦煌舞谱和唐代酒令、越南汉文书籍、东干文学等等。
这样做,有些朋友不太赞成,认为精力不集中,造成了浪费。
我和他们的分歧在哪里呢?
我想,大概在于我更看重生命的充满,而不是学术上的成功。
▓您的优点和缺点是什么?
□从哪个角度看呢?
如果从体育的角度看,那么优点是能吃能睡,缺点是缺少锻炼,肌肉不发达。
如果从职业需要的角度看,那么优点是好学,能动脑筋,就像我在一篇文章里说那样:
“一般来说,一位学者应当能够保持对于特定事物的长时间的思考,能够打破思维习惯而创新自己,能够在充满矛盾的意见或现象中找到潜在的统一逻辑。
同时做好这三件事是不容易的,但它们却总是共同构成我的愉悦感的来源。
”也就是说,我的优点是对研究工作和教学工作充满热情。
▓您如何看待自己已经取得的荣誉?
□这个问题我没想过。
平时想不到这个问题。
也就是说,荣誉没有影响日常的工作与生活。
这是比较正常的状态。
有人问:
“请问你成名前和成名后在心态上有什么变化?
”我就觉得奇怪:
“我是什么时候成名的?
”我的确不知道我是否像他说的那样成名了。
不过,关于荣誉与人的一般关系,这个问题我倒是想过的。
《礼记》里有一句话,比较深刻地谈到了这一关系。
这句话说:
“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
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
”意思是说,好的荣誉是随着德行的积累而日渐增长的,不好的荣誉是“暴得大名”而不符其实。
假如要我作一选择,那么我愿意选择那种真实的、永远处于不充满状态的荣誉。
它会提醒我不断完善自己。
▓学术以外,您有什么别的兴趣爱好?
□这个问题对于我不合适。
难道你觉得学术不足以笼罩我们的生活吗?
比如,我们的旅行能够摆脱学术的注意吗?
对于我们来说,难道还有比学术发现更大的快乐吗?
其实有很多人是以学术(或另外一种事业)为生存方式的。
我过去曾经信奉“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但那时我不了解学术。
我们的学术是面对全部文化事物的。
生活在学术当中,因此也可以理解为生活在文化当中。
这样一来,学术之外的兴趣就不太明显了。
因为文化可以把所有的兴趣包含在里面。
我这里说的是两个意思:
其一,一个投身学术的人会把自己的生存和事业联系在一起,即使放弃过去的兴趣也在所不惜,不光我如此;
其二,就我们这个事业来讲,更容易做到这一点。
我本来想向你提另一个问题:
在你看来,除了宗教以外,释迦牟尼还会有什么兴趣呢?
但我没有提,因为我是普通的劳动者,不能和释迦牟尼相比。
▓您的学术生活中有何苦与乐?
□和前一代的学者相比,我们谈不上“苦”。
无论是辛苦、艰苦还是苦闷,都不值得一提。
前面谈到,在中亚考察东干文化、在越南考察汉文古籍时很辛苦;
其实,那时内心是快乐的。
从进大学以来,我最苦闷的时候大概是现在──因为不能自由阅读、不能正常工作而苦闷。
清华大学的图书馆缺少1950年以来的学术资料和学术成果,而我自己的书(三百多箱书)又放在外地,运不过来。
我家空间小,而中文系教师既没有办公室,也没有资料室。
目前学校向中文系教师提供的条件,包括图书条件和办公条件,只能进行普及性的教学,而不能搞研究。
特别令人悲哀的是,这一点是不能被学校管理人员所理解的。
但我想你能理解:
作为清华大学的教师,享用学校的名声而不能有所贡献,这是非常痛苦的事情。
五、“传道、授业、解惑”:
作为教师
▓您曾经指导过近30名博士生和数名硕士生,请问您指导学生的主要想法和思路是什么?
□复旦大学有位教授评价过我的工作。
他对来报考博士生的同学说:
你应该去报考王小盾老师,我们这里是批量生产,王小盾那里是手工操作。
尽管有很多学校的老师顺应潮流,采用了批量生产的办法,但他们仍然在提倡手工操作。
因为手工操作的东西具有更高的质量,具有更明显的个性。
而学术工作正好是造就个性的工作、精益求精的工作。
当然,手工操作要付出更多的劳动。
过去,我的教学活动可以说是印度式的,就是师生生活在一起,点点滴滴地指导,手把手地指导,往往学习的三年就是师生合作的三年。
这样做很累,也有很多问题,到清华大学来,我将改变它,按照学校通常的方式进行教学。
作改变的理由是:
一个人的发展毕竟主要取决于个人的努力,教育毕竟是一种外在的因素──即毛泽东说的外因,内因则是受教育者自己的天分和个性。
教师的责任,就是启发学生向善的天分,启发他们葆有的那份好奇
- 配套讲稿:
如PPT文件的首页显示word图标,表示该PPT已包含配套word讲稿。双击word图标可打开word文档。
- 特殊限制:
部分文档作品中含有的国旗、国徽等图片,仅作为作品整体效果示例展示,禁止商用。设计者仅对作品中独创性部分享有著作权。
- 关 键 词:
- 王小盾 清华 访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