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法律思想研究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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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推翻清王朝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他一直为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共和政体苦苦探索。

他的宪政思想很复杂，且前后变化很大。

下面我们将从反对代议制思想、五权分立思想、地方政治思想三个方面来论述他的宪政思想。

一、章太炎反代议制思想

在清末资产阶级革命中，资产阶级改良派提出中国要走“君主立宪”的道路，而资产阶级革命派大都主张建立以西方代议制为楷模的共和政体。

章太炎参加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以后，也曾经是代议制的倡导者。

“然而从1907年开始，章太炎对西方代议制产生了怀疑，发表了《政闻社会大会破坏状》、《与马良书》、《代议然否论》等文，对代议制做了全面系统的分析，并对代议制做了彻底的否定。

”

（一）章太炎对西方代议制民主弊端的揭露及对其思想的评价

章太炎在资产阶级改良派和资产阶级革命派都对代议制民主大唱赞歌时，他却“不和时宜”的提出了反代议制的思想。

这并非是他故意要特立独行，而是基于自己对中国国情的认真思考，以及对西方代议制民主弊端的认识得出的结论。

他在《代议然否论》一文中对议员的选举及议院成立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作了揭露。

对议员的选举，他写道，“其被选不以成绩，有权力者能以势借结人，大佞取给于口舌，哗众啸群……家有阎妻又往往以色蛊人，助夫眩感。

”在选举议员是又贿选横行，“凡为代议士者，营求入选，所费金无虚巨万，斯与行贿得官何异。

”因此这样选出来的国会“名曰国会，实为奸府，徒为有力者傅其羽翼，使得媵腊齐民，甚无谓也。

” 

同时，他认为议员有种种特权，便会借此贪污、受贿，成为“议皇”，而“震旦尚不欲有一政皇，况欲有数十百议皇耶？

”这会使中国的民众更加得不到民主，这反映了章太炎强烈的民权思想。

他对西方代议制的批判是很尖锐的。

他认为“代议政体者，封建之变相。

”这又说明了他并没有真正的了解西方代议制民主的内涵，失之于片面。

诚然，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以前的英国国会和法国大革命以前的三级会议都是封建性的。

但是资产阶级革命后的议会同他们的性质有本质上的不同。

“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包括公民的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大内容。

其中罢免权正是为了防止‘议皇’的出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已成为较为普遍的制度；

创制权和复决权是为了防止议会专横而设立的。

”章太炎对西方代议制民主认识片面，与其经历有很大的关系，他在青年时期是研究旧学出身的，后来只去过日本几次，并没有去过欧美国家，这与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游历欧美就有了差距。

（二）章太炎对代议制民主不适合中国国情的论证

章太炎通过对西方代议制民主的批判，结合对当时中国国情的思考，他认为中国的国情不适和实行西方的代议制民主。

对此，他进行了进一步的论证。

1.从中国与西欧、日本文化传统、社会结构的差异来论证

他认为中国和西方的文化差异传统很大，不宜实行代议制。

章太炎认为，“代议政体者，封建之变相。

”代议制造成了议员和人民身份的不平等，“横于无阶级中增之阶级，使中国清风素气，因而催伤。

这里的封建，是指西欧式的领主庄园制，类似于我国西周时期的分封制。

而西周的分封制在春秋战国是已土崩瓦解。

因此章太炎认为日本、西欧“去封建近”，建立代议制民主是恰当的。

而中国“去封建远，民皆平等”“与效之立宪而使民有贵黎庶之分，不如王者一人秉权于上，规模廓落，则苛察不遍行，民犹得以纾其死。

”章太炎甚至认为代议制民主还不如君主专制，表明他对代议制有很深的误解。

他认为“其上置贵族院，非承封建弗为也。

”他没有从本质上认识议会。

资产阶级议会在消除封建等级制度后，在宪法承认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前提下建立的，而不是“承封建之余绪。

2.他从当时中国的国情出发，来论证中国实行代议制民主缺乏可操作性

中国在选举议员时，如果实行普选的话，中国当时有人口“四万万两千万有奇。

”“若如日本选率十三万而一议员，则议员当得三千二百人。

”如此一来，议员的人数也太多了，议员们“猱屯麋聚，分曹辩论，謦咳之声，已足以乱人语，”根本无法议事。

而当时“列国议员无有过七百人者。

”而如果中国也只选七百议员的话，由于“愚陋恒民之所瞩目，本不在学术方略，而在权力过人。

”因此在选民当中，“贤良”的名气是很小的，很少有选民知道他们，而当地的“土豪”在他的选区里很有势力，很多选民都知道他们。

这样的话，大部分议员都由各地的“土豪”充任，而像章太炎这样的有才能、有知识的革命党人往往不能当选。

“是故选举法行，则上品无寒门，而下品无膏粱。

”用这种方法选出的国会只能代表各地富人的利益，是不能维护普通百姓的利益的。

普选不可行，限制选民的参选资格是否可行呢？

如果以是否识字作为有无选举权的标准的话，“计汉土之识字者而十人而三，则七人无选举之柄。

以纳税多寡作为获得选举权的标准的话，由于中国各地经济发展的极端不平衡，全国税收集中于江浙一带，会造成“则选权凑集于江浙，而西北诸省或空国而无选权也”的局面。

而且据章太炎的估算，如果按日本获得选举资格的纳税标准来计算，“夫以四万万人成国，其得选权者只百五十万，是二百六十六人而一。

”用这种方法选出的国会自然是不能代表全国民意的。

应该说章太炎对代议制在当时的中国是否具有可操作性的质疑是有道理的。

但选择代议制又是人类走向民主无可奈何的选择，像中国这样的大国是无法施行直接民主的。

代议制民主如何在实践中操作，仍是我们今天需要解决的问题。

二、章太炎“五权分立”思想

（一）五权分立的设置方案

章太炎反对代议制民主，但他并不反对建立资产阶级共和政体。

他在《民报》24号《代议然否论》中详细的阐述了他的政权组织方案，这个方案就是别具一格的“四权分立”的方案。

具体内容为：

1.行政权的设置方案

行政权属于总统，总统为“全国人民胪言推举。

”“总统唯主行政国防，于外交则为代表。

”他认为议员不能由选举产生，大总统是可以由全国人民普选产生的。

原因是“总统之选，非能自庸妄陵猎得之，必其尝任方面与为国务官者，功伐既明，才略既著，然后得有被选资格。

”这种观点为章太炎在民国建立之初支持袁世凯当大总统埋下了伏笔。

同时总统行使权力要受到限制，“凡事有总统亲裁者，必与国务官共署而行之，有过则共任之，不使过归于下也。

2. 

立法权的设置方案 

立法权，“令明习法律与通达历史周知民间利病之士，参伍定之。

”他认为这样可以“塞附上附下之渐也。

”他制定这一方案的目的是要使立法者独立于特定的政党和利益集团。

但也由于这样，这一方案从提出就失去了可行性，原因在于其无法得到支持其实施的稳定的政治力量和社会基础。

3. 

司法权的设置方案

司法权，章太炎强调司法独立，“司法不为元首陪属，其长官与元首敌体，官府之处分，吏民之狱讼，皆主之。

”法官的产生由“诸司法官由明习法令者，自相推择为之，资于政府，不以政府尸其黜陟，”这样就保证了司法独立，但是这一明习法律的阶层在当时的中国也只有师爷与讼师。

但这些人是否能承担起司法独立的重任，就让人感到怀疑了。

这显然是章太炎理论不和实际之处。

4. 

教育权的设置方案

教育权：

“章太炎的教育权是由传统政治架构下行政权负有教化功能推衍而来，清时在各省设有学政”，谓之“政学分权”，章太炎认为这种制度甚为可取。

因此在章太炎的方案中，“学官与总统敌体。

”章太炎认为，“学校者，使人知识精明，道行坚厉，不当隶于政府。

”而且他还认为，“综观二千岁间，学在有司者，无不蒸腐殠败；

而矫健者常在民间，方技尤厉。

因此学校要独立于政府。

但小学校和海陆军学校要归政府管理，原因在于“独以击蒙讲武之学隶政官者，由强迫教育为在官所，有事申李，法定约束，其事固专为致用，非执权者又莫能行也。

”“学官”的产生，章太炎并没有明确的加以说明，从章太炎界定司法官的产生，主张“有明习法律者，自相推泽为之”，由此可以推出，学官的产生办法亦同司法官的产生办法。

5. 

纠察权的设置方案

纠察权：

在建立民国后，章太炎将四权发展为五权，又加上了一个纠察权，纠察院“是仿明朝的督察院制度，主要用于监察百官”，纠察院是一个“自大总统、议院以至齐民，皆能弹劾”的机关，因此他“不宜任大总统随意更换”，“实际上履行了司法权的部分功能，二者之间相互重叠。

（二）五权间的相互制衡关系

在章太炎的五权分立中，各个权力是相互独立的，“法司、学官与总统敌”，互不统属。

立法权是一切权力的基础，上文已经述及。

法律是由一些“明习法律与通达历史周知民间利病之士，参伍定之。

”司法权独立，“其长官与总统敌体，官府之处分，吏民之讼狱皆主之”“总统及百官行政有过及溺职受赇诸罪，人人得诉于法吏，法吏征之逮之而治之。

”司法权和教育权在独立于行政权的时候，还要受行政权的监督。

在学官、司法官产生时要“咨于政府”。

而且教育权“还享有会同立法权的学者们弹治司法权的权力。

这一五权分立与相互制衡的方案，不同于中国古代专制皇权政治，与西方的三权分立亦大不相同，吸收了西方三权分立思想，同时借鉴了中国古代的传统，是章太炎先生的匠心独运之作。

但是由于受困于中国当时的国情，以及其方案中有许多纸上谈兵无法实施的方案，故章太炎先生的设想只能在军阀混战中付之东流。

三、章太炎的地方政治思想

章太炎先生的地方政治思想是很独特的，也是很复杂的。

他在“援引西方宪政思想时，由于注重对传统的因袭，强调政治运作的效率与政治秩序的稳定。

因此他的思想在清末民初政治的风云变换中发生了多次变化。

我们大致可以把他的思想分为三个时期，早期、中期、晚期。

（一）早期主张建立融“分镇”与“封建”于一体的地方政治架构 

早期具体时间在戊戌变法前后，他主张“分镇”与“封建”。

章太炎在戊戌变法失败后，一度对中央集权制失去了信心，他认为地方权力过小不足以自保是导致中国的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重要原因。

在中国古代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大致有两种模式，分封制（“封建”）和郡县制（“方镇”）。

而章太炎从中国古代的传统出发，提出了一种融“封建”与“方镇”为一体的方案。

他的具体方案是这样的：

1. 

行政区划方案

把全国分为“王畿”和“五道”，即“置燕、齐、晋、汴及东三省为王畿，注措无所变，其余置五道，曰关陇，附以新疆；

曰楚蜀，附以西藏；

曰滇黔桂林；

曰闽粤；

曰江浙（谓三江浙江）。

2.地方首脑的产生办法和权力

“道”的首脑以有才干的总督巡抚担任，他们拥有很大的权力。

“行政署吏，惟其所令。

”并且这些首脑是终生制的，“死则代以其属吏，荐于故帅而锡命于朝。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中央政府对“道”只有“锡命”权，在章太炎提出的这种地方政治结构里，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很松散的。

他在《訄书》重印本下加脚注云“案联邦之制，虽同等联邦，外交固在中央政府也。

不同等联邦无论。

然清室之于朝鲜，任其谴使，既尝破其例矣。

”这种制度设置是传统制度的一种继承，但不符合中国两千年来大一统的传统，而且缺乏可操作性。

在庚子事变期间，章太炎基于上述思想上书粤督李鸿章，建议李鸿章“明绝伪诏，更建政府。

”但是老谋深算的李鸿章对此不加理会，章太炎的幻想也随之破灭，章太炎在1903年重订《訄书》时便作了《分镇匡论》进行了深刻的反省。

（二）中期（1903——1916）主张建立“道县”制的地方政治架构

在辛亥革命前夕，章太炎在抛弃其旧有的“分镇”思想后，又提出了反对立即在中国施行美国式联邦制的思想。

他在，《代议然否论》中谈到，“今之务在乎辑和民族，齐一语言，调度风俗，究宣情志，合之犹惧其隔阂，况剖分之？

”这表明他的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一时期他主张加强中央的权力。

他认为中国的国土辽阔，各地的差异很大，中国的交通又很落后，而且各地区人民之间存在隔阂。

“若一日分为联州，其逖离则愈甚，而南北美战争将亟见于汉土，与民族主义甚反矣。

在武昌起义以后，各省纷纷宣布独立脱离清政府，章太炎认为实行地方自治，会造成“不独内政，外交无统一办法，势必分崩离析，一变为东周、晋、唐之末造，重酿割据之乱。

”因此他拒斥了立即在中国实行“地方自治”的政治主张，提出了“道县制”的政治方案。

他认为从元朝开始的行省制“终以土地广隃，不能纤悉，其治不逮前世甚远。

”清朝时的地方行政区划为中央、省、府、县四级，同时清在地方上设诸道监察地方官员，一道辖若干府，道不是一级行政区划，而是监察区。

于是，章太炎提出“依清世分巡道制，剖一省为数道，隶于中央，所领不过二三十县，则地方之治不纷，其隶于中央政府者，不过六七十道，则中央之政令易行也。

”地方行政单位由省、府、县三级变为道、县两级，撤掉省、府两级行政单位。

道县制一方面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削弱了地方与中央对抗的力量：

另一方面，使地方治理的负担减轻。

这一思想是与其早期的思想相悖的。

这对当前的行政区划改革是有参考价值的。

（三）晚期主张“联省自治”建立联邦制国家

章太炎在晚年目睹民国初年军阀连年混战，国家动荡不休时，他又提出了联邦制的构想。

他认为“约法偏于集权，国会倾于势力，总统等于帝王，引起战争，无如此三蠹者。

三蠹不除，中国不可一日安也。

”他提出了废除招致战争的“三蠹”，并实行“联省自治”的主张，这说明了章太炎抛弃了民国初年提出的“道县制”，又将中央集权改为“联省自治”。

这个方案具体如下：

各省的权力

“各省人民，宜自制省宪法，文武大吏，以及地方军队，并以本省人充之。

”地方由此可以拥有军权、独立的行政权和人事任免权。

中央政府的权力

中央政府虚化，“不得有一兵一骑，”仅“有颁给勋章，授予军官之权。

”中央还有监督造币之权，而银行发券，成色审核之权归于地方。

“外交大权，中央不能专主。

”对外签定条约涉及到某省的，皆由该省督军省长副署。

中央政府的组成

中央政府是在联省制定省宪后组成的，中央政府“用合议制，以诸委员行之。

”这一制度类似于瑞士的联邦委员会制。

而且中央不再设国会，改由各省派一人监督。

这一方案反映了章太炎强烈的直接民主思想。

章太炎这一构想约在1920年6月提出，很快获得各方面的响应。

其中西南地方军阀反响尤烈，并先后宣布实行“自治”。

他们宣布“自治”显然是为了割据的需要，而不是章太炎所希望的停止战争，保护民权。

对于这种“碔砆混玉，紫色乱朱”的假“自治”，章太炎曾给予了严厉斥责。

显然，他的这一理论并不是为军阀割据提供理论依据，而是为了卖国走向和平之路。

但一个文人的美好理想在“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中国只能归于破灭。

四、结束语

章太炎与同时代的先哲在中国宪政思想上的探索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诚然他的理论有很多不足之处，有的方案带有强烈的“乌托邦”色彩，同时他又深陷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不能自拔，正如郝铁川先生对他的评价“章太炎试图利用传统文化来进行变革，但是终不是他利用了传统，而是传统利用了他；

章太炎剪下了长辫，但并未割断他与封建主义的关系。

”但我们不能因此否认他的在中国宪政史上的功绩，他的探索是“中国民主化总进程中承前启后的一个重要环节。

”他的思想中积极因素还是占主流的，“抑官吏伸民权”的直接民权思想和他的地方政治思想对今天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有启示和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