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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人道,简单来说就是人存活于世的价值与意义:
人要活的幸福,活的充满艺术感,活的有尊严,那么人应该怎么为人,应该怎么交往,应该怎么对待他人与社会,这一系列的问题,就是人道之问题。
社会道德是会变得,民风世情也是会变得,但人道问题,是永远不会变的。
人永远会希望自己是个人,而不是禽兽,更不是卑微的奴才。
君子追求的其实就是人道,所以从这个方面来看,人成为君子,是内心欲望的产物。
而不是人之初,性本善的产物。
之所以能出君子之悖论,本质原因就是忘人道而妄修经史。
缘木求鱼,何以为道?
君子求人道,最根本的基础就在于有一颗强大的内心,具备独立的思维与独立的人格。
独立思维与独立人格,是强大内心的必要保障。
一个没有独立思维的人,他所有的知识,都是被灌输的,而非自我内化。
什么知识是顺乎人性的,什么知识是违反人性的,只有独立思维的人能辨别的出来。
君子明于世而达于心,顺乎天道与人道,君子才成其为君子。
唯其独立之思维,才能培养出独立之人格;
唯其独立之人格,才有锻炼出一颗强大的内心。
否则,妄读诗书一辈子,其人性大概还不如一个淳朴的农民。
知识可以造福于世,也可以为害一方。
被灌输的信念,不经过自己内心深思的信念,不是真正地信念。
钱谦益一代大儒,东林之领袖,徒留下“水太凉”的冷幽默;
而严子陵脚踏光武之腹,却成了“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的美谈。
草民不喜为官,只喜读书。
够了吗,难道还不够吗。
至于什么举秀才,不知书;
举孝廉,母别居。
又何足挂齿?
“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
”松柏之高洁,不是被冷雪折磨出来的高洁,而是有一定要熬过这个严寒的冬天的强大信念存在。
虚假的信念,是制造背叛者的温床。
民国时期学生运动的领袖,他们当时的确叫的最响亮,但到了日本侵华以后,不少做了汉奸;
而“华北大汉奸”张自忠却最后用自己的血祭奠了英雄这两大字的沉重。
世人都给君子刻画上了许多道德的标签,比如说温文尔雅,比如说才华横溢,再比如说与众不同。
春秋时期的君子,有不少是真正地君子,所以才有孔夫子一声'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千古呐喊。
“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道穷矣”,“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
”又有几个人能理解这千古默叹背后的孤独无奈?
到了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君子却成了政治之产物,统治之符号。
出了那么几个所谓的品人大家,谁被他们品为君子,谁就是君子。
如此炒作出的君子,君子的真正价值又在什么地方。
“吾道穷矣”,人道又何以不穷?
汉以孝治天下,是政治策略;
许多人变态的孝,以求官求荣。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以求小人之道,何谓君子。
政治制造出来的君子,又是怎样的君子?
世风如此,又怎么会不出司马家族?
松涛阵阵下那孤响的长啸?
——“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
愤怒之下点墨成真的那《山巨源绝交书》;
微薄无力下的那一曲千古绝响的《广陵散》,大概是告诉世人,唯其叔夜为那个时代最后一位真正的君子。
尔后,就是司马家篡位夺权;
再后,就是八王之乱的血洗与五胡乱华的耻辱。
当今之世,君子难道不是被刻画上各种标签吗?
你迷信标签效应,然后被一个表面道貌岸然,实际上一肚子男盗女倡的伪君子所惑,你去怪谁呢。
君子不是道德模式的产物,道德模式往往取决于统治之需要;
君子恰恰是道德内涵与内心归宿的产物。
如嵇康,他不想与妄图篡权的小人合作,就是自我道德内涵的产物;
他宁愿选择死,也不与之同流合污,就是内心归宿的产物。
就算牺牲,我也牺牲的快乐。
而竹林七贤的其他人,他们内心有多痛苦,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欺骗自我内心的人,往往是最悲哀的人。
君子唯其纯真,才能成为君子。
人人都说曹操是奸雄,但是曹操杀了陈宫却亲自抚养了陈宫的子女,抚摸亡子曹昂的养母丁夫人的背脊而感叹,你能说他这个时候没有君子之风吗。
重其友情而善待其后,是一份纯真;
内疚知耻而沉默无奈,也是一份纯真。
纯真的基础,就是道德内涵与内心的归宿。
都是自我意志的体现。
这是一份宝贵,也是一种可爱。
空虚的现代人,什么时候才能明白这个道理呢?
俗人都说,君子是斗不过小人的。
好像君子是无能的代名词,小人是能力的化身。
如此逻辑,又会有谁去当什么君子。
不是人人选择当小人吗。
对于这类现象,周星驰在《九品芝麻官》里有一句话说的非常好:
“当贪官要奸,当清官要比当贪官更奸。
”我把这句话演绎一下,放大到社会与民族上去谈,那就是文明人要比野蛮人更野蛮,才是文明人的必备素质。
儒家为什么在明道的同时,还必须精熟诗书;
儒家六艺里为什么会有射御。
不就是增强自己的能力,野蛮其体魄吗。
子路,子贡,樊迟,哪个不是文能安邦,武能定国呢。
如果正义不比邪恶强大,如果公理没有圣剑的护卫,那么正义又在哪里?
在那书里虚假的存在吗?
如果书不能成就现实事业,书的价值又何在?
所以真正的君子,必须有圣剑在手,去威慑群丑;
真正的君子,也必然是伟丈夫,充满雄性的力量,而绝不是手无缚鸡之力的白面书生可比。
就算你是文雅的书生,你也必须有心剑的存在。
以术佐道,以剑卫道,才是真君子的风范。
君子必求其已强而达天下,不是强者谈不上真正意义的君子
君子何以求强,何以处世,何以卫道,这是历史上困扰许多读书人的大问题。
君子正其心,正其行还不行,残酷的现实如果没自身的力量加以逆转,又有几个人会在长期的挫折中善守信念呢。
所以,对于这个问题,我分四点加以分析。
第一,君子必须有把心剑的存在,必须懂恨,必要的时候必须有雷霆之怒。
对于那些有违基本人道,那些禽兽之举,要有一种毫不妥协的精神。
没有最起码的血勇精神,成天圣母情怀泛滥,又怎么会理解“威武不能屈”之真谛。
心剑最好的体现,恰恰就是野蛮其体魄;
不但要野蛮其体魄,更要对有违人道的人野蛮其内心。
让邪恶知道正义的怒火,让小人清楚君子的威慑。
要有最起码的亮剑精神,纵然是死,也要死的光荣。
俗说话虎死威不散。
君子是必须有点虎的精神与气势的。
孔夫子曾经说过:
“寝苫,枕干不仕,弗与共天下也。
遇诸市朝,不反兵而斗。
”意思就是说,“睡在草垫子上,拿盾牌当枕头,不去做官,决不跟仇人共同生活在世界上。
不论在集市上还是在朝堂上,只要一遇到仇人,应该马上动手杀他——腰上别着家伙就抄家伙,没带家伙的话,赤手空拳也要上”。
扩大到民族国家,就是“九世犹可以复仇乎?
虽百世可也”。
正是因为这种对邪恶的内心力量的支持,汉人才能制服一个又一个蛮族,才会推翻蒙元,满清,再造中华。
如果君子连心剑也么有,有什么资格叫自己是什么君子呢?
但君子必知道那么一个道理,对原则坚守;
对原则之外的事情尽量宽容。
处其事而不非其人。
同时,对于邪恶,其血气之勇是建立在娴熟的谋略之上的;
君子有的时候,是比小人更“坏”的。
所不同的是,君子守道,小人毁道。
第二,人都会死,死也有其价值大小。
儒家发展至今,有一个很不好的传统,就是重死而轻生。
这是殉道思想,绝非为人的思想。
没有人格的苟活,固然是畜生。
但是毫无理性的死,对自己生命都如此不尊重,我很难想象他有什么公义的情怀。
晚明,自杀的大臣不少,有办法改变的大臣寥寥无几。
大将自杀不少,打退敌军的很少。
现在人说这是什么气节。
自己投寰而死很简单,放着全城的百姓被屠杀,却不去考虑。
自己抹脖子自杀容易,留下如花美眷被兽兵糟蹋,这种逃避的死其实是一种怯懦。
苏格兰再造之王罗伯特·
布鲁斯,在长腿爱德华一世再世的时候,如一个猥琐的流窜犯一样到处躲避。
终于熬死了苏格拉之锤,在班克诺本之战中大败英军,同时还一斧子把英格兰勇将亨利拦腰砍成两半。
不但报了仇还复了国。
这才是真正地君子之风:
真正地气节不是怯懦的求死,而是充满霸气的寻找求活的机会。
这样的求活,是为人的求活,而绝非是奴隶的苟活。
我常常说,真正的君子之风,是一种霸气,而绝非是我们时常强调的骨气。
骨气,往往是失败者最后的自尊而已。
中国人过去强调的什么气节,重死轻生的观念,难道不应该进行深刻的反省吗。
哪怕是死,也要如乌江之战那样,夕阳下独杀百人,一声怒吼而力尽自刎。
就算死,也要拉上好几个敌人一起陪葬。
子路之死,恰恰就是血战而死,绝非是毫无办法毫无反抗下的自刎而死。
我们真的理解先人的精神了吗。
这样的死,才是人道之死。
虽死犹生。
第三,君子求义必明利,不知利而谈义,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儒家的核心思想在于仁,而仁的外化表现就是行何于义。
孔夫子说过: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
许多人的理解是君子是不应该谈利的。
既然君子不谈利,那么儒家的民本观又从何谈起。
孔夫子,孟亚圣又为什么要强调强国先富民,还存在什么“仓廪实而知礼节”的道理?
如果自身不谈利,又如何理解修身,治家,才能平天下这一句话。
所以,君子不但不是不谈利,而恰恰是最懂利,最明利的一群人。
只不过君子绝不会把个人私利凌驾到国家的公义之上去而已。
任何国家强大的根本,在于民生。
民生说简单点,就是民利问题。
一个连自己利益都搞不清楚的人,他又有什么能力去增加人民的财富。
人民的财富不增加,那么所谓的公义如何体现?
民生不存,不要说是儒家,任何学说都没有建立的基础。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千古不变得道理。
君子的义利观,其高明之处,在于与别人分享自己的财富,为自己创造更多的财富。
放大到整个国家上来说,就是要与人民分享自己的财富,创造更多的财富。
财富滚财富,事业才能越做越大。
而绝非腐儒们认为的谈利是君子的耻辱,君子绝不谈利。
从商的人都清楚那么一个道理,商业信用,是为商的根本;
真诚合作,是企业家的根本。
君子懂合作之道,小人不懂,只看短期利益,贪婪的毁灭了自己以后的全部利益。
所以君子往往能成为最后的赢家,是必然的。
失败的只会是小人与腐儒。
义与利的互相结合,才是君子的义利观。
第四,君子未必要博大,但必须精于其业,以有益于世。
许多人一直有那么一个错觉,认为君子就是天生我材必有用。
就是干大事的料。
正是因为这种错误的思想,才造就君子群体里的那么多狂士。
如弥横,如孔融,如杨修等,这些人,都有某些特别的专长,但共同的弱点是短于交往。
而且他们不明白一个道理,以已才错其位而用,将真正埋没自己的才华。
文才好的未必精于政事,精于政事的未必文才好。
这些狂风的文士而一定要在政治上有所作为。
可见中国传统思想一个毒瘤,就是好政。
一个连最起码交往能力都没有的人,我很难想象他有什么为政的能力;
一个情绪随便外露,到处发泄的人,我很难想象他能有什么政绩。
一是交际能力太差,直接影响到组织能力与管理能力;
一是心理过于脆弱,所以要到处发泄不满,到处去哗众取宠,只有小聪明而无大智慧。
更严重的是这些人连最起码的自省精神也没有,做不到严子陵,嵇叔夜,孟浩然的那份通脱潇洒,可见还是心胸狭隘的人,这样的人为政,我很难想象他是有害还是有利。
所以文士的最高境界不是《鹦鹉赋》,恰恰是《桃花园记》。
《鹦鹉赋》徒有文才,实则是求官之书,华而不实;
《桃花园记》质木无文,却有一种人格魅力蕴含其中——这就是真正的浪漫气质。
一个社会,不可能人人都去做大人物,更不可能只有管理而无生产。
其实大部分人还是做小人物,但是谁又能说是精于其业,以有益于世的君子,虽其小人物,但活的不精彩呢。
我们民族文化重上而轻下的思维模式,才是造就狂士,也是狂士命运悲剧的真正土壤。
如果重下而轻上,一个社会全面发展,又怎么会出现“求官热”,“大人物”之情结呢。
更何况如果一个社会全面发展,才能造就更多大的人物。
这是机会平等,社会公平正义的基础。
而机会平等,社会公平正义的原则,恰恰是社会民主的基础。
而现在许多所谓的皇汉名人,有所理论成就就目中无人,恃才傲物,我不明白皇汉这个大事业靠他一人是否能完成;
更为可笑的是还有一些奇葩,在皇汉处于低潮阶段,却生出为王为帝的政治野心。
那么我可以说,皇汉事业对于他们只是染红自己顶子的工具而已。
这样的人尤其可恶。
我希望皇汉同袍们必须明白一个道理,先为人而后为事;
我更希望新时代的君子,先要有为小的精神,再去谈什么为大的精神。
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的走出一个光明大道。
坚守人道,有着强大内心,具备独立思维与独立人格的人,他把道德内涵升华为人生信仰;
并且以圣剑卫道,有正确的义利观以求人之生存与发展,先为小而后为大的人,才是新时代真正的君子。
皇汉若为君子,就要成为这样的君子;
唯其如此,百代易过,你依然风流。
那些所谓的伪君子,只是大浪淘沙下面的蛆蛹而已。
(责任编辑:
彩岸画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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