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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所得的中国古建资料、书籍、模型等,引起了各界人士的关注。
因此,得到了中美庚款中华文化基金委员会董事之一周诒春的支持,协助朱启钤向中美庚款基金会申请了一笔研究经费。
朱启钤为了区别由他个人出资办的“营造学社”,遂改名为“中国营造学社”,并于1930年2月正式成立。
学社成立之初,地址设在朱启钤北京宝珠子胡同7号宅内(指创作国画),直到1932年迁至中央公园。
展柜中陈列的《中国营造学社汇刊》是营造学社主办的建筑学术期刊,也是研究我国古代建筑的重要著作,1930-1945年间印行,共计7卷23期22册,约5600页,其中插图约1600页。
(指实物)。
营造学生的成员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专职从事研究工作的人员,为学社的职员,每天上班,领取工资;
另一部分则是社员,来自财政界、学术界、文化界及营造厂商、社会名流等。
学社最初只有陶洙、阚铎和宋麟徵三人上班,为庚款项目能尽快获得成果,营造学社聘任了一些受过过系统教育的专门人才。
1931年,在东北大学任教的梁思成来到学会担任法式部主任,林徽因随夫一同入社任校理。
之后,刘敦祯先生也来到学社,任文献部主任。
不久,单士元、邵力工、莫宗江、陈明达、刘致平等先后加入学社,组成了强有力的效率极高的研究班子。
学社最早有三名日籍学者,但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梁思成、刘敦桢坚持民族自尊,坚决反对与日本侵略者有任何形式的来往,三位日籍社员先后离开学社。
梁思成,广东新会县人,1901年生于日本东京,1972年逝于北京,其父亲为中国近代著名思想家、政治家、维新派代表人物梁启超。
梁思成一生致力于中国建筑史的研究,早在1925年宾夕法尼亚大学留学时已注意到国外对本民族的建筑史有系统研究,而中国没有自己的建筑史,于1928年回国在东北大学创办第一个建筑系,1931年加入中国营造学社,开始调查研究中国古建筑,在李庄完成扛鼎之作《中国建筑史》。
(指版面)
刘敦桢,1897年生于湖南新宁,1968年逝于南京。
早年留学日本,注意到日本政府和民间很注重保护古迹,而更为丰富的中国古代建筑艺术国内学术界几乎无人问津。
1922年回国后与友人创办中国最早的建筑系之一——苏州工专建筑系,1928年发表首篇论文《佛教对中国建筑之影响》引起关注,后到中央大学建筑系任教,1932年加入营造学社任文献部主任。
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曾说:
“林徽因是个很特别的人,她的才华是多方面的。
不管是文学、艺术、建筑乃至哲学她都有很深的修养。
她能作为一个严谨的科学
工作者,和我一同到村野僻壤去调查古建筑,测量平面爬梁上柱,做精确的分析比较;
又能和徐志摩一起,用英语探讨英国古典文学或我国新诗创作。
她具有哲学家的思维和高度概括事物的能力。
”林徽因不到20岁就立下学建筑的志愿,梁思成也因林徽因而学习建筑,两人于1928年成婚后共同致力于所钟爱的建筑事业,生活中相互扶持,工作中相互协助,感情深厚(指版面)。
1928年春,林徽因与丈夫梁思成学成归来任教于东北大学建筑系。
当时,张学良出资发起的征集东北大学校徽图案大奖赛,林徽因设计的“白山黑水”图案一举夺魁,拿下那次比赛的最高奖金。
这张图是1936年,为了实地测量古建筑,林徽因与梁思成一起登上了宁静肃穆的天坛祈年殿屋顶。
林徽因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敢于踏上皇帝祭天宫殿屋顶的女性(指图片)。
展柜中陈列的是民国长衫(指实物),长衫又称长褂、中式长衫等,清朝中后期汉人根据满族长袍改的。
清朝后期中国人以此为常礼服。
长衫于斜部加以割截、缝缀,以表征福田、百纳之意。
长衫立领在1900~40年代流行一时。
特别是在新派知识群体中,穿长衫、戴眼镜成了当时这一群体的普遍服饰特征。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五四新文化思潮的吹拂下,北京的一批知识精英如胡适、梁实秋、徐志摩、闻一多、梁思成、林徽因等利用聚餐、茶会组织沙龙,在自由自在的品茗或餐饮中纵论古今、谈天说地,彰显学问之美,追寻人生之乐。
其中,林徽因的“太太客厅”最具代表性。
1930年,林徽因和梁思成由东北大学到北京工作,安家东城区的北总布胡同3号。
这是一座典型的北京四合院,幽静典雅,每逢周六下午,一些学术大家、社会名流,总会自觉地来到这块极其舒适雅致的地方,品茶闲聊,切磋学问。
胡适、徐志摩、金岳霖、沈从文、朱光潜、萧乾等是这里的常客,还有来北京访学的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和费慰梅夫妇等外国朋友。
每当聚首,林徽因是当然的中心,其广博的知识、灵敏的思维、严密的推理、流利的口才,以及得理不让人的气势,在场者皆为之折服。
聚会中,他们的话题总是没完,大半天过去了,仍恋恋不舍,只能期盼下一次聚会早日到来。
久而久之,林徽因的茶会就声名鹊起,为学界和文化界所侧目。
(此段讲解员根据游客时间酌情讲解)
营造学社的研究工作主要从文献和实物调查两方面进行,初期侧重于文献工作。
对于文献的收集,朱启钤已进行了很长时间。
1929~1936年文献部的工作主要有:
编撰“营造词汇”;
再次校订《营造法式》;
收集整理营造算例;
收集整理出版古籍《园冶》、《梓人遗制》、《工段营造录》;
编辑《哲匠录》;
保护收集珍贵
建筑文物等(指版面与展柜)。
《园冶》是明代计成所著,全面论述了宅园、别墅营建的原理和具体手法,反映了我国古代造园的成就,是研究中国古代园林的重要著作,但此书未见著录,后在日本觅得《园冶》抄本及明代刊印本,但缺第三卷,于是将以上诸本详加校刊整理发表,使后来学者在研究中国古代园林得到重要参考资料(指版面)。
展柜中的《营造法式》(指文物),最早成书于1100年,是宋代李诫在《木经》基础上编成,书中收集工匠讲述的各工种操作规程、技术要领及各种建筑物构件的形制、加工方法,是北宋官方颁布的一部建筑设计、施工的规范书,这是我国古代最完整的建筑技术书籍,标志着中国古代建筑已经发展到了较高阶段。
明清两代宫苑陵寝,各项官工虽由工部掌管,但绘图烫样及估算一向由算房样房承办。
习惯上,每次有大工程先由样房根据工程做法则例,绘图烫样,定案以后,再由算房估算工料,工程图及烫样由样房保存,从不示人。
样房从明代以来一直由雷氏家族世代相传。
朱启钤曾设法访求雷家图样,但无迹可寻。
直至1930年后,雷家败落四处求售图样,营造学社特别向中美庚款基金会申请一笔钱,将这批珍贵的图样购买下来,由北平图书馆保存。
后刘敦桢先生研究圆明园史料,也有赖于这批图样。
(此段讲解员根据游客停留时间需求酌情讲解)
梁思成认为研究古建筑应该从近代开始追溯上去,因此他开始研究清工部工程做法及民间抄本,除为《工程做法》重新绘制图样外,于1932年完成《清式营造则例》一书(指实物),该书不是《清工程工部做法》的解释,而是从建筑角度对清代“官式”建筑的做法、清式营造原则做一个初步的介绍。
此书脱稿后,梁思成认为对清式建筑的研究可暂时告一段落,对古建筑更深入的研究不能停留在古籍中,必须对实物进行测绘调查。
于是营造学社法式部在梁思成带领下开始了大规模的古建筑测绘工作。
1932年开始梁思成、林徽因、刘敦桢等人以的唐代建筑独乐寺为发端,连续几年开展了大规模古建筑实地测绘考察,范围遍及华北、中原及江南(指版面)。
1932年营造学社在河北蓟县调查即发现独乐寺,这是当时所知道实物中最古的一座木建筑,独乐寺的发现使学社同仁大受鼓舞。
独乐寺建于辽代,上距唐朝灭亡仅77年,下距宋《营造法式》之刊行有116,其年代及形制处唐宋二式之中,上承唐代遗风,下启宋式营造,是研究我国建筑发展极其宝贵的资料(指图片)。
展柜中展陈的油纸雨伞、手电筒、手提包(指实物)等也成为学社成员野外调查不可或缺的装备。
《中国古建筑图典》(指实物)根据学社同仁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对古建筑的普查调研,和首次抢救古建筑的
壮举时所拍摄下来的照片及测绘资料编辑而成。
从1932年至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学社调查过的县市有137个,经调查的古建殿堂房舍有1823座,详细测绘的建筑有206组,完成测绘图稿1898张。
最令学社成员惊喜的是确定山西五台山佛光寺为唐代建筑,因为当时的日本学者断言,中国已不复存在唐代的木构建筑,要看唐代木建筑只能到日本去。
学社同仁曾四赴山西调查古建筑,第四次去五台山是在1937年6月(指版面)。
梁思成等早晚攀登工作,仔细测量,现在佛光寺大殿梁架下发现古法“叉手”的做法,后又在梁下发现隐约墨迹,经过三天仔细辨认,确证大殿建于唐大中十一年(公元857年),梁思成等人非常高兴,将带去的全部应急食品沙丁鱼、饼干、牛奶、罐头等全部打开庆祝一番。
当学社同仁得知卢沟桥抗战的消息时,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已爆发五天。
展柜中是侵华日军的钢盔及步枪枪刺(指实物)。
1937年7月29日,北京沦陷,日军分三路入城(指图)。
营造学社暂时解散,社长朱启钤不愿离开北平,他将学社的遗留工作托付给梁思成。
梁思成、林徽因为防不测,连日清点营造学社珍贵的研究资料,包括古建筑调查资料等,为防落入日本人手中,他们讲不便携带的存入天津租界英国银行的保险库。
8月,梁思成忽然收到“东亚共荣协会”的请柬,邀请他参加日本人召集的会议,梁思成决定尽快离开北京。
梁思成、刘敦桢两家结伴同行,经青岛、济南、徐州、郑州、武汉到达长沙,刘敦桢带着家人回新宁老家探亲,不久长沙遭日机轰炸(指创作油画),梁思成带领家人迁往昆明。
梁思成先生拥有伟大的爱国情怀,在国难当头的情况下,依然坚持工作,为祖国作贡献。
他的妻子林徽因依然参与古建测绘,在极其艰苦的环境条件下,同梁思成一起完成了对国内许多古建的测绘,并取得了伟大的成就。
这是伟大爱国主义精神的体现,也是坚忍不挠的民族精神的焕发。
下面请大家随我进入刘敦桢办公室参观。
1938年在征得中英庚款董事会批准后,中国营造学社西南分队在昆明成立,地址在昆明循津街“止园”昆明市市长府的前院,学社成员有梁思成、刘敦桢、刘致平、莫宗江、陈明达共五人。
后因查阅资料需要,随史语所迁往昆明郊区龙泉镇龙头村,租用一处尼姑庵作工作室(指图片)。
不久,梁思成的颈椎软组织硬化症严重发作,致使他昼夜只能坐在躺椅上,不能平卧,学社的调查工作由刘敦桢负责。
1938年9月到11月刘敦桢率领刘致平、莫宗江、陈明达,调查昆明市郊古建筑51处、云南西北部古建筑140处。
昆明最古的木构建筑为真庆观,
【篇二:
宜宾李庄古镇中央博物院旧址讲解词】
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李庄旧址讲解词
(征求意见稿)
各位来宾、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大家参观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李庄旧址!
张家祠是过去张家的宗族祠堂,坐南朝北,占地面积4000平方米,由垣墙、院坝、宗祠主体建筑三部分组成。
清道光十九年(1839),张师德约族人集资660两银子向族人张旌祖、张阊手中购得这处房产,作为张氏宗族祠堂。
1940年底,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人员及3000箱文物迁往宜宾李庄,驻张家祠,作为文物库房和工作办公用地,筹备处在张家祠驻六年时间。
当时护卫文物的军队也驻张家祠内,门口有军队站岗。
张家祠是依地势而建,宗祠主体建筑地基比院坝略高,从外入内,有“步步高升”之含意。
主体建筑是为四合院,以木结构为主,辅之部分砖石。
建筑风格不仅是川南民居的代表,而且木雕、石雕别具一格,工艺精湛。
张家祠现为四川省文物保护单位。
我们先参观李庄“四绝”之一——木雕“百鹤窗”。
过去张家祠百鹤窗有50扇,每扇窗雕刻仙鹤两只,共雕刻仙鹤100只,被誉为“百鹤窗”。
每扇窗长2米,宽0.6米,全部采用上等楠木在整块上精工雕刻,仙鹤形态不同,栩栩如生,四周配以动感缭绕的云彩,有的云彩似“卷草凤”,有的似“卷草龙”。
在每扇窗的下部,还分别刻有龙、麒麟、蝙蝠、奔马、鹿、奇花异草等吉祥动植物图案,组成了一幅寓意吉祥的生动画面。
据《张氏宗谱》记载:
每扇窗的雕刻工价为纹银14两,可见其造价和工艺要求之高。
著名建筑专家梁思成赞誉“百鹤窗”是“李庄四绝”之一。
左右侧门上,分别是石雕“禄”、“福”。
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迁驻李庄,可以看出李庄民众在国难当头的情况下,表现出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精神和诚信、友善的良好品质。
第一单元未雨绸缪
(筹备处成立)1933年4月,在蔡元培的倡议和主持下,国民政府教育部在南京设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
这是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第一届理事会成员合影。
理事长是蔡元培,他是中国著名革命家、教育家、政治家,清光绪十八年(1892)考中进士,1912年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1916年曾担任北大校长。
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第一任主任是傅斯年(1896—1950),山东聊城人。
我国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创办者。
1919年在“五四”运动期间,曾担任游行总指挥。
这是教育部令:
委任傅斯年为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函。
这是傅斯年的哲学著作《性命古训辩证》,他把商周甲骨文、金文到先秦诸子典籍中的“性”、“命”二字逐一统计并分析,以其来源与演变论述先秦诸子的思想,最后推断宋明理学为先秦思想的承继与总结。
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成立后,教育部指令:
拟筹备自然、人文、工艺三馆定名及聘定各馆筹备专员。
翁文灏(1889—1971),浙江鄞县(今宁波)人。
中国第一位地质学博士,聘为自然馆筹备主任。
李济(1896—1979),湖北钟祥人。
人类学家、中国现代考古学家,聘为人文馆筹备主任。
1934年7月,傅斯年因中央研究院本职事务太忙而离职,李济担任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第二任主任。
周仁(1892—1993),江苏江宁人,冶金学家和陶瓷学家,聘为工艺馆筹备主任。
这是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的历任领导。
中央博物院的筹建在中国现代博物馆事业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1934年7月,按照《国立中央博物院暂行规则》成立建筑委员会。
翁文灏任委员长,委员有张道藩、傅斯年、梁思成、李济等。
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拟建自然、人文、工艺三大馆,总占地193亩。
1936年11月12日,在南京举行了隆重的建筑工程奠基典礼(指图)。
这是著名建筑师徐敬直设计的中央博物院示意图。
动工兴建中的国立中央博物院。
通柜中是当年装运国宝文物的木箱。
(文物保存库落成)1934年12月,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常务理事会根据王世杰的提议,在南京朝天宫修建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文物保存库。
1936年4月开始动工修建,8月文物保存库落成。
12月8日—22日,从北平迁徙至上海的故宫国宝文物,由行政院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和内政院派专员会同监运,分5批用火车运到南京存放。
这是1936年4月15日,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建筑南京分院保存库奠基典礼。
左7为蔡元培。
这是1930年代南京朝天宫保存库。
(国宝荟萃南京)南迁国宝文物运存南京,其中有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物13518箱,北平古物陈列所文物5450箱,颐和园文物640箱,国子监文物11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收藏的3000多片甲骨等,同时中央博物院筹备处还花重金收购了许多国宝级的文物,荟萃南京的文物总数达30余万件。
这一时期,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增加了许多文物藏品。
一是1933年10月5日,按照中央政治会议377次会议决定,把内政部所属古物陈列所文物划拨中央博物院作为基本藏品,这批文物原属奉天行宫(现沈阳故宫)和热河两行宫(现承德避暑山庄)物品。
二是1936年7月,经教育部案准原国子监的北平历史博物馆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合并,迁往南京的文物21万件,也作为中央博物院的基本藏品。
三是向社会收购征集了部分文物。
四是有关单位向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捐献了部分文物藏品。
这样,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文物藏品达30万件左右。
(日本全面侵华)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标志着日本全面侵华。
7月29日北平沦陷。
8月13日,日军向上海大举进攻,南京受到威胁。
由于战事紧急,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和故宫博物院立即准备文物西迁。
第二单元国宝西迁
1937年8月,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和北平故宫博物院陆续将国宝文物分南路、中路、北路,冒着战火向西迁移。
当初为什么分三条路线西迁呢?
一是为了文物的安全,另一个是运输工具的不足,开始没有一个详细的西迁计划,因为抗战时期情况千变万化,特别是有日机的轰炸和追踪。
文物西迁的三条具体路线和到达的地点,是国民政府根据战争情况临时决定的。
在中国军队没有掌握战略主动权的情况下,也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
三条路线之间的人员毫无联系,彼此都不知道行踪。
淞沪会战打响的第二天,首批西迁文物从南京中山码头启航。
中央博物院筹备处随同故宫博物院文物从南京迁武汉。
这是国宝西迁路线图和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内迁路线图。
1937年11月18日,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奉令迁武汉。
1938年1月,因日机开始飞临武汉上空肆虐,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又奉令入渝。
1938年2月,日机开始轰炸重庆。
年底,
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奉令疏散迁入昆明。
(国宝南路西迁)南路文物中主要有1935年11月—1936年3月,参加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的精品,共有80箱文物,先后转运到汉口、长沙、贵阳、安顺,最后转运到四川巴县存放。
1937年8月14日,首批80余箱西迁文物装上招商局“建国”轮(指图),由南京经水路运往汉口。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拟定保卫武汉作战计划。
由于汉口战事紧张,南路文物从武昌换乘粤汉铁路火车运抵长沙,存放在湖南大学图书馆地下室。
这是1937年11月24日,日机第一次轰炸长沙火车站后的惨状(指图)。
由于日军对湖北、湖南轮番轰炸。
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奉令将文物立即迁往贵阳。
文物刚搬走的第二天,日军飞机把图书馆夷为平地,这是日军轰炸湖南大学图书馆后留下的残柱。
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学者们不辞辛苦,一路风餐露宿,提出“人在文物在,文物亡人亡”的铮铮誓言。
1944年11月21日,日军沿黔桂路进犯黔南。
12月5日,存放于安顺华严洞的文物又紧急转移到四川巴县飞仙岩。
这是故宫博物院驻巴县办事处主任庄严。
(国宝北路西迁)皇家殿本书籍等7286箱文物走北路迁移。
1937年12月,文物分三批在南京浦口火车站装车。
国宝文物辗转徐州、郑州、宝鸡、汉中、成都、彭山,1939年6月最后运抵峨眉山下,存放在大山深处的大佛寺和武庙。
1937年12月,装载北路西迁文物的火车经陇海线,冒险狂奔到了郑州,差点遭
遇灭顶之灾。
到达郑州20多分钟后,日本飞机狂轰滥炸,郑州站变成了一片火海。
大火被风席卷着扑了过来,装有文物的列车眼看就要被火海吞噬,危急关头,司机冒着生命危险,果断开着列车冲出火场,避免了一场大的灾难。
1938年,那志良等人押运文物由宝鸡转移至汉中的文庙存放(指图)。
这是押运文物的工作人员在文庙大成殿前合影。
在汉中立足未稳,当地飞机场又遭到日本飞机的轰炸。
新绥汽车公司将部分国宝文物从汉中运往成都。
这是北路文物由陕西汉中经剑阁入川,汽车经过明月峡。
在川陕公路上,北路文物运输车队向成都艰难地前行。
在汉中至成都路上装载文物的汽车正在渡河。
西迁文物途中,车辆涉水而行。
装载文物的军车驶过广元千佛崖。
到达成都后,押运文物部分同仁游览望江楼,在薛涛井旁合影留念。
1939年7月,北路文物从成都转移来到峨眉大佛寺附近。
这是北路文物存放地——峨眉大佛寺和峨眉武庙,照片上的大佛寺和武庙如今已不存在了。
这位是那志良(1902—1998),北京宛平人。
故宫驻峨眉山办事处主任。
(国宝中路西迁)瓷器是故宫博物院的主要藏品,西迁时走中路。
1937年11月,9358箱国宝文物经“江安”轮和“黄浦”轮运达汉口,再辗转宜昌、重庆。
中路文物从南京向重庆转移的途中,故宫国宝押运员牛德明携眷属在铁驳船头迎风而立(指图)。
这是运载文物的汽车乘舟过河。
1938年1月,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以及价值较高的文物迁至重庆,向重庆大学借沙坪坝地与中央研究院合建临时仓库,存放文物、文卷档案和其它物资。
由于日机轰炸重庆,1939年春各机关奉令疏散。
这是重庆教会学校遭日机轰炸后的情形。
筹备处主任李济迫不得已将其中53箱、78箱、12箱文物分别运送三处地方妥善保存。
1938年5月,故宫的国宝文物陆续秘密运抵重庆,分别存放在川康银行、安达森洋行、吉时洋行仓库。
川康银行的前身是川康殖业银行(指图),1930年由时任21军军长的刘湘和24军军长的刘文辉以及民营企业家卢作孚官商合办。
安达森洋行是瑞典商人安达森在重庆开设的洋行。
吉时洋行是美商开设的洋行。
由于重庆雾大雨多,又遭日机空袭,5月,中路文物通过轮船经川江运到宜宾,8月至9月,再经木船运抵乐山。
这批文物被迁移到乐山安谷乡,择定一寺(古佛寺)、六祠(朱潘刘三氏、宋氏、易氏、陈氏、梁氏、赵氏)作为文物的临时保存库,其中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文物存放安谷乡赵家祠。
这是当年乐山安谷
【篇三:
宜宾李庄古镇长江航运馆讲解词】
长江航运陈列馆讲解词
欢迎大家参观长江航运陈列馆!
这里是李庄羊街5号的胡家院。
大门的式样为上海或江南的石库门,特点是以石头做门框,以实心厚木做门扇,还具有中西合璧风格。
门联“涪水桂轮地灵钥户,花庄鹿溷光泽遗芬。
”上联写了李庄所处的地理环境是有水(涪水)、有山(桂轮山),而且人杰地灵,人才辈出。
从军事角度上讲,李庄是宜宾与南溪的门户,如锁孔一般的重要。
下联是夸赞胡家院内有“四时有不谢之花和常青之草”的美景。
中间的“鹿溷”二字,是指鹿喜欢的栖生之处,不过这里的“鹿”是取“禄”的谐音。
胡家院原为胡姓私家宅院,建于清代中晚期,面积500平方米,砖木结构,以门厅、堂屋、厢房构成四合院。
抗战中(1940—1946),李济、王献唐等曾在此居住。
这里是胡家院的门厅。
李庄地处长江边,我们利用胡家院,举办长江航运展览,我们先参观第一单元。
这里有门坎,请大家注意安全。
第一单元中华文明的摇篮
长江发源于青藏高原的唐古拉山脉,流经11个省、市、自治区,流域面积1803平方公里,全程6300公里,落差5400米。
这是长江流域示意图。
(文明源头)为什么说长江是中华民族文明的摇篮呢?
据有关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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