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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大学的意义大一新生的讲座
追寻大学的意义
——一个大一学生眼中的大学精神
(一)
特约撰稿人/陈惟一(兰州大学08级)
(编者按:
本文为作者应学校文史学社邀请,为其社团招新所做的宣讲讲座的整理稿。
)
大家好。
今天我准备讲两个方面的话题:
一,大学的精神;二,通识教育与知识谱系的构建。
一,大学的精神
首先我们来谈谈大学的精神。
说到大学的精神,我认为我们有必要首先搞清楚什么是大学。
而说到什么是大学,就有必要搞清楚大学的起源。
说到这我想到一个很搞笑的事,就是湖南大学说他们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学,理由是他们的前身是北宋初年建立的岳麓书社——确切地说是976年建立的,所以今天算来已经一千多年了。
然后这种说法就引起了争议,网上有的人就说:
如果这么说的话,那我们到周口店猿人遗址去找找看,没准能找到几处当年老猿人教小猿人如何打猎、制作工具的地方,那么我们就可以在那里建上一个周口店大学,向世界宣称我们拥有一个校史几十万年的大学了。
说到这里大家都笑了。
我想大家要的原因可能是出于这样一个共同的认识:
并非所有传授知识、传授技能的地方都可以称作大学。
的确是这样,如果每个传授知识技能的地方都能够称作大学的话,那么我想当今中国最大的大学一定是新东方英语培训学校。
我们现在大学不是都流行开分校么,国内的大学一看人家加州大学都办了十个分校了,一下都疯了,纷纷搞分校。
但我想谁也没新东方分校规模办的大。
但是我如果把新东方称作大学的话,大家一定不会同意。
所以我想我们有必要搞清楚什么是大学。
1.中国没有大学传统
其实大学这个概念完全是舶来品。
大学只起源于西方,确切地说,是欧洲。
我们中国从来就没有大学的传统、大学的概念。
我这么说可能很多人会不同意,他们会引用四书中的《大学》来反驳我。
我也的确发现在当今媒体上关于大学的讨论中总是喜欢引用《大学》中的第一句话“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来说明我们中华文明的大学传统源远流长。
在这里我要澄清一下:
这完全是个错误的说法。
我不知道那些频频引用这句话装作很有文化的媒体究竟有几个搞清楚了这句话到底说的是什么意思。
对国学有所了解的朋友肯定都知道国学中有“大学”“小学”的划分。
这个“小学”不是我们小时候上的那个小学,而是指对古代语言文字学的传统称谓,包括音韵学(释音)、文字学(释形)、训诂学(释义)三个方面。
而“大学”是与“详训诂,明句读”的“小学”相对而言的,是指治国安邦的“大人之学”。
而《大学》这本书开篇的第一句话,开宗明义地提出了儒家理想人格的三条纲领。
“明德”是指最崇高的道德,而“明明德”也就是指要了解明白最高尚的道德。
“亲民”并不是我们字面上理解的那种要求统治者装模作样地深入群众、那种我们每天晚上七点打开新闻联播都能看到的镜头里表现的那种意思。
亲的繁体字是“親”,这里是通“新”的意思,就是自己了解了至高的道德之后要感染周围的人,使他们的精神面貌也焕然一新。
而“止于至善”是指不断加强自身修养后人要达到最完善的境界。
这里“明明德,亲(新)民,止于至善”也是和广为人知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圣人八条目相契合的——大概也就是上古时期的八荣八耻的意思。
所以我们能看出来,这里的“大学”和我们今天所说的那种作为高等教育机构的“大学”压根就没有半毛钱关系。
这里我想岔开去多说几句。
为什么我说中国根本就没有大学的传统?
因为我们从这里也能够看出中国的文化人熟习典籍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的行为更多的是指向功利性的“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的。
有句古话叫“习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
大家可能也了解古时候科举并不是只考四书五经,科举是分文武科的,周星驰不是有电影《武状元苏乞儿》么。
学文的十年寒窗苦,四书五经要背的滚瓜烂熟,学武的要练骑马射箭刀枪剑戟斧钺钩叉十八般兵器。
不是因为他们喜欢这些,而是因为练好了这些就可以投靠皇权获得世俗的利益,也就是功名利禄之类。
即使《大学》第一句没有提到这些,只是说“止于至善”,但我们知道孟子总提“内圣外王”,“内圣”的目的不过是为了“外王”。
孟子不是早就号称养了浩然之气成了圣人了么,为什么还是汲汲奔波于战国各割据政权之间呢?
就是这个道理。
我们中华文明由于形成于东南有海、西北有高山戈壁的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内,过早地形成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其实这对文化的发展很不利。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过早的大一统政治体制的建立使我们的读书人早早就养成了依附于皇权的臭毛病,而学术蓬勃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正是“自由思想,独立精神”,这是我们自古以来就缺少的。
下面我们将在和西方文明的对比中发现为什么大学精神是西方独有的。
2.神学对西方大学精神的影响
现代意义的大学起源于中世纪的欧洲。
大学刚刚兴起的时候只有一个专业,大家知不知道是什么专业?
对,是神学。
大学起初只不过是一个研究神学的机构。
后来渐渐演变为同一行业人群培训后继者的行会联合体,最后慢慢发展成了现代意义上的大学。
其实最初的研究神学的传统对后世大学精神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在这里我想给大家念一段十九世纪英国著名神学家、教育家纽曼在其著作《大学的理念》中的一段话:
“承认一个上帝,你就在你的知识科目中引入了一个包罗万象的事实,它迫近、也吸收其他每一个可以想象的事实。
如果我们遗漏了那渗入每一种知识门类中的东西,我们怎么能够研究任何知识门类的任何部分呢?
……如果你从神学就开始分割的话,那么你也将把整个世俗知识的体系打成碎片。
”
这段话翻译的很糟糕,但我们大概能听出来该神学家的意思是上帝,确切地说是一种宗教精神是凌驾在每一个具体的知识科目至上的。
我当初第一次读这段话的时候很费解,我相信在座的各位一定也很费解。
我是没有宗教信仰的,相信在座的各位也和我一样。
在我们这个缺乏宗教信仰的国家成长起来的人很难理解这种宗教精神的传统。
后来我又反复读过好几次,渐渐有了些理解。
我不敢说我的理解是对的,在这里我只是说说我的理解供大家参考一下。
这里的“上帝”,我想并不一定理解成一个“神”,一个我们想象中的慈眉善目的白胡子老头,也可以理解成一种宗教上的存在,甚至可以理解成自然规律本身。
他说这种存在“渗入每一种知识门类”,我想可以理解成每一门具体科学背后包含的终极真理,那种自然规律本身是超越了人的主观性的。
也即是说:
西方的大学是将一种形而上的对无限真理的渴求置于具体的学科研究之上。
在这里我们可以对比一下我们自己的国学。
国学中最重要的就是经学,经学是什么?
就是研究圣人之言的学问。
而我们知道我们的“圣人之言”是可以随着后人的不断注疏而加以改变的。
每一个人注六经,都有每一个人的注法。
所以我们言无定言,自然法也无定法。
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和我们今天讲座也没关系,我就不深入了。
随着皇权的更迭,一切的圣人之言也都是可以修改的。
我们总是号称“微言大义”,其实这真的是一个很不好的传统。
而西方早期宗教观念虽然有一个比较迷信的趋向,但是它的标准放在人们所谓主观性的范围之外,所以这个标准是永远达不到的。
因此也是永存的。
柏拉图的解释就是:
“这是永远的最高目标。
”
所以一对比就很清楚了,西方的大学传统究竟和我们有什么不同?
那就是对于超然,对于知识本身的敬畏。
法国哲学家德里达对这一种传统有一句很精辟的解释:
“大学是什么?
大学就是无条件追求真理的地方。
”
3.对于知识本身的探索欲奠定大学精神的基础
下面我想用几个例子进一步阐述这一种精神。
有一个关于法拉第的故事,说法拉第发现了电磁感应,演示给别人看,有位贵妇人说:
这有什么用?
法拉第反问道:
刚生出来的小孩子有什么用?
这里我想大家都清楚,法拉第的意思是我们不应该总是仅仅关注科学上的新发现究竟有什么用,最好埋首科学本身,因为孩子总会长大的,同样,科学理论的进步在后世总会引起技术上的革新。
这样的精神已经很值得急功近利的中国人学习了。
但是我认为这样还不够,讨论并不应该只到这里为止。
我想举个自己身边的例子:
我高中时的一次语文课,班上正讨论科学和终极真理的相关问题。
记得当时我问某位物理奥赛拿了保送资格的哥们:
你喜欢物理吗?
他一脸诚恳地说很喜欢。
我说如果你根本不知道你所学的东西会有什么用,你还会去钻研它吗?
他说会的,因为我们根本无法预测当下的理论研究成果会对后世的技术革新带来怎样巨大的影响。
这话很好,技术从科学理论的转化需要一个漫长的滞后期,科学史上我们看到了太多的例子可以说明前世的某个不起眼的理论发现对后世的科技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但是这时候,我又问了一个问题:
现在我是上帝,我告诉你,你现在所学习的东西,在后世根本没有任何用,注意是任何“用处”,你今后从事的学习研究只能使理论更加完美一点而已,那么,你还会去学习物理吗?
他想了想,说:
不会了。
其实这哥们比起那些只是因为学科竞赛获奖可以保送进大学便投身于自己并不真心热爱的竞赛活动的那些同学精神境界高多了。
不过在我不近情理的追问下,他的回答也的确能反映出中国学生在自然科学学习的精神追求方面的倾向性。
有个流传很广的故事:
一个物理学家临死时说:
“我就要死了,带上两道难题去问上帝。
”这个人就是海森堡,这两道难题就是相对论和湍流。
王小波在杂文《智慧与国学》里引用过这个故事。
我每次读到这个情节,心里都会颤动一下。
我想上帝就像习题册后面的标准答案,他那里肯定有解,不过这部分内容只有死后才可翻阅。
许多科学家就是想在翻答案之前把题给做出来,好在死后向上帝夸耀:
看,你难不倒我。
海森堡解题能力超一流,但还是有两道打星号的附加题没能及时搞定。
不过不要紧,人家笑呵呵地准备看答案去了。
就像王小波说的,“在天堂里享受永生的快乐他还嫌不够,还要在那里讨论物理!
”这就是大师的境界,这就是一片无条件追求真理的赤子之心。
海森堡临死前绝对不可能只是惦记着那两个难题对后世科技进步的阻碍,都快挂了,管甚身后之事?
当然,追求经世济用是绝对没有什么问题的,这也是很崇高的目的。
可是这在探索的第一动力上,我们毕竟还是和西方有了差别,缺少那一种纯粹的孩童般的对宇宙本身的好奇和探索欲,可能就是我们在基础科学方面一直赶不上西方的原因。
科幻小说家刘慈欣写过一篇充满人文情怀的科幻小说《朝闻道》,写的是一个外星人来到地球,告诉地球上的科学家们说地球科学的发展已经要威胁到整个宇宙文明安全地存在了,他们作为高等文明有必要维护整个宇宙的安全,于是他们决定锁死地球文明的科学研究。
但是他说可以告诉那些具有探索精神的科学家每个人研究领域中的终极奥秘,包括物理上著名的大统一理论,条件是那些科学家必须在了解之后立即赴死。
于是地球上最一流的科学家不顾国家的劝阻,亲人的挽留,纷纷报名赴死。
这就凸显了小说标题的含义:
朝闻道,夕死可矣。
其实并不独西方的学人有这样的精神,中国文人身上又是同样有这种追求知识本身的纯粹。
学贯中西的文化昆仑钱钟书先生临死前说过:
“西方的大经大典,我算是都读过了。
”说完就含笑溘然长逝——当然后半句是我想象的。
不知道大家听了这话什么感觉,反正我觉得,这就是大师之所以成为大师。
4.中国高等学校职业化的现实
下面我们从大师的牛逼境界中回到现实,就会悲哀地发现,我们的大学正在可耻地沦为职业培训机构。
我也知道,大学的任务不单单是追求纯粹的真理,还有一个就是为了学生的终身职业做准备。
现实情况是,并不是每一个上大学的学生都准备投身学术的。
但是我不禁要问:
为什么我们不能怀抱两种不同目标的人群分在两个不同的教育机构里呢?
问题出在哪里?
正是有太多的培养职业人才的“学院”一窝蜂似的升级为“大学”,所以才造成了今天“大学”职业学院化的现实。
九九年开始的高校扩招根本就是一个败笔。
大学不是职业培训学校,大学要那么多人干什么?
在这里我丝毫没有贬低职业学校的意思,相反,中国现在应该做的就是抓紧扩大职业学校在非义务教育阶段的相对规模比例。
大学教育根本就不应该是面向就业市场的培训场所,结果有那么多本该进入职业学校的适龄人口进入了大学。
我再说一遍,我丝毫没有瞧不起职业学校的意思。
没看现在就业市场上那么多中等职业技术人才的缺乏和大学生需求的饱和两者间的强烈对比吗?
我希望大家扪心自问一下,有多少人是想进大学来提升自己的精神素养的呢?
有多少人是想在学术研究学术探索方面有所建树的呢?
又有多少人只是想混个大学文凭好找工作的呢?
又有多少人是在大学阶段汲汲于考各种证书好为将来找工作增添砝码的呢?
对于这些人我没有批评的意思,社会的各行各业需要你们,国家建设离不开你们,但你们不应该到大学来。
大学不是干这些事的地方。
我们可以看到,有多少大学毕业生在抱怨大学四年根本没有学到什么东西,还有很多论调比如“四年青春,我被大学上了”之类的。
这不是你们的错,这是体制的错。
你们来错地方了。
我们民族心理中好大喜功的毛病在这里有一个集中的体现。
“大学”一定就比“学院”高级吗?
根本不是。
这是两个培养不同人才的地方,我们却偏偏将其混同。
可悲的是,我们却还以为这是一条高等教育改革的康庄大道。
5.对于基础教育产业化的批评
这里我顺便批评一下近年来的教育产业化。
在中国一个很严峻的现实就是,我们的人口基数庞大,教育资源严重匮乏,于是教育并不仅仅是教育,教育还担负着很沉重的社会任务。
直到今天,我们的社会还是一个等级森严的阶级社会,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之间的壁垒还是很坚固的。
比如说,富人的孩子可以享受更好的教育,好的教育背景加上他们的家庭背景进入社会更加容易成功,而穷人的孩子正好相反。
并且由于掌权的都是既得利益阶层,社会资源再分配、政体改革这些调节阶级对立现状的措施更加不容易得到实施。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我们观察历代王朝的覆灭,一个很重要的社会背景就是上下两个阶级之间严重缺乏人口流通,从而导致大规模的社会动荡。
穷人们自己吃苦受累不要紧,但是连自己的子孙后代都没有改变命运的机会,不造反还干什么?
这时候教育就是沟通两个阶级、打破阶级壁垒的一个重要手段,有时甚至是唯一的手段。
当然说打破也是夸张了,顶多是在密不透风的壁垒上开了一个可供人员流通的小口子。
比如古时候的科举制度,比如今天的高考。
高考并不仅仅是一个帮助高校选拔人才的手段,同时他还是一个缓和社会矛盾的调节器。
我是江苏南京人,我在家乡对于高考的压力感觉还不深刻,因为我们那儿并不怎么流行复读。
可是进了大学我才知道,在河南、山东一些人口大省,复读真是蔚然成风,一般复读个两三年都没人惊讶。
甚至有复读十几年的。
我们宿舍四个人,除了我都复读过一年,除了我都是非独生子。
每个家庭巨大的人口压力加上巨大的社会现实压力——大部分是安身立命的就业压力,归根结底还是人口压力,使得每个人在高考面前都背负了沉重的精神负担。
而我们的社会并没有提供给我们更多阶级流通的机会,于是我们只能选择在高考面前一年一年地徘徊。
而教育产业化,正是将这一个仅有的阶级沟通的桥梁击打得摇摇欲坠。
有人不同意:
人家国外不是早就搞了教育产业化了么?
但是我请你们看看,人家是高等教育产业化,我们是什么?
我们是基础教育产业化!
我们许多公办的学校,用着得天独厚的公共资源,花着不分贫富的纳税人共同支付的税款,却搞起了民办教育的“大好产业”。
我初中就是在一个打着“公有民办”的学校上的学,每学期都要多交几千学费,义务教育阶段的初中学费竟然比非义务教育阶段的高中学费还贵。
有人说:
你上纯粹的公办学校不就完了么?
但要知道,任何领域引入市场机制就意味着优胜劣汰。
民办学校,尤其是公立学校搞民办,有钱有资源,于是,优秀的师资、优秀的硬件设备都向那里流动,造成交得起钱的上层阶级的学生由于受到更好的教育从而更容易有升学的可能。
交不起学费的寒门学生,只能利用相对较差的资源。
最后的结果我想不用我再多加描述了吧。
所以教育产业化,尤其是利用公共资源的教育产业化的结果就是:
花穷人的钱,为富人办学校。
概括起来就是四个字:
劫贫济富!
世间还有比这更荒唐的事吗?
而且学过初等经济学的都知道,教育这一产业是具有外部性的。
也就是说,教育水平的提升带动国民素质的提升,那么整个社会的交易成本是递减的。
而那些从交易成本递减中得到利益的绝大部分部门,却并没有为教育产业建设付费。
由于市场对具有外部性的公共品供求的调节是不充分的,所以政府一定要利用公共权力介入教育资源的调节。
无论在哪个国家,基础教育产业化我认为都是一个荒诞的选择。
6.高等教育职业化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局限
下面回到我们的话题。
其实高等教育功利化并不是我们一般认为的那种由于改革开放带来的全民犬儒化效应。
这和新政权建国后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
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几乎在每个高校聚集的城市,都有一所文理科突出的大学和一所工科强势的大学。
比如说北京的北大和清华,比如说上海的复旦和交大,比如说南京的南大和东南,比如说武汉的武大和和华科。
大家不会认为这是自然发展的结果吧?
实际上这是建国后50年代初院系调整的结果。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网上搜索关于52年院系调整的相关信息,我在这儿就不对详细过程加以赘述了。
建国后高校院系调整的一个总思路就是,将原本文理工学科门类齐全的综合性大学人为地重新排列组合,分别构造出以文理科基础科学为主导的大学和以工学、农学、医学等应用型学科为主导的大学。
为什么要这样?
我们遍观整个世界的高等教育史就会发现,一般来说发展中国家的文理科基础学科都不是很发达,政府更多的精力都是投入到工程学科的发展中去。
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
基础科学的研究需要长期大量的人才、经费投入,而且投入产出的周期非常长。
这样的负担是急于发展的相对落后国家难以承担的。
而工科人才的培养无论从经费、时限来说都相对经济,况且我们建国后百废待兴的社会局面也迫切需要大量的工程科学人才。
所以很自然地,我们计划经济体制下不可避免地产生计划教育,计划教育也就导致了政府人为阉割大学的情况。
而这一切的背后都是我们教育理念的问题。
我们过去的体制根本就没有把教育看作是培养一个和谐发展的人的严肃过程,而是在计划体制下将每一个个体看作成为有待加工的没有生命的零件。
大学也并不是一个培养完善人格的具有崇高使命的教育场所,而只是一个负责为社会建设制造职业机器的零件加工厂。
学生被送进大学,接受三两年技能培训,然后就像一颗颗螺丝钉一样被送入社会安装在整个庞大计划体制早就给他分配好的位置上。
在这个可怕的过程中,人就和机器没什么两样。
我们早先有句话:
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且不说这句话反映了社会思潮中对于不能对生产力造成直接影响的人文学科怎样的忽视,单说数理化,难道说的真是要学子一直钻研数学、物理、化学这些基础学科吗?
显然不是的。
学好这些学科不过是为了将来成为紧缺的工程技术人才打底子,然后期望被体制安排到社会中成为一个零件,仅此而已。
今天我们又走向了另一个方向。
虽然社会发展程度大幅提升了,但是我们的社会主流择业观又向着经济、金融、管理、法律这些应用型学科顶礼膜拜。
因为这些专业在我们的概念中就代表着财富,就代表着成功。
看看我们每年高考各省市状元的专业选择,有几个选择文史哲或者数理化这些基础学科的?
当一个国家最优秀的头脑——我们姑且认为高考筛选出的算是最优秀的头脑——都不愿意去钻研那些基础学科的时候,我们的民族在学术发展上还有什么希望?
我这样说可能偏激了一些。
个人的自由选择始终应是我们坚持的原则。
但我只是想提醒大家为什么我们的如此长时间大规模地忽视基础学科的重要性。
出了社会发展水平外,我想更多地还是由于我之前讲的观点:
我们缺乏对知识本身的渴求与探究欲望,我们的民族缺乏无条件追求真理的精神气质。
7.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恢复大学精神
国力上来了,我们就嘈嘈着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
熊培云说得好:
“若真有抱负建好中国大学,不必到哈佛、牛津去取经,只要买张去昆明的火车票,到西南联大的旧址上走一走,想一想,答案就会有了。
”在抗战时期那种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只有八年校史的西南联大却培养出了数不清的大师级学者,不能不说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
我们想没想过这究竟是为什么?
当记者问到为什么西南联大在那么困难的环境中,能在短短八年的时间里培养出那么多人才的时候,当年的西南联大学生、中科院院士邹承鲁只回答了两个字:
自由。
是的,自由。
我想当初西南联大校址不选在国民党的后方重镇重庆或是成都,而是选在天高皇帝远的昆明,这里面或许包含了校方躲避党派干涉的苦心。
当然自由并不仅仅指避免党化教育的自由,还在于学习气氛的自由。
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何兆武先生在他的口述自传《上学记》里回忆了他在联大读书时学校里的自由风气和那些大师学者的人文风骨。
我给大家读两段:
“旧社会没有标准教科书,考试没有“标准答案”,各个老师教的不一样,各个学校也不同,有很大的自由度。
我觉得这有一个最大的好处:
教师可以在课堂上充分发挥自己的见解,对于学生来讲,至少比死盯着一个角度要好得多。
“转益多师是吾师”,学术上独尊一家,其会的都一棍子打死,那就太简单化了。
人类的文化也是这样,什么都绝对化、纯粹化总是很危险的。
一定非要有个目的,而且最好是没有任何蹿的,读书本身就是目的。
读书本身带来内心的满足,好比一次精神上的漫游,在别人看来,游山玩水跑了一天,什么价值都没有,但对我来说,过程本身就是最大的价值,那是不能用功利标准来衡量的。
”
何兆武在联大先后读过土木、历史、中文、外文四个专业。
这在功利主义盛行的今天看来是不可想象的。
相似的还有国学大师陈寅恪,人家是留学,陈寅恪当年却是“游学”。
那时陈寅恪游学西方二十三年,“奔走东西洋数万里”,足迹所至有日本、德国、美国、法国、瑞士等国,先后就读于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士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美国哈佛大学等著名学府,但未曾获得一个学位。
他每次在一个学校学习,待到快要拿文凭的时候就走人,文凭在他眼里,不过是一张废纸而已。
陈寅恪并不是向我们今天有的留学生似的在外面只是混吃混喝混文凭,他在游学期间学习并掌握了蒙、藏、满、日、梵、英、法、德和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腊等十几种语言。
大师为什么是大师?
不是为了文凭而求知,大概就是这个原因。
记得我刚进大学的时候,想去听哲学院的课,于是我就去哲学院的院办想搞一份课表。
而值班的女老师竟然如临大敌似的对我说:
“你是哪个院的?
你不是我们院的学生为什么要听我们院的课?
”这是什么混账话?
一个大学里的工作人员竟然就这个思想水平,我真替她感到丢脸。
我想这个问题,不单单是我自己学校的问题,也是整个中国大学教育的问题。
这个问题也牵涉到我接下来将要讨论的话题:
通识教育与个人知识谱系的构建。
好,这个话题啰啰嗦嗦讲的实在有些冗长了。
总之一句话: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恢复大学精神。
二,通识教育与知识谱系的构建
下面我们来谈谈第二个话题。
我准备讲一讲通识教育的必要性、实践通识教育最主要的方法——读书、以及关于读书方法的相关问题。
1.通识教育的重要性
在中国教育环境下对于通识教育的忽视由来已久。
梁思成在1948年的时候在清华大学就做过一个演讲,题目叫《半个人的时代》,谈的是文理分家导致人思维模式的片面化的问题,他提倡教育要走出“半个人的时代”。
在演讲中他指出,高校文理分科必然会使中国人变成畸形人,或者是只有技术没有人文思想的空心人,或者是空有人文思想而没有现实技术的边缘人,,半个人的时代不是社会的进步,这样的知识分子要担负起中国人进步的使命是不可能的。
他的观点,在今天看来,愈发地振聋发聩。
我之前说了,由于时代的局限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原因,建国后的高等教育更多地是功利性的指向。
按照通识教育的路径培养人才,教育成本的投入会成倍地增加,人力资源投入产出的周期会无限延长,这是一个百废待兴的新政权所无法担负的。
但是我认为,这样的教育程序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一种脑力劳动的奴隶制。
我们必须认识到,对于健全人格的培养远甚于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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