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的承载者老掌盘子与小组长.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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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的承载者老掌盘子与小组长
“公”的承载者“老掌盘子”与小组长
“公”的承载者“老掌盘子”与小组长
表现出了理性的态度,他们对中央政府更多的是无止境
的要求和批评,希望中央解决更多现实世界中的问题,
而他们也非常清楚中央的哪些政策使具体问题变得更
加不好解决,也就是说,面对大致相同的问题,荆门农民
更愿意以理性的态度来考虑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和知
识,所以,他们对中央的惠民政策非常之熟悉,并利用这
种惠民政策来维护自己的权益,来与基层组织周旋,这
种基于私的基础上的理性算计最终也带来乡村社会中
的合作无法达成,致使公无法操作化,最终使乡村社会
的公私关系达成了一种”油和水”式的平衡.相比较来
看,中原农民对抽象的公的诉求就非常有特点,与荆门
农民一样,中原农民也是生活在一个具体的私的世界
里,但他们却有着一个抽象的公的追求,往往把内部问
题外部化,把当下问题将来化,从而把具体问题抽象化,
从村庄到乡,县,省,一直到中央,或者直接从现实世界
推到彼岸世界,最终导致公在村庄内部无法操作,公共
合作和公共治理难以达成,同时也正是这种可以抽象的
公,使这里农民的生活方式和政治认知有很强的柔韧
“公”的承载
性,农民与国家,农民与农民之间的关系具有相当的弹
性,即使现实世界非常令人不满意,中原农民对生活依
然有期待,对干部和国家依然有期待,对抽象的公平和
正义依然有期待!
正如一位曾经长期担任村干部的老
人所讲,群众还是听话的,只要干部好好领.这样一来,
具体的私与抽象的公就达成了一种平衡,二者既有一定
的张力,又在作为一个整体的村庄治理和村庄生活中和
谐共生,并由此构成乡村治理和乡村生活中所有悖论现
象的基础性原因.
由此,从当前中原农村公私关系的变迁来看,乡村
社会并不是一个无公的社会,不单是所谓”九公德个
人”这样的变迁图景.在乡村体制改革的背景下,乡村
社会中原有的公越来越不具有操作性,中原农民转而寻
求一种抽象的公,从而在具体的私与抽象的公之间达成
了一种平衡,维系了转型期乡村社会的社会整合和政治
稳定,”具体的私与抽象的公”便成为当前中原农村社
会变迁的核心特征.
者”老掌盘子”与小组
?
陈柏峰,郭俊霞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武汉430074)
在汝南宋庄村调查,常常听到”老掌盘子”这个词.
老掌盘子是小亲族中辈分高,年龄长,办事公正,能力强
的老人.由于老掌盘子最13常的事务是主持办理红白
喜事,因此他可以被理解为小亲族这个办理红白喜事单
位的首脑人物.20世纪90年代以前,老掌盘子是活跃
在村庄生活舞台上的重要角色.一个长者辈分高,年龄
长,年轻人都尊重他,按辈分和身份尊称其为叔伯;他办
事能力强,处事公正,大家有事就会找他商量.因此,村
里老人对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回忆就是”有事找叔伯
老掌盘子”.
一
个小亲族的老掌盘子可以是一个,也可以有多
个,但并不是每个小亲族都有老掌盘子,尤其是那些较
小的小亲族.比如,王大爷1973年从宿鸭湖库区移民
到冯东组,至今组里王姓只有他一家,他自己不可能成
为老掌盘子.因此,遇到事情时,他必须找大姓出来帮
忙,找大姓家族的老掌盘子商量合计.不过大多数情况
下,老掌盘子只管理家族内部的事情.办红白事都要找
他,来客多少桌他最清楚,端盘子烧水他都要管;分家若
是怕有麻烦,也请老掌盘子到场,他清楚大家庭的收入
和各方面的条件,办事公道,考虑周全,一碗水自会端
平,大家对他的意见也信服;小亲族内有不孝顺父母的
现象,老掌盘子会主动上门去管,一走进门,指桑骂槐的
小媳妇就住嘴了;其他诸如兄弟吵架之类的事情他也会
主动劝阻调解,吵架双方也需要老掌盘子来给台阶下.
据说,新中国成立前的老掌盘子相当有权威,他的
话不管对错,小辈的都要听.小辈也不会去质疑他,他
们不会考虑老掌盘子的话还会有对错的问题.很多人
将老掌盘子的话说成”命令”,可见老掌盘子地位之高.
当地人说,老掌盘子就像一个寨主,”有地有权有能耐,
专管这一片”.解放后,大队干部,小组长成了管事的
人,但他们与老掌盘子有一个自然的分工.那时,贫农
出身的小组长往往对小亲族内的事情不那么熟悉,因此
小亲族内的事情仍然由老掌盘子掌管.但老掌盘子的
触角也有限度,超出家族的事情他是没有能力管的.
20世纪90年代以后,老掌盘子越来越少地介入到
家庭和邻里事务中,因为”说了年轻人也可能不听”.
现在宋庄村还有一些老掌盘子在小亲族内具有很高威
望,不仅主持办理红白事,而且会强有力地介入到家庭
内部纠纷的处理中.比如翟庄村民组的老掌盘子翟自
清,他享有很高的威望,在处理小亲族事务中简直是一
言九鼎.他恰恰也是翟庄的村民小组长.
老掌盘予和小组长之间的关系非常值得讨论.一
次,在一农户家闲聊,问起老掌盘子的具体意思.70岁
的王大爷说:
”老掌盘子就是掌方向盘的意思,掌舵的,
一
个家族内当家的,能管事……”话没说完,身旁的大
儿子插嘴说:
”哪还什么老掌盘子,小组长就是老掌盘
子.”老人连连摆手说:
”老掌盘子是族内的长辈,辈分
要高,小组长不一定是.”儿子顶撞说:
”都是当家的,小
组长就不是老掌盘子?
”父子之间的争论并没有给我们
提供一个关于老掌盘子的标准答案,但争论本身却饶有
趣味,反应了两代人认识之不同.
老掌盘子管事,靠的是辈分,年龄,办事公道,经验,
能力所带来的道德权威.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
这种道德权威日益不管用了.村民们从经济的角度解
释这种变化.他们说.现在是市场经济时代,往外奔的
年轻人多了,他们有更多的收入,去县城的建筑工地上
打短工一天也有几十块的收入,何况外边打工的收入更
多,年轻人一年收入上万都很容易.而如今的老人多和
子女分开单过,只能种一两亩薄地勉强糊口,生病都要
求子女救济,还有什么能耐在庄子里说话算话呢?
父母
的话都不爱听的年轻人又怎么会听老掌盘子的呢?
市
场经济赋予年轻人的经济实力使得老掌盘子的权威荡
然无存.年轻人走向村外,除了挣钱,也见了世面,而老
人的丰富经验却永远只局限在村庄里.因此,年轻的村
民常常说:
”老掌盘子都老糊涂了,不能管事了.”
但村子里总要有个管事的,红白喜事需要人主持,
日常纠纷需要人调解,这样,村民小组长就凸显出来.
小组长当然也是村庄里的精英,但更是国家的正式制度
安排,他掌管着村里的所有大小事务,无论制度安排的,
还是制度没有安排的.制度安排的事务,当然是分内之
事;制度没有安排的事,村民也会去找他.村里的红白
喜事,原是老掌盘子操心的,但现在老掌盘子不管事了,
村民就会找组长,他却不能推辞;家庭内部的婆媳矛盾,
原也是老掌盘子操心的,现在组长也必须主动去管.
“既然在这个位置上,就得做这个事”,村民们这样说,
但关键是,事情并不是这个位置分内的事!
村民可不管
这些.大家的事情,总要有个牵头负责的,既然老掌盘
子不管,小组长这个熟人社会内唯一的制度安排自然就
被凸显出来.
其实,老掌盘子和小组长所做的事情,如果用现代
的话语来说,都是一种公共服务.他们满足的是村民的
公共需求,是村庄内”公”的承载者和代表者.只要有
人群的地方,总会有公共事务,国家不可能将一切事务
包揽下,村民生活中最能看得见的”公”的领域无非就
是红白喜事,纠纷调解,村东村西,王家李家这些具体的
事情,具体事情需要具体的人去做.最初是老掌盘子在
做这些事,他依靠的是传统道德资源;后来是村民小组
长.他依靠的是国家组织资源.在他们的背后,承载
“公”的动力机制是熟人社会的文化网络.不过,当前
宗族和大家庭日益瓦解,村庄社会关联日益衰微,人际
关系不断理性化,熟人社会不断陌生化.这种情况下,
熟人社会的文化网络也I71趋松弛,承载”公”的动力机
制也日趋弱化.这样,作为”公”的承载者,小组长背后
的组织资源越发显得弥足珍贵.然而,税费改革以来取
消义务工的做法,则大大减少了小族长背后的组织资
源.
翟庄组的翟自来做了20多年的小组长,村里的大
小事情都是他一手操办,他处事公道,为人厚道,在庄子
里有很高的威望,村民们将他当作新时期的”老掌盘
子”.在我们调查时,他居然也遇到了尴尬,翟庄最近
遇到了涝灾,玉米地的水排不出去,因为村民去年遗留
在地里的麦秸秆将排水沟堵死了.几个村民一起去找
小组长,翟自来听完他们讲述灾情后,说:
”咋办呢?
那
咋办呢?
”这话富有韵味,身为小组长,翟自来其实知道
该咋办,遇到灾情当然应该立即去救灾嘛.但关键问题
是,取消农业税后,义务工制度取消了,小组长组织村民
排涝,是要付给出工村民报酬,但”一穷二白”的村民组
哪有这个能力呢?
村民们大概也知道这个情况,于是有
几个村民决定自己去掏麦秸秆,但看到现场就放弃了,
因为他们至少要干整整两天才能排涝.其实,救灾的收
益是排涝工资的百十倍.这样,由于缺乏制度和组织资
源,有很高威望的小组长在排涝问题上却无法成为称职
的”公”的承载者.
“公”的承载者,表面上承载的是村庄公共品,实质
上承载的是村庄生活风险和农业生产风险,因为在村庄
社会中,公共品的需求主要来自村庄生活风险和农业生
产风险.同前现代社会相比,当前国家治理能力有了大
幅度提高,可以应对农民生产生活中的大部分风险,解
决农民生活中的大多数公共品需求,但仍然无法有效应
对农民的所有生产生活风险,解决农民所有的需求.在
很多情况下,农民仍然需要自己组织起来应对这些风险
和需求.但单个农户力量毕竟很小,在风险和需求面前
显得十分无力,他们心理上也因此有无力感.想必那几
个想自救抗灾的村民,在受灾现场决定放弃救灾时,对
自然灾害就深有无力感.村庄中”公”的承载者,很大
程度上就是消除这种无力感的有效制度装置.通过这
种制度装置,人们得以组织起来,以”公”的承载者为核
心来共同应对生产生活风险,从而在国家力所未及的范
围内实现”自救”.
近年来全国各省流行的取消小组长的做法,无异于
完全切断了”公”的承载者背后的组织资源,使得制度
性的”公”的承载者丧失了合法性.这给村庄社会带来
更大的麻烦,小组里的”公”再也没人管了.2004年河
南全省统一取消小组长,宋庄村支书认为这样将使以后
的工作没法开展,于是含含糊糊没有取消.2006年,县
里提倡建立治安联络网,要求村里在小组安排治安联络
员,工资每月30元,由乡综治办发.村里于是将这笔工
资给了小组长,对上说他们是治安小组长,对下则不提
“治安”二字.也就是说,在建立治安联络网的名义下,
宋庄延续了过去的组织体制,小组长仍然掌管,负责小
组内的一切公共事务.今年乡里因为发不起工资而取
消了治安联络员,宋庄还在磨磨蹭蹭.村支书说,小组
长肯定不能取消,不过他得想办法解决小组长的工资.
支书很清楚,修路,打井,粮食直补的统计发放,植树,建
桥,建沼气,麦场防火,人口普查等等,牵涉千家万户的
事情,只有生长在庄子里的小组长才能做好.而庄子里
的红白事,日常纠纷,都需要小组长来处理.村庄里任
何”公”的事情都离不开小组长.
总结一下,伴随着时代的变迁,曾经的”公”的承载
者老掌盘子已经衰落,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的小组长随之
崛起,成为新时期”公”的承载者.然而近来国家按照
行政运作的逻辑取消了小组长,这在节省行政成本上看
是合理的,但在社会成本上却是不合理的.因为今天的
村民小组长早就不仅仅是行政性的制度安排了,而发展
成了社会性的制度安排,成了村庄内部”公”的承载者.
没有这个承载者,自然村庄内的公共事务缺乏主导者和
安排者,村民生活的成本就大大增高,农村社会基本秩
序的维系也存在问题.
农民公私观念与国家观念的南北差异
从农民对新闻联播的态度谈起
?
欧阳静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武汉430074)
1.在河南汝南县农村调查时,一个受访人突然说:
“午间新闻快开始了,我得回家看新闻去.”他如此惦记
着午间新闻,是因为他错过了前天晚上的新闻联播.在
当地农村,新闻联播的收视率仅次于天气预报.汝南农
村新闻联播高收视率的情况在北方农村有一定的普遍
性.由于对新闻联播的热爱,北方的农民,无论是妇女
还是老人,都能与我们海阔天空地谈论国家政策,并能
精确地列举众多国家领导人的姓名与职务.看新闻成
了人们每天生活的必需品,看了新闻联播”才感觉到心
里踏实”.
在我们对北方地区所做的调查问卷中显示,100%
的农民相信新闻是真的.而我们问农民为何如此爱看
新闻联播时,无一例外的回答是:
”因为新闻联播最好,
最真实,最权威”,并且,农民总不可思议地反问:
”不是
真的能上新闻吗?
如果中央新闻都是假的,那国家不全
乱套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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