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潜伏》话军统13.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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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潜伏》话军统13
看《潜伏》话“军统”13
35、附:
二二兵变事情的发生,并非毫无征兆。
早在1月31日,渭南前线的105师师长刘多荃就接到了一封奇怪的电报,说王以哲已经被杀掉了,让前线的将士服从命令。
很奇怪,这通电报,并非出自东北军之手,而是由十七路军的电台发出的,因此,刘多荃给西安的王以哲写了一封信,让自己的副官拿着信和电报交给王,让他注意安全。
同时,刘又打电话给杨虎城,请杨保护王以哲的安全。
另外,远在高陵前线的57军军长缪徵流也收到了同样的一份电报,缪也给杨虎城打了个电话,请他加强对王以哲、何柱国及于学忠等人的保护。
对此,高崇民事后分析:
“假如当时缪、刘接到电报后,立即请杨主任严行追究,加以镇压,则二二惨杀事件或者不发生亦未可知。
因为该电报之用意,显系试探前方将领对于杀王的态度如何。
”
高的分析是有道理的,因为按应德田的说法,渭南会议的召开,就纯粹是为了了解带兵将领的态度的。
因为不管是打还是和,都要靠直接掌兵的军长、师长们,特别是正处于与中央军对峙前线的缪徵流和刘多荃,他们的态度十分重要,光是靠应德田、孙铭九等几个内务军官,是搞不起大风浪的。
实际上不用刘、缪提醒,杨虎城已经发现了问题。
也是在1月31日,十七路军的几个年轻军官旅长王劲哉、许权中、孔从洲;团长任云章、李振西和特务营营长宋文梅等六人来到新城大楼。
他们是来找杨虎城“请愿”的,王劲哉当场痛哭,要求与中央军开战。
当时杨对他们说:
“我们要顾全大局,要先求国内和平,才能对日抗战,不要授敌以隙,快回去好好招呼部队,不要轻举妄动。
”
这几个人闹了这么一出,再加上刘、缪的电话,杨虎城警觉起来。
据杨的卫士长白志钧回忆,2月1日一早,杨虎城令他派车去接几个人,这些人包括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十七路军第38军军长孙蔚如、还有东北军的军长于学忠、王以哲和何柱国,让白将他们接到新城大楼保护起来。
白说,当时他两次去接王以哲,都被王拒绝。
杨虎城听了,亲自到王以哲公馆去接他,王仍不愿去,杨只好作罢。
王以哲是怎么想的,我们不好揣测,但总归是托大了,不相信自己东北军的这些年轻人能干出以下犯上的事来。
王以哲错了。
在东北军当中,持有这种想法的人不但有,而且还为数不少;不但东北军当中有,十七路军当中也有。
2月1日上午10点,东北军会议在新城大楼召开,何柱国、王以哲都没有到会,由于学忠主持,他首先传达了头天夜里王宅会议的精神。
据张政枋回忆,“传达后所有出席人员,都鸦雀无声,没人响应。
”
这时,于学忠说:
“我于家受张氏父子两世深恩,打吧,怕打不回来;不打吧,也怕回不来。
”说罢就放声大哭起来。
于这一哭,会场上更热闹了,张政枋说:
他们都痛哭流涕,大声疾呼,有的向于学忠跪下,坚决请求要打。
如果怕一时打不回来造成兵连祸接,最低限度也要坚持接受甲案,把队伍调集平凉、洛川一带,西和兰州于学忠部联系,北和陕北红军联系,同时和十七路军也不脱离联系,保持三位一体,再要求蒋介石释放张副司令,如果不放,那时再打也不箅晚。
总之,坚决不接受调两淮流域的乙案。
这样,会议决定通过接受甲案的要求,并决定“西北总部”一部分和交通、粮秣两处先向平凉开始移动,归我(指张政枋)暂时负责,特别指出同时把粮秣也向洛川运送一部。
张政枋说:
“会议结束后,已是正午十二点,大家回家吃饭,准备下午按计划实施。
一出绥靖公署大门,就见到大街上左一伙右一群士兵堵着汽车盘问不让过,因我和副司令卫队营官兵平素有些认识,才得放行回家。
”
气氛已经不对头了。
当天晚上,在金家巷公馆、应德田的办公室,开了一个会。
开会的缘由和参加会议的人员。
何镜华是这样说的:
“我从何柱国家中出来,就到金家巷张学良公馆,找抗日同志会负责人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我们四个人在一-起商谈。
”按:
何镜华,东北军骑兵军副官处长。
但是,孙铭九的回忆与何说的不一样,孙说:
“二月一日晚,何镜华和应德田找我到张副司令公馆应德田的办公室谈话。
房中只有我们三个人。
”
应德田在《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中也说是三个人:
“这天(指2月1日)晚间,我正在随从参谋秘书室的办公室里的时候(西安事变后,我虽然任第四处副处长、政治处处长,但还时常到这里来,尤其是晚上),何镜华、孙铭九也先后来了。
按:
张学良刚刚入陕的时候,参谋秘书室负责人是孙铭九,1936年9月,孙转任卫队二营营长,应德田接替他负责张的参谋秘书室。
12月12日,事变发生的当天,张任命应为西北总部第四处(即政训处)上校副处长。
接着,张学良、杨虎城仿照红军的做法,取消政训处(政训处长曾扩情早已抓了起来),成立政治处,任命应德田任政治处少将处长。
应的政治处下辖组织、宣传、总务、民运四个科。
其中民运科科长即共产党人罗瑞卿。
应德田说:
“罗瑞卿同志系中共中央代表团成员之一,因为联合抗日合作关系,周恩来副主席介绍他来暂任这个科长的职务,指导并帮助我们做民众运动的工作。
”但是,在应德田的另一篇回忆文章《二二事件纪实》中却又说:
“这天晚问,我正在副司令公馆随从参谋秘书室中的刚候,何镜华、孙铭九、苗剑秋先后都来了。
最近这些天为营救副司令,晚间我们时常到这里来谈谈。
”
这个说法与何镜华的说法一致,多了一个苗剑秋。
实际上,西安事变发生的时候,苗剑秋并不在西安。
苗剑秋其人,以放言无忌,无法无天著称。
高崇民也是留学日本回来的,看苗剑秋看得很透彻,他说苗“热心名利,狂妄自负,以不讲礼貌,大言不惭,为追求名利的手段,因有苗疯子的外号”。
应德田也说过:
“他(指苗剑秋)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豪放、直率,谈论自己的意见没有拘束,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是怎样理解的,就怎样谈。
”
1936年9、10月间,张学良与中国共产党联系的消息,已经传得满天飞,为掩人耳目,凡是谈论“联共抗日”的、议论蒋介石的,张学良令孙铭九一律羁押起来,省得他们在外边“胡说八道”,泄露“天机”。
苗剑秋就是这么一号人,当时他正在张、杨搞的“王曲训练团”当教官,经常公开讲“剿共”不对,并大骂蒋介石。
张学良为了避免被老蒋找到借口,命令孙铭九把苗看管起来。
应德田回忆,苗剑秋被软禁以后,非常不满,经常吵吵闹闹。
适逢蒋介石刚刚到“王曲训练团”讲完“攘外必先安内”,于是,训练团教育长黄显声和孙铭九商量,把苗剑秋暂时放出来,让他到训练团演讲,以消除蒋介石讲话的负面影响。
苗剑秋正郁闷得不行,有人让他讲课,岂有不大讲特讲之理。
据高崇民回忆,当时苗讲演的主旨是这样的:
“有人讲,日本是我们远处的敌人,共产党是我们近处的敌人,叫我们不要打日本,而去打共产党,讲这种混帐话的人,我们东北人稍有血气,就应该让他走着进来,躺着出去才对。
”
这一段,应德田也有回忆,他记载得更详细,苗说:
“团结抗日,是救国政策,是绝对正确的;‘剿共’内战,是亡国政策,是绝对荒谬的。
昨天竟然有人在这里说,日寇是外敌,共产党是内患,内患之害甚于外敌,要我们不去抗日,不去收复东北,要我们做亡国奴,为他专门打内战,打共产党,自己杀自己。
他这是放屁!
现在,我们东北被占领了,我们东北人变成亡省亡家之人了,我们东北人稍有血气,就不该让他站着走出去,而应该让他爬着滚出去!
”
在当时的微妙环境下,苗剑秋发表这样的言论,显然是授人以柄,摆明了就是要张学良的好看!
所以张大怒,要枪毙苗剑秋,要严办放他出来的孙铭九。
最后还是黄显声站出来说:
“这个责任应该由我来负,应该惩办我,与苗剑秋和孙铭九无关,更不能枪毙苗剑秋,不要做那些亲者痛、仇者快,自己毁灭自己的蠢事。
”
张学良本不是真心要处死苗剑秋,于是苗秘密离开西安赴北平,后又去了日本。
因此西安事变发生时,苗剑秋并不在西安,他是事变发生以后才回来的,当时张学良已送蒋去南京。
不管是三个人还是四个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知道肯定有应德田和孙铭九两个人就行了,因为连应德田本人后来也承认,他与孙铭九两人,是“二二事件”的主要负责人。
先说话的是何镜华,他说,他在何柱国家中看到,何的参谋刘本厚正在起草撤军命令,他建议:
“我们是不是找人就去王以哲家中再向他谈谈呢?
”
苗剑秋表示反对:
“大家再到王以哲家中去说,是没有用的,因为王以哲不会听大家的话,更不会听我们的话。
”
接下来的事情,何镜华、孙铭九和应德田三个人都有回忆:
应德田在《二二事件纪实》中是这样说的:
“何镜华提出请他们两人到副司令公馆来开会,然后像扣蒋介石那样把他们两人扣起来,孙铭九当即表示我们的力量办不到。
于是又提出把他们两人杀掉的问题。
事情太重大了,我虽然痛恨他们,也不反对这个意见,但十分犹豫,没有表示意见。
苗剑秋也表示很犹豫。
”
应德田在《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中是这样说的:
“这时何镜华提出象扣蒋介石那样把他两人扣起来,孙铭九当即表示,那是我们的力量所不及的。
何镜华又提出把他两人杀掉,事情太严重了,我一时犹豫不决,没有表示意见,孙铭九也没说什么,三个人便沉默了。
就在这悲哀愤慨又无可奈何的沉默之中,我们分别回家了。
这时已近深夜十一时。
应德田的两份回忆材料,意思基本一样,即:
对王以哲等采取行动,出自何镜华的倡议;孙铭九表示有困难,力所不能及;应德田自己则犹豫不定。
我们来看何镜华是怎么说的:
“当时我们又研究怎么能控制住当前这个紧急的局面。
孙铭九说:
‘那么把王以哲干掉吧!
连何柱国也打死他。
’我说:
‘你想用什么办法打死他们,是用明的,还是用暗的?
’孙铭九说:
‘若用暗的,使用便衣刺杀,我对我的部下没有把握。
不能用暗的,只有用明的办法,派部队去把他们打死。
’
对孙铭九的提议,何的态度是:
“派部队打死的办法影响不好,各方面会引起反感。
再者,王以哲在前几天已经把他的军部的手枪队,调来一部分,住在他家附近,已经有了戒备。
就是能打死他,缪徵流、刘多荃和王以哲的关系最好,不要求副司令回来就撤兵,也是王以哲和他们事先就共同商量好的。
如果王以哲在这个时候被打死,他们在前方一定会和我们对立起来,造成东北军内部的混乱,我们更不能控制整个局面了。
”
何还说:
“我认为用打死的办法不好。
为了控制住局面,好要求副司令回来,我主张现在就派人去把王以哲、何柱国都接到副司令公馆里来和他们商谈,并把他俩留住在这里,派人加以监视。
同时,可由于学忠和董英斌来主持,立即召集前方缪激流、刘多荃和各师长到西安来与驻西安的师长、团长及处长们在副司令公馆开会,由大家商谈出一个共同的意见,根据渭南会议决议执行,再加上有同志会的影响,是能控制住东北军内部的整个局面的。
”
据何镜华回忆,当时,苗剑秋问孙铭九,对何镜华这个意见有什么想法,孙说:
“要把王以哲、何柱国接到公馆里来,以后需要派人监视,我的人恐怕监视不住,我没有把握,这样做不行。
”
何镜华说:
“我听到孙铭九这些语以后,对他很觉失望。
应德田也没有表示什么意见。
在这紧急关头,我们谈了很长时间,也并没有作出任何的决定,就散了。
”
从上面的材料看,何镜华的说法与应德田正好相反:
是孙铭九主动提出要干掉王、何二人的;何镜华表示可以把他们控制起来,但反对杀掉他们;应德田没有表示明确态度。
最后,该听听孙铭九的说法了:
“何镜华首先说:
‘只有王以哲、何柱国二人不同意坚持要求副司令回来,应该赶快想法去铲除他们。
由你的卫队营先把王以哲监禁起来。
……我看行。
’我立即说:
‘不行,办不到,现在恐怕没有这么大的力量。
’何镜华又说;‘派卫队营暗中除掉他们。
’我没有立即答话,应德田表示同意,并示意我也应同意何的意见。
我在思索中,何镜华又说:
‘若不赶快决定,就来不及了。
’应德田在旁催促我快下决心,我想:
这件事是要卫队营去做的,也就是要我负责。
在军队中我是下级,这样做是以下犯上。
我们的目的是要营救张副司令,是为了抗日。
张副司令是抗日同志会的主席……三人沉默相视,心情无限悲愤,好象大势已无可挽回。
何镜华和应德田就再次催促我说:
‘不快决定就晚了。
’我站了起来,心乱如麻,不知怎么办好。
当时何镜华和应德田并未提出下一步如何办,就这样不了了之。
当时我们三人分开时已是深夜一点钟了。
”
在这段回忆中,孙铭九传递出来的信息很明确:
何镜华最先倡议杀掉王、何,且连续出了几个主意,态度非常坚决;应德田明确支持何镜华的意见。
孙铭九本人则比较犹豫。
大家都在回忆几十年以前的事情,当然不能完全排除记忆上的误差。
但是,三个人的回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在努力地撇清自己,谁也不肯承认自己首先提出杀人。
但不管怎么样,有几点是可以肯定的:
第一,当晚,何镜华、应德田、孙铭九、可能还有苗剑秋,几个人曾议论到用杀人的方式解决问题。
第二,杀人的任务要由孙铭九承担。
按:
孙铭九原任张学良参谋秘书室中校参谋,“艳晚事件”后改任卫队2营上校营长,卫队2营是负责张学良及“西北剿总”直属机构的警卫工作的。
另外还有一个卫队1营,营长是王玉瓒。
西安事变发生以后,为加强保卫工作,张学良以原第1、第2两个卫队营为基础,成立特务团,孙铭九为上校团长。
后来,为加强抗日力量,张学良又成立“抗日先锋队”,任命孙铭九为总队长,少将军衔。
接着,原军警督察处处长谢珂辞职,张又任命孙铭九为军警督察处处长。
同时,孙铭九还是“抗日同志会”的行动部部长。
由于张学良的东北军都分驻于陕、甘各地,因此,孙铭九是东北军在西安唯一的带兵将领,也可以说,孙铭九是此刻西安城中最有权势的人了,因为只有他手下有部队。
应德田、何镜华都是内务军官,用咱们现在的话说,是搞政工的。
苗剑秋则根本不是东北军的人。
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孙铭九知道,如果要对王以哲等动手,肯定要由自己来承担这个任务,换句话说,出主意的是别人,挨骂的是自己,而且,万一搞不好的话,掉脑袋的可能都有。
孙铭九在回忆中所说的“这件事是要卫队营去做的,也就是要我负责”,正是他的顾虑。
别人可以站着说话不腰疼,孙铭九不能不考虑这样做的后果。
第三,当晚的会议,“不了了之”,“并没有作出任何的决定,就散了。
”
这是1936年2月1日到2月2日的夜间。
何镜华说:
“我们三人离开张公馆时,已到深夜十二点钟了。
”
应德田在《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中说:
“就在这悲哀愤慨又无可奈何的沉默之中,我们分别回家了。
这时已近深夜十一时。
”
应德田在《二二事件纪实》中则说:
“时间已是深夜十一点多,四个人就在这悲哀愤慨而无可奈何的沉默中分别回家了。
”、
孙铭九说:
“当时我们三人分开时已是深夜一点钟了。
”
1937年2月2日。
这天上午,在孙铭九的家中,又开了一个会。
这个会是怎么开起来的,谁召集的,高崇民在他的回忆《西安事变》中很明确地说:
“杀王的早晨,应德田、孙铭久先召集特务团某些干部到他们的住处”,但高并不是当事人,也没有明确地说明他的消息来源。
我们还是听听当事人的说法吧。
可惜,当事人们,又是公说公的、母说母的。
应德田在《二二事件纪实》中说:
“二月二日早晨八、九点钟,许多东北军干部来到我们的院子,聚在孙铭九的屋中,我也去了。
”
这句话完全是中性叙述,看不出是谁支使谁,但话里话外的意思,似乎是大家自发来的。
这个可能有,因为自西安事变发生以后,特别是张离开西安以后,以应德田坚决救张、不惜一战的坚决态度,已经使东北军中的许多年轻军官将应德田奉为头脑,而应、孙二人是密不可分的。
警卫团代理营长、在西安事变当天杀死蒋孝先的商同昌也参加了这个会,他说:
“一九三七年二月二日早晨,我到孙铭九家去开会,参加的约十五人上下。
”
按商同昌的说法,既然他是“到孙铭九家去开会”,那就肯定有人召集,否则不叫“开会”。
按说,最有发言权的应该是孙铭九,因为会是在他家开的嘛。
我们听听孙的说法:
“二月二日早晨很早的时候,应德田又告诉我去找东北军的少壮派刘启文(一一五师师长)、杜维纲(工兵团团长)、刘佩苇(炮团团长)、邓玉琢(参谋处处长)、孙东园、贾国辅、孙聚魁和商同昌等许多人到我们家中来开会(我与应德田住同院)。
”
照孙的说法,很显然,这个会是应德田召集的,只不过“会场”设在孙家而已。
况且,孙、应二人住一个院子,在谁家开,没有什么区别。
对此,在应德田的回忆录《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中,在其正文之下,应加了一个注解,分析了当天上午的情况,仍坚持认为大家都是自发来的,他说:
“在我的记忆中,二月二日上午来这么多人,是他们因为悲哀愤慨,没有办法而自然来找孙铭九和我的。
那时候,东北军中几乎普遍公认孙铭九和我是东北军中联共抗日、忠于副司令的中心人物,他们在悲愤中来找我们是很自然的。
孙铭九在上海写的材料中也是这样回忆的。
他来京时,我和他谈过这个情况,他说他已记不清楚,后来他又说自然地来这么多人,恐怕不合理,不易见信,他觉得可能是我们两人合计后他派人找来的。
”
对孙铭九的说法,应仍然否认,他说:
“我记忆中,这事件之前,我们没有对找人的事进行过商量,依照当日来的那些人看,不会是找来的。
”
应分析说:
“我们找,应该主要是找同志会的人和抗日先锋队的人、特务团军警督察处和政治处的人,而那天来的,如杜维纲、刘佩苇、邓玉琢等既非同志会会员,又不是上述几个机关的人。
孙东园是同志会会员,还是共产党员,但他的住处我们当时都不一定清楚,他时常流动。
”
但是,应德田自己也认为:
“可是如果说没有找就到了那么多的人,也似乎不可能,到底如何,很难判断,我只是凭自己的记忆如实地写出来。
”
根据当事人的这些回忆,基本上可以判断:
当天的会,肯定有召集人,最起码是应德田、孙铭九二人、或者是孙根据应的要求,召集了一部分人。
这些人是应、孙二人可以直接指挥和控制的人员,如应德田的抗日同志会和“西北总部”政治处;孙铭九的“抗日先锋队”以及军警督察处这几个机构的人员,而绝全不是大家自发聚拢的。
还有一部分人,则可能是与会者间接找来的、或者是关心时局,听说有这样一个“聚会”,来了解情况的。
同时,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是些年轻人,彼此气味相投,对“和战”问题均持激进态度,用我们现在的话说,有点类似于“愤青”。
既然是“愤青”之间在讨论问题,那么讨论的结果,能有多少理性的成分,就很难说了。
参会的人员,孙铭九只是说“人很多”,商同昌说有15个人左右,应德田记载得最详细:
“有一一五师师长刘启文、参谋处副处长邓玉琢、工兵团团长杜维纲、炮兵团团长刘佩苇、军警督察处督察长文英奇、骑兵军副官处副处长何镜华、抗日先锋队参谋长、分队长、特务团营长、连长赵龙涛、乌庆麟、周锟、贾国辅、黄冠南、商亚东,王协一、华国璋、于文俊、魏治国、朱云飞、孙聚魁、孙我权等。
此外,还有苗剑秋和孙东园,连孙铭九和我在内约三十多人,几乎站满两间堂屋。
”
大家聚齐以后,商同昌说,会场上最突出的是杜维纲,“痛哭流涕”,“表示不惜牺牲一切,非把张副司令要回来不可。
”
就这样,话题从营救张学良开始了。
有人说:
“现在就退兵,副司令算回不来啦,怎么办呢?
”
有人答:
“副司令不回来,东北军不好办!
”
孙铭九说:
大家来了以后,“你言我语,都对王以哲、何柱国极为不满。
大家都认为他们是出卖东北军、出卖张学良的。
”
有人问:
“为什么他们不愿副司令回来呢?
莫非他们俩真被蒋介石收买了?
”
“蒋介石骗他们说给他们省主席,他们就真不要副司令了。
”
“杨主任还坚决要求副司令回来,他俩反不愿意,到底是什么心!
”
“共产党红军代表团都知道副司令重要,表示可以和我们一同坚持,王以哲、何柱国为什么就不能呢?
”
“他们有什么理由不执行渭南决议?
”
“他们违背渭南决议,就是反对东北军,我们不能答应!
”
很多时候,人的情绪会受到环境的影响,而且越是年轻人,越易于在外界的影响下失掉自我。
2月2日的会议就是如此。
就这样,在彼此的互相影响下,大家越说越生气。
按应德田的回忆:
“这时候,大家痛恨王、何的心,真可以说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人声鼎沸,愤怒一浪高过一浪。
”
终于,有人提出了一个可怕的建议:
“太可恨了,我们应当惩治他们。
”
马上有人附和:
“他们出卖副司令,出卖东北军,出卖我们,我们应当除奸,杀掉他们。
”
据商同昌回忆,应德田的意见是杀掉王、何二军长,其观点是,“杀了王以哲、何柱国守住西安,就可以把张学良争取回来。
”
令人奇怪的是,此时,持反对态度的,却是一惯思想激进、做法极端的苗剑秋,苗剑秋的观点是,“王以哲接受国民党中央的条件,大势已去,就算杀了王以哲、何柱国也不能扭转局势了。
”
商同昌回忆,为此,应德田与苗剑秋争论起来,二人彼此都无法说服对方,而另一个中心人物孙铭九则“在会场上踱来踱去,没有主见。
”
后来,孙见他俩始终拿不出一致意见,于是很烦躁地说:
“唉呀!
倒是怎么办?
我看我这个脑袋非叫你们弄掉不可。
”
到最后,商同昌说:
“因为参加开会的人,除苗剑秋一人外,全都同意杀王以哲、何柱国,守西安争取张学良回来。
苗剑秋就收回了他的意见,服从大家的意见。
”
另外,商同昌说,会上,还有人提出要连于学忠一起杀掉,商还说,可能就是应德田提议的,但商也不敢肯定,记不清了。
对此,大家都不同意,“认为杀了于学忠就没有人指挥东北军了”。
当时,大家还讨论了两个问题:
一是杀掉王以哲之后的善后,应德田提议由67军副军长吴克仁接替王以哲,大家都同意。
第二,谁来守西安?
孙铭九说;“105师师长刘多荃跟副司令多年,副司令待他很好,我看可靠。
”接着孙又说:
“一一五师刘启文师长是我们(同志会)的人,刘桂五也没有间题。
”
苗剑秋则说:
“周恩来说红军部队已开到咸阳(三原)北山一带。
我们同国民党军队打起仗来,红军是能够帮助我们的。
”
事情就此定板。
“会议”的最后,应德田以主持人的身份问大家:
“到底该怎么办呢?
”
“杀掉他俩!
”
应又问孙铭九:
“照大家公意办行吗?
”
孙铭九说:
“好!
”
应德田再一次问大家:
“除掉王、何,拥护于学忠,执行渭南决议,坚持营救副司令,大家同意吗?
”
应说,当时“屋内一片齐呼”:
“同意!
”
应又问:
“有人不同意吗?
”
没有一个人反对。
用应德田的话说:
“就这样,一个不是正式会议的决定,在愤怒之中聚成的意志开始执行了。
”
——血腥的杀戮即将开始。
杀人的“决议”既已形成,下面要决定的就是谁来执行,谁来办这件挨骂的事?
应德田是文人,长于鼓吹,登高一呼是他的长项,杀人,他还不是这块料。
苗剑秋,那就加个“更”字,比应德田还能“吹”,连老蒋,苗都敢在大庭广众之下声称要让他“站着进来,滚着爬着出去”,但也仅仅是说说而已,真要动刀动枪,那是不行的。
“三剑客”当中,堪称“文武双全”的,只有孙铭九,大家不要以为孙不过赳赳武夫而已,人家那是正牌的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生,这在当年是响当当的学历——老蒋以军委会委员长之尊,在日本也不过读了个东京振武学校而已嘛,那才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预科!
按:
奉军,乃至后来的东北军,与其他军阀部队相比,有一个特别大的不同,就是他的各级军事指挥员,基本都是受过正规军事教育的。
老一辈的,以保定军校和东北讲武堂出身居多。
中下级的青年军官当中,除了像孙铭九这类军事院校的毕业生以外,还有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还有留洋的。
这一点,像冯玉祥的西北军等等,是没法比的。
但也正因为如此,造成东北军中分为保定系和东北讲武堂两个派别。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东北军的这些青年军官,由于受过西化的教育,思想比较“活跃”,头脑中传统的东西比较少,参与意识比较强,自我感觉良好,“敢想敢干”。
当然,这与东北军“统帅”张学良的性格和作为,也有很大的关系。
由于孙在“抗日同志会”中、在东北军中的特殊位置,大家都认为孙铭九是做这件事情的不二人选。
但孙铭九并不想去——孙也不是傻子,作为一个军人,以下犯上,总归不是什么光荣的事!
因此,最初,孙铭九推67军115师师长刘启文去,理由是刘的官阶比自己高。
应德田善解人意,看出孙铭九的心事,怕自己“师出无名”,日后挨骂,所以他告诉孙:
“我要写一篇宣言作传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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