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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展开探讨上述问题时,本文实际上已经提出了命题。
第一是中国对外政策在1962年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即使不是向“左”发展的转折点,至少也是特别值得关注的。
这里首先需要阐明所谓中国“左”的对外政策的基本特征,因为“左”或极左概念在不同的政治环境中存在着定义上的差别,特别是冷战时期推动中国对外政策发展的各种因素彼此交织,纷繁复杂,一些看上去“激进”的政策行为未必同出一源,一些被称为“温和”的政策也未必完全源于务实的思考。
“左”在中国政治中简单地说,就是指追求超越时代或高于现实可能的目标,这一点延伸到对外政策领域,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只是有不同的特征而已。
本文所谓“左”或极左的对外政策大致包括四个基本特征。
第一,在理论上对传统的“时代”学说持教条主义态度,对纷繁复杂且迅速变化的国际政治形势不肯进行具体分析,只是简单地断言世界正处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走向灭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并因此否定国际形势中缓和因素的存在和意义,实际上不承认有维持较长时间基本和平的可能性。
第二,过高估计中国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和影响,其主要表现即“中国革命中心论”,如自诩为“世界矛盾的焦点,世界革命风暴的中心”,中国向何处去是“关系到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命运的问题”,是“关系世界革命命运的一件头等大事”,等等。
“中国革命中心论”反映出对当时中国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影响力等重大问题的战略性思考,从深层看,也多少涉及历史上的“中国中心观”。
第三,将所谓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在理论和现实中均否认国家利益在制定和实施对外政策中的首要地位,如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明确宣布:
中国对外政策的“最高指导原则”就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①
第四,在具体政策上,以反对帝、修、反为号召,搞“两个拳头打人”、“四面出击”。
这方面已经有相当多的论述,此不赘述。
以上述四个特征作为标准,可以说中国极左对外政策大致形成于“文革”开始时期。
如果一定要找到一个具体准确些的历史标志,那么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比较具有标志性的。
与上述观点相联系的第二个命题是,60年代初的中国对外政策是处在演变过程中的。
因此要探讨1962年中国对外政策变化在这个过程中的地位,就必须首先探讨1962年以前中国对外政策的基本状况。
自1954年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后,中国对外政策开始进入比较平稳的探索和良性发展状态。
至中共八大召开,伴随着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积极努力,中国领导人也为中国对外政策确定了方向,即“努力争取世界的持久和平”。
不论是基于何种分析,他们明确认为:
“世界局势正在趋向缓和,世界的持久和平已经开始有了实现的可能”②。
但是这种势头并没有持续多久,两个事态的发展开始从根本上影响了中国对外政策的走向。
它们分别是中苏同盟动摇和“大跃进”运动的兴起。
50年代末中苏同盟开始全面动摇,其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在中苏结盟过程中便形成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在1956年波匈事件的冲击下,已经难以维持下去。
这方面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中国领导人利用苏联在波匈事件中面临的严重危机,迫使其改变以往处理苏联阵营内部国家间关系的某些方式和规则,并通过公布《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承认了以往的错误①。
其二,中国至少暂时取得了在苏联与一些东欧国家之间充当调解人的地位,这比较突出地表现在波匈事件的处理过程中。
其三,1957年11月莫斯科会议期间中国领导人的活动等表明,中国在苏联阵营中的地位明显上升,特别是在东欧国家中的影响力明显加强②。
中国领导人有理由相信,中苏之间那种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
苏联领导人至少在表面上也承认事实确实如此。
以往的研究比较多地强调苏共二十大以后,中苏两国领导人在如何评价斯大林及一些相关理论问题上发生严重分歧,而且正是这个分歧埋下了中苏同盟破裂的种子③。
一个被忽视的重要方面是,在经历了苏共二十大的非斯大林化浪潮和波兰、匈牙利事件后,中国领导层普遍认为并且相当重视一点,即过去苏联与社会主义阵营其他国家、特别是与中国之间那种“猫鼠关系”、“父子关系”,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④。
上述种种使中国领导人不能容忍苏联在任何问题上表现出被认为是以势压人的态度,并斥之为是重演斯大林时期的错误。
如果不是中国领导人认为中苏在同盟中的相对地位已经发生了基本的变化,很难想像,1958年夏毛泽东在“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问题上,会如此怒不可遏。
他说苏联的要求使他“想起斯大林的东西又来了”,“现在又在搞斯大林的东西”。
⑤
中苏关系的变化其实也就是中国在苏联阵营中的地位明显提高。
需要探讨的是这种提高达到了什么程度?
苏联能够允许这种变化达到什么程度?
以及当出现分歧和矛盾时,中国领导人能否迫使苏联按照他们对双方关系变化的理解,改变其态度和政策?
进一步说,中苏之间领导与被领导关系曾经是中苏同盟得以建立并维系的基本条件之一,当这个条件改变以后,中苏同盟该如何维系?
双方关系建立在何种准则之上?
或者说苏联是否接受中国希望遵循的关系准则?
当时没有人回答、很可能也没有人能够回答这个问题。
除了抗日战争后四年参加国际反法西斯同盟外,1840年以来的中国对外关系历史没有提供任何结盟的经验。
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基本上是根据以往处理国际共运中的党际关系、国际统一战线中的“同路人”关系以及一般意义上的国家关系等几个方面的经验,应付中苏同盟中出现的复杂情况。
事实表明这是远远不够的。
反之,苏联在结盟问题上有丰富的经验和传统,它知道在某些时候对盟友施加惩罚是维护同盟的必要手段,当然使用不当也会损害甚至摧毁一个同盟。
中苏同盟或更广泛地说一种全面发展的中苏关系,是当时中国全部对外关系一块巨大且关键性的基石。
一旦这块基石动摇,中国的对外关系就会出现全局性的不稳定,甚至国内政局也会随之动荡,这一点被后来的发展充分证明。
由于中苏同盟破裂后两国长期敌对关系的影响,中苏同盟在中国对外关系中的重大作用,被长期和普遍地低估了。
中苏关系恶化造成的冲击之大,很可能是中国领导人未曾料到的。
他们对同盟动摇后处理中苏关系应遵循的准则表述得并不那么清楚,当然也就不会被苏联方面清楚理解并接受。
在这样的基础上应对中苏关系恶化,必然是相当吃力的,也一定不会达到预期的目的。
中国领导人应对中苏关系恶化的独特方式及其所反映出来的对同盟关系的理解,是值得深入研究的。
从处理同盟国关系的角度看,有很多需要总结的经验和教训。
在中苏同盟开始动摇后不久,中国国内政策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趋势。
从1957年春夏开始到1959年,中国国内发生了两个重大事件。
其一是1957年春的所谓“民主整风”,即中共中央为吸取苏联和波匈事件的教训,开展以反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为主要内容的群众运动,其目的是用“民主整风”的方法,解决社会中明显表现出来的党的部分干部与群众的矛盾。
其二是1958年掀起的“大跃进”运动。
这场运动的目的是通过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加速中国经济现代化建设步伐,争取在尽可能短的时间赶超西方大国,并争取早日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
不论是“民主整风”还是“大跃进”,都以失败结束。
前者导致了反右派斗争,实际上加剧了社会矛盾。
后者导致了三年严重的经济衰退,并且加剧了中共党内的紧张气氛。
这两场运动失败的严重性不仅仅在于其失败本身。
就对中国对外政策的长期影响而言,更重要的是这个时期持续进行的党外和党内斗争与压制不同意见,大致确立了一种政治价值观,即无论效果如何,只要是推动激进的变革,追求充满激情的目标,就是“政治正确”。
任何务实与理性的思考和政策,只有在战术的范围才允许有存在的空间,而且通常很快就被新的更强烈的激情所淹没。
这种“宁左勿右”的政治价值观在尖锐的党内斗争中得以确立,使中国对外政策中任何趋向务实与稳定方向的调整,都很可能是困难的并难以持久。
到1959年夏季,“大跃进”实际上已经露出败相,中国领导层出现了要求纠正“大跃进”错误的呼声。
但是毛泽东将中共党内的批评意见一概斥之为“右倾”,将党内出现不同意见视为“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
①与他共同浴血奋斗二十多年的彭德怀因此成了一位暂时的“革命同路人”,并最终被彻底打倒。
值得注意的是,与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几乎同时,中苏关系也开始出现危机。
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7月间在波兰关于公社的讲话是对人民公社运动的暗讽,他几乎因此下决心与苏联公开决裂。
在毛泽东看来,《内部参考》上登载的赫鲁晓夫那些被认为是影射和攻击人民公社的讲话,既是落井下石,也是火上浇油,而且是与彭德怀等人“内外呼应”。
他立即部署最快在当年秋季、最迟在1960年春季,反击苏联的“反对派和怀疑派”,甚至考虑马上在《人民日报》公布赫鲁晓夫那些被认为是“反公社”的言论。
②只是后来在讨论中未获同意,这一部署才没有付诸实施③。
赫鲁晓夫很可能并不了解毛泽东的愤怒,他在随后的中印边界纠纷中扮演了可以说是愚笨的角色。
特别是他访问美国以后,专程绕道北京,试图说服毛泽东配合苏联的对外政策。
在9月30日的国庆招待会上,赫鲁晓夫按捺不住地暗示中国领导人,在对外政策上需要改弦易辙。
①在同中国领导人的会谈中,赫鲁晓夫在台湾、中印边界冲突等问题上,指责中国采取了“冒险主义”政策,并称“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不仅要在信念和目标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且我们在同盟行动上也是紧密联系的”。
②赫鲁晓夫的此类言行引起毛泽东的极度反感,他谴责赫鲁晓夫是“右倾机会主义”,说苏联“有两大怕,一怕帝国主义,二怕中国的共产主义”。
③这一次中苏首脑会晤实际上成了中苏同盟走向衰亡的转折点。
此时中国与印度的边界冲突加剧。
1959年夏季由于印度坚持其对中国的领土侵蚀,双方先后在朗久和空客山口发生武装冲突,中印边界局势急剧紧张起来。
中印关系紧张无疑增加了中国平息西藏叛乱的困难,而且间接损害了中苏关系。
中印边界冲突可以说是中国周边关系开始恶化的一个先兆。
到1960年夏季,苏联在中国新疆博孜艾格尔山口地区挑起边界事件,从此中苏边境地区不再安宁。
与此同时,印度支那地区因老挝局势动荡而趋于紧张,特别是美国明显加强了对这一地区的直接干涉。
不论由于何种原因,伴随着“大跃进”的进程,中国的周边环境的确从1959年夏季开始恶化,而且这种恶化似乎是在几个方向同时发生的。
这种情况显然引起了中国领导人的严重关注,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现在国际上反华浪潮来势汹汹”,而且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反动派都参与其中。
④
二、1960年的对外政策调整及其原因
从1959年11月开始到1960年上半年,中国领导层花费了相当多的精力和时间,反复讨论“国际问题”,以便决定如何认识和应对开始恶化的周边环境及对外关系方面的困难。
⑤中国领导人很快就决定采取稳妥应对的方针。
据吴冷西回忆,在1960年1月7日至17日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中国领导人基本确定了“努力主动地在外交上开创新的局面”⑥的方针。
在随后一段时间里,政治局常委多次开会,肯定了1月会议精神并讨论了落实的具体办法。
在这个方针指导下,中国外交出现了相当务实稳妥的局面。
首先是在中苏关系方面,中国领导人不仅决心避免破裂,而且要争取“达到新的基础上的团结”,甚至要“赖着跟他搞团结,赖着不分裂”。
⑦正是这个决定促使中国领导人在经历了与苏共中央几个月的争论,特别是经历了布加勒斯特会议的尖锐冲突和苏联撤退在华全部专家后,仍然在年底的莫斯科81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上,与苏联领导人达成谅解,即“有什么事情一起来商量,避免冲突”①。
会议结束后,刘少奇以国家主席身份,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对苏联进行国事访问,从而使两国关系得到改善。
到1961年,苏联甚至决定再次向中国转让如制造米格21战斗机一类的先进军事技术②。
缓和中印边界局势是这一时期中国调整对外政策的关键环节之一,因为中印边界冲突的解决关系到中国解决边界问题的大局和总政策。
1959年间,中印关系在西藏叛乱和边界冲突的影响下极度恶化。
中国领导人认为印度的政策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安全利益,特别是印度方面利用中印边界局势制造舆论,企图配合西方的“反华浪潮”,因此必须予以坚决反击。
不过经过8月边界军事冲突后,中国决策层显然既不希望中印关系继续恶化,也不希望中印边界冲突成为政治议题的中心。
在9月8日的政治局会议上,中国领导人在了解并讨论了中印边界情况后,决定争取谈判解决中印边界冲突。
③在中共政治局会议召开的前两天,中国已经向苏联方面通报了中印边界冲突的有关情况,但苏联不顾中国的反对,在中共8日政治局会议的第二天,以塔斯社声明的方式,公开表明不赞成中国的立场。
中国领导人的反应是相当强烈的,认为苏联那样做是“为了讨好美帝国主义”而“送给艾森豪威尔的见面礼”④。
不过毛泽东不久仍然决定,停止与印度辩论边界问题,并指示媒体亦停止一切相关的报道⑤。
当中国领导人决定“在外交上开创新的局面”时,他们必然要为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找到办法。
在1960年1月的政治局常委会上,中国领导人确认了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方针,并进一步提出以“互谅互让”的办法,即“我们做点让步,印度也做点让步”,达成妥协。
会议还决定派周恩来访问印度。
⑥这时驻守中印边界的中国军队接到命令,在中方实际控制线20公里内实行不开枪、不巡逻、不平叛、不打猎、不打靶、不演习、不爆破等措施,尽可能避免军事冲突⑦。
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即着手准备访问印度,并拟订了《中印两国总理关于边界问题会谈的方案》。
根据周恩来的估计,访印不可能完全解决问题,也不可能破裂,最有可能的是达成某种有限的协议。
他建议应采取争取缓和紧张局势但不怕拖延解决的方针,将访印的目标定为进一步缓和两国关系,为未来继续会谈和合理解决边界问题准备条件。
⑧周恩来的建议得到其他领导人同意。
4月19日至26日周恩来对印度的访问证明,中国领导人的估计基本上是准确的。
通过这次访问,暂时缓和了中印关系,使中印边界形势平静下来。
缓和中印关系和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是中国领导人关于尽快解决与所有邻国边界问题方针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被置于首要的地位⑨。
不过与印度谈判的搁浅并没有减缓中国与其他邻国解决边界问题的步伐,反而很有可能起了促进作用。
在1月的政治局常委会上,全面讨论了与所有邻国的边界问题。
可能是受到中缅边界谈判比较顺利完成和中印发生边界冲突的影响,中国领导人在会议期间制定了基本方针,概括地说就是尽快和有步骤地通过谈判解决边界问题。
所谓有步骤就是安排了大致的顺序,即当前抓紧解决中印边界问题,同时尽快解决中朝、中蒙边界问题;
加快解决与缅甸、尼泊尔和老挝的边界问题;
中越边界因越南还在与美国作战,可以暂不解决;
与苏联的边界线最长,问题比较复杂,但也要争取解决。
①与周恩来准备访问印度同时,中国也开始着手解决与其他邻国的边界问题。
从后来的情况看,尽管中印边界问题未能解决,中国还是基本实现了1月政治局常委会的设想,先后同缅甸、尼泊尔、巴基斯坦、蒙古、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等签订了解决边界问题的协议。
1964年中国开始与苏联谈判边界问题,由于受到中苏论战和双方关系全面恶化的影响,谈判无结果而终。
在印度支那地区,随着局势日趋紧张,中国对该地区的政策面临着进行调整的外部压力。
中国需要处理的是两个问题,即是否支持越南南方的武装斗争和如何解决老挝危机。
相比较而言,中国领导人这一时期更关注的是老挝危机,而不是越南的局势。
1959年和1960年,在越南南方局势急剧变化的压力下,越南劳动党领导人开始改变1954年日内瓦会议后执行的加强北方建设、争取和平统一的战略方针,认可并越来越明确地支持越南南方的武装斗争。
1960年9月召开的越南劳动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加强解放南方的武装斗争的政策。
②越南劳动党的政策转变和越南南方解放战争的发展,使中国面临着复杂的情况。
中国在1958年曾经明确表示,越南劳动党应将巩固和建设北方作为首要任务,在南方则采取“长期埋伏,积蓄力量,联系群众,等待时机的方针”。
③现在中国不得不在既要维护印度支那地区的和平,又要防止美国大规模军事介入,同时还要支持传统盟友等相互交织的矛盾中作出选择。
从随后有关政策的演变过程看,这一时期中国是逐步对越南形势作出反应的。
首先,越南南方虽然局势动荡但并不严重,对于中国它甚至还不如老挝问题那么严峻和直接。
有北越作为屏障,美国在越南南方有限的介入并没有对中国构成直接的威胁;
其次,越南劳动党的政策也是逐步发展的,至少在1960年还没有导致那里的局势出现剧烈的变化;
第三是中国对印度支那的政策不可能完全与中国领导人既定的大方针背道而驰。
正是上述因素使中国领导人在涉及越南是否开展武装斗争的问题时,一方面迅速对越南加强在南方的武装斗争表示支持,《人民日报》在越南劳动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期间即发表社论,公开表示支持越南劳动党三大确定的支持南方武装斗争的政策④。
12月越南南方解放阵线成立,中国立即给予承认和支持。
另一方面,中国也不希望越南劳动党完全放弃政治解决的选择,甚至不希望越南南方的战争规模太大,导致美国大规模的军事介入。
他们一再向越南领导人强调,既“一定要解放南方”,又要注意斗争策略,注意农村与城市的区别,“策略上可以灵活”,要“政治斗争和武装斗争相结合”。
直到1961年6月,中国在公开场合仍然明确表示,支持越南根据日内瓦协议“争取祖国和平统一”的斗争①。
这类公开宣示并非没有实质意义,它们表明,中国领导人至少不希望越南劳动党完全放弃争取和平统一的努力。
中国坚持和平解决老挝问题的立场和努力,更能反映中国对印度支那政策的特点。
首先是因为老挝与中国接壤,美国在老挝的军事介入比它在南越的干涉对中国安全利益的威胁要直接得多;
其次是老挝局势显得更复杂更紧张。
这两个因素使中国领导人更关注老挝问题,为控制那里的危机投入了更多的精力。
正因为如此,中国对老挝问题的政策比对越南的政策要稳定清晰得多。
中国积极促成了解决老挝问题的日内瓦会议,为最终签署《关于老挝中立宣言》及相关的议定书,发挥了重要作用②。
强调这一行动的重要性不仅仅是因为其结果缓和了印度支那的形势和迟滞了美国的介入。
从处理老挝问题的过程看,中国领导人几乎是在复制1954年日内瓦会议时期处理此类问题的思路、对形势的判断和选择的办法。
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政策的一部分,和平解决老挝问题的决定更多地反映了这一时期中国政策的延续性,而且这种延续性此时还是其主要方面,尽管它开始受到越来越强烈的冲击。
即使在美国被认为开始加强对印度支那的干涉时,中国领导人也为打开中美关系的僵局进行了努力,尽管这种努力只是有限的试探,它也表明了其调整对外政策的决心与力度。
在1960年初的政治局常委会议期间,中国领导人也确定了处理对美关系的基本方针:
“谈而不速,谈而不破”,即继续与美国谈判,既不破裂,也不急于建交。
③这一方针指导下的中国对美政策表现出一定的弹性。
毛泽东本人在1月初对一份分析美国对华政策可能出现变动的报告明显表现出兴趣。
该报告认为,基于若干理由,美国今后有可能增加与中国的接触,并利用华沙会谈进一步试探④。
迄今为止没有历史文献揭示毛泽东是否及如何进一步思考有关的问题,不过后来的发展表明,他很可能并不只是感兴趣而已。
当然,中国领导人的决定也同美国正在举行总统选举有关,它毕竟为了解美国对华政策是否可能出现调整以及美国未来的政策执行者,提供了一个窗口。
1960年5月,周恩来在与蒙哥马利会谈时,明确表示中国愿意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只要美国宣布愿意从台湾撤军,中美即可以开始谈判⑤。
8月30日,周恩来会见美国记者斯诺,就美军撤出台湾问题提出了比以往更富灵活性的建议,即美国首先必须承诺从台湾撤出其军事力量,至于何时及如何撤出,可以随后讨论。
10月18日,周恩来再次会见斯诺,全面阐述了中国关于裁军、在联合国的席位、核试验及台湾等问题的立场和政策,并介绍了有关中苏分歧的情况。
周恩来在谈话中表现出对肯尼迪的对华政策了如指掌,因此很可能的是,他的谈话是有准备的和有的放矢的。
⑥四天以后,毛泽东接见斯诺,同他讨论了肯尼迪与尼克松电视辩论的内容。
他明确告诉斯诺,中国会将金门、马祖留在蒋介石手里,中国“要的是整个台湾地区”,不过中国会承担维护和平的责任,不会主动向美国开战,并且“要谈判解决”台湾问题①。
从历史上看,中国领导人会见斯诺这样的美国记者从来都是有的放矢的。
毛泽东和周恩来在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如此频繁地与斯诺讨论中美关系,显然是在为与美国新领导人打交道进行试探。
肯尼迪当选总统不久,中国驻波兰大使王炳南在中美大使级会谈中表示,希望肯尼迪政府在“中美关系的进展方面有所建树”。
他的表态当然是得到中国领导人允许的。
②此后不久中国外交部长陈毅在访问缅甸时表达了同样的信息③。
将这些行动同“在外交上开创新的局面”的方针结合起来考虑,至少可以说,稳定甚至争取缓和与美国的关系,也是这一时期中国对外政策调整的一个重要环节。
以上种种表明,从1960年上半年开始,中国领导人的确希望,通过积极推行务实温和的对外政策,能够稳定中苏关系和改善周边环境,并创造一个“外交新局面”。
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重要问题是,除了经过庐山会议反右倾在组织上造成的暂时团结外,是什么原因促使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国领导人能够一致同意,在面临“反华高潮”的情况下,全面推行务实灵活的对外政策?
回答这个问题对于理解后来中国对外政策的向“左”转至关重要。
可以罗列出很多促使中国领导人调整对外政策的因素,包括八大方针的持续影响、中国领导人仍然认为国际形势总的趋势是以缓和为主、他们对赫鲁晓夫和尼赫鲁等的看法仍然是矛盾的和不确定的,如认为赫鲁晓夫还不是完全的修正主义者,尼赫鲁还有进步性,等等。
这里要强调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毛泽东本人也同其他领导人一样,希望“在外交上开创新的局面”,而他的一些主张得到了其他领导人不同层次上的认同。
事态的发展表明,毛泽东的思路可能最能解释后来的变化,尽管它未必合乎常理。
根据目前可以看到的历史文献分析,毛泽东大致从两个方面考虑调整对外政策。
首先是他希望有一个比较安定和平的国际环境,以便集中精力较快地消除国内经济已经出现的问题,进一步完成“大跃进”。
尽管1959年夏季已经出现了“大跃进”失败的征兆,而且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国领导人承认出现了困难,并认为有必要对一些政策进行检讨和调整,但是他们当时很可能还没有意识到这些征兆的严重性。
特别是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以后,“宁左勿右”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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