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危机公关源自何处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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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文化风俗和消费习惯是非常难以改变的,德国人每日都喝新鲜啤酒,中国人不喜欢喝隔夜茶,所以瓶装啤酒不会在德国超过新鲜啤酒,而茶饮料也不会取代中国人沏茶招待客人的传统。
可见,产品与消费习惯之间的冲突是危机来源的根本所在。
案例:
三四十年代,速溶咖啡刚刚面世时,雀巢在工艺上的突破给传统喝咖啡的方式带来了革命,速溶咖啡与传统咖啡相比的便利性,却与当时的社会环境不相符。
三四十年代是一个男尊女卑、妇女缺乏自信的时代,相夫教子是妇女生活的要务,女性很少外出工作。
“买速溶图方便”这就导致了与许多家庭妇女的购买心理相悖,因为女性消费者认为购买速溶咖啡给人不够贤惠的感觉,这可不是男人期望的妻子形象。
在这样的环境之下,速溶咖啡的销售前景堪忧。
后来,随着时代进步,妇女解放,步入社会的女性日益增多,速溶咖啡这种既方便又能保持原味的优势终于大放光彩,速溶咖啡的优势终于被消费者认识,销售稳步上升。
1980年代,雀巢在中国推出速溶咖啡的时候,面对中国人传统的喝茶的习惯,雀巢首先做的是培养中国人喝咖啡的习惯。
雀巢用广告等多种手段,着意来宣传喝咖啡是一种时尚潮流,成功地吸引了一群年轻人对茶“背叛”之后选择了咖啡。
品尝雀巢咖啡,代表的是体验一种渐渐流行开来的西方文化。
“味道好极了”广告运动持续了很多年,尽管其间广告片的创意翻新有过很多次,但口号一直未变。
直到今日,说起“味道好极了”,人们就会想到雀巢咖啡。
一个企业的产品贸然进入一个市场,却发现这个市场中的人们根本没有这样的消费习惯,或者消费习惯很难培养的时候,危机也就产生了。
这是因为这种文化的差异导致了价值观的不同,必然招来消费者的“抵制”。
在一个美国人眼中,他们会认为同样是一个小汽车,宽大一点的总比小气的好,所以“小家子气”的日本车登陆美国市场时,没有人认为这种车会有市场。
不过,1970年代的“石油危机”给日本车带来了商机,日本车凭借着经济实用的优势,逐渐在美国站稳了脚跟。
在中国市场上,这样的例子也比比皆是。
近几年风风火火的补钙产品,让许多企业赚足了大把大把的银子,中国的老百姓以前知道要补钙吗?
不知道。
这就是把鞋子卖给了不穿鞋的人,当然这是建立在十几、几十亿的市场教育费用之上。
然而,市场是残酷的,光脚的人并不一定会穿鞋。
比如市场上的男士营养液、护肝醒酒产品、降血脂产品都没有形成强势,理论上讲血脂高比不穿鞋更危险,但消费者就是不愿意认为自己的血脂高,也不愿意花钱买降脂产品——这就是不可理喻的消费习惯。
危机来源二:
领导危机
作为一个企业而言,其产品在市场上存在一个生命周期:
投入期、成长期、成熟期、衰退期,对于企业本身而言也就存在相应的生命周期,也就是说统领这个企业的领导也存在着一个生命周期。
无论是什么企业,它的领袖带领企业在市场的角逐中成长,继而成熟,随之而来的便是一个衰退的过程。
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领导人个人的能力出现不适应时,就需要推陈出新,吐故纳新,企业需要觅寻一个接班人。
正是这个交替的过程,如果处理不好,企业就会出现混乱,影响企业走出困境获得再一次的发展,危机也就在这个时候光临企业。
案例:
赫赫有名的王安电脑公司,鼎盛时期年收入达30亿美元,在美国《幸福》杂志所排列的全球500家大企业中名列第146位,在世界各地雇用了3.15万名员工,王安则以20亿美元的个人财富跻身美国十大富豪之列。
在选择接班人的问题上,王安寄希望于长子王菲德能子承父业。
可王菲德经营能力有限,又刚愎自用,并不适合领导公司。
但王安却不顾他人劝告,仍让王菲德出任公司总裁,公司决策层一时哗然,曾跟随王安二十多年的业务骨干纷纷辞职,很多董事规劝无效后,也挂职而去。
1989年8月,股东联名控告王安父子营私舞弊,万般无奈,王安撤掉了王菲德,但公司已元气大伤,逐步走向衰败。
世界上优秀的公司都非常注重接班人的问题,交接班不仅仅看成是领导人个人的更替,而且是公司治理结构的重要组成之一,是机制和制度体系的设计问题。
为了避免危机的产生,需要制订一套有效的“接班人计划”和“领导力的培养”计划。
通过制度化的体系实现接班人的产生、选拔、培养、更替,在产生领袖人物的同时,产生一个全新的团队。
2001年7月31日,喜爱游泳的青岛啤酒掌门人彭作义,在青岛海滨游泳时突发心脏病不幸去世,终年56岁。
作为总经理彭作义在青啤出现很大困难的时候接手的这家企业,而且正是在他的运筹帷幄、指挥调度之下,青啤不仅渡过难关、重夺中国啤酒行业头把交椅,更掀起了一场旷日持久、波澜壮阔的兼并风暴,使中国啤酒行业的格局与内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彭作义的去世不管是对青岛啤酒,还是对中国啤酒业来说,都是一个意外。
彭作义的突然辞世,留给人们最大的悬疑就是“没有彭作义的青啤向何处去”?
彭作义担任青啤总经理的5年时间,有4年是在兼并、扩张中度过的,如今,已有大小41家同行纳入青啤麾下。
青啤的快速扩张带来了一些后遗症,比如管理、运营成本的增加,债务的增加,后继资金的不足等。
青啤对兼并企业的消化、整合正是彭作义即将要做的主要工作,这个工作是青啤整个扩张战略中最困难、最繁重、最容易出问题的,是成败的关键。
正是在这样一个关键时期,彭作义的去世加大了青啤消化、整合兼并企业的难度和风险。
然而青啤董事会在短短时间内便确定了青岛市政府推荐的总经理人选——金志国,青啤对领导人危机的反应能力来自其人力资源的充足储备,青啤集团一共有5个总经理助理,还有6个副总经理。
在选拔接班人的时候通常会遇到一个难题:
任人唯亲与任人唯贤之间抉择的难题。
前者解决忠诚与可靠的问题,关系企业的生存;
后者解决能力,关系企业的未来。
对于高层接班人能力是一方面,但不可靠不忠诚也不行,对于企业的决策者而言,需要从中找到一个平衡点,即要保证忠诚可靠,又要保证能力。
对高层领导人不能完全否定任人唯亲,亲不一定指血缘,还指对文化的认同和秉承,对企业的忠诚度。
选拔领导人要以德为先,首先要保证企业领导人不背离企业的文化和精神,然后才是能力的选拔。
企业接班人的问题不单是老板把接力棒交给接班人,他还要完成文化的对接,团队的对接,组织变革和制度变迁的对接,完成这些后才能说他真正完成了交接班。
联想CEO柳传志通过人治的方式将联想的主营业务交给了杨元庆,但是柳传志并没有完成文化的完全交接,导致了联想在多元化路上的一些挫折,乃至互联网上出现《联想的冬天》、《联想的精神病》等评论。
相反,李东升使TCL完成了产权革命,何享健领导美的完成MBO产权收购,这种在完成产权革命的基础上把企业交给接班人,对企业的贡献则非常之大。
海尔的张瑞敏目前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张瑞敏个人有奉献精神,但不能保证海尔未来的接班人也有这样的苦行僧似的奉献精神。
没有张瑞敏的海尔可能比没有柳传志的联想更为可怕,问题在于张瑞敏是否能将海尔顺利交接。
倪润峰重出江湖,试图解决长虹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如果他能够领导长虹完成产权革命后再交接班,那他对长虹的贡献将是巨大的,他也将成为一位真正意义上的伟大的企业家。
未来几年,中国企业将进入领导人交替的阶段。
中国企业在呼唤未来商业领袖的同时又面临领导人的继任危机。
柳传志在赛马中相马,给中高层表现的机会,通过实践考察其能力,在合适的时机最后确定。
这与GE相似,但又不完全是GE的模式。
GE选了三个人,最后挑了一个人,结果其他两个人离开了GE;
而柳传志选接班人的方式既学GE,又具中国特色,他下不了决心从两个之中选一个,淘汰一个,于是只好分拆了企业,给了两个接班人两条路。
联想的领导人接替反映了一种中国特色的模式,在理性和人性中去抉择时选择的是人性。
当然,柳传志完成交接之后并非对联想不闻不问,很多关键的时刻,柳传志都为联想指明方向,这与当年科龙的情形十分相似。
1998年12月1日,66岁的潘宁宣布辞去科龙集团总裁的职务。
几年后,潘宁又正式从董事长的职位上退休,接任者是与其共事15年、年龄比他小17岁的王国端。
据王国端介绍,潘宁仍是科龙公司战略委员会顾问,涉及企业发展战略的重大规划,会请潘宁一起参与讨论。
在潘宁离任后,科龙成立了战略委员会、投资委员会和审计委员会,其中战略委员会的成员以董事会和外聘人员为主,另外两个委员会则全都由外聘人员组成。
通过聘请外面的人才,使董事会决策时得到与企业利益不直接相关的专业人士的帮助,从而更好地把握发展方向,避免重大失误。
而华为的接班人选拔模式也独具特色,在《华为基本法》中第一百零二条写道:
“华为公司的接班人是在集体奋斗中从员工和各级干部中自然产生的领袖。
公司高速成长中的挑战性机会,以及公司的民主决策制度和集体奋斗文化,为领袖人才的脱颖而出创造了条件;
各级委员会和各级部门首长办公会议,既是公司高层民主生活制度的具体形式,也是培养接班人的温床。
要在实践中培养人、选拔人和检验人。
要警惕不会做事却会处世的人受到重用。
“我们要坚定不移地向第一、二代创业者学习。
学习他们在思想上的艰苦奋斗精神,勇于向未知领域探索;
学习他们的团队精神和坦荡的胸怀,坚持和不断完善我们公正合理的价值评价体系;
学习他们强烈的进取精神和责任意识,勇于以高目标要求和鞭策自己;
学习他们实事求是的精神,既具有哲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的眼界,又具有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
走向世界,实现我们的使命,是华为一代一代接班人矢志不渝的任务。
”
华为通过《基本法》使上下达成共识。
虽然老板还是在继续掌权,但通过制度化的方式发现、培养了一批中高层干部,形成了一个团队。
任正非在1997、1998年的时候就在思考企业接班人的问题,他提出只有尽贤和不断培养接班人的人才可能成为华为的领袖。
尽贤与尽力是领袖与模范的区别,模范要的是尽力,而企业领袖要尽贤,凭的是能力和道德,是在集体奋斗中从员工和各层干部中自然产生的领袖。
他认为接班人问题不仅是要实现老板位置的更替,而且更在于老板能不能带出一支队伍,实现文化的传承。
还有一种模式是倪润峰的长虹模式。
2000年,倪润峰因年龄与健康原因,将长虹一分为二,交给赵勇和袁邦伟两人经营。
不到8个月,58岁的倪润峰重新复出,将法定代表人、董事长、CEO、党委书记等数职集于一身,原因是倪润峰对新任两位接班人的经营思想和企业策略不以为然,认为他们背离了自己一贯的经营理念。
业界和媒体似乎都在贬低倪润峰垂帘听政,认为他耐不住寂寞。
其实他的做法也有中国的特色。
在四川那样一种市场环境、企业环境和政府环境下,第二代职业经理人的管理新政是无法有效推行的,因为企业的发展遇到了深层次的治理结构障碍。
倪润峰清醒意识到长虹作为国有企业,根本问题是治理结构障碍,而不是管理问题,不是靠职业经理人搞管理就能有未来的。
而长虹的治理结构问题只有他重出江湖才有可能得到根本解决。
因此他重出江湖后,便努力探索MBO杠杆收购、国有企业产权变革的问题。
中国的企业家目前正处于接替的一个过程,第一代企业家所处的市场环境基本上属于机会主义市场,公平竞争环境还没有真正形成,竞争的游戏规则没有确立,个人决策速度是企业制胜的关键。
只要企业家能优先把握机会,抢先或凭感觉进入某个领域,运用超常规的企业运作方式就能成功。
因此,第一代企业家要能敏锐洞察机遇、把握机会,有很好的直觉思维和感知力,并且要有非凡的魄力和创新精神,独揽人权。
能够驾御大局、权衡企业内外各种复杂的矛盾关系;
他们有突出的人格魅力,柳传志、张瑞敏、任正非、倪润峰等都是个人魅力型领袖。
中国过去的市场环境决定了有这些特点的领袖人物能够脱颖而出。
现在,中国的产业发展已到达一定程度,WTO的加入标志着机会主义时代已经终结,新的市场竞争格局已经形成。
企业和商业领袖面临的机遇和环境不同了,机会主义时代企业赖以成功的要素在今天已经变成企业发展的障碍。
过去的市场虽然也错综复杂,但毕竟市场规则比较单一,企业领导的统一决策就可以率领一个企业获得发展。
而现在企业步入了全球市场竞争的时代,企业首先要找到前进的方向,必须要参与国际竞争,这要求企业领导人必须具有清晰的战略思维,形成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在企业领导人交接过程中,上一代领导人的经营理念已经有一部分不适用于现在的市场,这也给新一代领导人提出了挑战。
除了外部环境的转变之外,企业自身发展阶段的变化也对企业家素质提出了不同的要求。
创业时期或高速成长时期需要的是原始创业激情、企业领袖身先士卒的感召能力,中国第一代企业家或多或少都有一种革命式的创新精神,是具有政治家思维的企业家,他们善于通过口号式、运动式的方式驱动企业高速发展。
第二代领导人需要把激情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之上,要形成明确的战略观点,致力于企业系统的管理升级与文化变革。
内外环境的不同,使得两代企业家所需要的素质和能力也不一样。
第一代领导人是个人魅力型的企业领袖,第二代领导人则是团队领袖;
第一代领导人个人意志决定企业意志,大权独揽,第二代领导人则需要善于授权;
第一代领导人凭直觉凭经验,领导更像是一种艺术,而第二代领导人需要艺术与科学的结合;
第一代领导人是经验型的,第二代领导人是学习型的。
第二代领导人在接替领导岗位的时候,面临一系列的挑战:
第一是企业业绩和公司成长的压力。
在机会稀缺的新环境中,企业很难再保持过去那种高速成长的模式,但过去成功的惯性往往使第二代领导人面临成长压力,被迫追求短期业绩;
第二是信任和支持的挑战。
第一代领导人带领大家打江山出来,员工自然崇拜他、信任他,跟他走。
而第二代领导人要么是空降,要么是第一代领导人钦定或子承父业,他面临的不是充分信任的文化环境,要树立自己的威信和权威需要有个过程;
第三是团队再造的问题。
要从过去依靠个人转变为依靠管理团队,要处理新老创业者之间的矛盾,企业家要再造和培育团队,自己成为这个团队的领袖;
第四是文化再造的问题,第一代领导人靠言传身教,形成一种企业文化,得到大家的认同。
第二代领导人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肯定有所不同,要重建与整合企业的文化,在继承基础上进行创新,既不能完全照搬,也不能完全推倒重来;
第五是适应全球化竞争和技术变革对领导能力提出的挑战。
第二代领导人需要具有全球视野,对技术的进步保持一种战略性的本能,同时领导者不能独占信息,要学会组织的沟通。
对于解决企业领导人危机,也并非是现代的企业制度好,美国安然、世通事件从本质上揭示出现代企业制度、职业经理人制度存在致命问题。
家族企业并不一定是落后的方式,不一定非要完成从家族到现代企业制度的转换。
如果儿子既可靠又有能力,那一定是子承父业,绝对比职业经理人好。
也不一定要儿子是全能,如果他不能干,但善于用人,善于授权,让他继承财产然后去用人,家族企业也能成功。
不管是什么企业,关键在于处理内外各种矛盾关系的终极标准到底是血缘关系还是市场法则。
日本企业是企业家族化,判断是非的终极标准是企业市场生存法则。
中国是家族企业化,倒过来,处理问题的终极标准是血缘,而不是市场法则。
中国企业的血缘关系还有一种是老战友、老同事的亚血缘关系,大哥文化、兄弟情结浓重,形成各种道不明、说不清的利益群体,职业经理人进入这个系统往往感到迷惘和困惑,他们在这种企业政治生态中难以发挥作用。
当前空降的职业经理人还很少起到很好的效果。
这是因为企业真正要让空降部队发挥作用,需要从人治转向理性权威,职业经理人才能发挥作用。
企业过去是粗放式经营,没有任何管理规范和标准。
在这种以人治为主导的企业环境中职业经理人有能力也使不出,拳头打出去没有回应。
同时企业尚未建立基于战略的有效管理系统和信息系统,企业内部是黑箱运作,老板和职业经理人之间就难以形成信任关系,不能有效授权,职业经理人也无法施展才华。
所以职业经理人发挥作用必须有几个条件:
一是企业有战略;
二是要建立一个管理系统,有游戏规则;
三是企业管理必须透明,企业家懂得如何跟职业经理人打交道。
这样创业企业家才能信任职业经理人,他们才能找到创造价值的土壤。
另一方面是职业经理人自身不成熟,有缺陷。
他们就像一个青涩的苹果,而创业型企业家则像是饱经风霜的熟透了的柿子,融合不到一块儿。
在人格特征上,中国的企业家既自信又脆弱。
自信比较容易理解,中国许多企业家都是白手起家,凭借自己的个人能力拳打脚踢把企业做大,因此他们特别自信,但很多企业家内心其实很孤独。
中国整个社会的认知系统还是以官本位为核心,没有把企业家看成整个社会的核心力量、价值创造的主导因素,没有赋予企业家真正的社会地位。
比如纳税风波,不讲企业家为社会奉献了多少,而是索取了多少,认定为富不仁。
这就造成了中国企业家的三个情结:
毛泽东情结,红顶商人情结,儒商情结。
特别是儒商情结,从本质上说这是不敬业的表现,没有把经营企业作为自己的毕生追求,还是希望做企业同时弄个教授或官衔,两栖运作,要么和政治靠拢,要么和学界靠拢。
他不认为企业家这一职业是高尚的,而总想着去弄个文凭官位什么的,这就是脆弱的表现。
中国没有真正代表企业家利益的组织,如雇主协会,企业家从个体上看是强势,但从整体上看,是弱势群体。
在企业内部,文化传递系统的缺乏使得企业家与员工之间上下缺少沟通交流。
企业目标责任系统的缺乏使得市场压力传递不到员工身上,压力都集中在老板一个人身上。
这些都造成中国企业家一方面是呼风唤雨的领袖,一方面是孤独的行者,内心焦虑和痛苦没有人能理解。
中国没有真正意义的CEO人才市场,第一代企业家是创业型经理人,没有必要到其他企业任职。
在某种意义上我国还是个人魅力型领袖占主导地位,他们的成功具有独特性,不可替代性。
但没有普遍性,他们到另外的企业未必能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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