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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外交往的议程不再仅仅局限于与本国利益有关的事务,也广泛涉猎地区乃至全球性议题,中国在地区与全球性事务中日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鉴于此,本文旨在探讨冷战后中国外交所体现出的国际化趋向,包括中国外交国际化的成因、体现及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展望中国外交的长远走向。
一、中国外交国际化趋向的成因
中国外交的国际化受内外两方面因素的影响。
就内部因素而言,外交的国际化趋向有中国自身的利益驱动和责任需求。
改革开放以来,日益增强的全球性联系使中国的利益远远超出了国界,海外利益维护和保护已经成为中国与国际社会打交道的一项重大议题。
对海外利益的界定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思考:
一是强调海外利益是国家利益的延伸,可以把中国海外利益界定为国家领土之外的利益。
在当今的国际环境中,中国的海外利益具体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人员生命安全、财产安全、能源供应和海外市场的拓展。
二是新型的利益观强调。
中国海外利益与国际社会的联系广泛而紧密,要在与国际体系的互动中界定海外利益。
从这种意义上讲,中国海外利益是指中国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民通过全球联系,以国际合约形式表现出来的国家利益。
海外利益的产生是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中国实施“走出去”战略的产物。
例如,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中国海外企业、公民人身安全和海外财产都遭受到严重威胁。
2001年,3名中国工人在菲律宾遭绑架;
2003年3月,中国渔船在斯里兰卡海域遭遇袭击。
据统计,2005年,外交部参与处理的各类中国人海外安全事件为2.9万件,2006年超过3万件[1]。
这些数字说明,非传统安全已经成为中国海外利益的重要威胁。
因此,中国急剧扩大的海外利益及其保护成为中国特色外交理论与实践中的新课题。
与此同时,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崛起、综合国力的提升,强化了中国体现负责任的大国风范与地位的责任需求。
这种需求涉及的面很广,也可分出不同的层次,如在联合国安理会中扮演一种更活跃、更富有建设性的角色;
在各种主要的国际组织中获得充分的代表权;
主动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权益;
在各种维持和平行动、难民救援行动、打击毒品走私行动和国际生态环境保护行动中,起到更积极的作用,等等。
总之,中国期望并追求在亚太地区发挥积极和重要的影响,努力成为全球范围内有影响的、被公认为起建设性作用的国家。
而外部因素则是,冷战后全球性问题的凸显以及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许乃至压力,强化了中国外交的国际化趋向。
一方面,全球性问题的治理与应对任何国家都难辞其咎。
冷战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导致了跨国问题的激增和非传统安全挑战的凸显。
生态失衡与环境污染、资源短缺、人口爆炸、粮食危机与全球贫困、海洋利用与宇宙开发、人权与民族主义、恐怖主义、难民、毒品和爱滋病等等已成为全球性问题,这些全球性问题不仅危害广,而且它不是个人或单个国家所能对付和解决的,必须国际社会共同努力。
因此,对全球性问题的关注与参与处理成为中国外交的重要任务。
另一方面,国际社会期望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2004年10月12日,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参观中国维和民事警察培训中心时说,世界希望中国更加直接地参与国际社会为结束冲突并帮助战患国重建社会而采取的维持和平行动及其他行动[2]。
2005年9月,美国常务副国务卿佐利提出要鼓励中国成为现存国际体系中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3]。
国际上有些政客与国家在鼓吹“中国责任论”的同时,也向中国施加压力。
例如,达尔富尔问题本来是苏丹内部问题,但由于中国同苏丹政府友好,近年来西方媒体乃至部分国家政府纷纷将该问题与中国联系起来,使中国承受了不明不白的压力和指责。
不仅如此,近年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迅速提升,国际上质疑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属性的声音多了起来,“中国是准超级大国”、“中美两国集团共治世界”等论调不绝于耳。
国外媒体和一些国家更是指责中国以发展中国家为借口逃避国际责任。
中国政府在对此论调予以驳斥的同时,也以实际行动来担当起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应担当的国际责任。
2010年4月29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北京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举行会谈时明确指出,中国一定会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这不仅是国际社会的期待,也符合中国的利益[4]。
二、中国外交国际化趋向的体现
内外因素的驱动,使中国在冷战后的国际事务中,从国际体系的被动参与者转变为积极参与者、维护者和建设者。
在维护地区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方面,冷战后中国在联合国维和行动、朝核问题、达尔富尔问题等发挥着独特而重要的作用。
中国政府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是在冷战后时代。
中国政府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全面参与表现在对联合国维和机制的主动加入、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次数与人数的增加,以及中国对联合国维和费用摊款额的上升等方面。
1988年12月,应中国的积极申请,联合国正式接纳中国为维和行动特别委员会成员。
2001年12月,为统一协调和管理中国军队和警察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工作,中国正式成立国防部维和事务办公室。
根据联合国维和行动部2001年、2002年对维和人员的历次月度统计,中国向联合国维和区派遣的人员总数一般维持在100多人的水平,明显少于美、英、法、俄等国家。
但是从2003年开始,中国维和人员总数由100多人上升到300人左右;
而从2004年开始,中国维和人员总人数上升并稳定保持在1000多人[5]。
上升的幅度之大、速度之快,已引起世人的注目。
今天,中国已成为常任理事国中提供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
据联合国维和行动部2005年8月对维和人员的月度统计显示,在联合国同期的18项维和行动中,中国共参与13项,维和人数列五大国之首,在106个提供维和人员的国家中排名第17位[6]。
此外,中国对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资金支持也逐渐增多。
2003年12月23日,联大通过了2004年至2006年的联合国经常性预算分摊比例。
根据新的比例表,中国的会费分摊比例将从目前的1.54%上升为2.05%,在所有联合国会员国中列第九位,中国所分摊的维和经费比例大致与此相同[5]。
中国十分重视达尔富尔问题,并一直通过元首互访、派遣特使、通电话、互致信函以及在联合国等场合开展协调等各种途径与各方沟通,推动平等对话,为妥善解决这一问题发挥着建设性作用。
中国还积极帮助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以期从根本上解决当地的发展问题。
目前,中方已向达尔富尔区提供了价值8000万元人民币的物资援助,向非盟提供了180万美元的捐助。
中方还将向为联合国和非盟达尔富尔问题特使斡旋工作提供资金支持的联合国信托基金捐款50万美元[6]。
在维持世界金融秩序稳定方面中国也发挥着日益突出的作用。
对于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中国政府没有置身事外,而是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并支持香港特区政府进行港币保卫战,成为遏制危机的中流砥柱,这种负责任的政策和合作的态度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赞誉。
2010年,中国的经济刺激计划更是有效推动了世界实现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恢复。
面对全球性问题,中国亦以合作的姿态积极应对。
苏联解体后,面对民族分离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三股势力在中亚的迅速蔓延,中国一直是中亚地区安全与和平维护的坚定支持者。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积极推动“上海五国”机制发展成为
区域性合作组织———上海合作组织。
2001年6月,上海合作组织正式成立。
作为第一个在中国境内宣布成立、第一个以中国城市命名的国际组织,上海合作组织彰显了中国在该组织中的作用。
三、中国外交国际化趋向的影响
冷战后,中国外交国际化的发展趋向产生了以下主要影响:
首先,外交的国际化昭示中国向全球型国家迈进。
全球型国家是指世界政治经济中极个别国家,他们拥有具有世界性影响的独特价值体系,具有广泛的全球联系和海外利益,其国家规模和活动范围远远
超出地理边界限制,国家职能除了传统的提供国内善治所必须的公共产品以外,还有责任为国际善治、长治提供必要的国际公共产品。
外交的国际化是中国国家国际化的结果与需求。
随着中国的国家国际
化趋势日益向深度拓展,中国政府需要在其承担的双重责任之间进行妥协:
一是中国政府对世界经济机构的责任,二是中国政府在搞好国家经济、维持福利方面对国内人民的责任。
这推动着中国逐步向全球
型大国迈进。
其次,有利于中国的海外利益维护及国际秩序的改善。
外交的国际化趋向彰显了中国外交的能动性与影响力增强。
这不仅有利于中国日益扩展的海外利益维护,也有利于国际秩序的改善。
“中国制定规则能力的提高以及在国际组织中影响权重的上升,使中国有机会将自己对世界的理解贯彻到修订国际规则的实践中。
”[7]为应对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2009年4月,温家宝总理在博鳌亚洲论坛2009年年
会的主旨演讲中用了很大的篇幅来阐述加强亚洲国家合作的主张,并重点提出了包括扩大双边货币互换额度和签约国范围、尽早建成区域外汇储备库、推进亚洲债券市场建设等“一揽子”财金合作方案,在
国际上产生较大影响[8]。
但是,应该引起重视的是,中国外交的国际化趋向增大了中国的战略压力,需要中国在“发展需求”与“责任需求”之间做到较好的平衡。
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成长最快的新兴经济体,自身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依然任重道远,同时要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如何扮演好两种角色,在两者之间保持平衡,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9]“中国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将面对只有国际责任,没有领导权的现实,这在短期内很难改变。
”[10]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虽然已位列世界前三,但从人均收入来看,仍然属于中等偏下收入国家行列,距发达国家的标准尚有很大距离,要成为准发达国家也需要几十年的艰苦努力。
倘若中国放弃“发展中国家”的定位,从外交策略讲也十分不妥,既不利于团结广大发展中国家,又会引起有冷战思维国家的警觉。
因此,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要坚持“发展中国家”的定位,要具有“发展中国家”的意识。
中国不可能完全按照美国的设计承担“责任”,而只能根据自身的实力与利益,根据国际社会多数国家的愿望及国际准则负起应负的责任,中国不应当也负不起发达国家的责任。
另一方面,中国要实施“走出去”战略,也必须负起更大的国际责任。
只有负起更大的国际责任,才能更好地影响和改造国际秩序,才能更有效地维护和扩展国家利益。
因此,对于当前及未来较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外交需要在“发展需求”与“责任需求”之间做到较好的平衡。
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中国的理念较好地体现了这一原则:
中国一方面强调应对气候变化是各国共同面临的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
另一方面,中国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出发,提出在应对气候变化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阶段和基本需求。
国家主席胡锦涛在2009年9月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的讲话中再次重申了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11]。
总之,中国外交所呈现出的国际化趋向清楚地彰显了在从政治外交向全方位外交演进的过程中中国外交所处的历史方位。
外交的国际化趋向不断地增强中国外交的能动性、自主性以及影响力,一种成熟的现代外交将会在中国同世界紧密联系的环境中逐步形成,也昭示着中国向全球型大国逐步迈进。
参考文献:
[1]王金强.国际体系下的中国海外利益分析[J].当代世界,2010,(4):
55-70.
[2]熊争艳.安 南:
世界希望中国更直接地参与国际维和行动[EB/OL].(2004-10-12)[2010-04-20]
[3]RobertB.Zoellick.WhitherChina:
FromMembershiptoResponsibility?
[EB/OL].
[4]温家宝.中国定会承担更多国际责任[EB/OL].(2010-04-30)[2010-08-22].
[5]赵 磊.中国对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态度[J].外交评论,2006,(8):
80-86.
[6]赵青海.中国与达尔富尔问题[J].对外传播,2008,(3):
5.
[7]苏长和.论中国海外利益[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8):
13-20.
[8]温家宝.增强信心深化合作实现共赢[EB/OL].(2009-04-18)[2010-11-14].
[9] 崔立如.中国外交要适应崛起大势[N].环球时报,2009-10-29(14).
[10]董 彦.中国周边外交何去何从[J].中国报道,2009,(5):
62-63.
[11] 胡锦涛.携手应对气候变化挑战———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开幕式上的讲话[EB/OL].(2009-09-22)[2010-09-23].
中国近现代化结课论文
——中国外交的国际化趋向
历史文化学院08级一班
吕佳丽(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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