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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民族文化的发展特性与动力
民族文化的发展特性与动力──区域经济与民族振兴
摘要:
谈民族文化问题,不能不联系到区域经济。
法国学者佩鲁指出:
“经济体系总是沉浸于文化环境的汪洋大海中,在这种文化环境中,每个人都遵守自己所属群体的规则、习俗和行为模式。
”反之,研究民族经济更需要重视文化因素的作用。
关键词:
民族文化、发展、区域经济、振兴
正文:
人类文化是全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多民族国家的文化由各民族的文化创造汇聚而成,从而具有共通的基本属性;基本属性寓于各民族文化的特殊性之中。
在民族文化的发展中,主要表现为──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涵延性与主导性的并存、兼容性与选择性的一致。
这三者往往交织叠合、密不可分,但又有各其偏重与特性。
一、民族文化发展的特性
民族文化呈示民族的精神面貌和价值取向。
“民族和文化是两个密切联系的概念,民族本身就代表着一种文化,而文化则是构成民族的要素。
”
(1)本文在两个层次上使用“民族”概念,一是泛指相对于世界其他民族而言的中华民族,再一是具体用于中华民族共同体中的各兄弟民族。
1、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
这是民族文化的基本属性。
任何民族文化必存在于特定的地域空间和具体的历史时间之中,蕴涵这一文化的民族特性,也反映出这一文化发展的时代性质。
各民族的文化,因其民族性而呈现有别于其他民族的文化特质,又依其时代性而融汇成人类文化的共性特征。
民族性体现了一个民族的文化自身发展的特殊性,代表一定的民族文化传承积淀与特定地域文明的特点,表现为该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文化类型。
时代性则体现人类文化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共同特征,反映文化发展由低向高的发展方向和文化之间传播、交融与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关系,表现为人类文化发展阶段的标识和特定的文化类型所展示的时代风貌与精神。
民族性与时代性统一,民族性存在于时代性之中,时代性反映民族性的共同特征,不存在绝然独立的文化属性。
正由于二者的统一,衍生出文化的整体性与独立性、连续性与阶段性、自主性与互赖性、兼容性与选择性等等的有机共生。
这些特性又表现为民族意识与全球意识、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统一。
民族意识是民族文化的本质特征所在,全球意识则从世界和人类文化发展的高度拓展了各民族的文化视野。
民族精神展示出一个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生命力,时代精神则代表人类文化发展的方向和历史演进的阶段特征与风貌。
民族文化的生命力,就在于较好地结合其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不断地更生创新,既能保持和发展其优秀的文化传统,又能积极地有效地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成果。
要实行这样的文化创新,就要对本民族的文化发展进行历史的、客观的甄别认识,存其精华,创造出具有民族特色的新文化,以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
这样的文化创新,必须立足于全球意识的高度,从人类文化发展的方向中,把握民族文化的发展与创新。
因此需要积极借鉴和吸收人类进步文化,并能与本民族文化发展的实际需要有效结合。
民族性与时代性统一,要求文化建设必须坚持改革与开放相结合的原则。
文化的民族性,决定了改革是中华文化继承与发展的根本途径,弘扬优秀的文化传统,是文化现代化的重要步骤;文化的时代性,决定了开放是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为人类文化发展做出贡献的必由之路。
2、涵延性与主导性的并存
文化的涵延性系指一种文化所具有的兼融涵括、多元共生与传承延续、传播吸收等特性;主导性则是指文化的多元复合结构中,必然呈现该文化的主导倾向,包含明显的价值取向和民族特性。
文化的涵延性与主导性并存,反映着文化存在的结构特性。
文化是一个涵延广博的概念,有其丰富的内涵,诸文化因素多元交汇,文化传统的历史延续同文化发展的时代新质共集于一定的社会空间。
文化创新是以一定的优秀文化传统之弘扬为前提的,新文化不可以完全独创出来;并且,文化演进还是文化发展多元因素相互吸收、兼容并蓄的过程。
正是在继往开来与传播互感的文化整合中,民族文化得以实现适应时代要求的新发展。
从文化的涵延性来看,独具特色的中华文化发展非常典型地证明了文化特性的客观存在。
中国传统文化无论从悠久的历史传承还是从广博的丰富内涵以及辽阔的地域分布上都具有鲜明的典型性。
中华文化是各区域、各民族文化的荟萃,中原华夏文化与带有区域特征的吴越、巴蜀、荆楚、齐鲁、燕赵、岭南文化等等并存,同时又是和蒙、藏、回、壮等五十多个民族的文化共生演进的。
中华文化既是华夏民族与周边民族文化交融的结果,也是儒家文化与诸子百家学说思想兼容并进的发展过程。
从文化的主导性而言,中华文化历经数千年不衰,其交融会通的强大生命力之中,展现出立于主导地位的、与时代发展相适应的文化特质。
那就是,儒家文化吸收各家各派思想文化而发展──历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等各时代的交融、整合、演变,一直居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主导地位,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反映出民族文化的主导性特性。
就文化发展而言,影响主导性的有各种因素,如受时代的政治、经济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影响,同时还受到文化涵延性的制约。
从纵向的文化传承来看,主导性离不开文化传统的继承发展;从横向的多元交汇来说,主导性又与文化诸因素密不可分,受到文化的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准以及同期外来文化及异民族文化的冲击与影响。
民族文化的生命力正是在自身不断发展和吸收外族文化精华的整合中壮大的。
史实证明:
文化的涵延性与主导性必然适应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文化的基本特性决定文化存在的结构特性。
3、兼容性与选择性的一致
如果说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是文化发展的基本属性,涵延性与主导性的并存则从文化的结构功能上规范了文化存在的特性;那么,兼容性与选择性的一致就是文化发展过程中文化演进的特性。
兼容性不仅包括了涵延性所规范的文化多元复合与传承演化的因素,而且含指文化发展中精华与糟粕、进步与落后等等因素的并存。
有可能区分出文化的精华与糟粕,又有许多无法绝然判定的交汇复合内容,而且在不同的历史时代或具体的状况情形下,精华与糟粕的判定受到时代的局限,也受到评判主体的制约。
无论道德评判还是历史评判,都离不开人的价值取向标准和用以评判的参照系标准。
进而言之,文化发展是新陈代谢的过程,进步与落后是相对的,精华和糟粕也往往杂陈,这就提示了兼容性与选择性之重要,而且两者并非独立存在而是相一致的。
选择性指文化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选择、吸收所需养分以补充、壮大本体文化、排斥不适应自身需要的民族文化的内在机制。
其包括民族文化自身特有的选择、排斥功能,具有客观规律性的特点;又由于文化选择是作为文化主体的人进行的,从而也具有主观能动性的意义。
选择性同样不能独立存在,也受到兼容性的影响。
文化的选择、排斥功能是在兼容性的规范下实现的,选择的结果不是使文化成为单一因素,而是丰富和发展了兼容性。
兼容性一样受到选择性的制约,选择的结果是使兼容并包的各种文化因素根据民族的需要和时代的要求而“优胜劣汰”、“适者生存”,被排斥、淘汰的因素则失去生命力,这就是民族文化发展演进的过程。
就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史来看,不能正确认识文化发展的特性,必然导致理论上的错误和实践中的失败。
无论是“本位文化论”还是“欧洲中心论”、是“华夏优越论”还是“民族虚无论”、是“全盘西化”还是“中体西用”等等,在理论上都是片面割断文化特性的关联,实际中都偏入了歧途,有过深刻的历史教训。
二、中华民族传统与文化发展动力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融合汇聚、共同创造、不断发展的文化共同体。
中华民族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在世界大河文明中是惟一赓续绵延数千年,至今不衰的民族文化。
走遍天下,无论在哪里,“中华民族”这一名称定能唤起炎黄子孙强烈的民族文化归属感、认同感和自豪感。
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亘历千载环袤五洲,依然显现着其强大的民族凝聚力,蕴积着强盛的民族文化发展动力。
民族文化发展的动力表现出三个主要特征,即对自身文化传统的继承发展、借鉴吸收外来文化并进行适应本体文化需要的选择和汲取、以及顺应时代和社会发展要求而进行的会通创新,这三者又是密不可分的同步过程。
1、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与凝聚力
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体现为其民族精神。
“文化传统是不死的民族魂。
它产生于民族的历代生活,成长于民族的重复实践,形成为民族的集体意识和集体无意识。
简单说来,文化传统就是民族精神。
”
中华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蕴积为其强大的生命力和民族凝聚力,表现为独具的民族文化特征,在语言习俗、岁时节日、生活习惯、伦理道德、宗教信仰、行为准则、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思想意识、心态感情等等方面得到充分体现。
通过信任、交情、面子、和谐、互惠等人际交谊,建立起民族认同的联系网络。
以吃苦耐劳、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克己忍从、自强不息、忍辱负重、刚健奋进、威武不屈、自勉自励、坚韧不拔、谦虚谨慎、克勤克俭、仁义忠孝、尊老爱幼、团结互助、以和为贵、尊师重教等优秀民族精神的传承,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是汉民族与兄弟民族文化交融演化的历史产物,也是儒家文化与诸子百家思想学说兼容汇通的结果,并在与外来文化的撞击、交流和整合之中,不断光大拓扬和演进发展,从而不断增强民族文化的凝聚力和创造力。
2、交流互感是民族文化发展的推动力
中华民族的发展史就是汉族与兄弟民族的文化交流史,也是对外开放的文化交流史。
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各民族的文化,除了时代差异外,还有地域和民族特征的差异,在数千年中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各地域文化和各民族文化长期地、不断地交流、渗透、竞争和融合。
因此,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是具体的、历史的,又是多地域、多民族、多层次的立体结构。
中华民族文化是各区域、各民族文化的荟萃,交流互感是民族文化发展的推动力。
民族文化的交流,有民族间及民族外两种类型。
古代社会的文化交流受到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局限,主要限于国内民族与地域间的交流。
汉族与各兄弟民族的融合,其并非消弥民族的文化差异,而是民族文化认同的结果,文化认同也就是民族文化的创新和发展过程。
中华民族间各民族的认同、亲和与交融,经历了漫长的岁月。
从远古时代就开始了不同的民族文化之间的接触,无论表现为交易、和亲、联盟的友好方式,还是掠夺、复仇、征服的冲突形式,客观上都使民族文化得到相互的撞击触发与交流影响,有利于促进民族的融合。
正是在各民族生息繁衍和相互交流中,积育了民族文化发展的养分与动力。
各民族的文化聚集和交融,共同促进了中华文化的发展。
无论是传为民族融合佳话的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还是民族政权纷争角力、南北朝廷相峙抵力,抑或蒙古族、满族一统中华,都是中华民族共同发展的历史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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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看到,民族文化的融合发展,呈现文化发展的主导性倾向,中原汉族文化的高度发达,构成对少数民族及区域文化的涵摄同化力。
居于发达地位的民族自觉不自觉地产生民族优越意识,也酿就了文化优越感,以“华夏中心”自居,或强调“华夷之辩”的理念,以及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的称谓等等,都是民族文化融合和中外文化交流的巨大障碍。
没有民族平等,就谈不上相互学习和交流,这在历史上也是有深刻教训的。
发达的古代文明,也培植了“天朝中心”的自大意识,成为平等交流共同发展的阻力,成为进入近代后“落后挨打”的一个重要原因。
不能忘记“天朝上国”的傲慢昏聩与“闭关锁国”的封闭愚昧,曾带给中华民族保守落后;而近代西方文化也曾伴着血与火的民族欺辱,留给我们灾难深重的史证遗痕。
3、兼融会通是民族文化绵延的内驱力
作为世界上惟一延续千载的民族文化,使人往往会产生一种错觉,以为她是在一种封闭持恒的“超稳定结构”中“长期延续”。
其实不然,中华民族文化的兼融会通特质成为民族文化绵延的内在驱动力。
至于汉族文化在与兄弟民族的文化长期交流、学习、兼融中得以增加养分,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就是不断兼采众长而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会通过程,成为文化绵延的强大内驱力。
在汉民族为主体的民族文化体系建立之后,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绝非各少数民族单纯丧失其民族文化特性而片面消融于汉族的过程。
各地方言、民俗、习惯等等的差异,都可视为中华民族共同体中若干民族特性的历史遗迹。
这是中华文化绵延数千年,大而弥德、久而弥新的生命力之所在。
任何民族的文化都有其空气和土壤,有自己的载体和灵性;任何民族文化都有其生存和发展的权利以及尊重和学习其他文化的义务;都有继承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与汲取融合其他民族文化进行发展创新的责任;也有共同繁荣人类文化进步的历史使命。
各民族的文化发展虽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既有不同的民族特色,却同处并存相互联系,都是其内在调制与外在互感功能交互作用的结果。
任何一种民族文化都不可能在静止和封闭的状态中发展,都是其内在的新旧更替、进步发展的矛盾运动和外部的文化触击冲突、汲取融合之合力的作用。
4、整合创新是民族文化长存的生命力
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基本特性集中体现为文化的内在调制与外在互感功能,通过涵延传播、汲取更新来实现新文化建设。
开放与交融是民族文化不衰的动因,整合创新是民族文化长存的生命力。
中华民族内的学术文化兼容并收、各民族间的交融会通是民族文化发展的强大动力,而与外来文化的撞击吸收、整合创新是其强劲生命力的重要因素。
可以认为中国也有“开放”的传统,彪柄史册的中外文化交流中,中华文化主动向外交流主要经历了三次高潮:
从西汉张骞、东汉班超通西域,晋法显到印度取经、唐玄奘西行、鉴真东渡,到明代郑和“七下西洋”,都是中华民族积极的对外交流。
此后国门更进一步打开,反映了国人“睁眼看世界”的强烈愿望。
(2)
中华传统文化发展史中汲取外来文化,先后也形成几次高潮:
汉唐时印度佛教文化的传入,唐宋时阿拉伯文化的东渐,明清之际西方耶稣会传教士引入西方文化的冲击,都是中华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大规模交汇。
(3)
外来文化的传入为中国传统文化注入了新养分。
例如光辉灿烂的唐代文化既是中土文化与西域文化的结合,也是中华文化与中亚、西亚以及其他文化的汇聚,更是兼融会通各民族文化和外来文化凝聚而成的文化高峰。
唐太宗被尊为“天可汗”。
若再从李唐统治者是否有少数民族血统来分析其政策面,则不仅是文化的融聚,恐怕连血缘都有融合的趋向。
然而,吸收外来文化进行民族文化的整合创新,并没有改变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特质,却为之增进了新鲜养分。
诸入佛教文化与传统儒、道文化的整合,人文哲理的思辩与宇宙生成的探索,将传统儒学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产生了新儒学即宋明理学。
再如,西方传教士的东来,并没有使基督教精神取代儒学正统,却带来天文、数学与科技文明的近代文化冲击,有助于中国近代的启蒙和步入现代化的进程。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
文化总是多因并存的,百花齐放才会发达昌盛。
三、民族文化发展与区域经济振兴
谈民族文化问题,不能不联系到区域经济。
法国学者佩鲁指出:
“经济体系总是沉浸于文化环境的汪洋大海中,在这种文化环境中,每个人都遵守自己所属群体的规则、习俗和行为模式。
”(4)反之,研究民族经济更需要重视文化因素的作用。
1、民族文化与经济发展
人的经济活动,都是由特定的民族集团在特定的地域上进行的。
一定地域中的民族,构成生产力的主体成份。
不同民族在特定环境的适应方式与改造过程中产生了本民族的文化特质,生存环境和经济生活的多样性,造就了民族文化千姿百态的个性特征。
现实的物质生产活动中产生的特定民族文化意识,又成为影响该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基础──经济生活的要素。
由民族文化特征所赋予的价值观念、道德意识、行为偏好、选择方式等等,成为民族特定的文化价值标准,对民族经济生活起到约束作用。
我们在研究民族文化的发展特性与动力的时候,很有必要分析其基础──民族的经济活动。
民族文化大抵可分为三个层次:
物质文化──适应民族共同体生存和发展需要的物质财富;制度文化──维护民族共同体秩序和组织结构的规制形态;思想文化──反映民族共同体价值取向、思想观念、道德意识等民族精神的文化特质。
由此形成不同的民族文化特色,并对民族经济发挥作用。
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不同的民族文化意识外化为不同的经济观念与准则。
以一定的经济生活为基础的民族文化,反过来又规定着民族的经济活动秩序,使之呈现其民族性特征。
尽管同一区域内的不同民族在发展阶段与所处地位上是不同的,其经济利益的获取也是不均衡的,民族自治区域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民族同其他民族实际上的数量和经济发达程度等都有差异;但各民族的特性又受到时代性的制约,不同发展阶段中的民族,共处于同一时代之中,时代的发展对各民族的进步提出要求。
一定的区域融汇了不同民族的活动,归属于不同民族集团的人的民族意识和经济状况及其变革,成为区域民族经济文化发展的要因。
在经济的分析中结合民族文化要素来阐释,寻求符合各民族集团共同利益以及民族集团内部绝大多数成员利益的经济发展之路十分必要。
随着民族文化与区域经济等研究的发展,民族经济研究也日益成为重要的课题,一些学者投身于“民族经济学”的研究,提出了许多颇有见地的观点。
(5)但这方面的研究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还需要从理论上和实践中不断深入。
对于民族文化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更是需要下大气力的课题。
2、“区域民族经济”概念
应当看到,民族区域的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
少数民族聚集地区的生产方式受到自然环境与历史发展阶段以及民族文化传统等等的制约,因而各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既是整个中华民族经济文化发展的组成部分,又是本民族传统方式与水平的承续与演进;既受先进民族和地区经济文化的影响,呈现出共同发展的时代性;也表现本民族文化固有特质和生产生活方式与水准的特殊性。
我曾提出“区域民族经济”概念。
这一概念,是指特定区域中的民族经济,不同于区域经济或民族区域经济。
这一概念,有利于研究一定区域内不同民族的经济状况和问题,因为我国的少数民族大多是与汉族交错杂居的,即使在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地区即民族区域,各民族之间相对集中聚居,却也呈现出不同的民族经济特色。
尤其是我国的区域经济问题大抵以特定“区域”为基点,因此深入界定特定区域内的民族经济是重要而必要的。
(6)
迄今为止,有关区域经济的研究成就显著,但大体存在两方面的不足:
一是强调区域经济,却不很注意区域经济与区域民族经济的差异;再就是注重经济发展,却忽视经济与文化的有机关联,尤其是区域民族经济发展与民族的历史文化传承及民族特性积淀的联系。
这样的不足还不仅仅是学术研究的问题,在国家政策制定与发展战略模式选择等决策中也很明显。
国家的民族政策虽然注重少数民族政治权利的平等,重视少数民族的社会救济和解决其贫困人口的生活问题等等,但就经济发展战略而言,多是以区域经济而不是以民族经济作为发展基点的。
以区域作为考量经济发展的单位,研究其在全国经济格局中的应有位置或发展力度,无论均衡抑或倾斜的战略,都缺乏从理论上深入到区域中的民族经济层面,因而直至今天,中国区域经济的发展与各民族经济自身的变革之间,还存在相当大的隔离与落差。
正是在这种区域性的而非民族性的经济发展格局和理路中,国家对于民族区域的投资和技术注入,包括扶持城市经济和国营大中型企业的发展等等,虽然对于发展区域经济起到了作用,但与当地的少数民族经济之间依旧存在隔离,形成不同的发展体系,区域经济的发展与民族经济的相对贫困成为反差共存体。
这样的“二元化”或“多元化”区域经济发展结构,不利于带动少数民族经济的自身变革,严重的还与当地的民族经济发展相抵触。
先进的经济要素向少数民族区域的植入,形成传统的民族经济结构与新的经济因素之间的各种问题。
如果不注重培植民族经济从传统向现代发展的基础,不提高民族经济自身的变革条件,势必造成城市与企业的独立发展同少数民族农牧经济较为落后状况的继续延存和并立。
那么,区域民族经济的发展也将继续失衡,呈现出固化性的“二元结构”。
发展先进的国营大中型企业与城市经济,并使之与分散落后的少数民族农业和畜牧业并存,这不是区域民族经济发展进步的健康模式。
3、区域经济与民族振兴
中华民族的振兴是各民族的共同繁荣进步,现今进行区域发展战略的调整转变,特别应当重视落后地区许多都是少数民族聚居区的事实;要协调区域间经济的均衡发展,必须重视区域内民族经济的特点,努力提高民族经济自身发展的实力,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在如何发展少数民族经济上下功夫。
近年,贫困问题受到重视,中国的贫困人口绝大多数分布在中西部地区,而且高度集中地分布在西南和西北的几个省区。
1993年国务院制定《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确定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县全国共592个,其中少数民族地区就有257个,占总数的44%。
有研究表明:
“我们无法否认少数民族的贫困问题是极为突出的。
”此研究还进一步指出:
少数民族与汉族在语言、风俗、习惯和心理上存在很大差距,因此与中西部汉族人口相比更不容易参与现代社会经济活动,难以分享现代经济发展的利益,这是其贫困发生率高于同一地区汉族群体的重要原因。
(7)
区域民族经济的发展,受到区域自然物质条件和生产发展水平的制约,也为一定的民族文化传承和习俗特征所支配。
研究经济问题,应当结合民族文化、传统观念、习惯心理等“非经济因素”,因为经济活动与经济行为是由具体的历史文化传承和民族文化积淀中的人来进行的,其行为规范、消费偏好、价值观念等等,无不受其经济思想和观念的支配,经济与文化是密不可分的。
尽管“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在1776年发表《国富论》之前的1759年,就写了《道德情操论》,直到本世纪初马克斯·韦伯强调宗教文化因素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经70年代以来东亚经济“奇迹”要因探讨的催生而经济与文化的关系受到注重,但经济学本身对此的研究依然很薄弱,而探讨经济文化一体性的努力更是难度极大。
不能将民族经济问题仅仅看成是区域经济问题,要充分重视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民族经济问题,协调各民族的经济发展和利益均沾关系,促进团结进步共同发展。
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民族问题不容忽视。
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到民族团结、协调发展提高综合国力,而且关系到国家繁荣、社会稳定的大局,是整个中华民族经济腾飞、国力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
经济学中有个“木桶原理”,即一个木桶的容量不取决于最长的那块木板,而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木板,也可以说“经济生活中,一切是由短线决定的。
”(8)这个原理用在这里不一定合适,但可以用来作为考虑民族经济发展的一种参考:
某一民族经济落后虽然不能决定区域经济的发展,但能影响其发展水平,不能忽视中华民族经济发展是各民族的共同进步。
民族经济的基础一般比较薄弱,技术落后人才缺乏,自然和生活条件较差,贫困面大,产品单一竞争力不强。
但大多具有资源、人力以及特色产品等方面的优势。
因此要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和有地方、民族特色的优势产业和名优产品,促进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化;应选准开发项目,培育主导产业;发展旅游业和各种贸易,以市场为导向建立经营机制。
同时加强扶贫攻坚,强化民族经济的造血机能,加速自身发展,“练内功”与“求外助”相结合。
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抓住有利时机,争取政策扶持,扩大开放引进外资,与先进地区联合协作,使当地的资源优势同内地、沿海地区的资金、技术和人才优势结合起来。
深化改革促进两个根本转变,加速农牧业发展,加强民族团结和进步,因地制宜合理分工、各展所长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加强民族经济自身的变革力度,要大力发展教育事业,积极进行少数民族人才的培育,缩小民族间的经济文化差异,是区域民族经济振兴的关键。
强化民族经济的发展机制,在民族区域走共同富裕之路,是区域经济良性循环的重要环节。
应当强调各民族相互尊重、平等互助,才能实现各民族共同进步和区域民族经济的和谐发展,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振兴。
各民族平等、和谐的民族关系成为共同繁荣进步的重要保障。
市场经济作为开放性经济形态,有利于打破封闭落后状态,超越民族与地域界限,共同进入统一市场;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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