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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陈仪.《永乐大典的编修与解缙的坎坷人生》.兰台世界.2009年01期
(二)研究方法
材料分析法:
通过图书馆、学术期刊等方式收集关于解缙的传记、历史事件和地方志等相关资料对其进行分析处理。
综述法:
从多角度,多方面入手;
从宏观和微观等多方面入手,分析解缙的生平及其治国思想,并对其治国思想进行总结概括。
一、解缙的生平
解缙,字大绅,号春雨,洪武2年(1369)11月7日,出生在吉水鉴湖(今吉水县城文峰镇)的一个书香门第之家。
解缙的祖先原先居住在山西雁门,唐朝时才迁居到江西吉安府吉水县。
解缙幼时聪颖,记忆超群,5岁能诗,7岁善文,人称神童。
解桐曾指出:
“公(解缙)方三四岁时,父筠涧先生尝教之书,公集应口成咏,一时如孝经、古文、小学近思録等书,经目不必再读”。
[1]关于解缙年少聪慧过人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当大多数无史可考,无法判断其真实性。
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少年解缙已经很有名气,明末清初著名文学家钱谦益指出解缙“才名煊赫,倾动海内。
俗儒小夫,谰言长语,委巷流传,皆藉口解学士”。
[2]曾经和解缙一同入阁的阁臣杨士奇对解缙就有这样的描述:
“公讳缙,自幼颖悟绝人。
五岁时,父教之书,应口成咏;
七岁,赋诗有老成语;
十岁,日咏数千言,终身不忘;
十三岁,尽读四书诸经,能贯穿其义理。
老长不能难也。
”[3]
洪武20年(1387),解缙“年十八举江西乡试第一”,洪武21年(1388)会试礼部第七,后名列三甲进入仕途。
当时与解缙一起等第的还有他的哥哥解纶和妹夫黄金华。
一家三进士在当时引起了轰动。
随后,解纶被授予福建道监察御史,解缙和黄金华都被应征为庶吉士。
洪武23年(1390),兵部尚书沈缙弹劾解缙,说他到“部堂索皂隶,语嬉慢,不懂礼貌”[4],解缙因而被改迁为江南道御史。
解缙在担任监察御史之后不久就和都御史袁泰发生激烈冲突。
解缙据理弹劾袁泰,指出袁泰仗着自己的权势,多行不法之事。
太祖不予理会,反而认为解缙缺少涵养。
洪武24年(1391)5月,明太祖把解缙父子召到华盖殿对解缙的父亲说:
“大器晚成,若以而子归,益令进学后十年来,大用未晚矣”。
[5]解缙退回家乡后,在父亲的督促下,闭门读书,努力学习,研究性命道德文章,诸子百家之说。
在这段时间里,他校改了《元史》,精选了《道德经》,並创作了大量的诗词散文如《过曲江张九龄祠》、《题吴山伍子胥庙》、《题胡忠简公敕书》等等。
洪武31年(1398)夏,明太祖逝世,解缙和兄长两人听闻讣告赴京奔丧,而反对解缙之人弹劾其在家仅8年,未学完10年便上京,是违旨的行为:
“京师有司劾违诏,且母丧未葬,父年九十,不当舍以行”。
[6]于是解缙被贬为河州衙吏,而解纶得以回乡赡养老父亲。
后三年,经礼部侍郎兼翰林院大学士董伦的举荐,解缙得以返回京师,任翰林待诏,官职从九品,侍奉皇帝左右。
建文4年(1402),燕王朱棣以“清君侧,诛齐黄”为名,攻陷南京,夺走皇位,惠帝下落不明。
燕王朱棣在南京称王,命文臣方孝孺草拟《登极诏》,以颁告天下。
方孝孺不从,并当众辱骂燕王。
朱棣大怒,灭其十族,将其宗亲847人一起诛杀。
朱棣转而命解缙草拟。
解缙起草的《登极诏》旋即颁行天下。
朱棣于建文四年(1402年)六月十三日在大明宫奉天殿登基,宣布废除建文年号,将建文纪年复为洪武纪年,以建文元年(1399年)为洪武三十二年。
次年,改元永乐元年(1403年),后史称朱棣为永乐帝或明成祖。
永乐二年,解缙出任甲申恩科廷试主考官。
恰巧这一年一甲前三名、二甲前七名都是江西人,而作为主考官解缙、胡广、杨士奇、胡俨、金幼孜5人也都是江西人。
这次廷试,引起了天下举子大哗,认为“内中必有地方乡故的隐情”。
朝中妒恨解缙的权臣也趁机起哄,奏请“彻查以解天下之惑”。
经调查虽无直接证据可言,但解缙等人却难掩奸人之口,由此让奸臣有了“结党营私”的嫌疑和口实。
解绪被贬为广西布政局参议。
永乐5年(1407)淇国公乐福将秘密商定立储的事传到外廷,群臣议论纷纷,成祖非常生气。
汉王朱高炽诬告是解缙泄密,解缙再次别贬往交趾。
永乐八年(1410年),解绍入京奏事,正好赶上朱棣北征,他见过朱高炽后,离京还职。
汉王朱高煦说解缙私勤太子,无人臣礼。
朱棣将解缙直接打入监狱。
过了五年,管理诏狱的锦衣卫指挥纪纲把诏狱囚犯的名单给朱棣看,朱棣指着解缙的名字问:
“此人还在狱里吗?
”纪纲似乎得到暗示,将解缙灌醉,然后埋在雪里,解缙就这样死去了。
[7]解缙死后,他的家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他的全部家产被抄收,妻子徐氏、陈氏和儿子祯应、祯亮以及吉水解氏家族的其他成员也都被发配到辽东。
二、解缙的主要政绩
庐陵自古人才辈出,庐陵文化拥有源远流长的历史传统、兼收并容的文化群体、群星灿烂的文化氛围、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博大精深的思想内涵、文章节义的地域特色。
解氏家族自迁居吉水地区到解缙时约七百余年,家族中人才辈出,文风鼎盛。
庐陵节义促进了吉水解氏家族的发展,解缙就是在庐陵文化的熏陶下成为一代名臣。
解缙在为官之时也常常用庐陵节义来自我约束。
洪武二十年(1387),解缙作为庶吉士,侍奉皇帝左右。
一日,解缙陪朱元璋在大庖西室进膳。
席间,朱元璋对解缙说:
“朕与你义则君臣,恩犹父子,你应当知无不言。
”[8]于是解缙认为发挥自己才能的时候到了,他接连呈上《大庖西封事》、《太平十策》。
解缙在当时明确看到了明朝建国20年以来,出现的种种弊端。
解缙上疏中指出在明太祖建国以后,针对社会经济衰落的现实,在经济方面实施了一些予民方便的政策,使人民有休养生息的机会,但是采取治理乱世应该用严酷的法律的做法,让人望而生畏。
解缙还指出洪武13年(1380)的胡惟庸党案、洪武15年的空印案、明洪武18年(1385)户部侍郎郭桓贪污案,都导致了大批的牵连之事以及大兴文字狱,使当时为官之人诚惶诚恐。
解缙指出滥杀无辜、株连之法是明朝最大的弊政。
解缙向太祖建议:
崇祀生哲,制定礼乐,禁绝娼优,更换宦官,焚经咒,绝鬼巫,裁冗员,辨善恶。
过后不久,解缙又献《太平十策》,认为当前十件事情是紧急且重要的:
“当今之急务,王政之大端,不过十事而已:
一曰参井田均田之法,二曰兼封建郡县之制,三曰正官名,四曰兴礼乐,五曰审查辅道之官,六曰兴学校之政,七曰省繁冗,八曰薄赋敛,九曰务农,十曰讲武”。
[9]
解缙两次上书,均未得到太祖认可,相反却惹来了他人妒忌。
解缙被贬江南道御史。
可见解缙秉承了庐陵人为官清廉、刚正不阿的节义。
然而太祖不予理会,反而认为解缙缺少涵养。
胡惟庸案发生10年后,明太祖假托有星变,得殺大臣应祸,斩杀8位开国功臣,供词所牵连坐诛者达到三万余人,其中令人震撼的是,就连太师韩国公李善长也受到牵连,后被赐死,他家人亲戚七十余口全部坐族诛。
解缙以利害关系及亲情的角度来分析,认为李善长绝对不可能谋反。
解缙代工部郎中王国用起草奏章,替李善长讼冤。
此事发生之后,太祖认为解缙缺少涵养,容易成为大家的排斥对象。
于是在洪武24年(1391)5月,明太祖令解缙父亲将解缙领回家进学。
明太祖的用意很清楚,就是欲融其锐气,进于中和。
解缙退回家乡后,在父亲的督促下,闭门读书,努力学习,研究性命道德文章,诸子百家之说。
在这段时间里,他校改了《元史》,精选了《道德经》,並创作了大量的诗词散文如《过曲江张九龄祠》、《题吴山伍子胥庙》、《题胡忠简公敕书》等等,都具有相當的水准,大部分保留在他的作品《文毅集》中。
在永乐初年,解缙奉命修撰《明太祖实录》和《古今列女传》。
而解缙最大的功劳在于编修《永乐大典》。
在洪武时期,解缙在呈上的《大庖西封事》就初步提出了这一个构想,当因其他原因没有实现。
成祖继位后,命令解缙修撰这样一部类书,“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修葺为一书,无厌浩繁重”。
解缙接到命令后,就开始准备事宜,在永乐2年(1404)编成,取名为《文献大成》,成祖感觉这本书仍然内容太过简略,不够宽宏,于是又命令以姚广孝、刘季箎和解缙为总裁,重新编修。
直到永乐六年(1408),《永乐大典》才告完成。
《永乐大典》全书仿照《洪武正韵》的韵目进行编排,以韵统字,以字系事,把天文、地理、人伦、国统、道德、政制、名物、奇闻异录等类随字收载。
全书分门别类,辑录上自先秦,下到明朝初期的8000余种古书资料,大凡经史子集与道释、医卜杂家之书全面收辑,加以汇聚群分,内容详备。
凡是入选的书,不许任意删节涂改,必须按原书一字不差地整部、整篇、整段分类编入,使大量在宋元以前流传下来的佚文释典得以传世,保存了明代以前大量的哲学、历史、地理、语言、文学、艺术、宗教、科技等方面丰富宝贵的资料,以至于到清朝纂修《四库全书》时,还能从中辑出佚书500余种。
它的编纂,把解缙的人生功业推上了最高峰,也显示了这个大才子作为领军人物的卓越组织才能,奠定了他在中国历史文化方面的杰出贡献,解缙从此与《永乐大典》一起名垂青史。
永乐初年,皇帝召见朝中重臣福乐、金忠讨论立储问题,结果发生分歧。
以福乐为主的武将认为应该立皇二子朱高熙为太子,因为朱高熙有战功,善骑射,像成祖;
以金忠为代表的文臣则认为,长子朱高炽,天生宅心仁厚,且历史上嫡子与庶子争夺皇位之事应该引以为戒。
在成祖犹豫不决之时,解缙的两句话“皇长子仁孝,天下归心”、“好圣孙”使得成祖下定决心立长子为太子。
因此解缙开罪了汉王朱高熙。
从其中我们可以看出,解缙以古为鉴,坚持“帝长子继承制”,指出“仁孝”是一个统治者必须具备的素质。
永乐二年,解缙出任甲申恩科廷试主考官。
这是永乐朝第一次“为国抡才”。
虽然这次考试给人以“结党营私”的嫌疑和口实,但也为明朝选出了大批的优秀人才。
永乐四年(1406年)七月,安南(今越南北部)反叛,朱棣下令出兵讨伐。
解缙主张安南叛服无常,即使镇压下去,也会东山再起重新叛乱,提议“故宜安抚为由”,进谏朱棣不要出兵,这使得成祖相当不愉快。
因此,永乐4年(1406)赐赏文渊阁内黄淮等5人二品沙罗衣,故意唯独不给解缙。
在交趾任官的三年中,解缙表现出其天资卓越的才能,为文多不属草,傾刻洋洋洒洒数千言。
永乐8年(1410),解缙奏事入京,途经西川,一路溯流而上。
解缙看见赣江泥沙淤塞,解缙写下了《请凿赣江通南北》[10]的奏章。
在这份奏折中,他如实的汇报了自己途中的所见所闻,提出了解决方法,希望根治赣江,疏通河道。
然而不久之后,解缙下狱,直到死。
此奏章也遗失。
三、解缙的治国思想
因自小接受的家庭以及江西朱子理学文化的影响,解缙的治国思想是以儒家思想为本,欲将儒家思想加以发扬。
试分析他的政治主张,可发现他的大多数建言,以现实社会为本,欲改革先前遗留下来的社会弊端,而维护社会稳定、和谐和发展。
除了维持国家安定之外,也提倡引导人们走向正道,这也算是儒家思想的实质发扬。
本章旨在介绍他的治国思想,他的学术考虑前人已经多加研究,便不在多加以述说。
(一)关于教化百姓
解缙一生忠君爱国、直言敢谏,从其《大庖西封事》与《太平十策》即可看出其政治主張亦根源于儒家思想。
又以爱民为本,站在百姓的立场,为百姓寻求更佳的生存之道。
以下就其倡导教化百姓方面的观念加以述说。
1.倡导重人伦
明代初建,社会初定,人伦关系因先前的战争之故受到冲击,造成社会不安,因此有恢复的必要.只有使得国家社会能进入平安之境,人们才能够安居乐业,故解缙强调了人伦的重要。
而官妓,娼优等都相当的不人道,对于人伦关系的建立有莫大的伤害。
因此解缙主张应予禁绝,指出“官妓非人道所为,禁绝娼优,俾于变之,民不迁于淫巧。
”[11]解缙更主张尽忠、尽孝、行仁道,以维持家庭伦常与社会秩序,稳固国家政治的基础。
2.解缙主张教民以礼
教民以礼,就是对人民进行教化,使得人民能够遵守规范,并且建立起以儒家思想为主的道德观念,用以维持社会的秩序。
而教化的方式则包含两个方面:
一是推行往常礼教,二是进行法律条文的讲解。
解缙以儒家为正统为宗,力避异端邪说,并认为君主不应以神道方式愚民:
“凡百家神怪诞妄恍惚,臣知陛下洞烛之矣。
然犹不免欲以愚弄天下,若所谓以神道设教者,臣谓不必然也。
上言太祖绝鬼巫、破淫祠,即或兴师喻民亦不能以神怪荒诞为名义,若此则有欺民之嫌。
政府若欲取信于民,行事皆须以正名大义,不可利用人民之无所知行征伐等事。
”[12]另外解缙也建议以古人治家之礼、睦邻之法教导民众,使民众自我管理:
“若古蓝田、吕氏之乡约,今义门郑氏之家范,布之天下。
”[13]同时氏族大臣应为民表率,这样就能比较容易推行。
3.主张兴礼乐。
天下已经趋于平和,可是百姓不熟悉礼法,政府有责任教导民众:
“今天下祭祀无乐,宜祥定颁行天下。
”,若能使百姓熟悉礼法,并习音乐,将可使民风更加淳厚并陶冶民情,使人民自然遵守社会规范。
另外解缙并建议实施礼乐之法“一禁天下胡琴、羌笛,一应俗乐,禁庶人不可作园社。
”除此之外解缙尚认为要有礼法的分际:
“一京城及天下官路宜分为五级,广若干步。
中为御道,高于地若干丈,其左官员儒士路,一农商行路,一其右工人行路,一妇人行路,一使四民,不收之人无自出焉”。
并且“以栏墙隔之,墙高及肩,于上印刻禁戒,不许参越。
”另外对于不同职业身分之人的服装也要规范:
“其士、农、工、商之人异其衣冠,使四民不收之人无容其身。
士缁布冠,乌纱深衣漆为之,骨履篾以白皮布,任用黑质白缘其常服,许戴今之头巾及明帽,圆领衫丝,莜皂靴,等生员并同,农工商贾不许。
农一笠棕草任用,上衣稍长,下及于膝,布裳履袜以布,布草任用色。
以皂工帽以皂皮为之,布褶履袜以布布草,任用色以皂商,一笠以竹,直领衫履、袜白布,布草任用色以白。
”[14]解缙认为若能行之,人人皆守分际,国家秩序井然有序,个人也可安其所。
4.主张新学校之政
太祖建国以后,就确立了“重教兴学”的方向,太祖曾经就指出,治国的首要任务是对百姓的教化,教化的方法则是以学校为本,认为科举与学校是关系到国家安危的大事,并且告诉了后人人才来源于学校的道理,强调了学校教育的重要。
因此后来大力发展官办教育。
解缙也同样认为教育的普及将有助于启迪百姓的心智,所以他建言太祖广泛的建立学校用来培养人才。
他指出,“每县学生员三十人,府学百人,每岁春、秋二季,县儒士试于学试,中曰俊士,始入县学。
县设公宴以迎榜至其家,县官亲送。
二年各县之生员试于府,以八月试,中曰选士,始入府学。
宴迎之礼亦如之三年乡试、会试、殿试。
如今制始曰进士,每岁府学学贡十人与国学曰贡士,试中县官传榜至其家。
”[15]除此之外,解缙还建议与后复书院及实施学田制、义田制,以使世人能安心读书,并在京城、大腾港等处开书局,州县设立书坊,用碑石刻人伦条目、道德规范以时时自我警惕。
5.行均田、井田之法、义仓之举。
洪武初年,太祖为了减轻老百姓的田赋和差役的负担,推行全国人口普查、土地丈量工作,并编成黄册、鱼鳞册。
但明初时期一切草创,新制度的推行遭遇许多困难,且由于江浙之地是当时国家财政经济重心,太祖大部分的丈地、编册仍以这二地为重,其它地方并未受到同等的和重视,故有流弊产生,大部分地区的人民仍因为赋税不均而生活的非常痛苦。
解缙深入地察觉到人民的痛苦,建议太祖行均田、井田之法,以改善人民赋役不均、生活困难的情形:
“则太平万世之法,固有待于今日也。
为今之计,参井田均田之法而行之,不必拘拘于方里,而劳民动众设沟治涂,而事事合古也。
”[16],而实际做法在于户部计算天下间所有丁口及土地之数,并且“二百丁为一里,里同巷过失相规,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
[17]并且“每丁受田若干亩,卢舍、邑居、池井、畜牧、山林、蔬果之地若干亩,树艺各随其土之所宜。
”[18],除了自己的私地之外,也要大家共同耕作公田。
人民在20岁即授田耕作,当年老去世时将配田归还,如果把私田随意买卖者则用重刑处罚他。
(二)关于治理国家的思想
解缙认为统治者因以爱民为本,但不否认国家机器的重要性,故对国君提出中肯的建言,以期使人民安乐、国家强盛。
以下就其对于治理国家的思想进行述说。
1.注重宦官之祸
明太祖建国后,汲取历史教训,充分认识到了宦官之祸,明确指出禁止宦官干预政事,并以立法的方式规范宦官职责。
洪武9年,命人在宫门前铸造铁牌,铁牌上刻着:
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
因此在明代初期虽有小部分宦官已开始干预政事,但实力并不太大,并无严重的宦官之祸,但解缙认为应该要未雨绸缪,“易置寺阉,尊天子之贵,不近于刑人。
”[19],提醒皇帝要小心谨慎:
“阉寺之人,在左右久,其小忠小信,足以固结君心。
及其久也,假威窃权,势遂至于不可抑。
”[20],以免落入汉、唐宦官为祸的情况。
2.兼行封建、郡县之制。
明代建立后不久,太祖就实施了封藩制度,用以强化同志的基础,并认为实施这个政策可使国家长治久安。
而解缙建议太祖除实施封建之制外,也应该兼行郡县之制。
他认为广泛的册封诸侯而削他们的军事力量是万古不变的道理,还指出周代之所以能长治久安也是因为这个制度的原故。
而且还提出了可行的方法:
“为今之计,异姓不可封也。
惟诸王所封之地宜以一县令主治之,一循古者诸侯之制,择贤以辅惟世子袭爵,其庶子十岁以上者,宜于水陆、都会、山川要害之处别封,以一县择贤能之人辅之。
”[21]解缙认为如果真的这样实施,那么过了5、6年,州县都成为了诸侯国,而天下诸侯都是皇帝的子孙,那么国家就可以长治久安了。
3.正官名与讲武。
明代废除了丞相之制以后,君主一人总揽大权,以六部处理政事,直接对皇帝负责。
而六部的主要负责人即为各部尚书。
而解缙认为制度上有名实不符之处:
“今之六部即古之六官,而尚书之官。
本汉朝内臣如尚衣、尚宝之类而以为六卿,名实不相符矣。
侍郎之名亦自不通,宜改从古。
”[22]同时,解缙还主张修武备,开武举以收天下英雄,用以保卫国家。
4.在刑法方面的主张。
明太祖是从民间走上帝王之路的,他对元末官吏贪污现象多有体会,所以他常常告诫他的臣子应该多体恤民情,切莫贪财好色。
而且明太祖还颁布了严格的法律《大明律》,并且颁布《大诰》作为补充。
在《大明律》中,对于贪官污吏处罚相当严重,而《大诰》则增加了更多的罪名。
但解缙认为刑罚不宜太严,且需明令于法,以减少人民的猜测,太祖起于元末乱象,一切用重典,加上文字狱,照成明初士人不愿仕途,在解缙的上疏中即指出此一情况照成的原因:
“国初至今二十载,无岁时不变之法,无一日无过之人出吏部者无贤否之分,入于刑部者无枉直之判。
”[23]许多执法官尽以刑罚为能事:
“以刑名轻重为能事,以问刑多寡为功劳”[24],造成了刑罚过重。
解缙建议太祖减轻刑罚,纳用贤能。
另外解缙还极力建言太祖废除廷杖制度:
“解官笞杖之刑,勿用催科督厉。
小有过差,蒲鞭示辱,亦足劝懲矣。
”[25]廷杖是太祖當当时对士大夫所施行的最无礼的酷刑,使得士大夫的尊严遭到极大的打击,目的在于使君尊而臣卑。
而宦官监廷,士大夫生死皆操与其手,造成士大夫只求自保,不讲廉耻之节,故建议太祖除之。
结语
解缙拥有才学,也替明朝政府完成了许多重要的事,虽然其结局并不圆满,但他的功绩是无法抹灭的。
他在《大庖西封事》和《太平十策》提到的宦官之祸、兴学校之政,省繁冗、薄赋敛和务农对明朝后期的发展的确有所裨益。
但我们也应该可以看到其中的不足,解缙在其治国思想中继承了太多儒家思想,相对于当的社会发展有些保守。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由于作者的水平有限,以及收集的资料不足,仍然有许多完善之处,请海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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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学士全集年谱卷首上>
,页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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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朝诗集小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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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147,〈解缙传〉,页4115-4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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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縉.《文毅集》.影像为文渊阁四库全书本.2008:
卷1,〈大庖西封事〉、〈太平十策〉,页4-16。
致谢
终于完成了这篇论文,不禁感触良多。
其中既有书海跋涉的艰辛,又有寻得一丝光亮的喜悦;
既有迷茫困顿之时,又有受到点拨、鼓励而豁然开朗之日。
在此非常感谢刘佩芝老师在我完成毕业论文写作的过程中所给予我的耐心指导和谆谆教诲。
在论文的选题、资料的搜集、写作及修改过程中,每一步都离不开程刘佩芝老师的指导与点拨。
正是刘老师认真、严谨的工作作风鞭策我严格要求自己,力争上游。
张挺
201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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