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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人来说,一旦提到“帝国主义”,往往想到的第一个概念就是三座大山。
尤其对于今天的老一辈人而言,这一概念更是深入骨髓。
就时代的局限性而言,当年马克思、列宁等人的论著确实准确的反映了资本主义在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的种种特征,而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始终以该论调向世人灌输着这样的思想。
但正如大卫·
哈维所说,这些描述与分析尽管具有一定的时代前瞻性,并也触及了事物的本质,但由于时代的局限,其中仍有不少偏颇与错误的观点,而正是这些观点的误导,导致了过去几十年来全球范围内社会主义运动的由盛而衰,进入瓶颈。
作为新时代世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重要人物之一,大卫·
哈维对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进行了进一步的完善,纠正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后阶段的论点,指出了当下全球资本主义正处于转变的新时期,资本主义仍具有充足的活力。
《新帝国主义》便是哈维在2003年美国发动对伊战争前夕所著成出版的一部作品,这本书以美国为中心展开叙述,通过剖析作为全球霸主的美国在当下国际社会中的种种行径向我们阐述了当今资本主义的运作机制以及在这种机制下的全球态势,并以此分析未来一段时间美国面临的形势与格局。
《新帝国主义》从美国发动对伊战争讲起,这究竟是一场反恐战争还是石油战争曾经有过激烈的争论,然而时至今日,已经很少有人再去怀疑这场战争的性质,因为美国从中得到的益处已经众所周知,而哈维也毫不客气的为其第一章取名:
石油决定一切。
问题随之而来,是什么样的原因使得美国不惜动用军事力量去夺取中东石油?
而这又会为美国带来什么样的结果?
这一切的答案随着作者在第二章——美国的超级大国之路文字的逐渐展开而变得清晰起来。
但即便如此,我们仍不清楚为何作为超级大国的美国必须以此手段才能继续称霸世界?
美国究竟面临着什么样的“内忧外患”?
而世界的其他国家在今天的国际格局中又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它们之间的关系又将是如何?
在全书的后三章,哈维从国家权力与资本积累开始谈起,逐步阐述了处于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两种权力,以及资本的剥夺性积累问题,由此向读者展开了一幅当下资本主义发展运作的画卷,通过这些描述,我们便可以逐渐找寻到前述问题的答案,从而了解我们所身处的这个世界。
帝国主义从19世纪中叶开始出现。
当时,随着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完成,欧美发达国家爆发了第一次资本过度积累危机,诸多国家直接面临了经济崩溃的境况,为了解决问题,政府一方面不得不将大量资本投入到长期的国内基础设施建设上,而另一方面则向世界其他地区进行疯狂的地理扩张,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殖民运动。
最早期的“时间——空间修复(将过度积累的资本通过转移到其他地区,从而缓解国内的过度积累问题)”在这一时期开始出现。
与此同时,各国为了更加有利于扩张,政府大力鼓吹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侵略主义以及种族主义,对内实行法西斯主义;
对外实行军国主义,以国家为基础进行相互竞争,结果造成了这一疯狂的浪潮持续了一个世纪直到20世纪50年代。
而在此过程中一些国家走向极端,最终引发两次世界大战,使整个世界几乎陷入灭顶之灾。
而就在欧洲大陆一片混乱之际,美国国内结束了内战。
经济在短时间内就走入了正轨,到20世纪30年代,美国已经成为当之无愧的世界经济霸主。
然而与欧洲国家不同,美国国内特殊的人口组成造就了美国人不会将自己领土扩张的意图明显暴露出来。
二次大战爆发后,由于英美等国出于战略考虑迟迟不肯开辟第二战场,勃然大怒的斯大林在战后占领了大片欧洲领土不肯退让,这迫使英美不得不重新考虑国际局势,使用其他手段遏制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集团,这其中就包括了支持阿富汗极端伊斯兰原旨主义对抗苏联,以及国内对“谁把中国交给了毛泽东”的激烈争论。
当然,这一切都只是其遏制共产主义的行动之一,美国人的根本目的是要消灭共产主义,维护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时显示其作为世界和平、自由领导者的形象。
纵观1945年到1970年前后的美国国家战略,一方面美国极力拉拢资本主义强国,促进了全球资本主义范围内经济的平稳快速发展,国内政治环境总体稳定。
另一方面,它通过冷战的方式极力孤立共产主义势力,希望能够以此遏制住共产主义的发展,但这一做法随着70年代越南战争的失败而宣布失败。
美国终于发现战争只能为其经济提供短期效益,而由战争带来的损失却往往难以估量。
同时,国内的种族主义抬头,潜在的通胀压力开始显现、全球反资本主义运动的兴起以及德日等国在制造业方面的崛起都开始迫使美国进行新的改革,而这一改革就是新自由主义。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网络技术的发展以及美国面临的内忧外患使得美国开始在新的领域寻求发展。
政府的一系列举措使其国内的大量企业开始将生产线向劳动力廉价的发展中国家转移。
美国国内开始向金融服务型经济模式转变。
一方面这为美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收益,并维持了其在经济领域的霸权地位,但在另一方面却严重打击了美国的工业结构,大量的工厂倒闭,工人失业,国外的廉价商品疯狂涌入美国,到80年代,美国的制造业已经沦为全球制造业市场的一个综合竞争者。
但无论如何,美国在经济领域保住了自身的霸权地位,使其继续有能力掌控世界经济的走向。
然而,美国此举仍然不过是应对过度积累的缓兵之计,为了更好的应对过度积累危机,美国不得不继续在全球扩大其金融市场,继拉丁美洲之后,东亚和东南亚成为了美国金融体系扩张的前沿阵地,1997年席卷亚太地区的金融危机便是最佳的明证。
这些国家受到了美国华尔街—财政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复合体这一金融体系的制约,按照索德伯格的说法:
这一体系显然是“美国政府的附属物”,自然这些国家也就成为了美国经济体系的附属物。
俗话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随着美国核心目的的逐渐暴露,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了反美体系的行列。
与此同时,中国、俄罗斯、印度等国的逐渐崛起也让美国感到如坐针毡。
为了维护美国的形象,维持其全球霸权的地位,小布什政府上台后选择了以压制而并非认同为核心的“单边主义”。
在哈维看来这并非理智与适宜的政策,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穷兵黩武非但无法长久,反而可能引火烧身,从而使美国的霸权轰然倒塌。
不过,美国的战略却也并非毫无意义,中东石油作为全球战略资源,对于世界格局的影响自然不言而喻。
同时,美国通过战争也进一步了解了世界各国对待美国的态度,这有利于它进一步分析国际局势并采取相应的措施。
从当下的形势来看,欧盟固然成立已久,但欧盟内部矛盾仍然深重复杂,短期内实现高度团结很不现实;
东亚日韩尽管对美持不满态度,但当局仍然需要通过美国保证自身安全,应当不会对美国构成太大威胁。
中国是新时期美国的心腹大患,然而其国内矛盾突出,且与周边近邻间关系不佳,摩擦不断,仍然不可能在短期内威胁美国的霸主地位;
而俄罗斯则经济刚刚复苏,还不具备与美国彻底抗衡的实力;
其余各国便更不必说,综合来看,美国的霸权依然可以维持较长一段时间,而这给予了美国以充足的时间考虑自身的前途与发展。
由此,问题的核心又回到了资本积累上来。
在全球化盛行的今天,资本的流动与国家的地域限制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
为何处于资本主义核心的“帝国”总是选择与霸权主义为伍。
这必须从资本积累谈起。
资本积累是资本主义世界最为核心的现象。
它只有建立在以资本主义价值观为核心的法律、契约、财产以及货币制度的框架下才能通过以价格垄断为基础的市场交换而繁荣起来。
但由于全球各国存在各自的特殊状况,所建立的政权与制度也不尽相同,因而不同国家在资本积累阶段出现了截然不同的积累形式。
以美国为首的自由主义国家通常会尽可能开放自由市场以保证资本积累的最大化;
而以北欧国家为主的社会民主主义国家则会通过相关法规限制过度剥削劳动力以保证公众的权力,这导致在发展过程中全球各国的经济出现了各自的差异与特色。
但无论如何,即便是对抗由资本积累带来的霸权主义、殖民主义以及帝国主义,国家权力都将是一个最基本的载体,从而为资本积累提供了基础的政治环境。
哈维认为在当下的世界中存在有两种关于权力的关系:
即权力的领土逻辑与权力的资本逻辑。
这两种权力关系在资本主义体系中相生相克,交织影响,形成了今天全球化格局下的国际形势。
简单来说,权力的领土逻辑在其内部为权力的资本逻辑提供资本积累所必须的各种适宜的政治环境以及社会资源,而权力的资本逻辑则尽最大努力进行资本积累,提高该政治单元的经济能力与地位,进而扩展到掌控国际话语权与扩大影响力。
但随着资本积累的不断扩大,狭小的地域限制将会阻碍资本的扩张,随之而来的是国内的过度积累问题,这将严重影响政治单元内部的经济发展。
然而按照汉娜·
阿伦特的观点:
“资本的无限积累必须建立在权力的无限积累之上,资本的无限积累进程需要政治结构拥有‘权力的无限积累进程’,以通过持续增长的权力来保护持续增长的财产。
”权力的领土逻辑必须寻找到扩张的方式才能解决过度积累问题。
而由此,早期的资本主义从原始积累阶段开始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
从这一角度出发,我们可以大致了解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几乎是如何爆发的,当然,这并不是全部的原因。
回到当下,今天的世界已经很难再发生那样大规模的世界性战争,但是资本过度积累的问题仍然存在,所以不难理解世界局部战争会仍然存在,也就不难理解作为世界霸主的美国为何会发动对伊战争。
然而,是否可以这么认为,资本主义今天所有的一切都是通过剥削而来。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我们将这种通过剥削进行资本积累的方式称为原始积累。
然而时至今日,原始积累这样的词语似乎已经显得不大妥当,哈维使用了剥夺性积累一词来重新定义这一概念。
每一个资本主义体系的国家,都必须通过持续不断的剥夺性积累来促进经济的发展。
而剥夺性积累本身则通过掠夺的方式从低收入阶层手中获取财富。
而今天的剥夺性积累以私有化作为了它的利刃。
从印尼和巴基斯坦的案例来看,私有化一方面富有了富人,而另一方面则把穷人逼上了绝路。
正如哈维在书中所说,即便是在金融危机中遭受重创,这些国家内部的“富人”却仍然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因为这一切的受益者正是他们。
面对着过度积累问题,剥夺性积累则通过以极低价格的方式释放一系列资产,并让过度积累的资本获取它们,并迅速利用它们进行赢利。
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诸多公共资源的私有化过程以及廉价的原材料买卖便是最好的案例。
而在原材料贸易中,石油问题便是国家与大资本家们重点考虑的对象。
当然,有剥削就有反抗。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世界范围内的反全球化运动也不断激烈起来。
反对土地侵占、反对大坝建设、反对转基因食品、反私有化斗争等等的形式的斗争凸显着普通大众对于剥夺性积累的强烈不满,在国际范围内,一系列非政府组织的成立也同样是全球范围内多元化对抗剥夺性积累斗争的明证。
然而毋庸置疑,所有的一切反抗都被以“秩序和稳定”的名义镇压了下去,而在这一镇压的过程中,那些附庸国在其“主子”的军事支持下扮演了这场镇压运动的带头者。
不过正如马克思曾说,资本主义虽然残酷、血腥,但终究它推翻了封建主义的统治,建立现代民主的国家。
并且不可否认的是,即便是社会主义,如果未经历资本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若要实现现代化也必须进行相同程度的原始积累,而苏联和中国的强制农业集体化其实就是这样的例子,而在这其中所遇到的反抗和镇压也就不必再说。
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并非所有的反抗都是合理的。
马克思主义和传统的社会主义革命观点认为斗争的结果是要控制甚至是取代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
然而诸多斗争的事实证明,仅仅依靠无产阶级是马克思主义和传统的社会主义的一个致命错误。
哈维指出:
争取社会改善的内部斗争与帝国主义的外部替代特性之间的关系往往会遭到忽视,而这带来的是工人阶级到国外寻求利益维护自己的特权,有时甚至借助帝国主义的力量来达到这一目的。
相反,在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成功的斗争使得这些国家转变为了社会民主主义国家,尽管社会的性质并未发生改变,但工人阶级的地位和生活水平大为提升。
从哈维的论述来看,这样的方式或许才是他认为更好的斗争方式。
突然想起林达在《近距离看美国》里有这样的描写,南北战争结束,南方的李将军提出投降,北方的格兰特将军马上说:
一切可以商量。
李将军提出,败军不受辱,必须保证他的将士们的安全,以及回家途中和回家以后的安宁。
格兰特将军马上要求部下连夜赶印给南军士兵的证明书,证明他们已经是放下武器而受联邦军队保护的平民。
阿波马托克斯这个位于弗吉尼亚的偏僻小镇,没有成为胜利一方铭记胜利的“圣地”,而成为全体美国人心目中的“国家重新联合之地”。
我们的国家重新联合之地又在哪呢?
相比之下法国革命抛弃了传统,实现了最彻底的革命,但革命所追求的目标却遥遥无期,美国没有发生传统意义上的革命,却拥有了革命所要实现的一切。
而这一问题的答案,也许就蕴藏在阿波马托克斯,那里是美国政治精神的集中体现。
反观我们当前的近代史和政治教育,告诉年轻人一切都是权利斗争,一切都是阴谋暗算,一切都是有你没我。
一个只相信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政治实体正在逐渐引导人们相信经济利益决定一切上层建筑,从国家到个人,一个都跑不掉,上层在遵循这样一种意识,我为什么判断你们都是这样?
因为我就是这样的。
沙文主义强权放弃了最珍贵的智慧:
妥协和尊重。
我还相信一句大白话“你怎么对别人,别人就怎么对你”,这用在解释当前的种族问题似乎也是可行的。
美国最让人不可思议的是他的宪法和宪法修正案,这也是美国最富于理想主义色彩的一章,建国者想方设法削通过各种方式弱政府权力,分摊权限,争取公民最大化的民主和自由,其后的人对于宪法和修正案的尊重和实践,也印证着他们相信一个国家的健康发展必须使生活在其中的人有所相信,这有时候是让人难以想象的。
三、《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规划变革》(仇保兴著,同济大学出版社,2005-1)
强拆、污染、拥堵、房价暴涨、……这些在今天的中国城市已经成为家常便饭的问题,一次有一次地将公众对政府和城市的失望推到了新的顶点。
一部分人开始怀念计划经济时期的平稳状态、而另一部分人则偏激的以为要打破现有制度才能根本解决问题。
然而问题自然不会是他们想的如此简单;
因噎废食万不可取,中国要想发展,必须融入全球化的体系,而计划经济是断然不可能的;
至于打破现有制度就更显得荒谬,且不论几千年传统思想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就是源自西方的社会建立起新的制度系统,它能否适应也还需要考虑地理环境、全球背景等影响,如何可能以一套新系统就解决所有问题呢,何况西方先进的系统本身也存在诸多问题。
如此问题的出现原因是多方面的,政府的管理固然有错,但进一步深究就会发现,问题的根源出在城市规划。
作为负责城乡统筹、规划和建设最高部门——国家住房与城乡建设部(前建设部)的副部长,仇保兴通过其多年的工作经验找到了问题的所在,并于2002-2004年间著成出版了《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规划变革》一书。
该书以一个宏观的角度对中国当下的城市规划体系进行了剖析,并在借鉴西方案例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在我看来,这对于理解政府如何看待城市规划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而对于仇保兴作书的目的,除了作者自身提出的为中国城市规划改革提供一种参考外,我以为他还有两个目的。
一、2005年胡锦涛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思想,而同年该书出版发行。
这是否可以理解为作为行业领袖的仇保兴为响应总书记号召而作成出版的,反映的是科学发展观在城市规划行业的理解和运用。
二、1989年《城市规划法》颁布后的近20年时间,相关法规均没有任何修订和更改,而到了2008年,新的《城乡规划法》颁布。
浏览这部法律可以发现,其中诸多的条款和思想都曾在仇保兴的《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规划变革》一书中提及,因此我以为,仇保兴作书的另一个重要目的正是为了这部新的《城乡规划法》的出台而提供理论的依据。
在我看来,这后两点的目的,才应该是作者写作这部书最重要的目的。
关于内容,全书共分三个部分、12个章节。
第一部分的主要内容是对问题和目标的提出。
作者从城市规划的属性之辩开始谈起,论及城市规划的定位问题,随之导出作为综合了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在内的城市规划,对其的分析方法适用分析叙事法作为研究方法进行讨论。
随后借用西方城市化早期的诸多问题向读者阐述了城市规划的重要性以及西方近代以来整个城市规划的发展历程。
最后,他提出了针对我国城市规划的几点目标,并以此作为基点展开进一步的叙述。
全书的第二部分是分析过程。
作者从政府的调控、城市间的合作、法制法规的建立和城市自身的发展四个方面展开了叙述。
在政府调控层面,出于市场的逐利性和短视性,政府的必要调控显得十分重要,这方面的案例在印尼、巴基斯坦等国已经出现严重问题。
而政府自身的不当操控同样会使城市发展受到制约和影响,对于这个城市的最佳模式,作者提出,要通过调控形成“自组织”城市,城市形成产业集群,通过集群的力量切入到全球化的体系之中。
扩大到更大的层面,规划的视野应当放宽,关注周边城市和地区发展,加强城市间的竞争与合作,形成互补,进一步推动城市经济发展。
而对于城市规划法规的建立,作者提出要完善现有体系,加强监控和管理力度,最后把公众参与纳入法制体系,真正做到民主法制。
最后一部分的内容即是对前面提出的目标和中间分析的模式的总结和归纳。
这里仇保兴提到城市规划的转变应该是由工程类蓝图式规划向公共决策调控层面转变,不再是过去面面俱到的规划模式,应转而关注城市的核心竞争力。
在城市的管理理念方面要注重对人才的培养和引入,这里就包括了对生态环境、社会环境等的调控和建设。
而规划的范围和内容则应突破传统的行政区划限制,强调区域的力量,增强整个地区的竞争力。
最后他谈及中国城市规划的行政模式转变,并认为改革的成功与否就在于新的规划体系能否更好的建立,当然这一步的难度也最大。
总结一下不难发现,正如卡斯特尔在其信息时代三部曲中谈到的:
当下的世界是一个在网络技术引领下、资本主义全球化不断加快的世界,在如此的世界中,发展的最佳方式就是尽可能的融入这一体系当中。
当下的信息时代全球化正是资本主义以计算机网络技术为手段,将全球所有能够被整合的资源以不同层级的网络化的形式组织到一起从而获取更多利益的过程。
如此一来就不难理解仇保兴谈到的自组织城市和企业集群的出现:
它们在组织方式和内部运作上完全符合这种体系的要求,正是这种全球化组织体系的分支结构。
它的出现将成为推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重要力量(加之当下中国正处于城市化发展的中期,市场潜力广大)。
这种类似于中心地理论的层级结构(但平级结构间的关系并不是完全与中心地理论相同,只是类似)以市场的自我调节为主要手段,追求利益最大化为核心目的,将全球资源整合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推动了当下全球经济的发展。
然而正如市场所表现出的特征那样,这种短视和逐利的性质一方面极大的推动着经济的发展,而另一方面却又在毫无节制的吞噬着本属于社会公众的公共财产,同时消耗的也正是资本主义自身发展的主要动力。
作为资本全球化的前沿阵地,城市正是这矛盾最为突出之处,能否解决好这一矛盾成为了地区能否更好的参与到资本全球化过程从而更好的发展自身的关键。
而这也正是当下作为公共调控政策的城市规划的核心内容。
回到计划经济时期。
由于整个国家的经济统一由政府进行协调统一,因此除了普通的商品外,在城市建设中的公共品本身也是由国家进行统一调配,如此一来,公共品的分配不敢说绝对满足公众需求,但至少在均好性上是能够基本做到平衡的。
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行,国家逐渐减弱了对整个经济体系的干预,在此条件下,受市场本身的挤压,公共品的分配开始出现不均。
公共品的流动趋向于资本聚集度高的城市和空间,而对于资本聚集度低的地区则会出现严重的公共品供给不足。
此时对于政府而言解决办法只有两种:
1、增加对公共品的投入。
但如此的方法对于财政受到限制的政府部门而言必将是极为难以承受的。
政府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大对公共品的投入2、出台相关政策保障公共品的合理供给。
这一方式是当下比较通用的做法,而它正是以城市规划为主要调控手段进行操作的。
调控实际的效果大小均取决于城市规划体系的建立和管理的好坏,这也正是仇保兴在书中谈及的内容。
在我看来,在众多城市规划调控的内容中,除了政府一向关注的大型项目的建设、管理外,对日常生活相关的公共品调控内容将是对整个体系产生重大影响的过程,这种位于低层级、低效用的“微调控”的模式或许才是最终决定整个体系是否更好运转的关键性因素。
然而当人们大谈当下中国正以高速进入城市化而如何应对如此快速城市化进程的同时,或许我们正在忽略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对于中国未来的走向显得更为重要。
那就是:
中国今天的城市化道路是否正确?
我们应不应该学习欧美国家走高度城市化的道路?
对于今天的中国社会而言,选择正确的发展方式才是解决中国发展问题的关键。
并入全球化的体系固然是毫无疑问正确的抉择,然而全球化体系下也存在有不同的发展模式。
何种模式对于当下的中国更为适宜在这种背景下就成为一个十分值得讨论的问题。
对于英美等国,其由于较早进入全球化金融时代,产业转型较早也较为成功,加之社会背景等因素,形成了当下高度城市化和以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模式。
然而作为后起之秀的中国,且不论我们缺乏几百年的资本主义熏陶,自身文化差异和地理区位条件的限制和游戏规则已经成型以及发达国家对中国崛起的遏制和警惕都使得今天的中国很难在这些西方国家已经成功的道路上再次走向成功。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邓小平所述“摸着石头过河”是十分英明和正确的决定。
从产业发展方面来说,其实在全世界范围内并非没有案例。
曾经的两大法西斯国家:
日本和德国所奉行的以制造业为主导的产业模式就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的产业结构转变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而其中日本又因其农业人口的较大比例而更加值得国人关注。
可惜的是当下城市规划体系的建立更多的借鉴了欧美国家的经验,却忽视了这个与我们的文化渊源、社会结构与生活方式都更加接近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家。
而谈及中国城市化率的问题,很多国家战略都提及要向西方靠拢,达到70%左右。
我以为这个数值或许对中国而言未必是一个合适的比例。
政府的考虑固然是多方面的,这其中当然包括了产业结构调整需求的新兴劳动力;
要进一步扩大国内市场、拉动内需以保证经济的高速增长。
然而站在一个城市研究者的角度,对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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