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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中国储蓄过剩的原因主要有四点:
一是贫富差距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最大失误是使贫富差距不断扩大。
中国政府的一个本意是希望每一个每个人都能发家致富,因此不想干预财富的分配。
然而,在现代市场经济系统里,不可能人人致富,一些个体的成功往往会抑制另一些个体的成功。
在中国有一些很成功的个人、企业、村庄,比如华西村等。
但是,这样的成功只能是个案,不可能使每个村都成为华西村,华西村的成功某种程度上是建立在其他村相对不成功的基础上的。
即使富庶如美国,亿万富豪也只是极个别。
因此,政府应对富人征更高的税,以实现社会公平。
遗憾的是,由于领教过平均主义的危害,中国政府不敢对富人收税,以为这样就是让利于百姓,实际上这样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中国贫富差距到底有多大?
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报告显示,2010年中国家庭的基尼系数达到惊人的0.61,而中国统计局公布的2012年基尼系数为0.474。
即使按统计局的数字,也表明中国贫富差距十分巨大,虽然人们从身边感受出发更认可西南财经大学的数字。
不管用哪一种标准判断,当今中国的两极分化都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发布的《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4--聚焦民生》显示,目前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比为3.23:
1,成为世界上城乡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
早在2005年,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显示,绝大多数国家的城乡人均收入比都小于1.6,只有三个国家超过了2,中国名列其中。
而美、英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城乡收入差距一般是在1.5左右。
贫富分化的直接后果是内需不足,富人有钱,但该消费的都已经消费,余下的钱只想存起来,或者用来投资房地产、股票等;
穷人想消费,但没钱。
贫富差距扩大导致储蓄率上升,原因是贫富差距越大则少数富人获得的财富越多,但由于他们的边际消费倾向较低,因此会将增加收入中的大部分用于储蓄,从而使储蓄过剩程度进一步增强。
贫富差距越大,则储蓄率越高、消费率越低。
中国目前日益加剧的贫富差距成了储蓄率高企的一个重要因素,也因此使消费不足问题更加突出。
任何一个贫富差距严重的国家其消费都会受到制约,从而抑制经济增长。
放眼全球,基本上所有的富国(中东石油富国或许不算,这些国家主要靠卖资源而不是生产致富)都是贫富差距不太大的国家,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消费增长跟得上产出增长,从而推动整体经济不断向前。
中国要真正释放消费潜力、化解危机,缩小贫富差距是重中之重。
二是政府高收入与民生低支出
必须要明白,如果政府收的钱不能转化为民众的消费,当然就只能变成政府消费了,也就是政府投资、“三公消费”、行政支出等,这必然会降低整个社会的消费率,导致消费不足。
经济学家陈志武一次去巴西的时候跟当地的出租车司机聊天,他听司机说,巴西政府一旦有钱,不是去想到把他们的机场、高速公路和其他基础设施做好,而是想怎么把这钱分给老百姓,发给老百姓去花。
陈志武就跟他说,中国的情况恰恰相反,中国政府有了钱,首先想到的不是给老百姓发钱,而是要多盖大楼,修建更漂亮的立交桥、高速公路和铁路。
在财政增收转化为居民消费方面,香港的经验值得大陆借鉴。
2010至2011年度特区政府公共财政收入较原预算高828亿元港币,但香港特区政府并没有将增加的财政收入用于投资或其他行政开支,而是提出了$6,000计划,向年满18岁的610万香港永久性居民一次性发放6,000港元,让政府的增收变成普通香港人的增收,从而带动消费增长。
在按人发钱方面澳门的力度远超香港。
在2012年11月的澳门特区政府施政纲领中,加大了惠民力度。
据统计,一名60岁老人,在2013年年可收59600元(澳门元,下同)大红包,其中养老金3.9万、敬老金6600元、现金8000元、储蓄金6000元。
至于普通澳门居民方面,则向每位居民中央储蓄户口(类似内地社保账户)额外注资6000元,永久性居民每人获得8000元红包,非永久性居民每人为4800元。
事实上澳门在2008年开始就连续向居民发放红包:
2008年每位永久性居民获发5000元,非永久居民发3000元;
2009年每位永久性居民获发6000元,非永久居民发3600元;
2010年金额与上一年相同;
2011年上半年派发4000元,下半年向每名永久性居民发放3000元,每名非永久居民1800元;
2012年每位永久性居民将获发7000元,而非永久性居民则获发4200元。
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统计口径,2007年至2009年,我国宏观税负分别为24%、24.7%和25.4%,这不仅远低于工业化国家平均水平,而且也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
但中国社科院该份报告给出了完全不同的答案,在中国社科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发布的《中国财政政策报告2009/2010》中指出,按照IMF《政府财政统计手册》标准,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可以定义为一般预算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外收入、土地有偿使用收入、社保基金收入,这构成全口径的政府收入。
以此计算,中国全口径政府收入已经从1998年的1.73万亿元,上升到2009年的10.8万亿元,占当年GDP的比重,也从1998年的20.4%上升到2009年的32.2%,上升了约12个百分点。
问题并不在于政府收入过高,而在于政府支出不合理,这才是导致消费不足的根源之一。
世界上宏观税负最高的国家是北欧各国,其中丹麦高达48.4%,超过瑞典成为世界上税收水平最高的国家。
但这些国家并没有因此出现消费不足、产能过剩等问题,根本原因在于这些国家将财政收入的绝大部分用于民生,真正做到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在这当中高税收很大程度上只是收入再分配的一种手段。
丹麦的社会福利支出约占GDP的33%,社会性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高达70%多。
换言之,在丹麦48.4%的宏观税负中超过70%返回给民众变成民众的消费,真正的税收水平只不过是十几个百分点。
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政府支出的绝大部分都用于居民的社会保障,而中国政府支出中,行政管理费用所占比例远远高于发达国家。
以2006年为例,当年中国政府的行政管理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高达18.73%,而同期日本的行政管理支出比重是2.38%,英国为4.19%,韩国为5.06%,法国为6.5%,加拿大为7.1%,发达国家中最高的美国也只有9.9%。
世界很多国家的社会福利支出是其财政总支出中的最大项目,一般都在30%以上,德国更是高达71.49%。
除了行政支出比例高,中国的经济事务开出比例也远远超出其他国家。
根据中美两国公开的数据,2010年中国的经济事务开支占了财政总开支的33.7%,相当于GDP的7.6%,而美国这一比例仅为6.0%,相当于GDP的2.2%。
假如中国的经济事务开支降到美国水平,则将有占GDP5%的财政支出可用于改善民生,能够提高中国消费率5个百分点。
在此就可以得出结论了:
发达国家的财政支出主要用于社会福利,而中国大量的钱用于行政管理与经济事务,变成政府在进行具体的投资业务。
用于社会福利的钱最终都会变成消费,而用于经济事务的支出只能增加社会总投资,这就是中国消费不足的其中一个原因。
三是糟糕的福利体系
中国经济多年高速发展使居民收入大幅增加,民众消费水平不断提高。
而随着收入提高、消费增长,居民的边际消费效用也随之递减。
与此同时,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与福利水平并没有随着经济增长而相应改善,使得中国居民的边际储蓄效用处于很高的水平。
这样,中国居民从不断增长的收入中不得不将更大部分用于储蓄,使储蓄过剩问题日加严重。
据著名市场调查机构尼尔森公司的报告,2010年中国储蓄总额达到GDP的50%,是全球储蓄率最高的地区之一,其中家庭储蓄占GDP的比重在16%左右。
尼尔森公司报告称,医疗和退休后的预防性储蓄是中国高储蓄率的一个重要原因。
该公司的报告还认为,结婚、购房、子女教育、赡养父母等各生活阶段花费的高成本,导致家庭预防性储蓄居高不下。
高储蓄的原因与中国正处在体制变革期有关。
社会保障体制不完善,中国的养老、医疗、教育和住房体系改革却提高了居民收入和支出的不确定性,居民对未来收入和支出具有强烈“预防性储蓄”动机。
世界各国的经验表明,更高的税收与更高的福利将促使消费增加,高税收高福利既是一种劫富济贫的政策,也是促进消费的制度安排。
四是国企
国企为何导致中国消费不足?
原因在于国企在中国经济中占有很大比例,而国企收入没有进入经济的消费环节。
一个经济体的总储蓄不单指居民储蓄,而是包括居民储蓄、企业储蓄、政府储蓄、养老基金、保险等在内的所有产出中消费后余下的部分。
根据国资委的数据,2011年中央企业累计实现营业收入20.2万亿元,实现净利润9173.3亿元。
由于这部分国企的利润不能成为居民的收入,因此不能直接成为经济中消费的一部分,只能通过投资参与经济循环,这样,经济中投资占GDP的比重就会越来越高。
从经济循环与管理角度,国企应该分掉。
从宏观经济角度,任何一个经济体的产出都是为了消费,国企的收入只有变成国民的收入才能进入消费领域,否则国企的收入只能用于投资,造成产能过剩、消费不足。
中国目前的经济困难很大程度上与之有关。
如果把国企看作一个特殊人,则这个特殊人不但占有巨额资源,而且只生产不消费。
一方面,这个特殊人占有较多资源在社会产出中分得的比例就较高;
另一方面,这个特殊人不需要消费,每期利润全部储蓄下来投入下一期产出,这就使其在下一期的产出中能分得更多。
特殊人获得越多,其他人所得就越少,从而使消费需求下降、失业增加。
经济的本质是生产与消费的循环,但这个特殊人只参与了财富生产环节而没有参与财富消费环节,这就使得生产与消费之间出现不平衡,产出远高于消费需求。
为了弥补消费不足造成的需求不足,只能加大投资。
于是我们就看到中国的投资总额连年大幅上升,而国企这个特殊人为政府扩大投资提供了资金支持。
换一种思路看,投资实际上也相当于这个特殊人的“消费”。
简言之,在中国这个市场,普通人消费一般意义上的消费品,而政府消费“铁路、公路、桥梁”等特殊消费品。
如果将这两种消费相加,那么调整后的总消费占GDP的比重将大幅上升到接近世界平均水平。
因此,要真正实现经济均衡循环,必须要使国企这部分财富分配到国民手上,使国企所得变成国民所得,并通过居民消费实现消费与产出的均衡。
那么,为何国企应该分掉而不是卖掉呢?
一方面分给国民会使民众收入增加,从而增加消费,有利于经济均衡、就业增加。
另一方面卖掉国企只会使少数富人得益,因为无论什么价钱穷人都买不起。
同时,卖掉国企的过程往往也是通过暗箱操作使少数人暴富的过程。
上世纪90年代曾推行过所谓的管理层控股模式,直接后果是大量国企几乎白送给管理层,而国企员工随后即被大量辞退。
显然,分掉国企是最好的办法。
分掉国企的成功例子是捷克等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
与俄罗斯卖掉国企不同,捷克的国企改革是人均一份分掉,通过这样的改革,捷克很多年前就一跃成为发达国家,并且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小的几个国家之一。
许多人试图从货币、汇率、政府、房地产、腐败、贫富差距、经济周期等各个角度解读中国经济问题,但无一例外都只是具有局部解释力,放到全局完全经不起推敲。
原因无他,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找出影响经济变动的最核心因素,或者说找到经济运行中最短板的那一块。
我认为,在当今世界影响经济变动的最关键因素是财富仓库是否充足。
在财富仓库充足时期,影响经济的决定性因素是效率,这时候只要效率提高,经济就一定腾飞,这就是邓小平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功的核心秘密。
而今天的中国,由于上面所提的四点,中国的内需严重不足,这就需要不断增加巨大的财富仓库来储存日益增加的储蓄。
在这种情况下,仅仅增加效率是没用的,必须要平衡财富的储存与财富仓库的容量。
而克强改革采用的是供给学派,即认为提高效率就能解决矛盾,这无疑是南辕北辙。
也因此,克强就不得不继续采用刺激手段来保增长。
细心的读者一定发现,李哥的政策越来越向温总靠拢,而他的供给学派改革最终难逃失败结局。
从不同的角度观察中国经济会得出存在不同的问题与风险,比如产能过剩、环境污染、通货膨胀、土地财政、地方债务危机等。
但财富仓库不足(储蓄过剩)才是导致这些问题的真正根源,正是各级政府要保增长(扩大财富仓库),才直接导致了上述这些问题的出现。
1、增长极限与债务危机
政府一直在谈控制投资、鼓励消费,以增强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但实际却与愿望背道而驰,2012年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已达到历史高位——49%,这个数字在1990年约为32%。
日本在上世纪70年代经济高速增长时期,这个数字也仅达到40%。
无论是横向还是纵向对比,都可看出中国依赖投资的增长模式基本走到了极限。
投资增加对许多国家来说是一大利好,它表明经济向好,企业盈利增加,因此投资者总是将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视作股市利好。
然而,中国式投资的增加只是一种供应的重复叠加,而不是市场需求增长的结果。
由市场自发形成的投资增长对应的是利润的增加,而中国式投资的增长是在需求不变的条件下供应的简单增加,这只会导致利润的下降。
比如投资一个钢厂,会带动钢铁厂销售业绩的增长。
但当钢厂建成投产后,新增钢厂就成为了原有钢厂的竞争对手,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下只会恶化竞争环境,使钢厂利润下降,如此一来就会使钢厂股票价格下跌。
很显然,每一轮政府主导的大规模投资完成后都会伴随企业竞争环境的恶化、利润的下滑。
一个经济体如果过度依靠投资维持经济增长,必然导致产能过剩,利润水平下降,银行坏账增加,并可能引发经济和金融危机。
巨大的投资主要来源于政府投入及房地产投资热潮,简单说就是“土地经济”加上“债务经济”。
土地经济使地方政府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不但维持了GDP高增长,也使地方财政收入翻番。
然而,土地财政只不过是饮鸩止渴,高房价的危害正在逐步显现,一旦房地产泡沫破裂,其后果将会触目惊心,这一切可从很多国家的经验得到教训。
相比土地经济,债务经济可能更不容易引起注意,因为中国的很多债务并不透明。
据英国巴克莱集团2013年2月发布的一份报告称,中国政府的总负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2-97%,其中蕴含了巨大的财政风险。
2012年国内生产总值为亿元,按照巴克莱的测算,政府负债最高将达50.44万亿,最少也有32.24万亿。
公开数据显示,中国目前公共债务/GDP比率接近16%,巴克莱认为这大大低估了政府的潜在负债。
例如,地方政府发行的债券,铁道部、国有政策性银行、资产管理公司、国有商业银行以及金融系统的不良贷款都可以说是潜在的负债。
此外,中国政府也在改善社会福利如医疗、教育和养老保险等方面面临支出压力,到底是62%还是97%取决于养老金缺口的假设。
中期来看,最大的财政风险是地方债。
虽然“预算法”禁止地方政府运行预算赤字,但他们常常大量借债,这主要是因为地方政府承担比他们收入更多的支出责任,许多地方政府官员也通过固定资产投资拉动经济增长,以期获得晋升机会,最终造成地方政府不得不求助于其他资金来源。
在过去三十年中,地方政府先从收费后在土地销售现在从金融机构或资本市场借贷,问题是他们没有独立的资产负债表,所有借款最终都由中央财政提供担保。
因此,理论上讲,他们可以几乎没有限制的借贷,如果不加以控制,可能导致重大金融风险和财政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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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危机二、缺少稳定内核的社会,人人自危
中国青年网民喜欢用压力山大诙谐地表达自己面临大山一般的压力。
根据网易女人发布的《2012年中国男人报告》显示,76%的中国男人觉得现在压力过大,压力来源于生活、工作、收入、高房价、家庭以及身体。
仅24%的男人觉得:
压力是有一点,但也不算什么。
中国的自杀人数目前排在世界首位。
世界卫生组织一项统计显示,全球每天有3000人自杀,其中由于职场压力所导致的自杀,在近年内上升了两倍。
英国医学杂志《柳叶刀》的调查显示,目前每10个中国人中就有1个患精神障碍疾病,其中与心理因素密切相关的抑郁症和焦虑症人数急剧上升。
如今,抑郁症困扰着中国2600万人。
《柳叶刀》预计,中国患抑郁障碍的人群,有可能达到6100万,且绝大多数从未就诊。
虽然抑郁症的病因很复杂,但压力过大、持续得不到排解无疑是其中重要的一项。
为何中国人生存压力巨大?
社会保障体系滞后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
中年人上有老下有小,承担着养家糊口的主要责任,当社会应提供的医疗、养老、教育等福利保障不够完善时,个人身上的担子就显得尤其沉重。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夏学銮认为,中国人目前处于“生,生不起;
死,死不起”的状况,就连殡葬这样本应属于社会保障的项目,都变得唯利是图。
中国社会的压力是全方位的。
在许多人看来进入高校或是研究院所就相当于捧了铁饭碗,但实际上大学青年教师、博士们一样感到压力山大,发论文、抢课题、争职称、收入低等样样使人烦恼,近年来博士生、副教授跳楼事件甚至都不再是大新闻了。
普通百姓日子更苦。
就拿房子来说,面对高房价,买了房子的怕跌,不买又怕涨。
而更多的人面对巨额的房价只能面房兴叹。
当然,美国人也同样有生存压力,一位网友这样写道:
我认识的一个中国人,与一个德国人在美国组成家庭,40多岁了没敢要孩子,原因是什么都是银行贷款的,有压力。
但他说了一句:
“只要不懒惰,在社会公认规则内努力,明天就是希望。
。
”。
在一个街头调查中,有8成美国人表示自己很幸福。
2012年10月19日出版的《南方周末》在一篇名为《西班牙人的经济危机》中写道:
24.3%的失业率,年轻人51.5%的失业率,对任何一个国家估计都会是大麻烦,即便它是欧元区第四大经济体。
不过,从普通的西班牙人身上,你却很难体会到中国人赋予“危机”的诸多想象。
餐馆里客人不少,但人们花的钱明显少了。
文章通过一位留学生的观察认为,西班牙人没有表现出太多的焦虑,也并没有为了经济危机而过多改变生活和工作态度。
为什么欧洲压力小呢,是因为欧洲社会是一个具有相对稳定内核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通过财富调节使每个人的境遇都相对稳定,人们很难暴富,也不至于为衣食发愁。
但在中国就不行,这是一个赢家通吃的社会,比在欧洲更容易成为亿万富豪,也更有可能沦为下层贫民。
于是别人的信条就是“工作是为了生活,而生活不是为了工作”。
可是在中国就不行,一切都得靠你自己。
你不努力工作、不加班,收入就得不到保证,奖金可能没有甚至会被炒鱿鱼;
当你失业了又没有强有力的家庭背景,你会发现连最基本的生存需求都难以保障。
用货币储蓄过剩是不能真正反映实体经济的本质的,因此本文所谈的是实物经济的储蓄过剩。
正如一位读者所说的,人类经济无非生产与消费,一个是财富起点,一个是财富终点。
但两者经常不匹配,解决的办法要么通过信用,要么实体财富积淀或者存储,楼主把实体财富的转化存储作为【财富仓库】,以此作为分析的起点。
简单来说,在每年50万亿的实物产出中,扣除消费掉的一部分外,尚余很大一块需要储存起来,这些实物财富的储存就需要财富仓库。
但是财富仓库的容量是有限的,如果不对需要储存的财富加以抑制,就会因财富仓库容量不足而造成经济衰退。
这就是造成中国经济困境的根源,而造成这一根源的具体原因就是前面所谈到的四大原因:
贫富差距扩大、低福利、政府高收入与国企。
楼主:
包海松时间:
2014-08-1712:
35:
57
贫富差距扩大是制约经济的一大主要原因,本帖是放在财富仓库理论中讨论这一问题,即贫富差距扩大是通过什么机制来影响产出的。
放多人都认识到贫富差距大对社会的危害,但为什么会产生危害?
缺乏让人信服的说服力,从而变成了意识形态争论。
作者:
数难求时间:
40:
17
楼主放屁没放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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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59
既然中国经济问题的根源在于财富储存超过了财富仓库容量,则出路就在于抑制财富储存。
但这些年来中国政府选择了另一条路:
扩大财富仓库。
一是刺激出口。
净出口是过剩储蓄的一个财富仓库。
一国出口实物商品,拿回他国货币,就相当于将财富储存在该国的货币上,只要这些货币币值稳定,则所储存的财富就能保值。
中国用大量实物商品换回4万亿美元,这些美元就成了中国的财富仓库。
但法定货币并不稳定,因此这些储存在别人钞票上的财富早晚会大幅缩水,这也是中国政府担心的事。
1997年国务院相关统计数据显示,抽样调查中的主要社会零售商品几乎全部供过于求,这标志着中国“短缺经济”时代终结,有选择的、更高端、更挑剔的“买方市场”时代的到来。
商品过剩实际上就是储蓄过剩,因为人们希望将更多的收入储存起来而不是消费,而投资的需求又不能完全将储蓄吸收。
这时候要使经济继续增长,只有两条路可走:
要么提高消费率,要么为过剩储蓄寻找财富仓库。
1990年代初,实际主管经济的是当时还是副总理的朱镕基同志,他为中国经济开出的药方是通过人民币大幅贬值扩大出口,以此带动经济增长。
1994年1月1日,人民币官方汇率从1美元兑换5.8元人民币调整为1美元兑换8.7元人民币,自此中国的出口迅猛增长。
1993年中国出口总额为11271亿人民币,汇率调整一年后的2004年出口额猛增到20381亿人民币,增幅高达80.8%,也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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