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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中央明确提出了2012年经济社会发展突出要把握好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
稳中求进,既要稳也要进,稳就是稳宏观政策、稳定经济发展,进就是转变发展方式、深化改革开放、改善民生方面取得新的进展。
稳是进的基础、进是稳的条件,只有稳才能从容不迫地应对各种社会矛盾,只有进才能有效地实现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怎样实现好稳中求进?
这中间有很多问题需要我们探讨研究。
例如,如何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如何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的基础,如何把握加快改革创新的这一强大动力,如何把握保障和改善民生的这一根本动力,以及如何做好统筹兼顾,把稳增长、控物价、调结构、惠民生、抓改革、促和谐更好地结合。
深入探讨这些问题,认真分析经济运行变化的趋势,加强对经济形势的预研预判预测,对做好今年经济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一元复始,万象更新的认知,2012年是实施“十二五”规划承上启下的重要一年,我们党将召开十八次代表大会,开始新的历史征程。
我们要按照中央要求保持清醒头脑,增强机遇意识、忧患意识,加强风险评估及早做好准备,确保中国经济按照发展轨道顺利前行。
中国经济年会迄今为止连续举办了三届,为各类智库搭建研讨交流的平台。
各路精英集思广益,共同探讨谋划中国经济发展的良策。
我们期待今年年会与往年一样,审时度势、献计献策,为助力中国经济的破浪前行做出新的贡献。
2012年是中国的农历龙年,又是一个双春年,按照中国传统,两者寓意着好的年景,让我们共同期待2012年中国经济新的发展。
最后祝本届年会取得圆满成功!
魏建国:
谢谢曾培炎理事长,他的演讲对会议提出了殷切的希望,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向曾培炎理事长再次表示感谢!
接下来我们首先有请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委书记、副主任刘鹤先生演讲。
刘先生长期在国家发改委和中央财经部门工作,多次参与中央全会和经济工作会议等重要会议的文件起草,对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和经济发展工作有深刻的了解和体会。
下面有请刘鹤主任!
刘鹤:
尊敬的曾培炎理事长、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媒体界的各位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非常感谢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的邀请,在这里有一个演讲。
刚才听了培炎的致辞,很受启发,我想介绍中财办和有关单位最近共同搞的一项研究的中间成果,以便配合这次会议主题,共同研究分析目前我们所处的经济环境,以便更好做好工作。
我们都知道在不确定性较大的情况下,判断今年外部经济环境十分重要,但是同时也是比较困难。
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有必要转换一种思想方法,以求得到近似的答案。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借鉴历史可能是比较好的方法。
像一位著名的投资家所说,正如我们在观察一个物体的时候,如果把这个物体放得离眼睛很近,这个东西显得很大。
如果把这个东西放得远一点,这个东西可能它的体积显得相对比较小。
如果从历史角度看待当前的形势,似乎比较严峻的外部环境看起来更容易理解了。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去年(2011年)开始,中财办会同中国人民银行、社科院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共同组织了一项研究,对1929年大萧条和本轮国际经济危机进行了研究,各路部门提供了高质量的报告。
现在总报告正在由我们办公室进行汇总和起草,由于时间关系还没有完成,这里汇报三点观察和结论,供大家参考:
第一,两次金融危机发生之前,世界经济都出现了新的技术革命,此后都经历了空前繁荣,但是收入分配、两极分化都达到了顶点。
1870年发生了第二次工业革命,伴随着工业革命,内燃机普遍使用,电力广泛使用,电话大力发展,汽车大批量生产,并且逐步进入家庭。
本次金融危机发生之前,新的技术革命又一次发生,电子信息技术的普及、互联网发展。
毫无疑问,这两次技术革命都引起了生产力的大发展,经济的大繁荣。
伴随着这两次技术革命出现的一个共同特征是,收入分配差距都在急剧扩大,有一些解释因为时间关系就不展开了。
以美国为例,1927年最富裕的10%家庭收入占了全部家庭收入的48%,而本次数字超过了50%,随后这个比例还在继续上升。
我们看到收入分配差距扩大造成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不仅使政治家不得不做出许多民粹主义的承诺,比如上次危机,美国总统当时做出的竞选承诺是每家的后院有两辆汽车,每家的锅里炖着一只鸡。
而这次危机发生前,美国总统提出的主要承诺是,一定要提高住房自有率,特别是低收入家庭住房的自有拥有率一定要大幅度提高。
同样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和资产泡沫的产生以及放大有直接关系,因为低收入者想一夜暴富,心情急切;
富人想更快增加自己的社会财富,使各类投机获得前所未有的机会。
投机、泡沫、高杠杆率、贪婪、以及背后的制度性因素已经有很多分析了,在此不具体展开。
第二,危机延续的时间往往比想象的更长,而且意外事件可能会不断发生。
1929年美国经济危机时间很长,1931年欧洲发生的危机又加重了美国的危机。
当时一些国家错误的宏观经济政策、错误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相互设陷的外交政策和错误的舆论导向,乃至顺应民意的错误政治选举结果,因为1933年希特勒在德国被选举上台,这使得上次危机的时间大大延长。
GDP恢复已经到了1939年,这中间出了很多事,红线是美国GDP增长,中间过程发生了很多当时没有意料到的事。
因为时间关系,就不说这些具体事件了。
我们注意到目前的经济环境在某种情况下也出现了复制以往历史的迹象,特别是保护主义抬头,经济问题政治化倾向比较严重。
对此我们必须高度警觉,我们应该感到乐观的是,这次危机和上次大萧条相比起码有两点不一样:
第一,1929年因为危机的教训,使我们目前应对危机的经验更加丰富。
第二,虽然各个国家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新兴市场经济体为全球提供新的巨大市场和增长动力。
而上次大萧条则是所有核心国家都深陷危机。
第三点观察,危机中往往伴随着大国实力的相对变化,以及重大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
1929年危机来看,危机以后美国经济实力替代了英国实力,凯恩斯主义被创造出来,社会制度自我完善和调整,新的全球治理机制出现,美国成为全球主要储备货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诞生,全球治理机制出现了新的格局。
本次危机来看,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长期占优势的局面短期内难以改变,但是世界经济力量对比在发生新的变化。
虽然理论创新尚未发生,但是各个方面对传统的宏观经济理论,特别是以国家、国别为基础的宏观经济理论产生着质疑,而且调整国家经济秩序的呼声,也十分强烈。
通过这些观察,我想再回到当前的经济形势,有三点结论供大家参考:
第一,本次危机发生以后,可能是经济全球化的高涨时期,可能使经济全球化高涨时期相对告一段落,全球经济可能进入相对低迷的时期,经济结构调整将是各个国家发展的主要基调。
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客观现实,它是由经济发展的周期率决定的,也是由资本主义内生矛盾决定的。
这样的时刻,我们应该认真学习马克思的《资本论》,从中可以学习到很多东西、认识到很多问题。
第二,虽然全球化高潮期已经过去,但是我们仍然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
全球化高涨时期和低迷时期我们面临的发展机遇不一样,目前金融危机形成的机制,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好时期,各级政府应该转变过度依赖于出口和粗放的发展模式,提供更好的环境,使经济回到加快增长的回到。
企业需要创新商业模式,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内涵。
企业创新商业发展模式的关键是要理解消费者的需要,理解生产要素、供给条件的变化,理解全球竞争新的环境,通过创造新的供给方式来启动有效需求。
所以这个时刻我们有必要在了解和学习一下《创新理论》和《萨伊定律》,对于走出低迷的全球商业周期有比较重要的现实意义。
现在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当今世界500强当中有不少大企业是抓住了1929年大萧条的机会成长起来的,这对我国企业成长和走向世界具有重要启示。
第三,很多人都企盼全球经济转折的出现。
实际上全球经济何时转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够牢牢抓住机会,苦练内功,切实增强自己的实力,以便更好地利用下一次繁荣的机会。
因此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别强调稳中求进的工作基调,特别强调做强、做实实体经济的发展方向,特别强调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加快改革,我们对此要认真学习,进行深入的理解和思考。
以上是我谈的一些不成熟的看法,不当之处请大家指正,最后也预祝本次年会取得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谢谢刘主任的精彩演讲,他对国内外经济形势分析了三个特点,对经济形势下一步如何发展提出三点建议,让我们以掌声再次感谢!
下面请出的演讲嘉宾是中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理事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戴相龙。
戴相龙:
尊敬的培炎理事长、女士们先生们上午好!
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显著提高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服务水平和国际竞争力”
1月6日,国务院召开了全球金融工作会议,这是1997年以来第四次会议。
第一次会议在1997年召开,重点是整顿金融秩序;
2002年召开第二次中央金融工作会议,重点是在对推进国有金融企业改革,促进国有独资银行实行股份制改造或上市;
200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重点落实前两次金融工作会议精神。
本次金融工作会议是在国际金融危机以后这么一个关键时刻召开,温家宝总理在会议上做了重要讲话。
我学习了这个讲话以后,自己感觉到这次会议重点是显著提高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服务水平,显著提高我们中国金融领域在国际的竞争力。
“虚拟经济”概念是从马克思提出的“虚拟资本”衍生而来,工商企业的生产、供应、消费等活动是实体经济,反映工商企业的股权、债券、期权、期货以及它们的交易活动是虚拟经济,严格讲与生产经营活动紧密相关。
受到严格限制的商业银行还不能简单放在虚拟经济里,也是实体经济的一部分。
所以我很重要一个观点是,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要分开,虚拟经济和虚拟经济泡沫化要分开。
实体经济派生出虚拟经济,虚拟经济为实体经济服务。
这次金融工作会议特别提到要显著提高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服务水平,不是说我们国家虚拟经济发展过头来实行纠正,而为了吸收美国、欧洲一些国家虚拟经济泡沫化造成金融危机的教训,坚持虚拟经济为实体经济服务。
我国金融业在支持实体经济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
当前显著提高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服务水平和国际竞争力,我觉得要突出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完善金融服务组织体系,更加有效地支持不同经济的发展。
对金融组织体系要做一些改造,比如说我们要对几个超大型商业银行,要按照银行控股公司来发展。
因为现代金融集团一个是金融集团,下面可以投资银行保险证券。
还有一种是全能银行,一个银行内部成立几个部门办银行保险证券,这个风险比较大。
还有是银行本身主体成立银行控股公司,可以跨银行业投资银行保险证券,或者成为它的附属公司。
我们现在已经进行了这个实验,但是我感觉在实验基础上应该逐步形成银行控股公司条例,使这项工作更加顺利实行。
建立银行控股公司以后,可以更好地为跨国企业集团提供金融服务,继续发展中小银行为大中企业服务,坚持办好合作金融为小微经济服务。
这次温家宝总理在全国会议上特别讲了要坚持办好合作金融,意义非常重大。
合作金融既是金融体系的一部分,也是合作经济的一部分,不但是融资问题,也是农村城市合作经济的纽带或核心。
坚持为合作经济服务、为小微经济服务的方向,是应该坚持的。
但是我对最近几年大量的信用社商业银行化表示担心。
现在农村信用社发展以县为单位发展、以乡镇为单位发展这样的地位应该保持长期稳定。
以个人的看法,十年之内不能再谈把现在的农村信用社改造成商业银行。
第二,发展直接投资,提高社会资本形成能力,促进企业降低资产负债率。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要讲,甚至更严格地讲资本管理和监督。
建议国家统计局、工商总局应该每年召开社会资本报告,分析社会资本在各个地区、各个产业的流动、增长和变化,以及我们国家行业企业资产负债率的变化。
积极发展股票、债券、基金的融资作用,扩大直接投资的比例。
我是一直主张有条件的养老金可以按照一定比例投资股票。
在此我对养老金入市的问题重申如下观点:
1、入市的养老金是具有储备、积累、稳定、稳存性质的养老金,养老金入市不是全部投资股票而只是用其中一部分投资股票。
2、欧美国家类似养老金早已进入股市,有的投资比例达到50%左右。
从长期看,它是稳定的收益来源。
不能看一天,要长期看。
3、2003年开始,全国社会保障制度投资股票,规定的最高比例40%,一般在30%左右,股票投资收益率的贡献率对利润的形成贡献率在50%左右。
全部保障基金和国外内战略标准按同一个标准,投资商业银行的改革,从来不是特殊的政策。
4、养老金坚持股市应该坚持长期投资、价值投资,客观上有利于股市稳定。
但是它不是被动的救市。
5、股市“十二五”规划提出积极稳妥推进养老基金运营,成立专门机构投资一部分,滚存社会基本养老金。
按照一定比例投资股票,是促进基本养老金的基本政策,我看势在必行。
6、提振股市信心,引进养老金进入股市本身是稳定股票市场的一项措施。
三是提高货币政策执行水平,努力稳定币值,以此促进经济平稳发展。
货币政策是总量政策,通过调节货币总量保持价格稳定,以此确保经济发展。
2011年货币供应量M2增长13.6%,低于经济增长率加物价增长率,是适度从紧的政策。
为控制通货膨胀发挥了作用。
预测今年货币供应量M2增长幅度可能高于经济增长加物价增长,是个不紧也不松的政策,有利于全年经济稳中求进。
但是货币政策难以调整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城乡结构。
调整经济结构、产业经济和城乡经济结构,应主要运用财税政策、产业政策、法律法规和必要的行政措施。
四是稳步推动促进利率市场化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
为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和企业扩大进出口创造条件。
我认为下列改革措施可以讨论:
1、中央银行在制定基本利率时适当缩小利差。
银行是风险行业,一般来说银行资本的利润可能高于社会资本利润,但是也要使金融资本或产业资本的投资收益的差距保持在合理水平。
同时,我们这样做的目的还要支持企业扩大,不是消极地降低利差,同时扩大银行的业务范围,发挥中间组织的作用,从其他方面获得合理的收入,这样提高我们国家银行走出去的竞争力。
2、允许商业银行发行、买卖大面额的存款凭证,按照资金市场的供求进行浮动。
3、扩大农村信用社利率浮动,引导民间借贷。
五是帮助工商企业走出去,提高我国国际金融地位。
扩大金融开放要同时增强风险意识。
我自己感觉风险意识、机遇意识不够。
我看到胡锦涛主席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重要,要增强风险意识和机遇意识。
不重视风险会带来损失,但是放弃扩大、没有用好对外开放的历史机遇也会带来损失,甚至带来更大损失。
10年前如果不参加WTO,中国经济没有今天的发展势头。
现在如果不进一步扩大开放,通过开放进一步促进内部的改革,有可能丧失有利时机,很难获得今后更大的发展。
应该以积极的态度认真学习执行温家宝总理这次金融工作会议提出的“自主、渐进、安全、共赢”的方针。
支持国内企业发展对外贸易和对外投资,在规范的基础上扩大人民币跨境贸易、投资中的作用。
2011年末、银行累计办理项目下跨境人民币结算金额2.6万亿人民币,资本项目下累计结算金额1100多亿人民币,收到的人民币占付出人民币的比例逐步上升,同时应该继续扩大人民币跨境贸易和投资中的结算金额。
同时坚持进出口贸易平衡,控制热钱流入,放宽国内购买外汇的条件,控制外汇储备上升,减少外汇占用人民币数量。
要扩大资本项目可兑换。
我国资本项目可兑换范围逐步扩大,现在主要控制外币投资人民币证券。
我们应该借鉴印度引进外资投资国内股票市场的经验,建议扩大QFII的投资额度,直到淡化和取消数额控制,最后只对全体和单个境外机构投资、投资人投资国内单个上市公司的比例做出规定,并在交易中自动执行,同时逐步做到境内机构和个人用人民币购买外汇对境外投资,择机启动香港股票投资“直通车”。
要继续支持香港巩固和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落实李克强副总理2011年8月赴港考察提出的将香港建设成为离岸人民币中心的具体措施。
到2011年11月底,香港人民币存款已达6273亿元,成为香港除港币和美元以外的第三大货币。
建议进一步扩大人民币对内地的投资渠道和投资数量,提高投资股市的比例。
按国发[2009]19号文件要求,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尽快在上海组建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金融集团。
戴先生提出了如何以改革开放来整顿当前金融体制机制改革,结合当前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对下一步金融如何改革开放、如何推进提出了非常好的建议,我听了以后觉得学习了非常好的东西、很多东西。
让我们以掌声再次感谢相龙行长!
下面有请的一位演讲嘉宾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执行副理事长厉以宁教授。
厉以宁教授作为响誉国内外的知名学者,不仅在经济学理论方面著作等身,而且发表了大量针对现实经济问题的论著,是我国最早提出股份制改革理论的学者之一,还提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非均衡理论,这些都对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下面有请厉教授!
厉以宁:
我的题目是“扩大内需的几个内容”。
第一个问题,扩大内需主要指扩大民间消费,就是扩大民间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扩大投资也能扩大需求,扩大政府消费也能扩大需求,但是二者都有一定限制条件,并且负作用大、后作用也存在,历史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
第二个问题,扩大民间消费是渐进的过程、逐步的过程,而不是靠一时突击提高民间消费能力,要靠突击提高民间消费能力靠的是什么呢?
政府发钱,有些国家靠对外掠夺来的。
历史有过两次经验,第一次是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控制了希腊以后,渡海攻打波斯帝国,波斯帝国被灭了,王公中的金银宝藏落到亚历山大手里,他怎么花呢?
一部分老兵要退役了,大量发钱;
希腊帮助了亚历山大东征,官员又分了一部分。
这些钱到了民间以后,造成了消费通胀,连续一百年通货膨胀,用这种方式来花,最后造成的通货膨胀,因为供给没有上去。
第二个例子,16、17世纪的时候,西班牙占领了拉丁美洲,得到了很多金银。
因为几个王国被灭掉了,矿藏被开采了,这些钱运回了西班牙,所以今天还可以挖掘一点沉船。
到了西班牙以后,成为王室成员、贵族成员、官员家庭、军官家庭的私有财产。
西班牙的供给不足,哪有那么多工业品买,向法国、荷兰、英国买,物价上涨200年之久,这就叫价格革命。
这两个例子告诉我们,我们要随着经济增长逐步扩大民间消费能力,供给能够和它相适应,这样我们处在稳定发展状态。
第三个问题,以投资拉动为主转变为民间消费为主的经济增长模式,其中必须有一个过渡。
如果突然从投资拉动变成了民间消费拉动,消费力量不够,中国经济一定下滑,可能会降到5%。
那是不行的。
所以我们要投资和消费并重的阶段。
投资和消费并重,再过渡到民间消费为主的阶段。
历史上有没有这样的例子呢?
有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西欧和美国增长是投资与消费并重,共同拉动经济,长达20多年。
西欧国家要重新建设,为什么消费和它并重呢?
三十年代危机以来,一直被压抑的个人消费在战后恢复了,重新起来了。
家家都要重新盖房子,家家要买汽车,所以这是可以做到的。
当前我们扩大内需、扩大民间需求,投资到投资与消费并重,再到民间消费。
第四个问题,扩大内需当前主要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低收入者收入边际消费倾向是高的,但是要尽可能让更多的低收入家庭转为中等收入家庭。
中等收入家庭重要性在哪里?
因为它是消费的多样化,低收入家庭消费是单一的,吃饱穿暖。
但是中等消费家庭不一样。
这样才能长期稳定,使我们做到增长的稳定性。
第五个问题,要扩大内需,必须解决中低收入者家庭的后顾之忧。
要实行城乡社会保障的一体化。
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的时候,30年代初在西方经济学界发生了一场争论。
当时主流经济学是新古典学派,两个经济学家一个罗宾斯、一个凯南。
如何解决当前的失业问题?
一个人工作两个人做,一个人工资两个人分、一个人饭两个人吃,就解决了。
可是当时年轻的瑞典经济学家尼尔达尔,给瑞典提交关于失业报告,必须解决老百姓的后顾之忧。
大盖平价房出售、大盖廉租房、实业救济、教育免费、公费医疗、养老金保障,这些措施因此被认为是瑞典福利国家的开始。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国家在一起开会,讨论30年代初期两派经济学家谁对.当时凯恩斯主义还没出来,凯恩斯主义1936年才起来。
这是30年代初,一致认为新古典派是错的,瑞典的做法是对的。
新古典派做法错在什么地方?
这个不增加社会购买,依靠企业内部来解决就业问题的办法,所以是无效的,让社会能够有效才可以。
因为它是扩大了消费,之前不敢消费,后顾之忧解除了就敢消费。
而消费的过程中增加了就业,消费是靠就业扩大的,一批人就业了,有收入就花掉,别人就就业了。
别人花掉了,更多人就就业了。
这就是消费的乘数效应。
要让农民有财产性收入,这是增加农民收入、扩大民间消费的重要途径。
产权要落实到户。
我们最近几年进行了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告诉我们什么?
林权落实到户,林权发到户的手里,这样农民积极性调动起来了,所以林区发生重大变化。
如果搞林权改革是承包到村、承包到乡,承包到合作社,不会有今天的效果。
合作社是农民有林权证以后再组织起来的,不能把顺序颠倒。
第六,鼓励民间创业,鼓励小微企业,要调动这种积极性,给予支持。
我们研究得更广,农民家庭农场、家庭果园、家庭菜场、家庭养殖场、家庭作坊,一直到家庭林场都是小微企业,不能用从前的眼光看他承包。
都是小微企业,因为和市场直接联系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提高农民的收入。
这就是通过经营自己的林场、农场、养殖场等等,经济就火了,小城镇经济也就火了。
第七个问题,让社会垂直流动,上下流动渠道畅通,是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手段。
二战以后,西方出现了二元市场劳工,什么叫二元市场劳工呢?
分上等劳工市场和下等劳工市场,上等劳工市场职业是好职业,次等劳工市场是坏职业,区别在哪里呢?
工资多和少,福利多和少,有发展前途和没有,以及能不能学到技能。
今天的中国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就形成了社会流动渠道阻塞。
父亲做什么职业,儿子做什么职业,孙子将来也做什么职业,承袭了父子世袭制,农民工出来代代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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