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辅周先生论医妙语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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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看“炎”字两个“火”,就攻其一点,不计其余。
辨证论治的真谛是什么?
是“一人一方”,病同,其证也同,也未必用同样的方药,还要看体质、时令、地域、强弱、男女而仔细斟酌,不要执死方治活人。
麻黄汤不是发汗峻剂,大青龙才是发汗峻剂。
大青龙汤的麻黄是麻黄汤的一倍,石膏用量也不宜过重。
药罐子有多大?
那么多量怎么煎?
有人动辄就用今制“半斤、一斤”。
再说,是药总有利弊,不能只看到石膏清热之力,而不怕它伤阳损胃。
热邪与燥屎相合,不得已而有承气之设,仲景先生于此谆谆告诫:
一服利,止后服,得下余勿服。
一次会诊,一小儿食滞,发热,已经用过许多抗生素无效,不食,腹胀,但鼻准光亮,一医主张用大承气。
蒲老说脾虚之质,鼻准光,必自利,不必用下,不妨消导。
但他坚持,正在讨论时,护士来报,拉稀便了。
王清任一生苦苦探索医学真谛,其精神可敬。
他的活血化瘀方,如血府逐瘀汤,果是气滞血瘀,用之多效。
但强调气血,将七情六淫一概抹煞,就未必得当。
其方,有效者,也有不效者,未如所言之神。
如说通窍活血汤可治十年、廿年紫脸印,多少服可见效,实际用之无效。
曾见有人久病恶寒,人着单,彼着夹,人着棉,彼衣裘,冬天生着火炉,犹自呼冷,此真阳虚也。
可考虑用玉屏风散,加附子、姜、枣,剂量不必太重,阳气复振,营卫和谐,或可见效。
有人三天两头感冒,前人称为数数伤风,可用玉屏风散,营卫不调者合桂枝汤。
辛温峻汗,表阳愈伤,病愈不解。
苦寒则伤中阳,脾胃一倒,病变蜂起。
肾盂肾炎,临床颇常见。
因其尿频尿急,蒲老常用五苓散合二妙汤,加大茴香一个,琥珀五分,以解膀胱之困,肉桂只用三、五分而不宜多。
二、调养摄生
有很多病,只宜调而不宜治。
与其药石杂投,损伤胃气,不如不服药。
蒲老自己就有痰饮宿恙,多年来,蒲老一直不服药,中西药一概不服。
惟注意调饮食,适寒温而已,虽然衰弱,但又多延了一些岁月。
20世纪60年代初,蒲老在广东从化温泉疗养,有人来访,他有多种慢性病,终年西药、中药不离口,每次吃—大把药,而日见消瘦,饮食不思,餐后还有腹胀。
蒲老说,药石杂投,本已见弱的脾胃如何负担得起?
脾胃一倒,就不好办了,蒲老建议他不妨减少用药,他顾虑重重。
蒲老让他先减—点试试,果不其然,减一点,各方面的感觉反而好一点。
最后他终于甩掉了终年吃药的包袱。
希冀吃药来健康长寿,无异于痴人说梦。
治病用药无非是借药性之偏,来纠正机体的阴阳之偏。
从古至今,未见有吃药长寿的。
三、辨证之要
《金匮要略》论恶阻,说若有医治逆者,到了第三个月还呕吐不止的,则绝之。
楼英说其意是摒绝医药,和之养之,以待胃气来复。
古人说“有病不治,常得中医”,就是说,这样仍不失为一个中等水平的医生。
要是把医生分作三等,蒲老说自己只能算中等之中。
学拳三年,敢打天下;
再学三年,寸步难行。
孙真人也说过:
学医三年,便谓天下无可治之病。
行医三年,始信世间无可用之方。
罗天益说,医之病,病在不思。
医生所思的,就是辨证论治,而非其他,蒲老坚信唯物论辩证法,不向机械唯物论投降,蒲老也这么教他的学生。
学生们总怕蒲老保守,不给他们秘方、验方,蒲老说:
“我没有什么秘方、验方,我用的都是古人的方,要秘方、验方,去查书嘛,我教你们的是辨证论治”。
他们又说:
“辨证论治,难哪!
”蒲老说:
“孙悟空七十二变,是他掌握了变的方法。
不要偷懒,学嘛,没有快捷方式可走的”。
有位广东来的进修生,在门诊跟蒲老抄方。
有一天,病人少,她说:
“蒲老,可不可以让我给你把个脉?
“好”。
诊毕,她皱着眉头,说:
“有结代脉。
“是结脉?
是代脉?
”她想了一下,说:
“是代脉”。
“你不错呀,能看出来。
”她说:
“三四动止应六七,蒲老你不会出事吧?
“那你就过六七天再看。
”过了六七天,她再诊蒲老的脉,还是那样。
“你看,我不是活得好好的吗?
痰浊瘀血阻滞心脉也会出现脉结代,未必就‘三四动止应六七’。
”
眩晕,有虚有实。
蒲老会诊过一位梅尼埃病患者,先后采用过滋水平肝、熄风潜阳、泻肝和胃未愈,脉滑,苔腻,蒲老认为其本属阴虚,标为痰热的辨证不错,用药则须斟酌。
既挟痰热,便当清化热痰为主,早用滋腻,会助痰热,清泻肝火,亦非其治。
蒲老建议改用温胆汤加味而愈。
子宫脱垂,古称阴挺,多由劳倦气虚不能固摄所致,蒲老常用补中益气汤。
补中,健全脾胃;
益气,增强功能。
每用加鳖头一个,炙酥入煎。
中医药学特别注重保持人与自然界的和谐关系,同时也认为气候、昼夜的变化对人体的健康和疾病发生发展都有影响。
因此,中医药诊治疾病采用了在整体观思想指导下的辨证施治,这是中医药的一个十分鲜明的学术特色。
在中医学中有关这方面的一个代表性理论就是“五运六气学说”,但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真正能够运用这套学说于临床实践的人已越来越少,在现在的中医药大学的教学中已经有很长时间也不涉及此内容,而且还一度被批判为封建迷信。
中医药界很多人在回忆20世纪50年代蒲辅周用中医药方法治乙脑的事迹时,多认为这是一个辨证施治的案例。
其实,准确地说,这应该是中医药运用“整体观”思想进行“辨证施治”的一个现代经典案例。
1956年8月,北京地区乙型脑炎流行。
医院按照之前石家庄用清热解毒、养阴法的治疗经验,用中药白虎汤和输氧、注射青霉素等西法治疗,效果不显。
蒲辅周作为专家组成员,肯定了石家庄的经验,用温病治疗原则治乙脑是正确的,但应遵循“必先岁气,毋犯天和”的原则,根据五运六气学说来研究北京的气候环境因素。
他分析说,北京今年雨水较多,天气湿热,患者偏湿,属湿温。
倘不加辨别,而沿用清凉苦寒药物,就会出现湿遏热伏,不仅高热不退,反会加重病情。
正确的办法,是采用宣解湿热和芳香透窍的药物,湿去热自退。
改投通阳利湿法,用杏仁滑石汤、三仁汤等加减化裁,效果立竿见影,不少危重病人转危为安,一场可怕病疫得以迅速遏止。
这一事迹在全国中医药行业内外产生了积极的“轰动性”效应,大大增强了大家从事中医药工作的信心。
1956年9月4日,《健康报》在头版中报道了这场中医药大战乙脑的成果:
“运用中医治疗温病原则治乙型脑炎,北京市不少危重脑炎病人转危为安”。
四、用药之巧
有人说,古方中用人参的,就一定要用人参,蒲老却说不一定。
他举了一例,仲景生于汉代,那时辽东尚未开发,故白虎加人参汤、理中汤所用人参,皆是党参。
四川的泡参,也很好,其色白中带黄,其味甘淡,入脾肺经补气,加之其体疏松,补而不壅,补气而不留邪。
若嫌力薄,可以多用点嘛。
蒲老在成都治一血崩妇女,以补气摄血为大法,泡参用至四两而效。
泡参其价甚廉。
梓潼凤凰山的桔梗,长卿山的柴胡,也都是很好的药。
这种柴胡,叫竹叶柴胡,色绿,用茎,北柴胡用根。
三物备急丸是仲景方。
其功在攻下冷积而止腹痛。
伤于生冷瓜果,积久不化,非一般消导药可效。
有人病此,求治于某老,其用药,无非楂曲平胃之类,服二十剂无效。
此病非攻不能去其积,非温不能已其寒,蒲老用三物备急丸的大黄、干姜,不用巴豆,改用刚阿魏而效。
巴豆猛峻,不可轻用,即使用,也要注意炮制方法——去油用渣,并严格掌握用量。
蒲老有个学生,素来用药谨慎,一次处方开巴豆五分,患者服后即暴吐剧泻不止,所谓“一匕误投,覆水难收。
”后来蒲老调治了许久才好。
对某些慢性疾病,蒲老推崇煮散,即把药碾成粗末、混匀,每用五、六钱,水一盏,煮七、八分钟,去渣,适寒温饮之。
一日一、二次,不伤胃气,药效出易于发挥,犹如轻舟速行也。
便秘勿轻言泻下,如肝失疏泄,用四逆散,气机升降复常,大便自通。
脾虚运化不好,蒲老用甘麦大枣汤而效。
或有人以为这样的治法神奇,其实不过“伏其所主,而先其所因而已”,何神奇之有!
用药要丝丝入扣,不多一味无谓的药,不少一味对证的药。
中药丝丝入扣,不是多而杂,用药杂乱,是初涉临床者的通病。
原因一是病机不明,用药不能击中要害。
二是急于见功,这样就势必见一症用一药,甚至用几种药,这就成了唐书说的“广络原野”。
三是瞻前顾后,用—味热药,怕太热,加一味凉药;
用一味泻药,怕有伤,加几味补药。
曾有学生治一个气喘病人不效,来找蒲老,还说是不是没有按老师的经验加葱白,蒲老看他的处方,一味热药,一味凉药,下面又是一味热药,一味凉药。
蒲老就问他,这是寒喘,还是热喘?
他不能回答,这就是病机不明,所以用药杂乱。
要是寒证,用凉药岂非雪上加霜?
用药杂乱,就像打架一样,你这里一拳头打出去,他那里拉着你的手,那哪儿能打得中?
蒲老年轻时用药也杂,后来蒲老读叶天士医案,才发现叶天士的用药真巧。
古人说“博涉知病,多诊识脉,屡用达药。
”说到达药,当然还是要向仲景先生学习,他是深知药物利弊的。
不识药,对它的利弊拿不准,用一味不行,那就多用几味,这样能不杂乱吗?
蒲辅周谈治病求本
凡治病必先找出发病的根本,即《内经》所谓:
必伏其所主,而先其所因。
这一点,是临床治疗的绳墨。
历代先哲的著述,无处不体现这种观点。
观仲景《伤寒论》,同属太阳病,由于病人体质这个“本”不同,于是就有麻黄汤证与桂枝汤证的不同表现和治疗方法。
以《金匮》而言,同属虚痨病,有的因中阳不足,有的因干血内停,由于这个“本”的不同,所以在治疗上也各不相同,一用黄芪建中汤、一用大黄蛰虫丸。
后世各家,对这方面的总结,论述如汗牛充栋,不胜枚举,颇能启发人使之巧。
三十多年前,我在蜀中曾治两例失眠患者。
一例自述不思食、不思睡、夜愈欲睡愈兴奋,昼却头昏然寐亦不能,其他无任何不适。
查其舌、脉亦无特殊变化。
观其所服方药皆系养阴、清热、重镇安神之类。
反复考虑不外如此治疗,何以毫无效验?
详细询问,才知道患者在两月之内,几乎天天饮酒食肉。
我猛然醒悟,此乃高粱厚味郁积蕴热,热郁阴分,内扰神明,神不安宅。
故而精神亢奋。
此病虽未见脾胃积滞之实象,但不思食即可以从积滞论治,因高粱厚味郁积发热不能与燥热内结等同,山查最善消肉积,故用山查八钱、神曲五钱、麦牙五钱、茯苓三钱,令其煎服。
一剂后小便较正常略多,且自觉发烫,极臭;
当天即感睡意朦胧,两剂后即能正常入睡。
之所以能够通过消积滞以达到安神的目的,就是失眠之“本”,乃是高粱厚味所发之郁热内扰阴分所致。
另一例失眠患者,自述因冒雨行走,自后渐次身重、脘闷、失眠,前后达两月之久。
病人极言失眠之苦,迫切希望医生药到寐安。
观其所服三十余剂方药,多系养心,和胃,安神之类。
我反复推敲,病在淋雨后发生,属湿邪作祟,再仔细询问,果然除上述症外,尚有头胀、呕逆、口苦、舌苔根部微黄腻,脉象沉缓。
症与湿邪为病相符合,失眠显系湿邪阻滞气机所致,祛湿即可安神,以藿朴夏苓汤主方,进退加减三剂即告痊愈。
两例患者虽同系失眠,但一因膏粱厚味郁积发热所致,一因湿邪内扰所致。
致病的根本一经了然,治疗方案便容易解决了。
对待标与本亦不可执一,二者是随时可以转化的。
如我治漆某某之脑炎。
前医治以清热解毒为主,其方中石膏用至四至一八两。
迨我诊治时,病者已见神昏、呕逆、烦躁、汗出,舌苔白滑厚腻,呈现一派中寒亡阳现象,急以四逆汤大剂与之而取效。
这时的“本”已由热中转为寒中,由热盛转为亡阳,故应以温中回阳救逆为主。
又如张某某,患痹症十余年,其间祛风、除湿、舒筋、活血诸药,所进不知凡几,却不能制止病情的发展,到后来周身筋经挛缩如虾。
以病者正在青年期,气血正旺,本不应坏至如此地步。
皆因治者始终把风、寒、湿合而为一看作一成不变,反复使用温燥药如羌活、独活、防风、川乌、草乌、松节,舒筋活血如乳香,没药、牛膝、姜黄诸品。
从而导致营阴大损,以致液愈枯,筋愈急,终成废人。
此病初期,风、寒、湿已不为病之本,燥热伤阴反倒为本了。
治疗就应该以养液、柔筋为主,《金匮》桂枝芍药知母汤中用芍药、知母,《千金》独活寄生汤之用于地黄,张洁古之天麻丸用羚羊角又为寒湿化火而设。
思不及此,每易偾事,不可不知。
人是一个活体,因此前贤非常强调病人因病源的不同,禀赋的差异,治疗方法应各不相同。
另外,随着周围环境的改变,人体自身亦随之变化,所以,病情随时都在转化。
在一定的条件下,原来的本可以转化为标的地位,而标又可以转化为本,所以临床应以变的眼光去看待标本之间的关系。
我认为,不管是新病还是旧病,导致机体产生病变的主要因素就是本,在几种邪气合犯人体的情况下,对机体危害最大的就是本,也就是应该解决的主要问题。
其他可以举一反三,切勿胶柱鼓瑟,刻舟求剑,以误病家也。
蒲辅周:
要求“神”合,不必求“形”合
实践已经证明,中西医结合大有成效,二者结合解决了不少单靠中医或西医所不能解决的许多疑难问题。
可是二者的理论体系究竟有别,所以,牵强附会地硬搬现代医学的名词和概念,放弃中医的辨证论治,往往会弄巧成拙。
众所周知的“乙脑”姑且不谈病随体质差异等因素的变化,仅就病邪而言,中医就有偏暑偏湿之别。
故尔在治疗上一侧重清热,一侧重利湿。
对于现代医学所谓之高血压病,就有即等于中医肝阳上亢的说法,遏之则铁落、赭石、胆草、白芍、丹皮之类,一派清润潜降,结果有有效者,有不效者,甚有偾事者,究其原因,不外对证与不对证。
就以邓某某和艾某某而言,同属高血压(参见《蒲辅周医案》第2-4页),一为肝肾阴亏,真阳浮越,故以益阴潜阳论治;
一属肝郁血热,故从平肝着手,终用肝脾两调而收功。
另有陈某某,1964年因脾机能亢进,主治者以脾大属血虚血热,乃以攻逐为主,最后选用了地鳖虫以搜剔,结果大便所下7呈不可名状之物,病人全身状况较前大为衰退,不得已作了脾切除手术,中药治疗也改弦易辙,方才基本稳定。
八年后全身浮肿,以午后下肢为甚,大便日行三次而不成形,脉大鼓指而空,舌光无苔而不思饮,血压在160-150/130-120mmHg之间波动,饭后口中有苹果味。
整个情况属脾肾两衰,阳气浮越,故治疗用甘酸敛阴,甘温养阳,而敛阴忌其腻,养阳戒乎燥,服至五、六剂,血压下降至130/90mmHg肿减大半。
十余剂后大便成条,一日一行,竟稳定两年左右,此病若因血压高而以肝阳上亢论治,不啻落井下石。
喻嘉言曾说过“如此死者,医杀之耳”,这句话每个医生都要时时引以为戒。
麻疹,现代医学认为系传染病,中医则认为“虽为胎毒,多为时行”,既强调传染,亦注意内因,因麻疹亦透发为顺,一般治疗以辛凉宣透为主。
可是1945年成都遭洪灾,家家户户水深盈尺,秋后小孩出麻疹,色不甚红艳,隐于皮下,用辛凉宣透几乎无效,后考虑到湿遏,采用苦温化湿法,往往一剂即见透发,告诸同道,试用皆称满意,1965年,有龚姓小儿出麻疹,先用中药银翘、白虎,同时注射西药青、链霉素,而低烧不退,小儿反见神疲,改用小剂当归四逆汤,桂枝仅用八分,一服后麻疹透发如云,以后即按一般常规调理而愈。
再以肺炎而论,有人认为即是中医所谓肺火,所以要消肺之火“炎”,就需用银翘、芩、连、知、栀之类。
还有人认为只有温病才涉及肺炎,这些论点,实属偏见。
症之临床,肺炎初期属风寒者,可选用十神汤、三拗汤;
夹里热者,可选用麻杏石甘汤、越婢汤之类;
确系风温,可选用银翘散、桑菊饮或加减葳蕤汤。
若有兼证,尚应灵活加减。
我亦曾用桂枝加厚朴杏子汤而治疗肺炎,此方乃《伤寒论》方,由此可见不必拘于病名,总要对证为要。
急性黄疸性肝炎,多解释为湿热,而医药几乎皆为茵陈蒿汤、栀子柏皮汤。
这未免太简单化了。
确为湿热也要分阴黄、阳黄。
临床上常可见到黄为退而脾肾阳气大损者,皆系苦寒太过,湿热未去,阳气已衰,实在可叹。
无黄疸性肝炎,有伤于情志,有伤于过劳,有伤于失治,因此更不可动辄茵陈、栀子。
伤于情志者,决非单靠药物能奏效;
伤于过劳者,必先节劳而后药方能奏效。
同时还要从整体着眼,不要把病位死扣在肝胆上、如一例肝炎患者,多方治疗转氨酶不降,我直接调整其脾胃,而转氨酶亦降。
因为中药对各脏器的概念与西医的概念不是完全相同的,西医的病位,可提供参考,但不能对号入座。
近年来,人们习用活血祛瘀治疗冠心病此法非不能用,但不可滥用。
如谢某某,胆固醇、脂蛋白偏高,用了草决明、山楂、郁金、菊花、丹参、虎杖之类的药物后,病人反而头晕加剧,心跳加快,更出现气短、疲倦、大便溏等症,而胆固醇、脂蛋白并未见明显降低。
治者嘱患者少吃糖,而患者却谓:
“一年中很难吃几次糖食”。
改用补益中气法治疗后,上述诸症明显减轻,这样反复几次后,病人说:
“我不懂医学,但不知自身感觉是否是治疗正确的标志?
吃了那些降胆固醇的药反而加剧,一吃补益中气的药,症状立即减轻。
原来以为是偶然的,但几次反复后证明决非偶然,这其中一定还有别的道理,希望大夫们研究研究。
”象这样的病人,可以说是医生的一面镜子,应当时时自照为要。
更有把冠心病与淤血等同起来,似乎舍活血祛淤别无二法,这是更背离辨证论治的原则了。
如聂某某,年已七旬,老年之人阳气与阴血皆衰,可是却连续使用红花且达五钱之多,愈破愈伤正气,阳气衰,气行不足,所以两足感到寒甚,这样的治疗实在让人感到担心。
试看不少有识之士对此病的治疗阴亏者滋阴,阳衰者扶阳,痰阻者豁痰,有瘀者逐瘀,或分用或合用,以证为准,法度井然。
此病大多本虚标实,故拟双解散,扶正驱邪并行,但此方也不可死执,还是应与证合参。
《金匮要略.胸痹心痛短气病脉证并治》有胸痹心中痞气,气结在胸,胸满,胁下逆抢心,枳实蕤白桂枝汤主之,人参汤亦主之“的明训,这是典型的辨证论治。
有些处方不依法度,用药庞杂,大队齐出,有许多药是根据现代药理研究及试验能扩张血管云云,如按此开方,发现一种扩血管药则增加一位,推而广之,不知要多大一张处方才能容纳得下。
有何某某你,女,因受寒而致每次行经即发生麻木抽搐,经后始平,察其脉证乃血虚而风寒内侵,久看不去,采用温经祛风,继之气血两补,数年之疾竟得痊愈。
此病者曾经某医院检查,血中磷钙较正常人低,自服中药后,随着症状减轻、消失血中磷钙也趋正常,当时用药又何尝查药典,看哪些中药含钙多,哪些中药能促进钙的吸收。
可见两种理论体系虽异,但治疗对象则一,因此在客观上相同之处,随着科学的发展,二者之间必然会有更多的共同语言。
所以在临床上不必东施效颦,应始终注意辨证论治,要求“神”合,不必求“形”似。
蒲辅周论“调神”
七情伤人,在某种情况下,更甚于六淫。
而精神治疗的作用在许多内伤疾病中都远甚于药物。
即使是六淫所伤,病者的精神状态正常与否,对于药物的治疗作用也大有影响。
既然精神状态的正常与否直接关系到人的健康,寿夭,所以《内经》把积精全神列在卷首,这决不是偶然的。
其中谈到“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
是以志闲而少欲,心安而不惧,形劳而不倦,……是以嗜欲不能劳其目,淫邪不能惑其心”,又说真人、至人、圣人、贤人之所以能“把握阴阳、寿敝天地,无有终时”或“游行于天地之间;
视听八达之外。
”究其原因:
不外“呼吸精气,独立守神”,“内无思想之患,以恬愉为务”,因而能“精神不散”所致。
当然,这些论述有些地方说得有些过分,但由此可知,精神状态对于人们健康影响的重要性。
人的情志影响健康,而健康情况也影响情志。
《内经》说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悲忧恐。
故喜怒伤气,暴怒伤阴,喜怒不节,寒暑过度,生乃不固。
这就说明了情志是以脏腑气血的气化功能为物质基础的,反过来又影响气化功能,喜怒不节和寒暑过度一样,导致生机紊乱,影响到寿夭病已。
人们往往注意了情志对脏腑气化功能的影响,这主要是因为情志失调影响气化,其来骤,其症显,而气化功能失常影响情志,其来缓,其症不显的关系。
如“百合病”是心肺阴虚导致的精神状态不正常,故而出现“有如神灵者。
”妇人经水适来或适断,又感外邪,热与血结于血室,形成昼日明了,暮则谵语如见“鬼”状。
《三指禅》中提到的痰饮而导致如山川崩裂,或闻高捷南宫,或闻雷霆风声,或身如虫行等怪异现象。
为人喜悲伤欲哭,数欠身,象如“神灵所作”,是“脏燥”所致,各家所载还很多,都是气血失常,影响精神状态。
只要脏腑功能好转,而“神”病也随之好转。
我常用甘麦大枣汤加味或加减十味温胆烫,辅以精神安慰治疗气短心慌,悲伤不能自持的病人,疗效较为满意。
脏腑功能失调,在梦中也可以反映出来,《内经》讲得不少。
我在平时多见脾虚之人梦见腹饥进食,食不能饱。
大盛之人多见斗殴,火烧房屋。
心气不足,肝气不足之人往往见高岩失足,手足惊搐,当预防风瘫。
正气大亏心情怫郁之人,而梦见山陵崩毁,房屋倒塌,鬼神侵扰。
气血虚弱夹痰郁者多梦见鬼神怪异,或平时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之事。
如局部梦见犬啮,虎咬痛不可忍,多为气血凝滞,当速为疏通,防其久后生疮。
阴盛阳衰之人易梦见茫茫大泽或蛇类。
当痰饮阻塞气管时,往往梦见走进小屋,欲进不能,欲退不得,憋得浑身汗出。
《内经》谓:
“心藏神、肝藏魂、肺藏魄、肾藏志、脾藏意”,听起来似嫌玄妙,实为元神之别称。
自1970年以后,我常梦见回梓潼与故人团聚,而这些人皆已去世,又常梦见无边大漠或游于大海彼岸。
《金匮•五脏风寒积聚》云:
“邪哭使魂魄不安者,血气少也。
血气少者属于心。
心气虚者,其人则畏,和目欲眠,梦远行而精神离散,魂魄妄行。
”所以我这些梦境大概是我“行将就木”的预告。
细心揣摩病人的梦境,有助于查知病变的部位,病变的性质和预后,不宜轻视。
因情志伤及脏腑气化功能,一定要先解决病人的情志,然后辅以药物治疗,否则徒伤正气。
以梅核气而论;
此病多发于忧思过度。
如果不改变病者的精神状态,徒用行气之药如柴胡舒肝散、厚朴七物汤、越鞠、四磨之类,愈行气愈结,以气弱复加思则气结之故也。
将病者换一环境,常处于喜悦活跃的环境是无上的良药。
又如因大怒而致昏厥,虽有潜阳镇逆之品而不设法平息其怒气,实难见功,医者必须苦口婆心,善言开导。
不过言语开导也不能千篇一律。
对于病不甚重,而精神完全被疾病所压倒者,要“恩威并用”。
要直指其精神的软弱状态,正言责之,而另用他人安抚,一“剿”一“抚”,颇易见动,不然一味温言安慰,反而愈劝愈不能自拔。
有些病者,被责之后,反而奋起与病相抗,这是精神治疗的反治法。
还有一种粗知道理、断章取义者,精神干扰亦不能忽视。
李士材曾说过,这种人硝黄尚未入口,已魂飞魄散;
参术尚未下咽,心先痞塞。
这种人一定要直指其弊,不然药之无功。
旧社会为礼教束缚,待嫁室女幽尼、寡妇所欲不遂,往往形成经闭,男子独身则多梦遗。
这类情况不可以病论,冒昧用药,反而加病,历代先哲皆有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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