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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这个道理并不被人广而知道。
人与动物亲密接触可能相互传染疾病
另一方面,人有人道,动物有动物之道。
两者如果亲密交集,就有可能相互伤害,例如相互传染疾病。
艾滋病是最凶恶的疾病之一,对艾滋病病毒(HIV)的追踪发现,HIV就是因为人与动物亲密接触后,从动物转移到人身上的。
目前已知艾滋病毒毒株共有4种,分别是M、N、O、P,各自有不同的源头,但都来自动物。
其中传播最广的M和N早已证实来自黑猩猩,后来研究人员通过分析喀麦隆及邻近地区的黑猩猩及大猩猩基因序列,证实O和P均是来自喀麦隆西南部的大猩猩。
无论是黑猩猩还是大猩猩,都是人们捕猎或捕获后贩卖,在这些过程中与其亲密接触而使HIV从动物转移到人身上的。
另一方面,人也可以把多种疾病传染给动物。
1999年美国俄克拉何马大学健康科学中心的杰妮特·
威尼斯等人发现,当年在世界上5个不同的地区发生了10多次人的疾病在大猩猩、黑猩猩、狒狒和猴子身上爆发的情况,包括麻疹、脊髓灰质炎和疥疮,经分析,是人把这些疾病传染给动物的,结果使得这些动物数量急剧减少。
研究人员也发现,1996年坦桑尼亚哥姆比国家公园管理区的工作人员和游客也把感冒传染给黑猩猩,导致11只黑猩猩,包括一只母黑猩猩和它的两个双胞胎婴儿死亡。
此外,以人的行为方式来对待动物,并认为这就是与动物交朋友还会导致更不好的结果,例如,导致大众产生私养宠物的欲望,也会推动捕获和交易野生动物。
所有这些其实提出的是一个问题,该如何爱护和保护动物,也即人与动物应当保持什么样的关系才是最好的。
给动物一块让其自由自在生长、生活和生存的环境,不打扰它们,不要让它们按人的意志、思维、行为方式来生活,是人与动物最好的关系,也是人对动物的尊重和对它们的最好关爱和保护。
连海平:
国学教育不应急于和高考挂钩
“十二五”教育部规划课题《传统文化与中小学生人格培养研究》总课题组日前透露,国内第一套自主研发的高中传统文化通识教材预计将于今年9月出版,四册分别为《论语》《孟子》《大学·
中庸》和《道德经》。
中国国学文化艺术中心秘书长张健表示,目前各地高考改革的几个信号均指向国学,但考什么、怎么考又是一个难题。
《史记》云: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个人和国家也一样,仓廪虚、衣食匮,就会觉得“事事不如人”,连基本的自信也没了。
一百多年来,中国积贫积弱,饱受凌辱,以至文化精英们回首检视文化传统,发出“吃人”之叹,而盲从西学盛极之际,有学者甚至提出废除汉字。
随着社会经济飞速发展,中国已走出历史阴影,逐渐找到文化自信,于是国学价值重获审视。
2014年3月,教育部颁布了《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这是新中国第一个关于传统文化教育的纲领性文件。
由是可见,传统文化进课堂,实是历史必然。
但是,国学传播断裂百年,重拾并非易事。
这不但关乎内容取舍等国学观问题,还有教育理念、手段等工具选择等问题。
不说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国学内容取舍——这并非一个小问题,文化是有时代背景的,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化,今天的中国已进入21世纪,经济已高度全球化,传统文化要如何接入才能与这个时代无缝对接——就教学手段而言,应试未必是好办法。
国学一旦进入高考,对广大学子来说,很可能成为一种苦差。
近年来,一些地方语文教材尝试缩减偏深奥的古文篇目,动因就是为学生减负,国学入高考无疑可能加重学生的负担,此其一。
国学不同于古文,除了语言,更注重理解与接受,将传统文化知识内化为精神智识,譬如从儒家思想中习得入世、积极的精神,而为了分数死记硬背,重形式轻内容,反而会弱化这一教育功能,此其二。
与其让国学入高考,打造“应试国学”,不如让国学摆脱考分负担,尝试“快乐国学”,这可以减轻学生的逆反心理,效果可能更佳。
一方面是内容快乐化,尽量做到“悦读”,寓教于乐;
另一方面,充分利用现代传播媒介,触发学生兴趣。
对于断裂百年的文化来说,“补课”不易,要有耐心,多做工作,不要一强调就想要与高考挂钩。
金名:
中国游客别让“任性”毁了南极
南极拥有纯净壮美的自然风光,是无数旅游爱好者心中的“天堂”。
近年来,南极旅游在我国悄然升温。
据国际南极旅游者协会(IAATO)统计:
2004年,中国游客赴南极旅游人数只有37人;
十年后,这一数字迅速攀升至3367人。
目前,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南极旅游国,越来越多的国人开始踏足这片独具魅力的神秘大陆。
然而,近日有媒体曝光,部分“任性”惯了的中国游客,把一些不文明行为带到了这片净土。
如追着企鹅拍照、冲入动物群体中留影,或是高声喧哗、什么都“摸一摸”等,其行为甚至扰乱了我国南极长城站正常的考察活动。
有网民批评道:
“丢人丢到南极了,下一站要在火星丢人了!
”
游客的行为举止如此“煞风景”,其恶劣影响远不止“丢人”这么简单。
事实上,国际上对于赴南极探险有许多“禁忌”,是每个人必须严格遵守的。
比如,为保证南极生物不受人类所携带病菌的侵害,不能与企鹅近距离拍照,也不得向南极动物喂食;
不能带走哪怕一块小石头,因为这是企鹅筑巢时非常难得的材料。
之所以要小心翼翼地呵护南极,是因为南极既非常珍贵、又异常脆弱。
作为地球上未被开发、未被污染的洁净大陆,南极蕴藏着无数的科学之谜和信息,对于人类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但同时,人类的一举一动都会影响当地的生态环境,甚至带来意想不到的灾难。
比如,外来物种入侵可能彻底改变已相对孤立数百万年的南极生态系统。
正因为如此,人类已达成共识:
严格控制其他大陆的来访者,严格禁止“侵犯南极自然环境”。
我国已加入了旨在保护南极自然生态的《南极条约》体系。
每个游客在领略罕世美景的同时,都有责任和义务了解南极生态环境保护的有关知识,并成为身体力行的一分子。
(本文来源:
经济日报作者:
金名)
高路:
《平凡的世界》何必拘泥于方言
《平凡的世界》电视版正如它的原著一样,越品越有味,经历了一轮不温不火的播出以后,在观众心里积累起了良好的口碑。
在高兴之余,有地道的陕西人认为电视剧拍得很成功,但还可以拍得更好一点,特别是语言有点混乱,有普通话、陕西话,甚至还有河南话、京腔。
《平凡的世界》是不是一个推广陕北话的好机会,得看陕北方言本身的底蕴,但是剧中语言的混乱却是不争的事实。
自开播以后,剧中的方言一直是大家吐槽的热点,被人戏称为“平凡体”。
几位主角脚踩黄土高原的一道道梁,操着不伦不类的陕北话成了陕西人民最伤心的事。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家乡好,希望家乡的名人留下的不仅是一笔丰富的文化遗产还有丰富的物质遗产。
王勃成就了滕王阁、《消失的地平线》成就了香格里拉,《边城》又成就了凤凰古城,而《三国演义》留下的那么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至今仍然被一大堆立志要做名人故里的地方争来抢去。
《平凡的世界》成功了,如果不能向外界展示一下陕北的美,不向外界推广一下陕北方言的魅力,是件遗憾的事。
莫言让高密东北乡成了文学高地,引来四方宾客纷至沓来,平凡的世界若能成就陕北,路遥泉下有知也是会欣慰的。
一部皇皇巨著,是人物的命运史,也是当地历史地理风俗人情乃至建筑的百科全书。
这种风情可以在小说中,可以在人们的想像中,但希望它能在电视屏幕上直观地呈现出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一个称职的导演应该把时间往回拔三十年,让演员的语言着装、一举一动都向那个年代靠拢,找不到当年的物品得四处搜罗,找不到当年的场景,那么就得现搭一个,这个钱该花。
但方言也要求一模一样难度比较高,一些不怎么重要的角色可以用本地人,但是主角不可能也都用本地人。
拍电视毕竟不同于拍纪录片,局限太多,你弃国内那么多优秀的演员不用,就是自取其短。
再者说,演员用本地的,导演呢,一个不是陕北人的导演不可能像陕北人一样对风俗习惯有深入的了解,那又该怎么办?
这就跟拍《水浒传》无需一定要用山东方言,拍《三国演义》也没必要拍成天南地北各地方言的大荟萃是一个道理。
大家都求原汁原味,那么《西游记》又该用什么方言来拍呢?
以地域来界定《平凡的世界》未免格局太小,也是小看了这部小说的影响力。
《平凡的世界》可以用陕北话拍,也可以用普通话拍。
甚至不妨拍成电影用英语对白的形式推向国际市场。
这不影响我们对小说的理解。
我们很多人没有去过陕北,我们也难体会到陕北方言的好,但这不影响我们被《平凡的世界》感动。
小说已经走向社会这么多年,拥有了这么庞大的读者群体,已经成了大家共同的精神家园,拍电视还有必要拘泥于哪个地方的方言吗?
有人说《平凡的世界》故事结构老套,写作手法老套,遣词造句也老套,一提起来一脸不屑的模样。
从《史记》开始,到四大名著都很老套,可是你能想像没有史记没有四大名著的中国吗?
反倒是那些一味求新求变的,又有几个人能记得。
把语言当成试验品,一味地先锋玩意识流,除非你能融会贯通,在传统和现代中自如穿梭,否则大半是要失败的。
再进一步,难道《平凡的世界》说的仅仅是三十年前的事吗?
小说写的是人间的大爱,其中散发出的人性的温暖是永恒的话题。
它讲述的是爱情、牺牲、隐忍与奋斗,这样的故事随时随地都在我们身边发生,又有哪个时代不需要这样的故事。
为什么《平凡的世界》能影响至今,就是因为它写的是一个历史片段,但着眼的是这个民族最深处的东西。
《平凡的世界》早就超越了地域,超越了时代,成了我们这个民族宝贵的财富,我们每个人都能跳开时代跳开背景,从作品中找到共鸣。
有爱,爸爸该去哪儿就去哪儿
《爸爸去哪儿》的疯狂收视率,芒果台应该感谢所有的“中国式主妇”——这个在中国家庭中承担着孩子吃喝拉撒、与孩子一起成长、整天闷在心里期待着丈夫多陪陪自己和孩子的“弱势群体”。
林志颖总能将心平、快乐的表情传递给儿子kimi。
现在,每周五,年轻的母亲、准母亲们,终于在这档节目中找到了将丈夫拉到身边的正当理由,并且告诉他们,你也可以像林志颖一样蹲下来跟孩子说话,可以像张亮一样把饭菜做得让孩子喜欢,可以像郭涛一样成为孩子的精神领袖。
总之一句话,孩子需要你。
像排炮一样架开的拍摄机位、高空飞翔的航拍阵势,在五对爸爸与孩子面对的极端生活环境下,在长达72小时的全程跟踪里,哪怕不导演剧情的冲突,也会捕捉到无数令人笑、哭、叹、赞的镜头来。
何况五个爸爸,都是大名鼎鼎的明星。
他们与孩子的生活状态,本身就能满足人们八卦的欲望。
所以,与其赞叹这档从引进韩国的节目有多么超人的智商和创意,不如慨叹巨额投资的决策者过人的胆量。
这个胆量,就是一种赌性,赌的是一个真理——天下没有不爱孩子的爸爸。
而将这些爸爸拉到电视机前的这档节目中,成为收视率中的一分子,根本就用不着电视台花功夫去宣传。
妈妈们比谁都卖力。
“爸爸,去哪儿?
”,是“老公去哪儿了”的另一种表达方式。
在这隐藏句式中,有两个身影——孩子和妈妈。
似乎中国爸爸,都应该是这档节目的受教育者,身上都带着亲子教育的原罪。
所以,《爸爸去哪儿》剧情设计的形态与冲突,在很多妈妈眼里,便带着惩罚式、实验式、启发式的意味。
她们在这档节目中,寄托了“浪子回头”般的哀怨,也寄托了对家庭角色中传统的“主内主外”角色分工有所突破的向往。
《沙漠中的水塘里,没捞到一条鱼的郭涛,很没面子地要摄制组给他一个机会,就是想在儿子面前,挣回一个爸爸和别的孩子的爸爸一样能干的面子;
北京农村,抽到蜘蛛屋的林志颖,面对将要与孩子一起住在这个破屋两天的“坏运气”,依然将心平、快乐的表情传递给儿子……太多冲突的场面中,爸爸和孩子同时面对的细节,不仅能够触动中国妈妈们的感怀,同样能够触动爸爸们内心深藏的柔软。
这是《爸爸去哪儿》这档节目,难以简单定位为综艺或者亲子实验节目的原因所在,更是这档节目想要达到的收视效果。
这时候,“爸爸,去哪儿?
”这个句式,已经不是爸爸和孩子今天要到达的目标,而是带给中国所有爸爸的一个命题:
你要怎样的生活?
对于绝大多数普通的爸爸来说,这是一个两难的选择:
你是要满世界找钱养家,还是要捡拾自己身边最珍贵的亲情与教子的责任?
每个入戏太深的妈妈,已经将剧中的名人名星,与自己的丈夫对比起来;
将剧中的情景,与自己每天生活的情景对比起来。
她们在一边看着《爸爸去哪儿》、一边对比自己的家庭生活,觉得自己的丈夫、孩子的爸爸,回到家里来得更迫切,更重要。
这是所有综艺娱乐节目赋予“正能量”内涵之后,带给观众纠结不清的尴尬。
海选类节目不停地上演屌丝的逆袭,让人们恍恍惚惚怀疑自己是不是还有太多的能量没有得到展示;
相亲类节目不停地传递爱就大胆说出来,让人们不停地怀疑哪个女孩没追到,一定是鲜花送得不够多;
现在,这一亲子类节目冲击波,不停暗示教子缺失爸爸有责,让人们不停地自责孩子身上的缺陷是不是都是爸爸陪孩子太少。
综艺类节目无不让人生发出各种不同的梦想。
还没生孩子的,已经在《爸爸去哪儿》中像发现了梦中丈夫一样,找到了身边男人的差距或期待。
生了孩子的,梦想着自己的老公通过这档节目,洗洗澡、出出汗,华丽转身,像节目中的那些明星一样,既要风光体面,又要像他们一样,在这些可爱的孩子面前触及心灵,让自己的宝贝,不输给明星的孩子。
这就是娱乐的教化功能,带给现实社会的冲击。
在这种冲击中,娱乐性与教化性相互作用,让有的人分不清什么是娱乐,什么是现实生活。
在这种冲击中,正能量与负能量相互抵冲,让有的人看到了方向,让有的人不知所措。
屏幕中的五个爸爸,没有一个不是优秀的。
五个孩子,没有一个是不可爱的。
而事实上,生活中每个平常爸爸们的优秀,被鸡毛蒜皮生活化了,被养家糊口屌丝化了,他们被《爸爸去哪儿》寻求的完美爸爸,对比得灰头土脸。
拍完节目,明星爸爸和他们的孩子,该去哪儿还会去哪儿。
倒是那些平常爸爸们,他们如果还想该去哪儿还去哪儿,可能从此心里就会打个格登。
《爸爸去哪儿》赚饱了广告费,却撂给爸爸们一个尴尬。
这实在是个要不得的尴尬。
平常爸爸们,不妨该去哪还是去哪。
亲子的柔情,跟陪子的时间,不一定是完全成正比的关系。
用心去爱,有时候只需要一个眼神的时间。
这就像看《爸爸去哪儿》一样,对于一个有悟性的爸爸妈妈来说,看一两集,与看十二集带给心灵的触动和教益,本质上不会有太大的区别。
再原始,再生态,它总是个看着玩的东西。
让姚贝娜的善观照每个人的“恶”
如果说2014年的娱乐圈是以丑闻迭出、口水齐飞而著称,那么,2015年的娱乐圈一开始就风云突变,以一场感天动地和泪雨倾盆的悲剧拉开帷幕——年仅33岁的青年歌手、“中国好声音”的风云人物姚贝娜不幸罹患乳腺癌病逝。
就在人们纷纷为这位年轻的“好声音”的猝然逝去唏嘘不已时,“《深圳晚报》几位记者乔装成医生混入太平间拍逝者遗容”的消息,仿佛晴天霹雳,刹那间引爆了一场舆论大地震。
即使人们普遍认为当下道德滑坡是不争的事实,即使人们对种种底线缺失哀其不幸,可你必须承认,在人性的深处、在良知的心底,还有潜在的底线与共识在不约而同地支撑着对是非的基本判断、对善恶的起码辨别。
在民愤讻讻之下,没有人、没有当事者站出来反驳、辟谣或者道歉,孰是孰非暂无定论。
但不争的事实是,无论媒体还是个人不该踏破底线,不该在最应该克制的地方越轨。
我们早已见惯了在一方的沉默或应急公关中,另一方的愤怒很快被新的热点所消解、被时间所冲淡。
如果我们不触及海平面下涌动的暗流,如果我们不触及大风起兮背后的气压,如果我们不触及那些裹挟人性良知一路超速闯红灯的逻辑,那么,下一场相似的闹剧、同样的荒诞还会继续酝酿,就像等待时机绽放的恶之种,一遇到合适的天时地利就突然在大庭广众之下喷薄而出,狠狠地撞疼大众的腰。
不由想起1993年,苏丹大饥荒时的那张经典影像:
饥饿而无力的小女孩和秃鹫。
记者凯文•卡特因为那种照片而获国际声誉,也因为那种照片而备受良心的折磨:
因为眼看着饥饿的孩子走向死亡,而无能为力的自己却靠那个孩子赚得声望。
那种折磨直至他自杀的一刻。
这样的反思多年来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一直或深刻或热闹得进行着,有的国家成立了非政府性质的新闻伦理机构,那些德高望重的学者专家依据严格的程序对那些涉嫌违背伦理的新闻现象进行价值评判,结果会对整个行业起到一种激浊扬清的普遍效力。
放眼国内,这样的探索与讨论也在进行,尤其在社会转型风云变化的当下,如何在公平公正公开的程序正义基础上,建立具有公信力的、非政府的新闻伦理评价机制或机构,对于夯实底线、捍卫常识、尊崇人性尊严,无疑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然而,仅仅是建立一种价值评判机制并不能完全遏止那些“恶之花”,因为这种机制更多是一种事后矫正,能够釜底抽薪的是那些“恶之花”赖以生存成长的土壤、养料和水分。
如果要从根本上种善因、结善果,最该反思和改良的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种“急吼吼”顽症。
多少年来,我们越来越急、以急为荣以慢为耻,我们恨不得把三山五岳铲平急着盖楼,我们恨不得给孩子做个脑手术让他们智商超常赢在起跑线,我们恨不得一夜暴富一举成名一飞冲天,我们恨不得不择手段冲破底线只为比别人快一步……我们太过于追求名和利了,我们太把一切价值、意义寄托于财富基础上了,我们把对财色名利的无上追求当成了唯一信仰,于是,这个世界本来正常运行的一些逻辑就突然颠倒了,很多荒诞不经、黑白颠倒就堂而皇之地大行其道了。
在很多信仰缺失、是非颠倒的地方,其实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发挥了作用。
只有当全社会都开始从反思自己、反省个人做起,从“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做起,那么,人性良知的底线、行业的底线、社会的底线才能一步步抬高,遮住我们或裸露无疑或半遮半掩的私密处。
《道德经》云,“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年轻的姚贝娜在生命的最后几年,或自强不息,或笑对人生,或投身公益,已经在另一个世界的她一定不后悔、不遗憾。
而她逝后所享受的哀荣也可配得上她身前的善行。
至于那些有悖职业伦理和人性道德的个别人行为,围观者不妨将其化为一次个人反躬自省、行业重建自律、社会化急为慢的运动,才不会让泪奔、义愤变成又一个“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的娱乐肥皂泡。
就让姚贝娜,这个年轻生命里的善,来观照每个人生命里的“恶”吧。
冰桶到底在“挑战”什么
从硅谷爆发的“冰桶挑战”,借互联网的力量,快速传遍美国的政界、体育界、演艺界,并于8月18日传到中国。
从19日开始,“冰桶挑战”在国内渐渐演变成一场全民狂欢,但有关“渐冻人”的报道仍然极少。
冰桶事件的发生,缘于“渐冻人”对生命的绝望;
冰桶活动的病毒式蔓延,缘于它具有强大游戏性质和娱乐功效。
渐冻人的绝望是这样的:
即便在美国这样一个发达国家,患上这种病的人,在头脑清醒的情况下,亦只能眼看着自己的身体渐渐失去知觉。
它是一个不治之症。
功成名就的科学家霍金,因为这个病症,在轮椅上50年了。
发起冰桶活动,意在引发社会对渐冻症的关注,并为病人募捐。
由一个沉重的话题而发起的活动,往往很难引发广泛的关注,但由于冰桶活动具有“爱心”、“点名”、“挑战”、“名人”、“冒险”等因素,在移动互联网的助推之下,引爆了“娱乐性”的内核。
很多人在消费名人冷水浇头时,可能根本不知道也没兴趣知道渐冻人、渐冻症、ALS等。
也因此,这项活动被一些人质疑,将一个本来沉重的话题,娱乐化了。
在这种批评者看来,娱乐化,就是浅薄化,从而跑偏了。
娱乐化,没什么可怕的,并不必然消解“问题”的沉重。
但互联网充分暴露和展现了人性,努力在现实中寻找“乐趣”,是人性之一,是人们对抗沉重的重要办法。
无论是马航失联事件,还是某报社门前有人集体服毒,在互联网上都有人从中找到“娱乐视角”,并加以调侃。
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这种娱乐式关注,是关注的一部分,照样会对“问题”的责任方产生压力。
因为,严肃的探讨问题,往往由于其专业性,导致很多人无法参与,最终只能局限在较小的范围内。
而娱乐化之后,降低了关注问题的门槛,使更多人卷入与问题的关联之中。
相当一部分,本为娱乐而来的围观者,会不由自主地追问一句为什么。
相信,近来,因为冰桶挑战活动的娱乐化,会导致网上对“渐冻人”等关键词的搜索增多。
但搜索之后大家发现一个残酷的现实。
这个罕见病,因为发病率不高,医药企业没有研发相关药品和治疗方法的动力。
感冒不足以致命,但无数的药企研制生产治疗感冒的药物,渐冻症足以致命,却因无利可图,不足以调动相关方面的积极性。
这与抗蛇毒血清类似。
一个人若遭毒蛇咬伤,最有效的治疗方法,是到医院找到这种抗毒血清。
但是由于被毒蛇咬伤的人太少,药企不愿生产这种药品,医院也很少有储藏这种药品。
为渐冻人募捐的冰桶挑战活动,因其高度的娱乐性,难得地带来了公众对渐冻症的广泛关注。
但是,这种关注会给谁带来压力呢?
药企会因此投入更多的研发力量么?
恐怕不会。
企业是逐利机构,资本有冷血的属性。
即便已经有了“世界渐冻人日”,尽管有霍金这么著名的科学家示例,尽管全球每90分钟夺去一个渐冻人的生命。
这些都不足以唤醒任何一个国家的“资本家”——因为这根本就不是一个可以赚钱的生意。
市场不是万能的。
从这个角度来说,得了罕见病的人,如果没有足够多的钱,无论在美国、英国还是中国,基本上等于绝望地坐以待毙。
那么,冰桶挑战活动,到底在挑战谁呢?
最后,想到的只有政府。
似乎只有政府既具备巨大的力量,又有义务在做某些事情时“不以赚钱为目的”。
但罕见病患者,由于只是极少的一群不幸者,他们掌握的“选票”,少到可以忽略不计。
所以政府完全可以做到假装看不到他们的绝望。
一个政府施政的姿态,总是倾向于讨好多数人。
事实上,政府部门甚至有合理的理由,拒绝对罕见病进行投资或政策倾斜——政府有冲动用同样的资源救助100万人,而不是1000人。
而这个逻辑的前提,是政府的投入的资源都是合理的。
可如果是不合理的呢?
比如,我们刚刚知道,政府给红会投入一个多亿盖了个大“仓库”,这“仓库”如此之大,大到红会不但多年来没有足够的物资放置,甚至运营这个仓库都缺乏资金,以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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