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明堂创制的构想与唐高宗的政治心态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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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高宗即位不久,即开始筹划创建明堂。
永徽二年(651)七月二日,唐高宗下诏,要求有关部门详细讨论明堂制度诸问题。
据《旧唐书.礼仪志》载诏,云:
上玄幽赞,处崇高而不言;
皇王提象,代神功而理物。
是知五精降德,爱应帝者之尊;
九室垂文,用纪配天之业。
且合宫、灵府,创鸿规于上代;
太室、总章,标茂范于中叶。
虽质文殊制,奢俭异时,然其立天中,作人极,布政施教,其归一睽。
肤嗣膺下武,巫承上烈,思所以答眷上灵,幸遵孝享,而法宫旷礼,明堂寝构。
今国家四表无虞,人和岁稳,作范垂训,今也其时。
宜令所司与礼官学士等,考瓢故事,详议得失,务依典礼,造立明堂。
庶旷代闲文,获申于兹日;
因心展敬,永垂于后昆。
其明堂制度,令诸曹尚书,及左右压、侍郎、太常、国子、秘书官、弘文馆学士,同共详议。
按,此诏又载《全唐文》《唐大诏令集》卷73,《唐会要》卷11。
综观以上4者所载,可以发现内容大略相同,唯个别用词有异或文句间有省略,如“灵符”与“灵府,、宏文馆”与“弘文馆”、“宏规”与“鸿规”等;
其差异较大者为文句之简省,如幻善会要》无“肤嗣膺下武……明堂寝构”一句;
《唐大诏令集》卷73所载,除前无“肤闻上玄幽赞,……用纪配天之业”之句,与《全唐文》所载差异较大外,最后一句“宜令诸曹尚书及左右压详议”,不言“侍郎、太常、国子监、秘书官、宏文馆学士”诸职,亦系省略所致。
通过比对,可知《旧志》《全唐文》所载更近诏书原貌。
这是唐高宗即位以后,第一次就讨论明堂制度正式发诏。
唐高宗首先指出,尽管各代明堂制度不尽相同,但就布政施教的功能而言,却是殊途同归。
接下来,唐高宗说,自己即位以来,就开始恩考答谢上天垂爱和祭享祖称的问题,却一直受限于明堂尚未建立的事实。
如今“国家四表无虞,人和岁稳”,因此“作范垂训,今也其时”,即创建明堂的条件己经具备。
唐高宗因此下令,要求诸曹尚书,会同尚书左右压、中书侍郎、黄门侍郎、太常诸职、国子监、秘书省、弘文馆学士等官员,对明堂制度进行详细探研。
接到诏救以后,诸司官员立即着手就明堂形制、礼仪等相关问题展开讨论,重点则是讨论明堂的建筑形制,并形成“五室’、“九室”两种主要意见。
一种意见以太常博士柳宣为代表,依据郑玄之说,主张明堂建筑应为五室构造;
另一种意见则主张以九室为宜,代表人物为内直压孔志约,其主要依据则为《大戴礼》,以及卢植等人的观点。
此外,曹王友赵慈皓、秘书压薛文思等人,也都各自进献本人所设计的明堂图样。
一时之间,诸说纷纭,难有定见。
在众多主张中,唐高宗倾向于九室之说,遂下令有司对此详加讨论,要求一切“务从典故”,即尊重历史而持之有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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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永徽二年(651)七月开始的这场讨论旷日持久,直到永徽三年(652)六月二十八日,历时将近一年。
参与讨论的礼官学士,各执己见,始终无法在明堂形制的问题上形成一致看法,在这种情况下,唐高宗只好从内府拿出“九室”图样,令有司酌情损益。
于是有司根据唐高宗的指令意图,通过对“九室”之制的阐发,最终提交了一个明堂“内样”—明堂建筑设计图样。
永徽二年的明堂内样,主要涉及如下6个方面:
(1)堂基—堂基有上、中、下三种方案可供选择,其中:
上基方9锥(即270尺),八角形,高1尺;
中基方300尺,高1筵(即9尺)②;
下基方360尺,高1丈2尺。
有司建议:
以上基方案为准,唯基之高度按周代制度,定为9尺。
(2)九室—每室方3筵,开48窗。
室屋圆嵋,径长291尺。
安置九室之制:
太室位于中央,方6丈,太室四隅各置一室,称左右房,各方2丈4尺;
太室四面分别为青阳(东)、明堂(南)、总章(西)、玄堂(北)4室,每室长6丈(以应太室),阔2丈4尺(以应左右房);
每室之间,各有通道相连,通道宽1丈8尺。
(3)阔、窗—依古制,每室均有4阔,8窗。
同时,户外设而不开。
(4)柱、梁—外有36柱,每柱10梁;
柱根以上至房梁间距,高3丈;
房梁向上至屋顶,高81尺。
上圆下方,飞檐。
(5)屋盖形制,依据烤工记》改为四阿,增为重檐,并按太庙规制,屋檐上安置鹉尾。
堂四向五色,四向各随方色,四面有墙有门。
(6)辟雍、殿垣—辟雍外环水,水宽24步;
水上造桥;
水外有环形堤。
殿垣四门与堂间距离,与太庙南门至庙基距离相同;
设四门八观;
四角各造三重魏闲。
以上就是永徽三年(652)六月所制之明堂“九室”内样。
明堂九室“内样”虽然是按照唐高宗旨意所拟,但并未压服“五室”之主张,竟至出现“群儒纷竞,各执异议,九室五室,俱有依凭”的局面。
尚书左仆射于志宁等人“请为九室”,太常博士唐盼等人仍力主“五室”之说。
面对这种状况,唐高宗无法固执“九室”之主张,只好命令有司在观德殿前,同时展示九室、五室两种图样,并亲自与群臣观看参议。
在展示过程中,唐高宗向公卿咨询意见,问:
“明堂之制,自古有之。
议者不同,未果营建。
今设两议,公等以何者为宜?
”工部尚书阎立德上奏,说:
‘两议不同,俱有典故。
九室似暗,五室似明。
取舍之宜,断在圣虑。
”阎立德的回答模棱两可,在五室、九室之间并无倾向性,只说一切应该由圣意决断。
但不知为何,在听完阎立德答语之后,唐高宗却放弃以前的“九室”主张,改以“五室为便”了。
这样一来,明堂究为五室,抑或九室,更加无法形成定论,修造明堂的工作也只好“由是且止’,了。
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唐朝统治集团内部围绕皇后废立问题,发生了激烈的权力之争,因此与明堂、封禅诸礼讨论等有关的制度建设活动,也暂时被搁置一旁。
尽管其间发布的一些诏救中,对明堂诸礼也时或提及,但总体来说,有关礼仪制度建设的话题己非统治集团所关注的重点了。
永徽六年(655)十月,随着王皇后被废黝,武则天继立为后,这场统治集团内争也暂时告一段落。
从此以后,武则天开始名正言顺地介入唐高宗朝的政治,并一步一步扩展其政治影响力。
十一月初一,武则天接受正式册封,并以皇后身份晋渴李唐皇家宗庙,彻底获得了身份认可。
显庆元年(656)三月,武则天又以皇后的身份“祀先蚕于北郊”,第一次在国家重要典礼上公开亮相。
随后的显庆(656-661)、龙朔(661-663)年间,既是大唐皇朝开疆拓土,不断在军事上接连奏凯的时期,也是统治集团内部斗争继续深化的时期。
然而,这个阶段在礼仪制度建设方面所取得的成绩,除显庆三年(658)正月下诏颁行长孙无忌领衔上奏之外,似乎并无多少实质性进展,至于封禅、明堂等国家重大典礼,似乎更少受到关注。
这表明包括郊祀封禅、明堂告朔在内的礼仪性政治活动,一旦与现实的权力争夺相比,其紧要性自然无足轻重。
《救建明堂诏》《定明堂规制诏》这两道诏救的接连发布,预示唐高宗时期明堂建设工作即将启动。
但最终的结局却是,终唐高宗一朝,明堂还是未能建立起来。
其中原因,前揭《旧志》未作说明,仅言“诏下之后,犹群议未决。
终高宗之世,未能创立。
据此所能了解的是《定明堂规制诏》下发之后,围绕明堂制度的争论依然纷纭不体。
然而,如果以此解释唐高宗何以未能创立明堂,理由显然并不充分,因为自唐太宗贞观年间开始讨论明堂规制起,这种争论就未曾稍歇。
那么,唐高宗时期明堂究竟因何未能建立?
前揭《唐会要》对此似有所陈述,但内容太过简略,在总章二年(669)三月九日诏救之后,仅有寥寥数字,云:
“属岁饥而止”。
征诸史载,总章二年在一些地方确实发生了自然灾害,主要是括州、冀州大水,剑南等十九州大旱。
按,括州(治括州,在今浙江丽水东南)属江南东道,大致包括今浙江南部、福建北部的一些地方,人口较少;
剑南道受灾虽然多达19州,但主要也是山多人稀之地;
受灾地区中,冀州人口最密集,地位最重要,灾情能够给中央政府造成实质性影响者,只有冀州水灾。
然就全国范围看,总章二年水旱灾害的影响,仍属局部可控的范围。
类似这种局部受灾的情况,几乎每年都曾发生,只需翻开《旧唐书》诸帝本纪,这样的史料记录随处可见。
因此,以“岁饥”作为中止明堂兴建的理由,就显得十分勉强。
退一步来说,总章二年停止修造明堂,就算真是因为饥荒所致。
那么,总章二年以后,直至弘道元年(683)十二月唐高宗驾崩,时间长达十四五年,明堂创制再也没有成为君臣热衷讨论的议题,甚至鲜有提及,不是殊为费解吗?
总章二年以后,为何不再讨论明堂创制及其礼仪,窃意应该从这个时期统治集团内部的政治斗争,尤其是帝后权力之争的角度寻绎。
对权力和利益的瓜分与争夺,乃是一切政治活动的根本动力,所有政治上的合作、矛盾或斗争,无不围绕权力之争这一核心运行。
就唐高宗与武则天的关系而言,他们既是日常生活中的夫妻,也是政治上的合作伙伴,从政治上讲,他们既会为了权益而携手合作,也会因为时过境迁而成为政治上的敌手。
唐高宗即位初期的永徽(650-655)年间,唐高宗面临稳固帝位和政治去贞观化的双重任务,这二者原本又是相互矛盾的一对:
一方面,为了稳固政权,暂时还不能不依赖长孙无忌等贞观老臣的支持;
另一方面,为实现去贞观化的政治目标,又必须尽早摆脱长孙无忌等老臣对政治的干预,以便树立自己的政治权威。
正是在这种自相矛盾的背景之下,唐高宗与武则天无论是在私人生活方面,还是在政治上,都进入了“蜜月期”,其间夫妻二人通过密切的政治合作,成功地清除了以长孙无忌、褚遂良为代表的贞观老臣势力,初步实现了政治上的去贞观化,唐高宗因此获得了独立的执政大权,武则天也顺利成为新的大唐皇后,二人可谓各得其所。
此后的显庆(656-661)年间,唐高宗继续着政治上的辉煌:
对外,军事行动不断取得胜利;
对内,显庆新礼如期修订完成、封禅大典顺利举行。
正是凭借这一系列的文治武功,唐高宗不仅在去贞观化的政治道路上高歌迈进,也逐步树立起大唐帝国明君英主的光辉形象。
然而,就在唐高宗一步一步实现既定政治目标的盛世光照之下,他和皇后武则天之间的权力之争也在潜滋暗长。
长期以来,学者多关注于唐高宗与武则天之间的政治合作,对于二人之间的权力之争,却往往不免轻忽甚至视而不见。
实际上,早在“二圣共治”起始的显庆年间,高宗与武后之间的权力之争就己展开,只不过那时还处于一种暗战状态;
至迟从龙朔年间(661-663)起,帝后权力之争,就开始逐渐由暗战转向明争了。
龙朔三年(663)四月发生的“移宫”事件则为帝后权力之争的一次集中体现。
龙朔三年四月,武则天以大明宫地势高爽,有利于唐高宗的健康为由,将听政地点由太极宫(西内)搬迁至大明宫(东内),此事即所谓“移宫”事件。
按,龙朔三年的“移宫”,系武则天一手操纵完成“移宫”的真正目的乃是为了破坏唐高宗和宰相集团之间的政治合作,壮大和发展自己的政治势力,从而进一步稳固权位。
麟德元年,唐高宗联合上官仪,试图废黝武则天的皇后地位,则是唐高宗与武则天之间权力之争的第一次公开化,尽管麟德元年的废后行动以失败告终,唐高宗后来对武则天也是“复待之如初”,但此后二人之间的权力之争,尽管曲折隐晦,却日趋激烈,乃是不争的事实。
综合而论,自武则天被立为皇后起,她和唐高宗之间的关系就不再单纯,他们在政治上始终处于一种既合作又斗争的复杂状态,二人之间的政治合作,多表现在明处;
二人之间的权力争夺,则曲折隐晦。
因此笔者认为,总章二年因为饥荒而取消明堂创建,以及此后鲜少议及明堂创制的问题,都和高宗武后之间愈加激烈的权力之争这个时代背景有直接关系。
换言之,唐高宗最终没能如愿将明堂建成,从而实现其“创此宏模,自我作古”的政治理想,其根本原因在于总章二年以后他和皇后武则天之间愈发激烈的权力之争,令他己经无暇亦无力继续关注明堂创制的问题了。
由此亦可知道,在一切政治活动中,现实的权力争夺总比制度文化的建设更为紧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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