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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彤报道)【毕业典礼演讲】刘震云:
我们民族最缺的就是笨人本文为在2017年7月1日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2017届毕业典礼上,著名作家、北大校友刘震云的嘉宾致辞。
刘震云:
感谢张旭东教授,感谢姚洋院长,使我有机会又回到母校,回到百年讲堂。
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这里好像是大饭堂。
当时每一个北大的同学手里会提一个饭袋,是用羊肚子手巾缝成的。
我记得我提了四年饭袋,但我不记得我洗过这个饭袋。
当时大饭堂的饭菜有四个阶级:
第一个阶级是五分钱的:
炒土豆丝、炒圆白菜、炒萝卜丝;
第二等是一毛钱的:
鸡蛋西红柿、锅塌豆腐;
一毛五的开始有肉了:
鱼香肉丝、宫煲鸡丁;
两毛钱的有回锅肉、红烧肉和四喜丸子。
我是一个农村孩子,一毛五以上的菜我在北大四年从来没有接触过;
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
我最爱吃的菜是锅塌豆腐,不是肉菜,但因为豆腐被炸过,油水比较大,拌上米饭,人生不过如此,夫复何求?
大食堂最大的惊喜不是你排队买到了锅塌豆腐,而是当你排到的时候,你是最后一个买到的。
到最后了,盆里面的汤汤水水,大厨一下子倒到你碗里。
最悲催的是你前面一个同学买到,到你这儿没了。
他买到锅塌豆腐之后,会看你一眼,已经到了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角度,庆幸之余有些幸灾乐祸。
最大的奇迹在我身上发生过,等我排到的时候,前面还有一个同学,锅塌豆腐就剩了一份,但这个同学思索了一下,剩了最后一份的锅塌豆腐一定特别凉,我改主意了,我想吃鱼香肉丝,锅塌豆腐就到了我的饭盆里。
我吃着幸福的锅塌豆腐,找到吃鱼香肉丝的同学问,你是哪个系的啊师兄,他说他是经济系的。
经济系不就是我们国发院的前身嘛!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我的意思是,你和母校的关系不在于你在母校的时候,而是当你离开母校、再想起锅塌豆腐的时候;
当你十年之后再路过北大的时候,来到百年讲堂的时候。
我在母校参加这种场合的活动有三次:
第一次是2013年新生入学时,在未名湖畔的大操场,有1万多名新生;
第二次是中文系百年校庆的时候;
第三次是今天,国发院983名学生毕业的时候。
入学和毕业还是不一样的,因为入学是相聚的时候,毕业是分别的时候。
自古人生伤离别。
但我还是祝贺983名同学毕业,因为从今天开始,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又多了983名我的同学。
我这些年最深切的体会——同学是通往世界的一张特别有效的通行证。
不管到世界的哪个国家、哪个角落,他告诉我:
师兄,我也是北大的。
同学能够使陌生到熟悉的时间极大地缩短。
你们马上可以谈论一下北大、北大相同的老师和北大的锅塌豆腐。
2015年,法国里昂有一个作家的圆桌会议,我遇到一个北大同学,在里昂大学当教授。
法国有名的雕塑家巴托尔迪,曾雕塑过自由女神,他雕塑的里昂喷泉是几匹马往不同的方向拉一个车。
我看到雕塑就想起了商鞅。
这个同学对我说:
师兄,你在生活中不能上当啊。
我问不能上什么当,他说,比如有人请你到外头吃饭,一定不是同学,应该到家里。
如果到家里请你吃牛排也一定不是同学,应该包饺子。
接着我就到他家包饺子。
里昂和巴黎最大的区别是,巴黎只有一条河——塞纳河;
里昂有两条河。
每次看到这些大河波涛汹涌向东流去的时候,我就想,这些河要是在我们村南边该有多好。
我去他家吃饺子,同学的家在里昂郊区,河旁边。
他先带我去地上看看,他说,房子、车、法国女朋友,都是八成新,怎么样?
我说,好。
接着带我到地下看了看,有个酒窖。
镇窖之宝是1985年的三瓶拉菲。
同学说:
1985年到2015年三十年,人生有几个三十年?
今天咱们把这三瓶拉菲喝了!
我说且慢,今天如果喝了,你明天后悔怎么办?
他说,有好酒不让同学喝让谁喝呢,如果不让同学喝,有好酒又有什么用呢?
他上升到哲学层次。
我也热血沸腾,说,喝!
就着饺子……我还没怎么样,他喝多了,开始跟我讲现代金融学理论,讲外汇市场,股票市场,现代金融学理论在企业的运用……我一句没听懂,拉菲真不错。
我的意思是,当你们在学校是同学时,你并不知道什么是同学,当你离开学校再重逢时,你才知道什么是同学。
什么是同学?
就是他说的话你一句都听不懂,你还跟他聊了一晚上。
刚才姚洋院长和张维迎教授做了特别好的发言,谈到了我们的母校是什么。
北大是什么人?
一代一代的北大人认为,这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是德先生和赛先生的产生地。
不但北大人这么认为,全世界的人也这么认为。
这里产生了严复、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胡适和鲁迅。
蔡先生办学方针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这些人虽然所处的时代不同,高矮胖瘦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他们是民族的先驱者。
什么是先驱者?
当几万万同胞生活在当下时,他们在思考民族的未来。
为了自己的理想和不切实际的理想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
黑暗中没有火炬,我只有燃烧了我自己。
我以我血荐轩辕。
哪怕他们知道几万万同胞会蘸着他的血来吃馒头。
这就牵涉到知识分子存在的必要性。
为什么人类需要知识分子?
他除了要考虑这个民族的过去、当下,最重要的是未来。
每一个知识分子的眼睛应该像一盏探照灯,更多的知识分子像更多的探照灯聚焦一样,照亮我们民族的未来。
如果这些探照灯全部都熄灭了,这个民族的前方是黑暗的。
用孙中山先生的话说,这个民族会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我们的校徽是鲁迅先生设计的。
鲁迅先生的作品读来读去,我读出了三个人。
一个是我们的父亲阿Q。
阿Q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哪个同学能跟我说下?
——对了这不是中文系——最大的特点是没老婆,出门就挨打。
出门挨打不叫受欺负,但是你的智商被欺负了而不自知,你又是我们的父亲,我们跟着这个父亲受欺负就叫受欺负了。
另外他塑造了一个我们母亲的形象,祥林嫂。
她最大的特点是没丈夫,有一个孩子也被狼吃了。
她一辈子最大的工作是要把这个悲剧讲成喜剧。
另外鲁迅先生还塑造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形象,孔乙己。
他最大特点是腿被打断了。
如果知识分子的腿被打坏了,他看的远处比平常人还要矮近,那这个民族就会出现像孙中山先生所讲的那种情况。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应该是我们北大人捍卫这个民族、这个民族生命的所在。
大家应该知道我们的母校是谁,我们的老师是谁。
大家毕业以后是从一所大学到达了另一所大学,从一本书到另外一本书。
大家最需要知道的是这个民族最缺失什么。
这个民族不缺人,不缺钱。
全世界都知道中国人最有钱。
我觉得这个说法是最欺负人的。
如果14个人有10块钱,另外2个人有9块钱,用我们国发院现代金融学的理论来衡量,到底谁有钱?
我们的马路头一年修,第二年要拉开看一看;
我们的大桥,寿命不会超过30年;
一下雨,我们的城市就淹了。
缺什么?
我们这个民族缺远见。
远见,对于这个民族,如大旱之望云霓,如雾霾之望大风。
大家在另外一个大学起步时,有两句话千万不要信:
一是,世界上的事是不可以投机的,千万别信,世界上的事是可以投机的。
另外一句话,世界上是没有近路可走的,这句话我也不同意。
投机分子走近路成功的人在人中起码占80%。
但主要的区别是,他们得到的利益只是针对他们自己。
你做的这些事情是只对自己有利还是你促进了这些事情的发展。
这个民族最不缺的就是聪明人,最缺的就是笨人。
我在北大有很多特别好的导师,我在另外一个学校也有两个特别好的导师。
一个是我的外祖母,她是个普通的中国农村妇女,不识字,她和上个世纪同龄,1900年出生,1995年去世,活了95年。
她在方圆几十里是一个明星,如果演电影她就是安吉莉娜o朱莉,如果踢足球她就是梅西,如果打篮球她就是杜兰特,如果跑步就是博尔特。
但她一辈子给地主打长工。
她个子只有一米五六,但是我们黄河边三里路长的麦趟子,每次割麦子时她都是头把镰。
头把镰是什么?
就是第一提琴手。
当她把麦子从这头割到那头的时候,一米七八的大汉才割在地头中间。
她晚年的时候,我跟她有个炉边谈话。
我说,你为什么割得比别人快?
她说,我割得不比任何人快,只是割麦子我一哈下腰,就从来不直腰;
因为你直一次腰你就会直十次、二十次;
我无非是在别人直腰的工夫我割得比别人快一点。
接着她跟我语重心长地说了句话:
我是个笨人啊。
这是一个伟大明星的教诲。
我有个舅舅,是个木匠,小时候得过天花,脸上有麻子,大家叫他刘麻子。
刘麻子做的箱子柜在周围四十里卖得最好。
渐渐周边就没有木匠了。
所有木匠都说刘麻子这个人特别毒,所有顾客都说他做的箱子柜特别好。
他晚年时我跟他有个炉边谈话,我说:
舅舅,你的同行说你毒,你的顾客说你好,你到底是什么人?
他说别人说你毒,和说你好,并不能使你成为好木匠;
我能成为好木匠,是因为别人打一个箱子花三天时间,我花六天时间;
你只花六天时间也不是好木匠,我与别的木匠的区别是,我打心眼里喜欢做木匠。
我特别喜欢做木匠活刨出的刨子花的味道;
你只是喜欢做木匠活,你也当不好,我当木匠会有恍忽的时候,比如我看到一棵树,如果是松木、柏木、楠木,哪家的闺女出嫁的时候打个箱子柜该多好;
如果是棵杨树,杨树是最不成材的,只能打个小板凳。
他已经达到了“空即是色,色即是空”的境界。
他虽然不是北大哲学系的,但已经达到了哲学系毕业的水平。
有时候,我开车路过我们民族的马路,马路两边基本上全是杨树,因为杨树长得快。
但你去像欧洲、北美那些发达国家,路两旁全是松树、椴树、楠树、橡树、白蜡。
树的质量对比能代表一个民族的心态。
所以我送在座的师妹师弟两句话:
种树要种松树,做人要做刘麻子;
举起你们手里的探照灯,照亮我外祖母没工夫直腰的麦田。
还有一句特别重要的话,记得下次见面的时候请我吃饺子。
(本文已经刘震云先生审阅修订)张维迎自由秩序是一种责任同学们好!
首先祝贺大家毕业!
“北大人”是一种光环,也是意味着责任,特别是对我们这个苦难深重、饱受蹂躏的民族的责任。
中华文明是世界最古老的文明之一,并且是唯一延续至今的古老文明。
古代中国有过辉煌的发明创造,为人类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
但在过去500年,中国在发明创造方面乏善可陈。
让我用数字说明这一点。
根据英国科学博物馆的学者JackChalloner的统计,从旧石器时代(250万年前)到公元2008年之间产生了1001项改变世界的重大发明,其中中国有30项,占3%。
这30项全部出现在1500年之前,占1500年前全球163项重大发明的18.4%,其中最后一项是1498年发明的牙刷,这也是明代唯一的一项重大发明。
在1500年之后500多年全世界838项重大发明中,没有一项来自中国。
经济增长源自新产品、新技术、新产业的不断出现。
传统的社会只有农业、冶金、陶瓷、手工艺等几个行业,其中农业占据绝对主导地位。
现在我们有多少个行业?
按照国际多层分类标准,仅出口产品,两位数编码的行业有97个,4位数编码的行业有1222个,6位数编码的行业有5053个,而且还在不断增加。
这些新的行业全是过去300年里创造的,每一件新产品都可以追溯到它的起源。
在这些众多的新产业和新产品中,没有一个新行业或重要产品是中国人发明的!
以汽车产业为例。
汽车产业是1880年代中期由德国人卡尔·
本茨、戴姆勒和迈巴赫等人创造的,之后经历一系列的技术进步,仅从1900到1981年间,就有600多项重要创新(Albernathy,Clarkandkantrow(1984))。
中国现在是第一汽车生产大国,但如果你写一部汽车产业的技术进步史,榜上有名有姓的发明家数以千计,里边有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意大利人、美国人、比利时人,瑞典人、瑞士人、日本人,但不会有中国人!
即使像冶金、陶瓷、纺织等这些在17世纪之前中国曾经领先的传统行业,过去三百年里的重大发明创造,没有一项是我们中国人做出的。
我要特别强调一下公元1500年之前和1500年之后的不同。
1500年之前,全球分割成不同的区域,各区域之间基本处于封闭状态,一项新技术在一个地方出现,对其他地方的影响微乎其微,对人类整体的贡献非常有限。
比如说,东汉的蔡伦于公元105年发明了造纸,但中国的造纸技术到公元751年后才传到伊斯兰世界,又过了三四百年才传到西欧。
我上小学的时候,练字还得用“土盘”,用不起纸。
但1500年之后,全球开始一体化,不仅技术发明的速度加快,技术扩散的速度变得更快,一项新技术一旦在一个地方出现,很快就会被其他地方引进,对人类整体的进步发生重大影响。
比如,德国人于1886年发明了汽车,15年之后,法国成为世界第一汽车生产国,又过了15年,美国取代法国成为第一汽车生产大国,到1930年,美国汽车普及率已达到60%。
因此,1500年之后,创新才真正有了国家间的可比性,谁优谁劣一目了然!
中国在过去500年没有做出一项可以载入史册的发明创造,意味着我们对人类进步的贡献几乎为零!
比我们的祖先差远了!
我还要强调一下人口规模问题,国家规模有大有小,国家之间简单比较谁的发明创造多,容易产生误导。
理论上讲,给定其他条件,一个国家的人口规模越大,创新越多,技术进步越快。
并且,创新之比与人口之比是指数关系,不是简单的等比例关系。
原因有二:
第一,知识在生产上具有重要规模经济和外溢效应;
第二,知识在使用方面不具有排他性。
10多年前,美国物理学家GeoffreyWest等人发现,在城市生活中,人类的发明创造与人口的关系遵循正5/4指数缩放规则:
如果一个城市的人口是另一个城市的10倍,那么,发明创造总量是后者的10的四分之五次方,即17.8倍。
以此来看,中国对世界发明创新的贡献与中国的人口规模太不成比例。
中国人口是美国人口的4倍,日本的10倍,英国的20倍,瑞士的165倍。
按照知识创造的指数缩放法则,中国的发明创造应该是美国的5.6倍,日本的17.8倍,英国的42.3倍,瑞士的591倍。
但实际情况是,近代500年里,中国在发明创新方面对世界的贡献几乎为零,不要说与美国、英国比,我们甚至连瑞士的一个零头也达不到。
瑞士人发明了手术钳,电子助听器,安全带,整形技术,液晶显示器,等等。
中国人民银行印刷人民币使用的防伪油墨是瑞士的技术,中国生产的面粉有60%-70%是由瑞士布勒公司的机器加工的。
问题出在哪里?
难道是中国人基因有问题吗?
显然不是!
否则,我们就没有办法解释古代中国的辉煌。
问题显然出在我们的体制和制度。
创造力依赖于自由!
思想的自由和行动的自由。
中国体制的基本特点是限制人的自由,扼杀人的创造性,扼杀企业家精神。
中国人最具创造力的时代是春秋战国时期和宋代,这不是偶然的。
这两个时代也是中国人最自由的时代。
公元1500年之前,西方不亮,东方昏暗。
公元1500年之后,西方一些国家经过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逐步走向自由和法治,我们却原地踏步,甚至反其道而行之。
我必须强调,自由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当心灵不自由的时候,行动不可能自由;
当言论不自由的时候,思想不可能自由。
只有自由,才有创造。
让我用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
今天,饭前便后洗手已成习惯。
但是,1847年,匈牙利内科医生伊格纳兹·
塞麦尔维斯(IgnazSemmelweis)提出医生和护士在接触产妇前需要洗手的时候,他冒犯了同行,并因此丢掉了工作,在一个精神病院死去,终年47岁。
伊格纳兹·
塞麦尔维斯的观点基于他对产褥热的观察,当时他所在的医院有两个产房,一个服务于富人,由专业医生和护士精心照料,这些医生不断在接生和解剖尸体之间转换工作;
另一个服务于穷人,由接生婆负责。
他发现,富人得产褥热的比例是穷人的三倍。
他认为,原因是医生不洗手。
但他的看法与当时流行的医学理论相矛盾,他也不能对自己的发现给出科学证明。
人类的卫生习惯是怎么改变的?
这与印刷机的发明有关。
1440年代,德国企业家约翰内斯·
古腾堡发明了活字印刷机。
印刷机使得书籍和阅读普及开来,许多人突然发现,他们原来是“远视眼”,由此对眼镜的需求出现了爆发式的增长。
在印刷机发明一百年后,欧洲出现了数千家眼镜制造商,并由此掀起一场光学技术的革命。
1590年,荷兰眼镜制造商JANSSEN父子把几个镜片累在一起放一个圆筒里,发现透过玻璃所观察的物件被放大,由此发明了显微镜。
英国科学家RobertHook用显微镜发现了细胞,引起了科学和医学一场革命。
但最初的显微镜分辨率并不高,直到1870年代,德国镜片制造商CarlZeiss生产出了新的显微镜,它是基于精确的数学公式构造的。
正是借助这种显微镜,德国医生罗伯特·
科赫等人发现了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细菌,证明当年匈牙利医生塞麦尔维斯的观点是正确的,由此创立了微生物理论和细菌学。
正是微生物学和细菌学的创立,逐步改变人类的卫生习惯,并由此导致人类预期寿命的大幅度延长。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
如果当初古腾堡的印刷机被禁止使用,或者只被允许印刷教会和行政当局审查过的读物,那么,阅读就不会普及开来,对眼镜的需求就不会那么大,显微镜和望远镜就不会被发明出来,微生物学就不会创立,我们不可能喝上消毒牛奶,人类的预期寿命也不会从30多岁增加到70多岁,更不要幻想探索宇宙空间了。
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这一成就是建立在西方世界过去300年发明创造所积累的技术的基础上,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每一项重要技术和产品,都是别人发明的,不是我们自己发明的。
我们只是套利者,不是创新者,我们只是在别人建造的大厦上搭建了一个小阁楼,我们没有狂妄自大的理由!
牛顿花了30年的时间发现了万有引力,我花了三个月的时间搞明白了万有引力定律,如果我宣称自己用三个月的时间走过了牛顿30年的道路,你们一定觉得可笑。
如果我再反过来嘲笑牛顿,那只能说明我太无知!
我们常说中国用世界7%的可耕地养活了世界20%的人口,但我们需要问一问:
中国何以做到这一点?
简单地说,就是大量使用化肥。
中国人食物中大约一半的氮来自无机化肥。
如果不使用化肥,一半的中国人会饿死。
氮肥的生产技术是那来的呢?
是100多年前,德国科学家弗里茨·
哈伯和BASF公司的工程师卡尔·
博什发明的,不是我们自己发明的。
1972年尼克松访问中国后,中国与美国做的第一单生意,就是订购13套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最现代化的合成氨尿素生产设备,其中8套来自美国的KELLOGG公司。
再过五十年、一百年重写世界发明创新史,中国能否改变过去500年史上的空白?
答案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我们能否持续提升中国人享有的自由。
因为,只有自由,才能使中国人的企业家精神和创造力得到充分发挥,使中国变成一个创新型国家。
因此,推动和捍卫自由,是每一个关心中国命运的人的责任,更是每个北大人的使命!
不捍卫自由,就配不上“北大人”的称号!
谢谢!
本文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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