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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食物营养与保健食品:
主要是新方法新技术、探索食物/成分/结构与健康关系及其作用机制、研制新产品及配伍组成等内容;
(3)临床营养:
主要是营养支持患者的临床结局,包括住院经济耗费、平均住院日、病死率、并发症发生率等。
(4)公共营养、老年营养、妇幼营养、营养与慢病领域的相关研究。
其中,公共营养主要涉及全国性营养调查、膳食模式、膳食指南等。
而老年营养、营养与慢病多有交叉。
1.2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修订
膳食指南是营养工作者根据营养学原则,提出的一组以食物为基础的建议性陈述,以指导人们合理选择与搭配食物。
中国营养学会于1989年10月制定并发布了我国第一个膳食指南,在指导、教育人民群众采用平衡膳食增强健康素质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国多数地区已经达到温饱水平,每日能量和蛋白质的摄入量水平已经基本达到推荐营养素供给量标准,且有些大城市和省份已经进入小康水平。
居民食物消费情况和营养素的摄入情况发生明显改变。
为此,1996年中国营养学会与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营养与食品卫生研究所(现为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共同组织了“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专家委员会”,开展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资料分析和修改,于1997年中国营养学会公布了修订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和《中国居民平衡膳食宝塔》。
进入21世纪,我国食物生产和加工实现了较大发展,食品供应不断丰富,居民膳食结构和饮食习惯随之发生了快速变化,在饮食与健康方面出现很多困惑和误区。
中国营养学会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再次组织专家对《中国居民膳食指南》进行修订,于2008年在卫生部新闻中心正式发布了2007年版《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在原有内容基础上增加了饮水和运动建议,经过几年的宣传推广,《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在全社会中产生了巨大影响,成为指导居民合理饮食、促进健康的最有效工具。
2014年启动了对指南的修订,这是我国第三次对国民的膳食指导进行修订。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以最新的科学证据为基础,论述了当前我国居民的营养需要及膳食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建议了实践平衡膳食获取合理营养的行动方案,对广大居民具有普遍指导意义。
1.3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标准
我国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的研究开始于40年代。
1951年,中央卫生研究院营养学系编著、1952年出版的《食物成分表》中附录的“营养素需要量表”中,开始纳入了钙、铁、维生素A、硫胺素、核黄素、尼克酸和抗坏血酸的需要量,1955年改为“每日膳食中营养素供给量(RDA)”。
1981年在第三届全国营养学术会议上再次修订了我国的RDA,增加对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肪、维生素D供给量的建议。
1988年中国营养学会组织修订了《推荐的我国每日膳食中营养素供给量标准》,成为一部包含各个年龄和生理阶段人群的,比较全面的供给量标准。
供给量标准作为一个最基础的衡量尺度,在进行人群营养状况评价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发现我国人群中存在的营养素缺乏问题方面做出了贡献。
20世纪90年代,根据国外在供给量标准方面的研究进展,中国营养学会组织全国范围专家再次修订此项内容,引入新的概念——营养素参考摄入量,2000年出版了《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不仅为评价营养缺乏问题,也为评价营养过剩可能引起的慢性疾病提供了基础标准和应用工具,在整个专业领域产生了巨大影响。
2013年中国营养学会新版《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DRIs)》正式出版,其推荐摄入量将更加接近中国居民的遗传和环境特征,有更好的实用价值。
《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2013版)》由近百位营养学专家参与,结合近年来学科的新观点、新理论、新进展、新成果,历时三年余修订完成、印刷并发布。
在修订RNI、AI、UL等数值时尽可能采用了系统综述、RCT以及队列研究等高质量的研究资料;
提出AMDR(宏量营养素的可接受范围)、PI-NCD(预防非传染性慢性病的建议摄入量)和植物化学物的SGL(特定建议值)等新概念,进行了理论更新;
结合2012年中国居民营养健康监测的资料和数据,以最新的研究资料对营养素的数值进行修订;
结合国内外的营养素评价,增加了10种营养素的EAR/RNI数值;
扩充了植物化学物以及水的研究进展。
1.4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监测
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是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卫生保健水平和人口素质的重要内容,也是评价城乡居民经济状况、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的客观指标。
人口老龄化、城镇化、工业化进程加快以及不健康生活方式等因素也影响着人们的健康状况。
为及时了解我国不同历史时期居民的膳食变化及营养健康状况,我国分别于1959年、1982年、1992年、2002和2010—2012年进行了五次全国性的营养调查。
这五次营养调查,都是由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的前身(中国医学科学院卫生研究所营养与食品卫生研究室、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营养与食品卫生研究所)负责组织,全国前后约有上万名营养或公共卫生、医务人员参与现场和实验室工作。
由此,获得了不同年代全国代表性的膳食、营养、体格测量、血液生化学指标等数据,在国家的营养、健康决策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也为全国卫生系统培养了大批基层营养专业人员,其中很多已经成为当前地方的知名营养专家。
2010-2013年卫计委疾控局将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监测列入卫生计生委重大医改项目,决定将10年开展一次的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的方式变换为常规性营养监测,每3-4年完成一个周期的全国营养与健康监测工作。
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监测(2010-2014年)的抽样工作由国家统计局协助完成。
2015年6月30日,《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2015年)》专题发布。
1.5食物营养成分监测
食物成分数据是一个国家了解人群营养状况、评价膳食营养质量、设计和实施营养改进计划必需的基础资料,也是农业、食品工业、商业等部门发展食物生产及加工、优化和改进国民食物结构的重要依据。
随着世界一体化进程,尤其是国际食品贸易的发展,食物成分数据的交流和数据共享日益迫切。
我国的食物成分数据研究始于1818年,但真正意义的食物成分表的发表在1952年,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的前身——中央卫生研究院营养学系周启源教授于1952年编制出版了第一部比较完整的《食物成分表》,先后经过多次修订,内容得到不断补充。
为了加强食物成分分析工作,还成立了食物营养评价室专门负责此项工作,基于不同时期的数据积累和需求,先后出版了1991年版、2002年版、2004版以及2009版食物成分表,成为营养工作者的基础工具,也被医学、农学、食品工业、教育和政府部门等广泛应用。
食物成分表不仅包含几代营养专业人员的心血和不懈奋斗,也汇集了全国许多基层卫生防疫和疾控机构专业人员的贡献,对推动我国食物营养科学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1.6营养学的基础研究
我国面临着营养缺乏与营养过度的双重挑战,即在农村和边远地区营养缺乏的同时,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患病率上升迅速。
这些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如:
肥胖、高血压、糖尿病、血脂异常等),一方面与遗传因素有关,另一方面多与不适当的营养素摄入有关,所以也称为营养相关性疾病。
为从根本上防治这些营养相关疾病进行营养基因组学的研究,是营养科学发展的方向。
根据影响我国居民健康和身体素质营养方面急需解决的关键技术问题和基础条件,在重点项目“营养膳食对健康影响的研究”重点使用稳定性同位素标记等先进技术在我国不同人群中开展铁生理需要量和生物利用率、维生素A转化率、能量代谢和钙平衡的研究,结合我国人群试验,提出我国成年居民(参考人群)膳食能量、铁推荐摄入量,青春期儿童、哺乳期妇女、绝经期妇女膳食钙推荐摄入量,儿童维生素A膳食推荐摄入量;
研制针对贫困农村地区儿童营养不良的适宜干预技术;
研制针对城市地区儿童肥胖的适宜干预技术;
研究实用的、符合我国妇女产褥期妇女膳食营养的干预模式;
填补我国常见食物中主要植物化学物含量的空白并研究其对人群健康的影响,从而为指导改善我国居民微量营养素缺乏和预防营养失衡及制定营养健康政策提供科学依据和适宜技术。
2国内外相关研究领域的发展现状比较分析
营养学的发展速度很快,随着基因组学及蛋白组学技术的不断进展,营养遗传学与营养基因组学在营养学中的应用是营养学的研究从分子水品进入了基因水平。
在国外,营养学的研究有6大优先研究需求:
个体对饮食的反应变异;
营养对健康成长、发育与生殖的影响;
营养在健康维护中的作用;
营养在医疗管理中的作用;
营养相关行为;
食品供应与环境。
个体对饮食的反应存在着很多变异,并影响着整体的健康。
研究这些变异可以促进个性化营养干预,更好地渗透健康与食品政策,以及未来对已知的生物活性食品成份的推荐。
此部分研究个体对饮食与食品在遗传学、表观遗传学、种族和/或人种方面的反应变异。
重点研究方向包括:
(1)营养组学研究(营养遗传学、营养基因组学。
营养学家应该与组学专家共同合作开展营养遗传学、营养基因组学的应用研究,以促进基础、转化与临床营养学研究。
(2)微生物组:
每个有机体的微生物组都是独特的,其微生物的类型和数量都存在差异。
因此有必要对微生物群进行定义并确定其随饮食、年龄、生理状况以及疾病的变化;
研究确定微生物组在饮食与食品成份的生物反应差异方面的作用,以及在疾病预防和进展方面的重要性;
相反地,还需要研究确定微生物组是如何被饮食与其它环境因素所影响的。
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NCI)的癌症预防部门(DivisionofCancerPrevention)中设有营养科学研究组,支持有关生物活性食物成份在癌症预防中作用的临床前机制、临床研究。
目前支持的研究仍聚焦于微生物组、饮食与癌症预防之间的关联,以及饮食、肥胖与癌症预防之间的联系。
在推进营养研究转化及技术创新方面,国外有5种推进营养研究的跨领域工具包括:
组学、生物信息学、数据库、生物标志物、成本效果分析。
开发改进与营养支持治疗相关的从实验室到临床的转化研究动物模型;
定在不同的人群和疾病状态中药物与营养间相互作用的机制与反应;
利用对生物样本的基因组学、转录组、表观遗传、代谢组学、蛋白质组学、代谢组学分析中产生的数据识别营养不良及其对特定营养疗法的反应;
设计在营养支持干预和比较效益试验,开发更多用于最佳营养载运的个性化策略。
未来将主要推进最先进的营养研究,鼓励营养研究中新技术新概念的介绍;
鼓励高通量组学技术应用于研究饮食-宿主-微生物组的相互作用;
支持协作和多学科研究;
融合现有的资源和联邦机构所开发的基础设施。
目前,我国面临着营养缺乏与营养过度的双重挑战,即在农村和边远地区营养缺乏的同时,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患病率上升迅速。
因此,从根本上防治这些营养相关疾病进行营养基因组学的研究,是营养科学发展的方向。
医学科技发展“十二五”规划的重点任务提出在营养学方面,基础研究中需加强营养、肥胖、生活方式等所致疾病的机理和防治研究;
预防研究中需加强营养、环境、心理、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等高危因素综合干预和新的防治措施研究,在科学评价的基础上制定和优化重点疾病三级预防方案,促进有效的防治措施在不同区域的推广和应用;
保健康复中需:
加强儿童营养缺乏的监测与干预技术研究;
公共卫生中针对食品安全和营养卫生,开展相关研究,有效提高食品安全水平。
“营养相关疾病的研究”研究方向为:
构建我国不同种族人群营养相关基因表达数据库,作为营养学领域研究人员以及个体共享的资源;
寻找与人体营养素需要量相关的分子标记物,根据个体的营养素需求和差异指导个体的营养与膳食;
具有健康促进作用的植物化学物筛选及其预防营养相关疾病的分子机制研究;
肥胖、糖尿病、高血压等营养相关疾病的分子营养学机制研究;
寻找食物中有害物质引起人体中毒的分子标记物,为提高食品安全提供新的检测技术奠定理论基础。
营养、环境与健康关系的基础研究的主要研究方向:
膳食和营养的综合研究;
食品安全性评估;
营养医学;
环境污染与健康效应的评价方法;
环境—基因交互作用风险模型;
重大职业危害的监护、早期效应、易感性标志物和远期临床效应,前三项与营养学密切相关。
3我国在本学科领域发展中遇到的瓶颈和问题
3.1营养法规与政策体系尚需健全
目前,我国与营养直接关联的法律法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食盐加碘消除碘缺乏危害管理条例》、《营养改善工作管理办法》、《营养工作规范》以及多项国家标准。
其制修订工作主要由原卫生部相关部门主持,但是对于农业部、商务部、教育部门等系统中与营养工作相关的部门来说,工作思路和管理模式并不一致,加之限于《营养改善工作管理办法》法规等级不高,对卫生部门以外的营养工作影响有限。
导致食物储备、食物生产等主要由卫生部门以外开展的工作与我国的营养工作需求发生脱节。
此外,从目前各部门营养工作的现状来看,由于营养立法工作不健全,使得营养工作的开展在不同部门间呈现不平衡态势,并且也导致了营养工作人员在各系统间的分布不平衡,这种现状反过来阻碍了我国营养工作的顺利开展。
因此,要动员全社会共同关心、支持和参与营养立法工作,尽早出台国家层面的营养法,依法开展营养工作。
我国营养工作的顺利开展,除了要得到法律保障外,也需要国家政策与战略规划给予长期或较长时间段的支持,以便为营养体系的发展和维持提供足够的动力。
目前国家发布的营养相关政策包括:
国务院《中国食物与营养发展纲要(2014-2020年)》、《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年)》、《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和国家卫生计生委《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等。
这些营养政策对促进食物生产、营养与消费协调发展、保障妇女儿童的健康起到重要作用。
但同时也要看到,发展纲要需要具体的配套细则才能实施,比如目前正在着手开展的将食品营养品质信息植入到食品的企业标准中,对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等。
因此,还需要在更多方面开展具体的工作,比如学生奶、营养包和营养强化等,以保证营养政策与战略的落实。
3.2营养工作科技支撑面临的技术瓶颈及障碍
3.2.1营养数据信息的共享机制和平台亟需建立
我国成功开展了多项全国范围的营养工作及研究项目,也产出了大量营养数据信息和成果,如食物成分数据库、国民体质监测数据等。
但由于信息观念的影响以及行政体制、管理模式的制约,加上利益因素、技术手段落后等因素,没能建立起各部门间营养数据信息的共享机制。
具体表现在缺乏数据信息共享机制的责任主体,缺乏相关的法规和制度,缺乏数据共享的统一标准和规范,而专业人员缺乏数据信息共享的意识,导致各项信息采集和开发利用投入产出比低,效益低下,重复调查研究居多。
因此,亟需加强领导,统筹规划,整合资源,搭建全国乃至世界可以共享的营养数据信息的平台。
3.2.2营养相关基础工作亟待加强
3.2.2.1缺乏人体营养素需要量相关的中国人群研究证据
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DRIs)是营养科学的基础数据,是进行膳食指导与干预的依据。
2013年新版DRIs出版,在此次的修订过程中,仍然发现我国人群诸多营养素缺乏的基础数据。
如膳食营养素摄入水平、代谢情况、生物学作用(缺乏及过剩)、生理需要量、生物利用率,以及灵敏特异的生物学评价指标等。
因此,此次修订中很多基础数据仍采用国外人群的研究资料。
但我国居民自身遗传背景、膳食特征和代谢特点与国外人种存在一定差异,直接借用国外资料作为依据必然会出现一定的偏差。
为此,我们需应用风险评估和循证营养学的方法,有计划地开展人群营养素需要量的相关基础研究,探讨营养素与健康的关系,并建立能够反映人体营养素水平与机能的敏感指标和方法。
同时,将慢性病预防与膳食营养素摄入的关系,及植物食物成分的研究成果纳入膳食营养素摄入量研究。
3.2.2.2食物成分数据库有待扩充及完善
食物成分数据是一个国家了解人群营养状况、评价膳食营养质量、设计和实施营养改善计划必需的基础资料,也是农业、食品工业、商业等部门发展食物生产及加工、优化和改进国民食物结构的重要依据。
目前的FCD多数为10~20年前的检测结果数据,而且涉及的食物品种有限。
随着食品生产及加工技术的发展,与过去同样品种的原型食物和同样名称的加工食品,其成分也会发生很大改变。
而新型食物的快速发展(遗传育种、国外进口、特殊膳食用食品和转基因食品等)同样亟需补充相关的成分数据。
因此,亟待大力扩充完善现有FCD库中的食物种类数量、补充基本信息描述、建立新型成分分析方法及相应单体数据库(膳食纤维、植酸、保健食品的功效成分和新型植物营养化学物),并对主要食物品种的成分信息进行定期监测和更新。
随着WHO的食物安全观念的提出,即保障人类安全充足的食物供给,国际食物成分数据联盟首次建立了食物生物多样性数据库,以保护同一食物不同亚种和野生种的成分信息。
这一举措得到欧盟、澳洲、东南亚等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响应。
我国地域辽阔,物种资源丰富,因此也应跟上国际步伐建立我国的食物多样性数据库。
3.2.2.3需全面构建完整综合的营养监测体系
完整的营养监测体系包括人群营养监测和食物营养监测两个方面。
目前,我国人群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和监测工作已开展多年。
上述两部分监测工作在国家营养监测体系中密不可分,其监测数据的有机整合才能为农业生产、食品加工业,以及准确了解我国居民食物消费和健康状况提供重要的基础数据。
但该体系目前存在以下问题:
监测的内容和手段需要更新完善随着人们膳食模式和疾病谱的变化,需要及时调整相应的健康状况调查问卷、血生化指标的测定项目;
增加监测的重点食物和特色食品的种类。
另可尝试使用新的调查工具,比如采用平板电脑等电子录入设备,以减少信息录入误差,同时也节约人力。
但尚需验证与传统信息收集方法之间的差异。
检测方法亟需补充完善为了更全面的了解人群营养状况,防控微量营养素的缺乏及营养过剩,亟需补充建立生物样品中相应标记物的分析方法。
随着成分测定新方法和手段的不断出现,同样需要建立和更新某些食物成分以及新扩展成分的测定方法。
监测点需要科学设计、优化整合现有的营养健康状况相关调查存在调查点的重复设置,调查内容交叉重叠,造成资源极大浪费。
需要从国家层面进行科学的顶层设计,优化整合。
我国地域辽阔,各省都有各自特色的饮食文化和地方食物,以及重点食物的全国生产基地。
为了便于监测我国食物成分的变化趋势,应当明确有代表性的食物营养监测点,及其重点的监测食物种类,定期分析其成分的变化。
3.2.2.4缺乏协同科研工作机制,新型营养学科亟需“跨界”合作
当前的食物生产和消费存在着营养不协调、生产结构不能满足营养结构改善需要的问题。
我国优质农产品比重偏低,食品工业发展滞后,产品结构不合理,技术装备总体水平偏低,食品工业值不足农业产值的40%,加工食品消费量仅占食品消费量的30%,与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较大。
除了上述研究领域外,分子营养学的研究、营养相关疾病、食品科学技术的研究等近年也非常活跃。
但既往研究多局限于固有领域,缺乏系统的前瞻性研究,缺乏多学科及专业的联合攻关,缺乏人群队列营养变迁长期观察分析,使得相关研究思路狭窄,缺乏创新,不成规模,难以实现大的突破。
“新营养学”概念的出现,使得营养学不仅是一门生物学,而且是一门社会学和环境科学,是三位一体的综合型学科。
它不仅关注现代营养问题,更加关注未来营养学持续发展的问题;
不仅关注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营养问题,更加关注全球营养问题。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更需将营养学与其他相关学科融合形成新的交叉学科,如营养生态学、营养经济学、营养政策学、营养管理学等。
“新营养学”的研究领域和内容有待进一步扩展,亟待有选择、有计划地组织开展相关研究工作,诸如营养与脑、营养的表观遗传学、肠道菌群研究、重要营养因素的健康功能、疾病胎源营养因素研究、慢性病早期的生物标志物探索、营养问题干预手段预研等。
新营养学的“跨界”合作,有利于进行知识、技术和手段的储备,应对突发事件和未来的营养问题;
同时为我国营养策略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3.2.3基础研究成果的延伸转化、推广及保障体系尚需完善
上述营养基础工作势必产出很多相关研究成果,通常是新概念、新思想、新方法,表现为科技论文或实验报告。
它们并不是直接的生产力,只有将这些成果延伸转化为具体的应用产品或技术手段,并经过成功的验证推广,解决相关环节问题后,才能产生直接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此外,作为研究的营养干预项目往往可以取得较好的效果,但由于缺乏推广的保障措施及体系,缺乏上升至国家行动计划的多维基础,缺少政策体系、标准体系、技术体系的不断完善和支撑,因此往往在进一步的推广中难以收到预期效益。
目前仍缺乏将一流的科研成果转化为国家干预行动和防控政策的有效机制和保障体系。
3.2.3.1食物强化实际应用技术相对滞后限制了其推广
食物强化是全球公认的经济、有效、易行的针对营养缺乏的改善方法,包括主食强化、辅食强化、调味品强化和婴幼儿食品强化等。
我国目前实施了一些重要的食物强化措施来改善营养缺乏。
但是,由于缺乏相应的应用技术研究,使这些措施的实施效果受到影响。
不能满足各类人群的需要,缺乏“普适性”和“针对性”
我国居民膳食结构、身体素质、营养素消化吸收机制存在显著差异,因此食物强化应基于我国国情设计不同配方。
如针对西部7省神经管畸形发病率高,可给当地的育龄妇女提供叶酸强化的面粉;
针对国民普遍存在的铁摄入不足,可提供含铁的微量营养素强化配方。
推广受到限制
在我国很多地区,尤其是广大农村地区,居民生活所需的相应食品可以自给自足,因此不会从市场上购买商品化的营养强化食品,使强化食品的推广难以达到较高的食用率和覆盖面。
缺乏有效宣传
由于缺乏相应的宣传资料及宣传途径局限,许多老百姓对强化食品存在认识误区,严重制约了强化食品的推广。
3.2.3.2贫困农村地区儿童营养包(营养补充剂)的可及性和可行性问题
针对贫困农村5岁以下儿童研制适于家庭使用的“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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